从魏征谈起----关于修特莱的一些想法
shshd(feif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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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兹·冯·修特莱是我相当欣赏的一个银英人物，我对他的好感度甚至超过罗严克拉姆阵营中的大多数提督，原因不一而足，其中之一，便是我从他的身上看到了中国唐代名臣魏征的影子。
说魏征是修特莱的原形显然太夸张了，然而出自于田中芳树这样一位对中国隋唐历史极感兴趣且相当熟悉的作者笔下，修特莱身上那些与魏征重合的部分实在很难令我视为纯粹巧合，不管是有意为之还是下意识的结果，我觉得作者在创造这一人物时很可能借鉴了魏征的某些事迹。 修特莱令我联想到魏征的，首先是他的“忠诚观”。 在银英中，他出场时的身份是布朗胥百克家臣。说来银英中极少出现太过日本化的东西，“家臣”的存在可算是个异类----很明显，银英中的“家臣”非常类似于日本历史上的家臣武士，是一种日本文化独有的存在。 田中芳树为什么要把“家臣”安排进银英？(由于高登巴姆王朝的体制和封建时代的日本有很大不同，家臣存在于这一体制下其实是有些牵强的)个人推测，作者可能想借此拓展作品对“忠诚”的这一话题的思考和探讨----银英中涉及了五花八门的忠诚观，而作者虽然在其间表现出了倾向性，却并不轻易下肯定或否定的结论，而是留给读者充分的比较、思考的空间。那么，作为一位日本作者，把本土文化中的相关元素也引入这五花八门的观念展示当中，作为被思考和探讨的对象之一，也是合情合理的吧！ 日本武士与西方骑士有相似之处，这种相似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对统治者而言他们是仆从，对民众而言他们是贵族。但日本的武士家臣从出生之日起就背负着比骑士沉重得多的枷锁：他们是寄生于统治者的阶层，主君是他们的衣食父母，由于世袭关系，他们除生命之外所得到的一切，无论经济来源还是社会地位都，来直接来自于主君的赐与，“生我者父母，养我者主君”，正是这样的依附关系给家臣套上了“忠诚”的枷锁---别的都可以选，只有父母不能选。 罗严塔尔可以凭自己的判断去选择值得效忠的盟主，法伦海特可以对身为盟主的布朗胥百克掷地有声地放言“从一开始，公爵和下官之间就是同志和盟友，而非主从关系。虽然身份有所差别，但同为银河帝国的朝臣”，更可以坦然以“我是银河帝国的军人，既然阁下已掌握了帝国的军权，我理当跟随你”来回应莱因哈特，身为家臣者于道义上却没有这样的立场，这是“家臣”之忠诚的出发点与一般人的最大不同，而正是基于这一出发点，作者用三位人物代表了三种忠诚观，在作品中隐隐做了比较。 这三个人，就是布朗胥百克的三位家臣：菲尔纳，安森巴哈，修特莱。 菲尔纳是最先亮出其忠诚观的一个，他的忠诚观，其实就是“不讲忠诚”：他之背叛布朗胥克既不是出于理念分歧而“弃暗投明”，也不是因为主君先做了什么对不起他的事而忍无可忍----未经主君许可擅自行动，惹出祸来后一走了之，然后直接跑到主君死对头那里宣布改弦易辄，如此行为再怎么冠冕地解释，也很难被冠以“忠诚”之名吧！ 在这方面，杨舰队里也有一个和菲尔纳不相上下的人物，那就是巴格达胥。巴格达胥的一句“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才真正道出了这一类人奉行的行为信条，至于菲尔钠在莱因哈特面前的巧言辩解，于后者看来不过是“厚颜”的虚饰罢了。 菲尔纳和巴格达胥的忠诚观在“春秋无义战”的日本战国时代是相当普遍的，而不讲忠诚的他们能在各自阵营得到信赖和重用，一是因为他们有着出类拔萃甚至不可取代的能力，二是因为他们的追随对象自信能够驾驭他们。杨和尤里安合演的那一出收服巴格达胥的好戏为我们诠释了什么叫“以术驭之”，而对人忠诚度要求很高的奥贝斯坦，应该是深信菲尔纳想要的东西完全可以、并且只能从罗严克拉姆阵营获得，才会对他无所忌讳。如果换种环境，出现还有第二个阵营可能给予菲尔纳和罗严克拉姆阵营相仿的条件，那他可能就不再是奥贝斯坦的亲信，而是后者第一个要剪除的隐患了。(前提当然是奥贝斯坦仍然认为罗严克拉姆阵营是实现他的理想的最佳媒介) 和菲尔纳刚好相反的，安森巴哈的忠诚就是一种典型的“愚忠”。 需要多解释两句的是，我说安森巴哈愚忠并不是批评他没能“顺应历史潮流”“弃暗投明”，在我看来这只是他坚守忠诚的表现，跟愚不愚没有关系。 我所谓的愚忠，指的是他用来贯彻“忠”之理念时所选择的手段方法缺乏智慧----尽管他是一个在政治上相当有见识的人。 具体说来，对安森巴哈来说，他的“忠诚”是以什么为优先，以什么为底线的呢？ 如果说，是以服从为优先，也就是说不管多么激烈地反对主君的做法，到最后都会以服从的方式来恪守忠诚，那么，他最后强迫主君服毒的做法，就彻底越过了这个底线。 如果说，是以保全主君的声誉、地位、财产或者其他为优先----在小说中安森巴哈最重视的似乎是主君的尊严吧，必要时即使违背主君意志、即使杀死主君也要坚守这个立场，那么，有了这种觉悟的安森巴哈，就应该不惜一切代价阻止威斯塔朗特事件的发生----哪怕是杀死布朗胥百克！ 从小说前后的描写看，安森巴哈从一开始就很清楚威斯塔朗特事件的严重后果，清楚它不但会给整个大贵族阵营带来毁灭性的打击，而且会让主君身败名裂，甚至连在大贵族内部都声名扫地。(如果说莱因哈特不救援威斯塔朗特的是非功过在不同正义观的持有者中还会引起争议，那么布朗胥百克的行为在任何一种正义观----哪怕是大贵族社会的正义观下都不可得到认同)与其等到那一天来临再杀死主君，为何不当机立断阻止一切？同样是死，布朗胥百克那时候死了，他在历史上的名声会好听得多，甚至于他的家族和大贵族阵营乃至整个旧秩序也都还有一线生机。安森巴哈预见到了一切，却没有尽力阻止，直到一切都已无可挽回时才出手，不是太迟了么？ 也许有人会说，安森巴哈是为给布朗胥百克报仇才杀死他。问题是布朗胥百克在最后关头表示出对他而言多活几天比什么尊严、复仇都更重要，那么，强迫主君放弃那个重要的东西而把自己认为重要的东西强加给主君，这究竟对主君忠诚呢，还是只是出于自我的执念呢？至于如果有人说，安森巴哈为的是布朗胥百克家名的尊严，那么，如上一段所说的，他该做的是阻止威斯塔朗特事件，因为复仇对于一个家名来说没有意义，布朗胥百克家名上的耻辱不会因为复仇的成功而得以洗刷。 不论以哪一种观念来衡量，安森巴哈的尽忠都贯彻始终的逻辑一贯性，都存在难以自圆其说的矛盾。 非但如此，安森巴哈的复仇只会使主君及其家族遭受的耻辱加重！因为即使他真的成功了，也只能让千百万人更加唾骂这个家族，而人们在感慨于安森巴哈在复仇过程中表现出的智勇和忠义的同时，只会更加鄙夷和轻视布朗胥百克，更加贬低其价值----就如莱因哈特那样，认为“不论是安森巴哈或是修特莱，他都未能善用这些有能的人材，而在极尽虚荣和骄傲的最后悲惨地死去，实是一个令人唾弃的男子。” 到最后，布朗胥百克失去了地位，失去了名声，也失去他所非常渴望的哪怕多活几天的机会，不管行刺成功与否，利益并不归于布朗胥百克，被成全的只是安森巴哈一个人的“忠义”之名罢了。 如果这就是安森巴哈要结果，那么他并不是真正的忠诚者，他只是沽名钓誉而已。 但从种种迹象来看，安森巴哈又确实是一直在为主君着想，从没为自己谋划过什么。 我以为，这就是愚忠。一种献出全部忠诚却得到和自己初衷背道而驰的结果的忠诚。 而安森巴哈的“愚”，恰恰反衬出修特莱的“智”。 当莱因哈特对修特莱的勇气表示欣赏，愿意成全他的忠诚，让他回布朗胥百克身边继续尽忠时，修特莱出人意料地拒绝了。 “如果我安然无事的离开奥丁，回到布朗胥百克公爵那儿，主公也不会高兴的。他一定会怀疑我，认为我与阁下串通好之后才得以释放回来。甚至还有可能被他逮捕入狱或处以死刑。” 修特莱不是贪生怕死之辈，他在被捕之后没有一丝一毫的卑躬屈膝，他也不是贪恋权势地位之人，所以当莱因哈特邀请他加入麾下时，被他以“我不能够这么没有本心忘恩负义，也不希望今日的主君变成明日的敌人”为由拒绝了。但是，他却没有追到布朗胥百克身边去继续“效忠”，这正是他的智慧的体现。 修特莱一方面贯坚守着对主君的道义，一方面又对主君----又或是整个大贵族集团的弱点看得十分清楚。后来布朗胥百克对奥夫雷沙的处置，充分印证了修特莱的先见之明。 假如修特莱当时回到布朗胥百克身边，结果恐怕也和奥夫雷沙事件相仿----布朗胥百克非但不会接受他的忠诚，还会对他加以逮捕或处死，然后，相信这一切的人会觉得连修特莱这么忠诚的人都背叛了而产生动摇，不相信这一切的人会对布朗胥百克的猜忌感到失望乃至自危，同样会产生动摇。而在真相大白之后，人们会象认可安森巴哈的忠诚一样认可修特莱的忠诚，然而布朗胥百克的立场和名声却只会因此受损而无从得益----正如安森巴哈行刺的结果。 并不贪生怕死的修特莱宁可被不知情者怀疑他的忠诚度，也不愿为了表现所谓的忠诚而做出实质上必定伤害主君利益的事，他的选择对于他所效忠的对象而言才是最有利的，而这样的心思明澈，是他智慧的体现，也是他的忠诚观的体现。 安森巴哈和修特莱的两种尽忠方式，使我想起魏征在唐太宗面前有过的一段著名的“忠臣”“良臣”之辩，史书中是这样记载的： “徵(注：即魏征)入奏曰：“臣闻君臣协契，义同一体。不存公道，唯事形迹若君臣上下，同遵此路，则邦之兴丧，或未可知。”帝瞿然改容曰：“吾已悔之。”徵再拜曰：“愿陛下使臣为良臣，勿使臣为忠臣。”帝曰：“忠、良有异乎？”徵曰：“良臣，稷、契、咎陶是也。忠臣，龙逢、比干是也。良臣使身获美名，君受显号，子孙传世，福禄无疆。忠臣身受诛夷，君陷大恶，家国并丧，空有其名。以此而言，相去远矣。”帝深纳其言，赐绢五百匹。” 其实，“忠臣”“良臣”的文字之辨不过是魏征为了让太宗留意他接下来的一段话而使用的噱头而已。如果把这段话的精神(注意不是细节而是精神)和银英做个比照，赫然可见安森巴哈就是魏征所说的“忠臣”一类，而修特莱就是魏征所说的、其本身所愿为的“良臣”了。当然，国之兴衰非决于一端，安森巴哈或修特莱个人也不可能倒倾历史的天平，但是前者未能阻止，甚至加剧了“君陷大恶”，空令自身“有其(忠义)名”，而后者却有意识地避免了因为自己的行为造成这种局面，且在更后来更表现出“良臣”之资。 曾经读过一篇文章，谈到修特莱是有“入世的智慧”的人，身为被忠诚枷锁所绑缚的家臣，而能在坚守道义立场的同时贯彻如此通达透彻的忠诚之道，的确称得上是种智慧。 修特莱第二处令我联想到魏征的，是务实之风与堂堂气概在这个人物身上的完美结合。 唐太宗为秦王，与太子李建成争夺储位，其时魏征为东宫太子洗马，因担心秦王声誉日隆，危及太子，曾劝太子先下手为强，除去秦王。因此“玄武门之变”后，太宗召问魏征，“你为何离间我们兄弟？”魏征答曰：“皇太子若从我言，必无今日之祸！”而太宗欣赏魏征的才干和风骨，非但没有加罪，反而将其留在身边，加以重用，于是成就了历史上一段“明君良臣”的典范。 将这段历史与修特莱的经历对比，你是否觉得两者很象呢？ 魏征是东宫的谋士，修特莱是布朗胥百克家臣，莱因哈特与布朗胥百克是争夺帝国政治主导权的死对头，而秦王与太子一个是天纵英才、功勋卓著、声望极高的青年俊杰，一个是得到传统、正统秩序认可支持的权力继承人，魏征劝太子阴谋图害秦王，修特莱劝布朗胥百克暗杀莱因哈特，而修特莱在回答莱因哈特提出的“你为什么要劝他这么做”的问题时，那句““让你好好活着，迟早都会发生和今天一样的事情，如果我的主君有决断力能够采纳我的提议的话，现在铐上手铐的人不是我，而是你吧！这对布朗胥百克公爵家和高登巴姆王朝而言，都是一大遗憾！”，更简直就是魏征答唐太宗之言的翻版和演绎！ 就结果而言，魏征成了唐太宗的重臣，修特莱城了莱因哈特的亲信，把一个曾经是自己死对头的死党，而且曾经教唆谋害自己的人留在身边，无论在太宗时代还是莱因哈特时代都是一个大胆到足以令许多人咋舌的决定，然而也正是这样的器量不仅为当事人赢得了值得信赖的人材，也为他们延揽更多人材创造了更好的条件。此外，连昔日太子死党的魏征都对太宗死心塌地，这不正证明太宗是众望所归的皇位继承人么？连昔日对布朗胥百克忠心耿耿、甚至不惜令自己名声受污也要进言暗杀莱因哈特的修特莱都转而成为莱因哈特的亲信，这不正体现了莱因哈特的价值么？两人的最终选择及其政治上的意义，也都具有相当的相似性。(当然，修特莱投效莱因哈特之前还有一段曲折，但那是因为当时布朗胥百克还活着且正与莱因哈特为敌，而魏征投效唐太宗是在李建成死后，在不曾与故主为敌这一点上二者还是相同的) 作为一位熟悉和喜爱隋唐历史的作者，虽不能肯定田中芳树在写修特莱和莱因哈特的关系时刻意套用了魏征和唐太宗故事，但我相信他多少受了一些影响吧！ 魏征建议太子谋害兄弟，修特莱劝布朗胥百克进行暗杀，以道德观念衡量，都够卑劣的了。 然而，权力的斗争原本就是肮脏的，虽然“玄武门之变”该如何评价和“威斯塔朗特”该如何评价一样引得人们众说纷纭，然而毫无疑问，“玄武门之变”充分出显示那是一场你死我活的争斗，在那样的争斗中，没有亲情道义可讲，而“威斯塔朗特”更证明莱因哈特为了赢得争斗的胜利，必要时也绝不吝于使出和他的对手同等卑劣，甚至更为卑劣的手段。 这使我想起清史专家冯尔康评价雍正夺嫡时所说过的话----不管是谁最后登上皇位，方法都不光彩，手段都不干净，雍正不能独免，也不是唯一。(大意) 我所欣赏的，是这两人在事后不推卸责任，不找借口的敢做敢当。(所谓教唆，如果矢口否认也多半无可对质吧) ----“进行这种毫无意义的战争，老百姓会很痛苦，虽然杀了你会有损我的名誉，但我想会对人民好一些！” 这是修特莱在莱因哈特面前的坦然应对。魏征没有对太宗说这样的话，又或许他曾说过，只是被史料抹去了，但是，从魏征后来的为人看，绝非一个贪图名利，计较一己进退的人。因此，他那样对太子建言，除了报答太子的礼遇之外，应该也是担心储位之争愈演愈烈，以致危害社稷，动摇国本吧！ 他们的手段是卑劣的，但人格并不低下，他们的气质是堂堂正正的，但心态绝不天真。他们爱惜名誉，但宁愿出于责任心将其牺牲，他们不惧怕死亡，但不会无谓地舍弃生命。 曾经主张过那样的阴谋的两个人，我从他们身上感受到的却是坦荡。 修特莱令我联想到魏征的第三处，是他的“进谏”。 魏征的进谏，在历史上是出名的，以名气和影响力而言，说他是千古第一谏臣也不为过。 作为一名副官，修特莱在进谏方面当然不可能、也不应该表现得如魏征那样突出，而且作为配角中的配角，作者分配给他的笔墨也非常有限。 尽管如此，这有限的几次进谏仍然给我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 修特莱在书中的第一次进谏是对布朗胥百克，他是第一个劝说布朗胥百克不要和莱因哈特进行正面战争的人。虽然他所提出的“暗杀”建议令布朗胥百克一听之下即勃然大怒，但他还是迎着主君的怒火，竭力进行进一步的劝说： “虽然难以启齿，但我还是要说。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侯爵的确是用兵的天才，就算我们最后能获胜，也会造成莫大的牺牲，并将全国卷进战火，连累广大人民。公爵，请您三思！” 这次进谏，也是修特莱在全书中的第一次登场，虽然出的不是什么光彩主意，而且进谏也以失败告终，但是这份勇气与用心已经令我眼前一亮。 修特莱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次进谏，是杨威利被暗杀后，他劝莱因哈特早日结婚的谏言。 首先，修特莱在这次进谏中显示出了一定技巧----他没有一上来就明白地劝莱因哈特结婚，而是借舒坦梅兹情人的事，引出这个话题。 修特莱让莱因哈特知道，舒坦梅兹有一位交往了五年的情人，却一直没有结婚。莱因哈特很自然地感到好奇，问为什么没有结婚呢？ 于是修特莱顺水推舟地回答，因为舒坦梅兹说了，陛下的统一大业未完成之前，身为臣下的人也不愿经营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庭。 这正是所谓的“功其无备”了----莱因哈特突然被告知他得为臣下的单身以及有情人不能成为眷属负责。 趁着这个情绪上的动摇，修特莱又进一步加大主君的罪恶感，以便使其更加动摇： “如果陛下一直单身的话，那么臣下起而仿效也是很自然的事情。陛下是不是这样子认为呢？” 之前玛林道夫和奥贝斯坦都曾就相同问题对莱因哈特做过进言，但是话题都没继续下去，前者被一句“言下所表现出的拒绝却是比言辞本身更坚定一万倍”的话给挡回去了，后者则转移了话题的重点。但是修特莱这一次，因为题目做得很大(对莱因哈特来说是这样，也可看出修特莱对莱因哈特相当了解，起码能看到他“精明务实的野心家”背后的东西)，所以莱因哈特不能不认真对待，也可以说修特莱是用这个“大题目”把莱因哈特内心的真实想法引出来了(之前只对希尔德表白过)： “如果朕死了没有留下血亲的话，那么不管是朕的臣下也好，是其他任何人都好，只要有实力便可以即王位，朕一直是这样的一种相法。朕虽然征服了全宇宙，但是朕的子孙如果既无实力也没有名望的话，那么就没有理由让他继承朕所征服的宇宙。” 劝皇帝结婚，是一个很微妙也很敏感的话题，因为它介于“公私”之间，所以进谏者也处在“有立场关心社稷安泰”和“没立场干涉皇帝私生活”的临界立场上，而莱因哈特这段话，其实是从“公”的立场上反驳了修特莱的谏言，这套立论很难反驳，但是认可了它，修特莱也就失去继续进谏的立场了。然而， “修特莱此时毅然决然地直视着这位年轻的皇帝说： “臣下自知有逾越本分之处，但仍得要再度进言。请陛下早日成婚，以维护皇统存续之安泰。唯此乃帝国全体臣民之宿愿！” 虽然你的话有道理，但是我代表的是“帝国全体臣民之宿愿”，责任所在，就算逾份我也要说。 莱因哈特当然不是被人拿大帽子吓大的，马上来了一句相当辛辣的讽刺： “然后把吉斯穆特疾愚帝或像奥古斯都流血帝那样的子孙留诸后世吗？这真可说是一种丰功伟业哪。” 面对皇帝的辛辣和讥讽，修特莱仍然无所动摇，而且回应得针锋相对： “如果能够把像马克西米利安·由谢夫睛眼帝或者像曼夫瑞亡命帝那样的子孙留下来的话，不是很好吗？罗严克拉姆王朝的德政，也只有在永续经营的情况下，才能够发挥它真正的价值。能够用法律来保障其永远存续是最好的。因为如果不断有霸者轮番交替的话，那么不但流血事件会一再重演，而且也没有办法保持政策的持续性。无论如何请陛下三思。” 莱因哈特身边的进谏者很多，奥贝斯坦、希尔德、玛林道夫伯爵、古尔克(新任工部尚书)、米达麦亚、罗严塔尔、缪拉……都曾经对他提出过谏言，但是象修特莱这样不依不绕，契而不舍，追着本身也极有主见的莱因哈特非谏出个所以然不可来的情况却相当罕见(印象中只有奥贝斯坦对吉尔菲艾斯的第二人问题有过这种执著) ，而修特莱就是以这种执著逼出了莱因哈特一句虽不情愿但也“并不是完全心不在焉的”的承诺： “朕已经深深地了解你的忠言了。朕会放在心上的。” 书中写到： “莱因哈特在修特莱退下之后，确实有一种被解放了的感觉。 ” 在那么多进谏者的那么多次进言中，能让莱因哈特感受到无可回避的压力，以致在进谏者退下后产生“被解放了”的感觉的例子，也是极罕有的。 这种“被解放”的感觉，让我想起了又一段魏征和唐太宗的史事。 据《资治通鉴》记载，有一次唐太宗得了一只很喜欢的鹞子，拿在手上把玩，忽然看见魏征来了，赶紧把鹞子藏进袖子里。结果魏征也不知道是不是存心的，奏事奏个没完没了，等他走了太宗取出鹞子，发现已经闷死了。 唐太宗为什么把鹞子藏起来？毫无疑问，他怕魏征说他玩物丧志，为了省去听他那番谏言，所以不敢让魏征看见。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当魏征终于结束奏事告退出去的时候，太宗那种被解放了的感觉，与修特莱退下后莱因哈特的如释重负如出一辙。 在不凭借其他手段，仅以谏言本身让君主感受到压力，但又无无法回避的谏臣，是谏臣中的极品。 而对于进谏者本身而言，其所承受的压力，多数情况下比加诸于君主身上的更大得多。 尤其是像是“玩物”“结婚”这类问题，原本都是君主的私事，魏征可能的进谏(起码唐太宗认为他肯定会谏)和修特莱的进谏都是出于“虽然这是私事，但也关系到国家”的立场。然而一方面，在专制政治下，可以说“君王无私情”，君主的一举一动都可能关系到很多人的祸福，所以君主有义务接受“私情”的监督，臣下也有义务进行这样的监督，但在另一方面，这类问题的“大义名份”又不似一般军事政治决策那么稳固昭然，它作为“义务”被不被认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君主本人，进谏者稍有不慎，极易引起君主的反感甚至将其触怒。 所以，这种性质的进谏，无论对纳谏者的器量还是进谏者的勇气都是一种挑战。《银英》中写修特莱进谏的次数虽不多，但单凭这样一次谏言，也足可见其“谏臣风范”了。而煌煌大唐，也正因为有能容纳魏征这样的谔谔之臣的器量，才能匡失正缪，继往开来，开创出一个傲视世界的泱泱之国与繁华盛世，流传下一段段脍炙人口的千秋佳话。 谈到修特莱的进谏，还有一次进言是不得不提的，这就是他在“巴米利恩会战”中的进言---- “帝国军目前似乎只能勉强撑着崩塌之前的身躯，就像被落雷猛击的大树一样摇摇欲倒。 莱因哈特的高级副官修特莱少将走到年轻主君面前，被称为最具诚实理性的他，在面对败局之时，仍然以下了最佳决断的表情进言：“阁下，太空梭已经准备好，请您下决心逃脱……” 回望着副官的莱因哈特，眼中泛着冷冷的光，冰蓝色的眼眸在这个时候美得让看的人为之窒息。 “别做越份的事，我从来没有学过在非必要的时候逃亡的战法。难道有懦夫成为最后的胜利者的例子吗？” “容下官冒犯。就算逃离这个战场也不意味着败北啊！我们还可以集合各提督的兵力，再重新进行复仇之战。” 金发年轻人悍然拒绝。这个时候他似乎已经忘了前几天教导少年艾密尔时，自己所说的话了。 “如果我在这里被杨威利杀了，就表示我只有这种程度而已。什么银河系宇宙的霸者！那些为我战死的人一定会在天上或地下嘲笑我，你们要让我成为别人的笑柄吗？” “阁下，请不要如此轻忽您宝贵的生命，请您把希望寄望在下一次的东山再起，现在请务必离开这里。” 有着黄玉色眼珠的亲卫队长奇斯里上校哀求似地说道。然而，莱因哈特白晰的脸如瓷器般静谧刚硬，拒绝了这个请求。 劝也劝了，求也求了，但是莱因哈特依然无动于衷，于是“修特莱的视线投向奇斯里的脸上，他以眼神唆使着“就算暂时违抗主君的意志，也务必把他带离旗舰！”！ 修特莱这一次的进谏，和他教唆奇斯里的决心，使我忍不住再次将他和菲尔纳、安森巴哈做比较：菲尔纳的擅做主张让人觉得他过份自我，撇开身为家臣的立场不论，以部下而言也缺乏对上级必要的尊重，而安森巴哈的决心却下得太迟了，以致原本可能挽回(不论是威斯塔朗特事件本身还是布朗胥百克名声甚至是大贵族阵营的迅速瓦解)的机会也失去了，而修特莱在主君因为任性而无法做出理性判断的时刻，断然决心违背主君的意志，却是最为正确的时机，无论他的忠诚还是智慧，都可以从这个决心中体现出来。 唐太宗有诗云：“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巴米利恩会战”使莱因哈特阵营陷入了空前危机，正是这危机令阵营中三个过去不太显眼的人物突显出了他们的价值----他们分别是希尔德，缪拉，修特莱。不是每个人单凭自己的力量就能左右一切的，但在关键时刻能够不留遗憾地发挥自身价值的人，是真正可靠的力量。如果说莱因哈特赏修特莱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看中了他的坦诚无畏，那么像“巴米利恩会战”这样的时刻，便正是最需要修特莱发挥其“坦诚无畏”价值的时候。虽然缪拉舰队早到一步，使莱因哈特“得以免去狼狈逃命”(原文)，但这并不抹煞修特莱的价值(如果我们不单是以结果论英雄的话)，因为假如缪拉舰队没有刚好在那个时刻出现，而是晚了一些到达，那么，修特莱的决心就会成为守护银河帝国未来的最后堡垒，也是让希尔德的计谋有机会成功的首要前提。而不管莱因哈特本身在感情上能否接受，这是修特莱对于他所给予的信赖、倚重的最大回报， “公家之利，知无不为，宁可虑身，不可废国家大计……主上既以国士见待，安可不以国士报之乎？” 一为顾全国家大计，二为报答知遇之恩，魏征这段话，道出了他不计个人得失进退，在某些时候毅然承担起超过官职赋予他的“义务”的责任的初衷----相信这也是修特莱的初衷。而其中最后一句，“主上既以国士见待，安可不以国士报之乎”，更可视为对修特莱那句“阁下大量宽容，敞人无以为报，不肖之身承蒙您如此厚爱，敝人愿将满腔忠诚敬献给您”的绝佳注脚。 当然，魏征先为谏议大夫，后来执掌门下省(审核诏书的部门)，他的职责就是监督皇帝，匡正偏失，而副官的主要职责是辅佐主官，使后者得以更顺利地履行职责，如果老是跟主官唱对台，这副官也就失职得很了。事实上，修特莱对自己的定位也有非常清楚地认识，除了完成事务性的工作之外，他对莱因哈特的进言更多的并非讽谏，而是提供一种常识的参考。例如在爱尔芙莉德引发的事件中提醒莱因哈特“如果轻信谣言而处分功臣的话，恐怕会动摇人心，对自己本身的地位也会带来不良的影响”，在“马尔·亚迪特星域会战”前代表众人提出“陛下不需要亲身从正面和敌人决胜负。只要以一军压制住敌人，然后由本队直逼海尼森就可以把事情解决了”的建议，都不是刻意想导正什么或导向什么，而是让身为“天才”的莱因哈特留意到常识的看法，从而能下更完善的判断，不至有一时的失察和偏缪。 身为天才，在大多数的时刻可能拥有超越常人的杰出判断力，但也就因为思维方式异于常人，偶尔也可能出现忽略常识的错误(毕竟人不是神)，以致“聪明反被聪明误”。魏征说过，“偏听则暗，兼听则明”，所以避免这种状况发生的最好办法就是在天才身边保留一个能够提供常识性意见的人。银英中，在杨和莱因哈特的身边都有这样的角色，前一角色的扮演者就是姆莱，而后一角色，开始是由吉尔菲艾斯扮演的(吉尔菲艾斯本身也是个天才，但他在莱因哈特身边更多时候是抑制自己的天才，去充当一个常识进言者的角色)，吉尔菲艾斯死后，接替这一角色的人就是修特莱。 魏征和修特莱肩负的职责虽然不尽相同，但在一点上他们是共同的，那就是，他们很清楚自己被要求扮演的是怎样一种角色，唐太宗也好，莱因哈特也好，都是深具主见，目标明确的人，他们需要而且欢迎的，是能够协助他们以最佳方式达成心意的辅佐，以及当他们的举措有可能对他们的初衷造成反效果时的阻止(修特莱的角色偏重前者，魏征的角色偏重后者，但是并不绝对，而且殊途同归)。这就要求辅佐者首先必须清楚什么是他们真正需要的，以此作为辅佐的出发点----不是在某一件具体事情上迎合君主，而是以和君主相同的初衷、相似的价值观为出发点去进行独立的思考，再将这种思考的结果反馈到辅佐的行为中。 莱因哈特将修特莱引为亲信，而对奥贝斯坦虽然重用，却始终敬而远之，我想这该是最根本的原因之一吧！奥贝斯坦和莱因哈特的分歧不止是手段上的，他们在初衷和价值观方面都有不小的分歧，尽管两人对彼此矛盾的方面进行了充分调和，使得相互重合的部份在他们的合作中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但是始终不可能做到鱼水交融。而修特莱虽然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可能有和莱因哈特并不一致，甚至南辕北辙的见解，但却有着和莱因哈特相似的初衷与基本价值观，借用原著的话来说，在修特莱之前，莱因哈特的副官换了好几位，却没有一个人能坐得长久，是因为“再也没有人与莱因哈特有共同的心思，而他们也有所顾忌，由于在精神上与莱因哈特欠缺相同的步调，他们的关系往往仅止于单方面的接收或传达命令”，反过来说，能够稳坐莱因哈特首席副官之位的修特莱，便是一个能够了解莱因哈特的初衷，与之有着相同精神步调，而能辅助其更好地实现初衷的人。就这方面的意义而言，与魏征之于唐太宗的意义也是相仿的。(唐太宗知道魏征是一个能帮他更好实现他本身的政治理想的人，所以才会容忍乃至欣赏魏征的直谏) 而莱因哈特会将修特莱引为亲信，以及帝国军提督们虽然都知道修特莱曾经教唆过布朗胥百克用暗杀这样的手段来对付莱因哈特，却从没见有人象对奥贝斯坦那样对他感到反感，也没有人对莱因哈特把这样的人放在左右感到不安或不满的另一个原因，或许是因为他比较有人情味。 修特莱的人情味，从他被捕时的表现就可以看出来。 同样是解释离开主君的原因，菲尔纳对主君的批判是肆无忌惮的，“如果效忠于一个不能知人善任的主君，等于是将宝石丢进污泥中，事实上对社会来说，也是一大损失！”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修特莱并没有一脚将主君踩在脚底下以将自己的选择正义化，他说话时声音里的“充满抑郁”，那一句“他就是如此的人，虽也绝不是愚昧”，以及随之而来的那一口叹气，都让人感觉到他的惋惜之情。尽管布朗胥百克并不能珍惜他，甚至在最后遗弃了他，但他对于追随多年而且身受其恩的主君是有感情的，这种感情并非一朝形势变化就能一笔抹煞。 更有力的证据则是修特莱再次面见莱因哈特时的情形---- “修特莱前来拜访，是碍于亲族的苦苦哀求。这位亲族曾有恩于他，由于这人是贵族，因此，他的财产势必会毫不留情地被全部没收，届时，全家将走投无路。为此，他央求修特莱去向莱因哈特求情，不敢说全部财产，但只要留下一部分就可以了。已经誓言绝不再过问世事的修恃莱，只好强忍着羞辱，在旧敌的面前跪了下来。” 从这段描写中不难看出修特莱的自尊心----“利普休达特战争”结束已经快半年了，他离开布朗胥百克则已经快一年了，布朗胥百克也早死了，一切已经事过境迁，莱因哈特也早就是帝国权力的正统支配者了，但是直到这个时候，修特莱对于在莱因哈特面前下跪仍然有种强烈的羞辱感。 照理说，修特莱既然来找莱因哈特，说明他认为莱因哈特的器量是值得期待甚至相信的。但他应该并不是为了使莱因哈特答应自己的请求才下跪的-----如果莱因哈特认为这个请求值得应允，不需要对方下跪，如果他对这个请求不屑一顾，就算跪下来求他也没有用。莱因哈特并非那种喜欢炫耀权威，爱从别人的苦苦哀求中寻求满足感的人，所以修特莱的羞辱感，当是来自于他对自己“利用”昔日敌人的器量去要求情理之外的恩惠的行为感到的羞愧和耻辱。 ----以一个昔日没有任何交情，却是莱因哈特死敌的亲信，甚至想用暗杀手段去对付莱因哈特，在被宽大地赦免之后，又拒绝了对方的任职邀请，誓言不再过问世事的人来说，他根本就没有任何立场再向莱因哈特提出任何请求----那是接受了死敌给予的特别恩惠，在断然拒绝给予任何回报之后，又一次向对方作出要求，而且还是法外施恩这种不情之请。 修特莱唯有以下跪的方式表示自己并不是毫无廉耻之心地来向莱因哈特的器量做要求的。 可以想见，他是经过了多么激烈的思想斗争才能下定决心来见莱因哈特，以及做出这一跪的举动的。 ----想当初，他受到莱因哈特审问的时候，是何等的高姿态，何等的凛然傲立，没有一丝一毫畏缩状！ 然而为了恩情，他在生死关头都不曾为自己屈下的骄傲的双膝，却在这个时候毅然屈了下去。 大丈夫有所不为，有所必为，修特莱的重情重义最终战胜了他内心最大的羞辱感。无情未必真豪杰，在我看来，这一次下跪非但无损于他的尊严和骄傲，反而令人觉得他不愧是有担当的堂堂之士，不愧为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下跪这种动作，能让人产生美感的情形不多，但是修特莱这一跪，确实让我感受到了美的存在。 相信莱因哈特亦如是。 前文引用过魏征的一句话：“主上既以国士见待，安可不以国士报之乎？” “国士”，是一个相当有份量的词，它不只意味着欣赏和器重，更包含了一份敬意。 莱因哈特对修特莱，除了主君之于臣下的欣赏信赖外，还有没有额外的敬重呢？ 我的答案是肯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