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690号馆文选__special2:关于政治

自由是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保障个人自由，是宪政民主制度的基本目标。同时，自由主义强调，“财产是自由的基本要素”，“如果剥夺了人的财产权，人的自由实际上就 失去了依托，就不得不依附于他人或某种权力关系”；“因为财产权是现代市场经济和 公民社会的基础，也是人的自由和公共秩序的基础；因而完全可以说，财产权是构筑现 代文明大厦的基石”（张祖桦：《宪政民主的基本原则》）。确实，私人产权保障是自由主义理论的一处精髓和重点，自由主义的政治学和经济学也于此处得到贯通。这既是从历史经验中推导出的理性结论，也是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资产阶级自我壮大之必须；在 今天的中国，它同样成为“私产入宪”的理论依据。 　　 　　　　许多财产权制度的鼓吹者喜欢将财产概念抽象化，似乎只要法律上肯定了私有财产，人 人就都拥有了私有财产、拥有了自由保障。但是，可作为“自由之依托”的个人财产不仅仅是抽象的，而且是具体的。只有当财产达到一定数量，才可能起到成为个人“自由之依托”，使个人无须“依附于他人或某种权力关系”的作用。无疑，仅有一间破茅屋、一件破棉袄，不管将其界定得再怎么神圣，也无法托举起个人自由。对于贫困者而言，即使已经存在一种维护个人自由的外在制度，他们可能仍然无法真正享有它；换言之，在一 种有着大量贫困人口的社会，纵然具备了宪政民主的制度形式，很可能也没有多少人能够真正享受这种民主自由。 　　 　　　　从西方政治制度的演进看，事实确实就是如此。西方早期的“民主宪政”，将一定的财产额作为社会成员能否拥有某些个人权利的资格标准。西方社会制度形式上自由民主的扩 展与当时的经济发展、中产阶级群体的扩大是同步的，实质意义上的自由民主更是如此。美国1960年代的民权跃进有其内在必然。 　　 　　　　后发展国家的政治进程也在诠释着这一命题。台湾、南韩等新兴工业国家与亚非拉后发 展国家在政治转型上的巨大差异，直观地说明了这一点。以往论者将后发展国家的这种差 异性表现（例如拉美化的权贵资本主义模式）归因于历史路径、归因于特殊利益集团对政治的操纵。但是，利益集团与民众的博弈在哪个社会都存在；人性的贪婪、权力谋求自我扩张也是普遍事实。如果在同一条件下反覆出现同样的博弈结果，说明这种现象背后必定存在某种规律在起作用，政治腐败和行政低效率只是其副产品。这种规律的作用机制是：在经济不发达、人均收入水平低下、存在大量低收入人群的社会条件下，尽管有着宪政民主的制度安排，但大多数人的个人权利和自由因为缺乏物质性依托而成为徒有其表；为了生存和生活，他们仍然“不得不依附于他人或某种权力关系”；利益集团因而膨胀，垄断着政治权力，所谓自由民主成为他们的专利；对于广大民众来说，先进制度所许诺的自由民主，实际上只是空头支票。 　　 　　　　可以说，在这样的社会争取大众的民主自由，几乎是一场注定了绝望的战斗。这里的关键在于，对于弱势者来说，维持生存是最迫切的需要，财产（即生存所必需的物质条件） 的贫乏成为决定一切的因素，任何制度安排都无法抵消它的决定性作用。何况，市场经济制度决定了社会倾注在解决贫困问题上的资源有其限度；更何况，在这种悬殊的力量对比下，越“民主”的游戏规则，在某种意义上有可能越有利于强势集团。理论上，强势集团可以在各个环节操控一切。因此，自由民主的扩展，只能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高收入人群的增多而缓慢展开。这就是中产阶级被普遍视为宪政民主必要载体的原因。

原文 发表于联合早报网论坛  浏览：625

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5/8/26 2:30: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