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溥仪研究和“溥仪热”——代序 　　 　　溥仪是中国末代皇帝，有三次登极，以及被俘、作为战犯改造，直至最后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传奇经历。以他为视角，能够看清近代中国复辟派的反动政治理想及势力的消长，看清中国封建代表人物与民国官僚和军阀的勾结，以及他们跟帝国主义相互依存的真面目，还可以总结中国共产党人改造世界、改造人的实践活动。因此，溥仪研究已经成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方面。换句话说，溥仪研究对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些重大原则问题，如对中国封建势力的分析，对军阀战争性质的探讨，对帝国主义侵略与占领的策略的解剖，对中国共产党的改造政策的总结等都有现实意义。 　　 　　关于溥仪研究的历史回顾 　　 　　早在本世纪30年代，关于溥仪生平的出版物已经出现。主要有英文版的《紫禁城的黄昏》(庄士敦著)、《亨利溥仪传》(德菱著)，日文版的《满洲国皇帝陛下》(和泉诚一著)、《满洲国皇帝——新帝国创建秘史》(中保与作著)、《满洲国皇帝圣谕》(渡边龙策著)、《扈从访日恭纪》(林出贤次郎著)和中文版的《今上圣德记述纂要》(胡嗣瑗、沈瑞麟、张景惠、林出贤次郎等著)。这些书或是与溥仪有师生、君臣等特殊关系者的回忆录，或是记者、作家的受命应景之作，它们与当时拍摄的《皇帝陛下御访日》、《皇帝陛下到各地御巡狩》以及《溥仪与婉容的后宫生活》等纪录影片，保存了一批资料，留下了时代的印记。 　　 　　1945年8月伪满垮台，不久出了一本名为《裕仁与溥仪》的小册子，站在痛斥汉奸的立场上评说溥仪，属于宣传品。其后又有一本10多万字的《满宫残照记》问世，作者秦翰才曾在抗战胜利之年两度旅居长春，参与“接收”东北，其间在国民党东北行营驻地得见伪宫原存档案，动了写书的念头。遂实地考察了伪满“帝宫”、未建成的杏花村“新宫”基址和般若寺“明贤贵妃”殡宫，并走访了溥仪的懿亲、侍从武官以及伪宫内府官员等。他以此为基础写成的《满宫残照记》，记述溥仪一人一家之事，为后世留下一批珍贵史料。后来，秦所依据的原始资料大多散佚于战火，其书更显得珍贵了。 　　 　　五十年代有位记者曾到抚顺战犯管理所访问溥仪，写了一本访问记，以《末代皇帝传奇》为书名出版。作者潘际垌随即当上了“右派”，现为香港《大公报》副刊主笔。 　　 　　六十年代初，《皇帝溥仪》在日本出版，作者山田清一郎伪满时曾“觐见”溥仪并与其长谈，溥仪囚居苏联时他也到过那里。两三年后《悲剧皇帝溥仪》在英国出版，作者亨利·马克利伯没见过溥仪，也不曾访问或考察，其书并无新资料。 　　 　　1964年3月《我的前半生》在北京出版，并陆续以多种文字向世界发行，一时成为被广泛引用的溥仪经历的权威著作。 　　 　　七十年代初，日本又出版了工藤忠撰写的回忆录。此人清末时跟随陕西巡抚升允，后来到天津留在溥仪身边，伪满期间一直给溥仪当侍卫官长。溥仪在东京法庭作证时，已经返国的工藤忠特意前往旁听。作为溥仪信任的惟一的日本人，他在回忆录中叙述的耳闻目睹的溥仪，是真实的、生动的。 　　 　　此前半个多世纪里，海内外报刊还大量报道了溥仪的生平活动，尽管是片断的、零碎的，毕竟提供了有用的资料。 　　 　　这就是当我踏进溥仪研究这片领域之前的大致情形。其间也有过文学家染指这一题材，如岳骞的《兰花幽梦》和田布衣的《末代皇帝外史》等；也有过艺术家前来北京拍摄溥仪特赦后的生活，如1961年日本人摄制的《皇帝与庶人》和稍后由前东德人摄制的纪录短片等。更应提出的是，中国新闻社还在1963年至1965年间摄制了一部大型彩色纪录片《中国末代皇帝——溥仪》。然而，在六十年代的中国的政治条件下，“溥仪热”是根本谈不到的。 　　 　　从溥仪研究到“溥仪热” 　　 　　这里主要谈近十余年从溥仪研究到“溥仪热”的态势走向以及形成若干热点的内幕。 　　 　　（一）“后半生热” 　　 　　在北京北新桥草原胡同一间阳光很不充足的四合院东厢房里，我惊异地发现了不可思议的情形：在地桌角落里，在收音机旁或斗橱盖上，都看到了写满字迹的笔记本和单张纸片，上面有个熟悉的名字：爱新觉罗·溥仪。 　　 　　原来这正是溥仪遗孀李淑贤的住宅，我以北方某学术杂志编辑的身份，经友人介绍于1979年9月初来采访。 　　 　　“这都是溥仪先生亲笔所写吗?” 　　 　　“是他写的。我常在孤独的时候拿出来翻翻，好像就能见到他了。” 　　 　　李淑贤拉开抽屉，又取出溥仪的日记、信件、发言底稿、会见各国记者谈话记录、以及各种出席证、请柬和家庭影集等一大摞资料让我看。我说，这些原始资料能够反映中国末代皇帝特赦以后的崭新风貌，具有重要价值，应立即着手整理。李淑贤闻此而不胜惋惜地告诉我，以前不知道旧纸片子还有用，大部分已经毁在“文革”初年由溥仪亲自点燃的火堆里了，以后历次搬家又让她丢弃一些，保存至今的几十万字遗稿，仅仅是当作纪念品从火堆中抢救出来的，从“废品”中捡拾回来的。 　　 　　李淑贤女士做了一件有功于历史、有益于国家的好事，我则以普通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身份，在溥仪离世12度春秋以后，最早接触了这批原始状态的珍贵资料，实在幸运。从此，我和李淑贤长期合作，并把溥仪研究这一课题定为终身奋斗的目标。 　　 　　起初，仅拟以《溥仪手稿选编》为书名，对溥仪遗稿加以整理。但逐步发现这些资料足以显示溥仪从特赦到病逝期间许多具有重要意义的场面，于是我又跑了许多档案馆和图书馆，访问了溥杰、杜聿明、董益三等知情人，弄清了溥仪在北京植物园和全国政协的工作实况、溥仪和李淑贤的婚姻和家庭生活、溥仪在全国各地漫游和参观的所见所感、溥仪为祖国统一大业所做的工作，以及溥仪在“文革”中的遭遇、患病和逝世前后的情形。据此同时完成了《溥仪手稿选编》和《溥仪的后半生》两书的编著任务。虽由三言两语说不清楚的原因，两书未能按原计划出版，但两书内容早在1981年已经宣传出去，部分章节也发表了。特别是宋庆龄主办的《中国建设》(即今《现代中国》)，又从这年3月到11月以《皇帝成了公民以后》为名连载，影响很大。 　　 　　几乎与此同时，李淑贤还根据我的建议和我提供的提纲，积累起她与溥仪六度春秋的恋爱和婚后生活经历的素材，这是溥仪生命的最后闪光。接过弥足珍贵的记录原件，我的心中充满感慨，迅速整理，写成《溥仪与我》一书，并于1984年初最先在长春市政协的《长春文史资料》上发表，随即被编入各种文集和数十种报刊，总发行量达数百万份。 　　 　　正在大陆拍摄清宫戏的香港著名导演李翰祥看在眼里，当即找到李淑贤和我，商谈改编电影的签约问题，并邀请我参与编剧、邀请影界明星潘虹和梁家辉主演，摄制完成了《火龙》一片。谈到导拍《火龙》的原因时李翰祥说，从前半生“神的溥仪”到后半生“人的溥仪”，他的意识形态、思想认识和生活习惯到底有了什么变化和不同?这是多么有意思、有趣味的题材!它给人们许多回顾和思考，溥仪实为全世界惟一的、特殊的皇帝。李翰祥要拍的溥仪，是在历史的烈火中燃烧的龙，也是有血有肉充满人情味的人。 　　 　　《火龙》在海内外的公映标志“溥仪热”的第一个“热点”——“后半生热”已经形成。就在这股热潮中，《皇帝成了公民以后》一书中文版、英文版和德文版，从1985年起陆续出版。由李淑贤提供资料、我编著的42万字的《溥仪的后半生》一书，也于1985年7月在《吉林文史资料》上刊出，3年后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 　　 　　到了1995年，我和李淑贤女士再度合作，对《溥仪与我》加以全面修订，不但增添了李淑贤和丈夫溥仪共同生活的许多细节，还新写了溥仪去世后李淑贤作为遗孀而在“文革”十年中以及改革开放新时代里的漫长经历。这本题为《我的丈夫溥仪》的20余万字的新书稿，已经译成日文、泰文和英文，不久将分别在东京、曼谷和纽约问世，从而把溥仪特赦后新的婚姻生活带向世界各地。 　　 　　“后半生热”把一个爱国和进步的溥仪形象树立在中国大地上。人们不再因“专制君主”或“卖国汉奸”而却步了，写溥仪的，演溥仪的，论溥仪的就像开了闸门的洪水，一发而不可收。 　　 　　（二）“后妃热” 　　 　　我的眼界却因接触资料愈来愈多而拓展了，从溥仪与李淑贤的公民婚姻生活，向前跃入溥仪与皇后婉容、皇妃文绣、“贵妃”谭玉龄和“贵人”李玉琴的帝王后宫生活，这最能反映封建王朝的腐朽与没落的生活。而此前一切相关书籍都没有详明记载。于是，我决心为溥仪的四位后妃各写一篇生平传记，定稿后集为《末代皇后和皇妃》一书，交《长春文史资料》和吉林人民出版社于1984年夏秋之际出版，轰动一时。美国加州中华文化活动促进协会来信认为“该书完整地表现出新旧交替社会的历史佐证和日本导演伪满的事实”，“颇具历史价值”。 　　 　　随后，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剧作家张笑天和导演陈家林先后来找我要求改编搬上银幕，我答应了。数月之后，由姜文饰演溥仪、潘虹饰演婉容的《末代皇后》摄制完成。导演陈家林宣称，“要带领观众进入那至尊至圣的皇宫大院，擦去皇后皇妃们的浓妆淡抹，看看她们的愁容和泪水；躲开宫中的轻歌曼舞，去谛听她们的呻吟和呼号”。 　　 　　正如众多的评论者所说，《末代皇后和皇妃》选取了一个特殊角度。它并不正面写日本人利用、玩弄溥仪，而是从后妃们的悲剧着墨，由后宫写御前，由女人写男人，由亡国奴写侵略者。溥仪的后妃们都是从血泪中走过来的，有的疯了，有的跑了，有的死了，也有一个人在新中国改变了命运。她们的悲剧与民族的灾难同步，既由封建道德观念酿成，也是外来侵略势力刺激的结果，当然算不上弱女子的个人悲剧，而是我们民族历史上一幕软弱怯懦、任人宰割的悲剧。 　　 　　“溥仪热”的第二个热点——“后妃热”就这样到来了。作为史学工作者，我的研究并不趋热而动，一如既往，在自己开创的领域里向深层发掘。 　　 　　1987年12月，我执笔撰写的《淑妃文绣》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20万字，依据溥仪以及文绣的亲属，如族兄傅功清、傅功明，族嫂尹秋宜，族侄傅林祥、傅林森等人的回忆口述资料，加上溥仪在天津期间的“行在”大管家——胡嗣瑗的日记资料，并佐以历史档案和文献，直叙文绣的一生史迹。 　　 　　1989年7月，李玉琴口述、我整理并执笔撰写的《中国最后一个“皇妃”》，由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出版，全书38万字，以李玉琴自述的方式，叙说了她在伪宫与溥仪“神仙眷属”的夫妻生活、为溥仪守节10年的血泪辛酸、跟溥仪难舍难分的离婚，以及他们在“文革”前的交往和“文革”中“皇娘造反”的一幕。表现了李玉琴与溥仪由“政治婚姻”而结为夫妇，又因政治而绝情反目这样一段真实而深刻的感情纠葛的历史。著名历史学家罗继祖教授在《博物馆研究》(总第41期)上发表文章给本书以高度评价，他写道：“庆祥同志写了不少有关溥仪的书，我认为这本书是他成功之作。在旧的基础上，加上玉琴的委婉口述，庆祥再用笔把它细细刻画一遍，一直到目前晚年美好的岁月上，证明‘福贵人’真正有福，溥仪的话没有错。” 　　 　　1989年，台湾《传记文学》分两期刊载了我的《末代皇后哀史》一文，编者加了按语：“本文系澳洲墨尔本大学金承艺教授所推荐，原载一九八四年北京《新观察》半月刊廿二、廿三、廿四期。金先生为满洲爱新觉罗氏后裔，也是研究清史专家，他认为本文作者非凭个人回忆，而系参阅多种文献资料后写成。当兹《末代皇帝》被大事铺张、渲染，甚至扭曲之际，本文或许对史学研究提供一些有用的参考。” 　　 　　1991年，我的《末代皇后》一书在日本出版，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印了5次。《产经新闻》、《京都新闻》、《福岛民友》、《西日本新闻》、《历史之旅》、《历史读本》等报刊，纷纷发表消息、评论和作者小传。日本作家林郁在《文艺春秋》上发表评论说：“该书著者王庆祥先生是中国研究溥仪的首席专家。王先生依据从溥仪本人及其近亲者那里收集、记录、整理的大量第一手资料，成功地完成了和电影《末代皇帝》不同角度、不同特色的写实记录。”他认为，这本书“作为填补满洲史欠缺的史实性书籍，很值得一读”，它“从一定角度折现出中国近代史的剧烈演变”。 　　 　　1992年台湾跃升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了《中国最后一个“皇妃”——李玉琴自述》的中文繁体字版本，在海外华人地区发行。与此同时韩文版的《中国末代皇帝溥仪——他的后半生生涯和爱情》，也由韩国电波科学出版社出版了。 　　 　　（三）“伪满宫廷热” 　　 　　当“后妃热”由中国大陆走向世界的时候，“溥仪热”的第三个热点——“伪满宫廷热”早已悄然兴起。 　　 　　开这个头的，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伪满宫廷杂忆》。作者周君适出身清末官宦世家，自幼与溥仪身边重臣陈曾寿的长女订婚，又曾给婉容抄写课本，任过伪满宫内府文书科长，是一位经历颇富的知情人。 　　 　　1985年7月，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了我写的《法庭上的皇帝》一书，记述溥仪在1946年八次出庭，为远东国际军事审判中的被告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等日本甲级战犯作证的经历。该书出版前后曾在香港《大公报》、天津《今晚报》等多种报刊连载，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拍摄的电视连续剧《末代皇帝》第23集即据此改编。 　　 　　1986年2月，我撰写的《伪帝宫内幕》由《长春文史资料》和吉林文史出版社同步出版。该书叙述的史实都发生于溥仪在长春当“康德皇帝”的那个宫廷之内，依据历史见证人访问资料、伪满宫廷档案资料、书刊文献资料和溥仪本人回忆资料，揭开“帝宫”内幕，给伪满洲国那幅血泪斑斑的历史画面曝光。 　　 　　1987年12月，吉林省档案馆编选的《溥仪宫廷活动录》由档案出版社出版。虽然取材局限于伪满宫内府的《宫廷汇报》，多为当年的官样文章，亦可供研究者参考佐证。 　　 　　1989年8月，我撰写的《伴驾生涯》由工人出版社出版，全书27万字，以李国雄先生口述录音资料为基础，核以档案和文献资料，写出李国雄作为溥仪随侍的33年的伴驾生涯和见闻，重点在伪满时期。其间李国雄既是随侍，又出任护卫溥仪的一些职务，他的回忆提供了某些重大历史事件的细节资料，提供了宫廷组织机构、制度、人员以及溥仪的性格和私生活等外人不可能知晓的内幕资料。《博览群书》1990年第8期发表了启程先生的评论文章，他写道：“李国雄先生是溥仪的忠实仆人，贴身随侍，在33年中，李先生还当过溥仪的摄影师、护军队长、仪仗队长，在赤塔和伯力又是溥仪的‘难友’，在哈尔滨和抚顺又是溥仪的同案犯。对此，撰写者声称，口述者具有‘站在特殊的角度，用特定的光圈和速度拍摄下溥仪这个传奇式历史人物波折起伏的一生的特殊地位’。也正因为如此，《伴驾生涯》具有史料价值。李先生这位小人物为史书中增添了颇为丰富的一页。” 　　 　　（四）“全方位的溥仪形象热” 　　 　　关于溥仪的后半生、溥仪的后妃和伪满宫廷等史实的发掘、整理与公布，极大地丰富了溥仪自撰《我的前半生》一书的内容，使溥仪这个人物的形象完整了也鲜活了，为艺术家们全方位地塑造溥仪奠定了基础。“全方位的溥仪形象”即“溥仪热”的第四个热点，代表作就是由世界著名导演贝尔托鲁奇拍摄的《末代皇帝》和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拍摄的28集同名电视连续剧，它们以银幕和荧屏为手段，把全方位的溥仪形象一下子推向全世界各个角落。 　　 　　就在贝尔托鲁奇捧走电影王国最高荣誉——九项奥斯卡大奖之际，《美国之音》评论员客观地谈到了电影《末代皇帝》与我近年撰写的几本书的关系。该片筹拍期间，我就接到了美籍华人电影制片人、现已是好莱坞崭露头角的导演孙小铃女士的来信，当时她正担任《末代皇帝》的顾问，希望与我会面，了解溥仪在伪满宫廷中的生活细节。不久，来了两位剧组的人士。我回答了他们提出的许多问题并提供了若干相关的历史照片。 　　 　　然而，贝尔托鲁奇的溥仪毕竟不是中国的溥仪。这位世界级大导演说，起初他只对清代宫廷感兴趣，逐渐才认识到溥仪的一生是从黑暗走向光明的一次旅行。“他走出昏暗的、令人窒息的宣统皇宫，奔向每天早晨的光明，走向和每个公民一样的日常生活”。导演终于懂得了“溥仪一生中最迷人的部分是改造”。问题在于谁改造了溥仪?贝尔托鲁奇认为，改造溥仪的是自由，仅仅是特赦后的自由人的生活! 　　 　　从这样的观点出发，溥仪在贝尔托鲁奇手里完全变形了：他成了紫禁城里周旋于遗老顽固派包围中的斗士，成了天津外国租界内活跃于酒吧舞场的欧化男士，成了伪满傀儡宫廷中敢和日本人作对的勇士，成了监押战犯中抱定“不自由毋宁死”信条的名士，成了文化浩劫中维护自由的战士，最后得以自由地回到当年登极的地方。 　　 　　同名电视连续剧是中国人拍摄的，确实不像贝尔托鲁奇的溥仪那样背离史实，却没有回答贝尔托鲁奇的挑战，干脆回避了溥仪后半生中那几年光彩照人的生活。 　　 　　作为史学工作者，我希望用事实做出令人信服的回答。 　　 　　1990年8月，我编著的《爱新觉罗·溥仪画传》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选用溥仪生平照片800余幅，按照皇帝时代、改造时代和公民时代三大部分科学编排，附以文字说明，向人们清楚地展示了溥仪从皇帝经由改造而成为公民的真实的一生。这些照片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是时代改造了溥仪，是政策改造了溥仪，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高级干部、基层干部，用耐心而细致的工作启发了溥仪的良知，从而改造了溥仪。一篇题为《集权威性、完整性和艺术性于一体》(载《书讯报》1990年10月15日)的评论认为，这本画传“向人们展示了中国纷繁复杂的时代特征，史料价值极高”。 　　 　　1993年2月，我撰写的《毛泽东周思来与溥仪》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以28万字的篇幅，叙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自“五·四运动”以来对溥仪的评论、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对改造溥仪的关注和自溥仪特赦以来与他的实际交往等他们之间相知、相识、相会的历程，评论了溥仪思想转变的内因和外因，以及毛泽东、周恩来在对压迫者和剥削者改造问题上的理论创造。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顾问廖盖隆，在其为本书撰写的理论性序文中指出：“毛泽东周恩来之所以关注并且直接进行改造溥仪的工作，当然可以说是为了把他们都曾经当过他的臣民的这个末代皇帝改造好。但是他们这样做决不仅仅是为了改造好一个末代皇帝，更重要的是为了解决中国革命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即把数千万过去的压迫者、剥削者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劳动者的问题。” 　　 　　1994年8月台湾中国电视公司录制了题为《中国大陆内幕——末代皇帝溥仪专辑》的4集系列专题片(共80分钟)，同年11月在台湾连续播出。该片以我接受采访，并就溥仪经历中的重大问题加以评论的场面为主线，通过历史照片、新闻记录影片资料以及对历史见证人如溥仪遗孀李淑贤、皇后婉容的胞弟郭布罗·润麒、溥仪的族弟爱新觉罗·溥佐、健在的中国最后一位太监孙耀庭等的采访和遗址实录，概述了溥仪的一生。据我所知，这是台湾拍摄的关于溥仪生平的第一部专题片，收视率很高。 　　 　　1994年10月，由李淑贤提供、我整理注释的《溥仪日记》(日文版)在东京问世了，日本学生社最早推出了这部60万字的溥仪遗稿。该书是溥仪一生中留下的亲笔记录，包括溥仪留居北京紫禁城时期写的反映宫廷读书生活的日记、溥仪寓居天津日本租界时期写的几篇反映政治交往活动的日记、溥仪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改造时期随团赴东北各地参观访问时留下的记录和溥仪特赦后写下的11本日记，这些日记以千真万确的事实，不容置疑地证明了溥仪的转变。研究溥仪这个“世界上的奇迹”这些都是不可逾越的资料。我花费十多年的时间对这部日记作了整理和注释，对日记涉及的1000多位中外人物和众多的历史事件逐一研究，全书注释文字量超过了日记正文的文字量，从某种意义上说，注释溥仪的日记，等于编一部溥仪辞典。 　　 　　该书出版后，日本报刊纷纷发表评论，《末代皇帝的波澜起伏的后半生》(载日本《神奈川新闻》1994年10月16日)、《<溥仪日记>中保存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辛酸的活生生的记录》(载日本《产经新闻》1994年10月17日)、《溥仪亲笔写出的文字——评<溥仪日记>》(载日本《每日新闻》1994年10月17日，作者岩井利夫)、《免于火烧的溥仪后半生的记录》(载日本《东京中日新闻》1994年10月23日，作者大江志乃夫)、《从<溥仪日记>中看到的他的传奇经历》(载日本《产经新闻》1994年10月26日，作者山室信一)等，是其中较有影响的几篇。1994年10月10日《京都新闻》发表的一篇评论中写道：“这部日记是溥仪晚年的妻子李淑贤在‘文革’年代从火堆中救出并保存下来的，资料价值极高，加之中国当代历史学者王庆祥参照其他多种珍贵文献核证汇编，而把溥仪从皇帝到公民的充满波折坎坷的后半生给真实地表现出来了。” 　　 　　1995年10月，日本学生社又出版了我撰写的《溥仪，从战犯到去世》(日文版)一书，该书20万字，侧重叙述并评论了溥仪作为战犯接受改造的过程，以及他作为公民在一生最后年代里所经历的重大事件。 　　 　　1996年4月，日本NTV电视公司来到我国北京和长春等地录制了两集系列电视专题片《中国末代皇帝溥仪》。该片以人性可以改变为主题来表现溥仪的一生，我作为惟一受到邀请的溥仪研究专家，接受了电视采访，并在录制过程中担任现场顾问。这部长达120分钟的专题片，已于1996年6月2日和9日在日本著名电视专栏《你想知道吗?》之下利用黄金段时间播出。据统计，收视率在300集同类专题片中列第6位。 　　 　　1996年6月，李淑贤提供、我整理注释的《爱新觉罗·溥仪日记》中文简体字版本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应该说，这是自1964年3月溥仪先生自著的《我的前半生》一书出版以来，在溥仪研究领域较为重要的事件。正如李淑贤女士所说，这部日记以及由她保存下来的其他几类文字资料，“是中国末代皇帝的最后遗产，也是中国两千年封建制度的专制代表最后被历史埋葬的实证，其政治意义和史料价值难以估量。” 　　 　　（五）“皇族热” 　　 　　答案是明确的：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不仅皇帝被改造了，皇帝的妃子被改造了，连皇帝的族人和仆人都被改造了。当电影和电视演过之后，溥仪研究继续深入，从溥仪旁及皇族，称之为“溥仪热”的第五个热点——“皇族热”，自然也无不可。 　　 　　1985年8月，秦国经的《逊清皇室轶事》由紫禁城出版社出版。该书并非专写皇族，而是根据现存逊清皇室档案及遗物编写的一本杂记，资料可靠，行文严谨，可以作为“皇族热”的启动之篇。不过，此前已有记者访问溥仪家族的若干零散文章问世了。 　　 　　自1988年起，我开始在国内报刊上发表与溥仪有关的皇族中重要人士的文章如《醇贤亲王》、《溥仪的祖母》、《摄政王载沣及其福晋》、《同治和光绪的遗孀们》、《溥仪和最早的伴读毓崇》、《瓜尔佳氏之死》、《从恭王府说到国画大师溥儒和溥仪》、《画家溥伒与溥仪》、《溥仪与溥杰》、《中国末代皇族》等。 　　 　　1991年6月，英国谱系学家托尼·斯特兰德先生专程来华访问我，了解中国清朝皇族及其后裔半个多世纪的演变经历，还特别提出：如果在中国出现东欧那样的政局变化，皇族后裔会不会站出来重振皇权？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拟写《中国末代皇族》一书，以奕譞、载灃、溥仪一系为核心，旁及道光帝位下各支后人，叙说他们在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政治地位和生活风貌，表现皇族成员在历史大变迁中的悲欢离合。 　　 　　近年出版的围绕溥仪家族和清朝皇族的著作有戴明久的《中国末代皇弟溥杰》、船木繁的《末代皇弟溥杰》(战宪斌译)、王世敏、郭招金选编的《溥杰诗词选》、凌冰的《爱新觉罗·载沣》和《爱新觉罗·韫欢》、辛芳据载涛夫人王乃文口述整理的《从皇叔到人民代表》、郑怀义和张建设的《末代皇叔载涛沉浮录》、钱立言的《国舅·驸马·学者——郭布罗·润麒传》、陈宗舜的《我从台湾归来——赵琪璠忆往录》、郭招金的《末代皇朝的子孙》，以及王德恒和冯其利考察并研究清朝宗室王公、公主坟地的文章等，显然已经热了起来。 　　 　　受命协助溥杰执笔撰写回忆录的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职副主任叶祖孚编审，曾于1992年金秋时节前来长春与我会见，并交流了看法。我认为溥仪和溥杰兄弟的命运，最富有代表性地显示了中国最后一个王朝的皇族变迁，而溥杰比乃兄更长久地介入了现代中国，其回忆录也势必作为《我的前半生》的政治续篇走向世界。1994年4月，即在溥杰先生逝世后不久，《溥杰自传》就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了。 　　 　　除了著作，在大陆、香港、新加坡和日本等地还多次搞过“爱新觉罗家族书画展”，显示了皇族后裔的艺术天才。在日本广岛，还成立了一家“爱新美术馆”，专门展出中国爱新觉罗皇族的书画艺术作品，并开展相应的讲座活动。据《爱新美术馆情报》(第10号，1994年2月出版)载，该馆1993年10月7日第32回讲座的题目居然是《溥仪研究专家王庆祥》，令我深感惶惑。 　　 　　八十年代以来，关于溥仪生平、溥仪家族和清朝皇族的出版物骤然增多，文学、影视作品和书画艺术作品也纷纷问世，形成文化界一个又一个热点。有人说这股热是我煽起来的，其实，所谓“皇帝热”也和当前时髦的其他热点，如政治、经济、科技、文学乃至道德各领域内正在争论的理论问题和正在发展的实践问题一样，都是历史解冻后必有的潮流，我不过能较早地投身潮流并泛起一丝涟漪而已。 　　 　　“溥仪热”带来的热门话题 　　 　　话题之一，是关于清宫疑案——“五十年不闻儿啼”的续篇。 　　 　　1861年8月即位的同治皇帝，在1872年10月大婚，时年17岁，娶了嘉顺皇后和慧妃，不久又娶进瑜嫔、珣嫔和瑨贵人。同治死于1875年1月，虽有妻妾5人而未生一子一女。 　　 　　1875年2月即位的光绪皇帝，在1889年2月大婚，时年19岁，同时娶了隆裕皇后、瑾妃和珍妃。光绪死于1908年11月，婚后20年仍未生下一子一女。 　　 　　1908年12月即位的宣统皇帝，到1912年2月退位，上距同治帝登基整整半个世纪。此之谓"50年不闻儿啼”，借言清朝气数尽矣。 　　 　　溥仪在1922年12月大婚，时年17岁，娶进皇后婉容和淑妃文绣，1937年4月又娶“祥贵人”谭玉龄，1943年5月再娶“福贵人”李玉琴，1962年4月以公民身份与李淑贤结婚，前后共有5位妻子。当溥仪于1967年10月病逝时，上距宣统退位恰又是半个世纪，竟还是未能生出一男半女，这作为续篇的“50年不闻儿啼”又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一言以蔽之，同治、光绪和溥仪都有男性病，当然不是遗传的，也不是同一种病。 　　 　　溥仪的五位妻子实际早把谜底揭穿了：婉容因苦闷而吸毒，以至于跟丈夫以外的男人幽会；文绣则因“事帝九载，未蒙一幸，孤衾独抱，愁泪暗流”而离婚，下堂求去；谭玉龄虽然备受溥仪宠爱，也在人前说过“我还不是守活寡”这类的话；李玉琴和溥仪在一起的两年，过的是神仙眷属的生活；李淑贤则声称她从来不曾跟溥仪“同盖一床被子”。 　　 　　那么，溥仪到底患了什么病呢?对此有几种典型的说法： 　　 　　“被害”说。溥仪在伪满宫廷中就跟身边的族侄说过，因为日本人在他的食物中“放了什么东西”，使他失去生殖能力。这是故弄玄虚，因为他在伪满之前的10年婚史中也未能生出孩子来。 　　 　　“同性恋”说。当年就从“内廷”传出这样一些隐秘的故事，说溥仪两性同体，好男色，把自己的随侍当作同性恋的对象。又据熟知溥仪宫廷生活的人说，溥仪在寝宫等处摆设男性裸体模型，而到各地“巡幸”又总是反对年轻貌美的女子在下榻处伺候，实属异常。近年还有医学研究专家对溥仪的性问题进行了“透视”，认为溥仪3岁入宫即脱离了父母的养育，其性心理认同是在宫内形成的，其性别定型的过程，绝大部分是依靠对乳母王焦氏及受阉割的太监们的行为方式，进行观察和模仿而得到间接强化，总之是在完全没有真正男性的情况下完成的，于是溥仪的性心理正常发育受挫，性别定型女性化，进入青春期后必然对女性无动于衷而产生性心理变态，成为同性恋者。 　　 　　“神仙眷属”说。溥仪信佛，对贴身随侍等管教甚严，让他们“过白骨关”。他说，无论看上去多么美好的女人，将来都是一具骷髅，绝不可接近。即使结为夫妻，也应保持“神仙眷属”的“高雅”的关系，而不可有人间那种“庸俗而频繁”的男女两性关系。 　　 　　诸多说法归根到底是一回事：溥仪已经丧失了健康男子应有的正常夫妻生活。 　　 　　溥仪发育较早，自少年时代起就在太监的诱惑下，靠春药支持频繁与众多宫女做爱，以致伤身损阳，到17岁大婚时，其先天并无缺憾的性能力已被腐朽的宫廷生活吞噬了。 　　 　　对于一个负有延续大清皇统责任的“天子”来说，这是奇耻大辱，无论如何不能启齿外泄。然而，溥仪又不能不面对自己没有生殖能力这一客观事实，乃于秘密治疗的同时，又尽量掩盖真相。 　　 　　年轻时溥仪就注射男性荷尔蒙激素，中年以后依然无时或离。然而，他连病因、病况都不肯告人，仅凭感觉派人购药，命族侄定时注射，故疗效不佳。直到特赦后检查身体，他才说出“阳痿”病史，却已病入膏盲，不久便尿血，以至发展为肾癌、尿毒症，被夺去尚未衰老的生命。 　　 　　溥仪吃亏在于掩盖真相，因为这势必耽误治疗，使痊愈的希望破灭了。可悲的是，他还要隐瞒包括妻妾和亲属在内的人们。例如在治疗中，他宁可把亲信随侍、甚至裸体模型作为试验对象，也不愿直接试验在妻妾身上，这就不必为伴随失败而来的后果担心了，并令可怜的女人们永远生活在神秘的纱幕后面，为了若明若暗的明天、或隐或现的未来而苦守今宵，把美好青春消磨在不知不觉之中。 　　 　　话题之二，是溥仪遗孀李淑贤受到诸案缠身的困扰，难以解脱。 　　 　　《我的前半生》版权纠纷居诸案之首。该书自1964年3月由群众出版社出版以来，20年再版8次，并由外文出版社陆续译成英、德、阿拉伯、乌尔都和印地等语种出版。同时还在日本、美国、匈牙利、意大利、德国和法国陆续出版。溥仪一直作为该书的惟一作者署名，没有人出来争版权。该书在“文革”中挨批的时候溥仪找过出版社，也找过帮助他写书的人，可谁都不愿出面分担若干责任。然而，随着“溥仪热”的发生，情况不同了。 　　 　　1984年春，意大利罗马想象影业公司代表人来到北京，与出版社商谈购买《我的前半生》一书的电影改编权，并于3月27日达成协议。然而，仅有出版权的出版社签这种约，必须得到版权所有者即原作者的授权或委托，而作者溥仪已经去世，这委托书只能由溥仪的法定继承人李淑贤出。不料，当出版社找到李淑贤并出示一纸已写好的版权委托书，来补行这道不该被忽视的手续时，上面先已有了李文达的名字，李淑贤遂拒绝签字，拉开了版权纠纷的序幕。 　　 　　李文达认为，他在帮助溥仪修改书稿过程中，曾前往抚顺和长春等地调查，查阅各种历史资料达145种之多，还访问过溥仪的弟弟、妹妹和妹夫等亲属，留下了笔录。同时，征得溥仪的同意，对其提供的初稿重新结构，三易其稿，在确定体裁、取舍资料、塑造人物等方面都付出了创造性的劳动。至于出版时不署自己的名字，是从政治上考虑的，因为溥仪当过皇帝，又经过改造特赦，署他一个人的名字社会效果好，但这不等于放弃自己的著作权。他公开声称，《我的前半生》是他和溥仪共同创作的，他也拥有一半版权。 　　 　　李淑贤认为，《我的前半生》一书初稿是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内写成的，从初稿到定稿确实已有大幅度修改，这是因为周恩来看到初稿后亲自指示有关部门负责修改出版，群众出版社接受任务后，提供写作环境和经费等条件，委派李文达脱岗专心帮助溥仪修改书稿。若论修改书稿的劳动，处于首要和主要地位的仍然是溥仪，这不仅因为该书以他从皇帝到公民的经历为内容，而且因为他不但用口，还亲自动笔，参与了修改的全过程。至于李文达帮助修改书稿的付出，尽管属于职务性劳动，仍然得到了溥仪的充分尊重。当该书出版时，溥仪拿出一半稿费酬谢他，还亲笔赠诗，称赞他帮助自己完成了书稿，所谓“挥毫助我书完成”。在这里丝毫没有把李文达当作作者的意思。既然李文达拿不出证据证明溥仪事前同意或事后认可两人共享版权，就不能认为《我的前半生》是合作作品。 　　 　　从1984年6月起，李淑贤开始走访有关单位，并给中央领导同志写信，要求恢复她的丈夫作为《我的前半生》惟一作者的权利，制止李文达的侵权，发还出版社扣压多年的该书印数稿酬。 　　 　　由于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宣部出版局的过问，群众出版社于1985年2月9日发出《关于<我的前半生>一书版权争议问题的意见》一文，包括《我的前半生》版权归溥仪，其妻李淑贤得继承、专有出版权归群众出版社、李文达不是作者不享有版权等内容。既而在北京饭店宴请李淑贤并当面致歉，发还了扣压多年的全部印数稿酬。 　　 　　这一处理，等于让已经签约的意大利想象影业公司拍摄《末代皇帝》的计划泡汤。于是，出现了意方向中方质问、意大利大使向中国外交部提出照会、意大利国家总理在罗马会晤中国总理时对此表示关注、意大利文化部长对访意的中国文化部长也提出了此事等外交举动。 　　 　　情况迅速发生了变化。 　　 　　1985年11月4日，国家版权局(85)权字第6号文件下达。其中说：“由李文达执笔溥仪审改同意的《我的前半生》一书……是溥仪和李文达合作创作的，他们的关系不是作者与编者的关系，而是合作作者的关系。文化部颁发的《图书期刊版权保护试行条例》第七条规定：‘两人或两人以上共同创作的作品，版权归作者共有。行使版权和分配报酬的办法，由作者协商解决。’根据上述规定《我的前半生》一书的版权归溥仪与李文达共有。” 　　 　　群众出版社领导又在四川饭庄约见李淑贤，声明说，出版社坚决执行6号文件，以前或以后出版社如果有任何人与6号文件相抵触的谈话和文字都不算数，一切以6号文件为准。还表示希望李淑贤谅解并合作。 　　 　　李淑贤当然很不服气，她决心要把侵权者送上被告席，遂于1987年委托律师向法院起诉，请求法院确认自己是溥仪版权的惟一享有者，制止李文达对版权的侵犯，公开在报纸上道歉，并赔偿一定损失。1989年4月25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式受理此案并于1990年2月27日开庭公开审理。双方当事人和代理人在法庭上各抒己见，辩论了4个多小时，调解无效后休庭。 　　 　　作为我国建国以来著作权方面的大案，此案关系重大，影响深远，法庭极为谨慎，审理后即层层上报，据悉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复”已于1991年12月4日下达，其中说：“经我院审判委员会讨论认为，《我的前半生》一书是溥仪的自传体作品，在该书的写作出版过程中，李文达根据组织指派，曾帮助溥仪修改出书并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李文达与溥仪之间不存在共同创作该书的合作关系。因此，根据本案的具体情况，以认定溥仪为《我的前半生》一书的作者，并享有该书的著作权为宜。” 　　 　　尽管如此，这场官司还是经历了马拉松式的旅程，直到1995年1月26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才在千千万万读者的期待中，宣读了“(1989)中民字第1092号民事判决书”，认定“《我的前半生》一书的著作权归爱新觉罗·溥仪个人享有”。 　　 　　然而这并不是结束，虽然被告李文达先生已于1993年11月5日作古，但他的妻子和三个儿子收到判决后还是表示不服，并于1995年3月2日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递交了上诉状，他们并不否认判决书所认定的事实，但反对判决的结论。他们最担心的问题是如果二审继续维持原判，李淑贤将有权向意大利导演贝尔托鲁奇提出侵权诉讼。 　　 　　法律到底是铁面无私，1996年7月17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1995)高知终字第18号”对该案作出了终审判决，最后认定：“溥仪应是《我的前半生》一书的惟一作者。溥仪去世后，该作品的使用权和获得报酬权其合法继承人有权继承。”李淑贤女士赢得了自己的权利，但更遥远的路程还等着她走下去。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鉴于美国《新闻周刊》文化版主笔爱德华·贝尔在其所著《中国末代皇帝》(靳革、黄群飞译，中国建设出版社1989年版)一书中，对李淑贤进行无端地人身攻击，李淑贤已在巴黎委托律师起诉了。 　　 　　据爱德华·贝尔自述，为了写这本“关于溥仪和他的生活以及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重要传记”，他曾“在中国访问了六个月找遍了中国历史上那个多灾多难时期后的幸存者，涉猎了有关溥仪时代的古今中外材料，访问了英、美和联邦德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可是，他偏偏没有见过就住在北京的溥仪遗孀。然而，他的书又回避不了李淑贤，遂依据未经核实的传闻写作，结果离题万里。 　　 　　贝尔在他的书中谈到李淑贤的身份、年龄以及她与溥仪恋爱、结婚的经过，都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他是这样记述溥仪夫妇的婚后生活的，“李淑贤继续作护士，但她发现照顾溥仪简直让人发疯”。他还引述一位正与李淑贤闹官司的“知情者”的话说：“溥仪对她(指李淑贤)，比她对溥仪更和善”。贝尔为溥仪夫妇的婚姻生活做了这样的结论：“各方面的材料都说明，她(指李淑贤)似乎十分泼辣，但溥仪平静地忍受了他新的不幸。” 　　 　　李淑贤却难以平静了，也无法忍受了。1990年11月29日上海《解放日报》发表了她的《一本书引起的话题》，严厉斥责那位“从未谋面的西方记者”靠想象制造事实的不负责任的态度，质问他“是仅仅想唤起一种轰动效应呢?还是另有所图?” 　　 　　其实，李淑贤的不满早为贝尔所知，他在1990年10月20日就致函李淑贤道歉了。贝尔说他1987年为写这本书而在中国作调查时，曾经想到访问李淑贤“但未成功”。贝尔承认他“的确是根据许多人提供的传闻写作的”，又说：“如果这些被证实是不确实的，我深感抱歉，待此书再版时，我将对这部分内容坚决予以更正。在我下次来中国时，如果我能和您谈话，听您介绍那些年代的情况，我将不胜荣幸。”贝尔这封道歉信的摘要已在1990年12月3日的《新民晚报》上刊登。 　　 　　话题之三，是真假难辨的“王子”之谜。 　　 　　事情发生在80年代初，浙江省湖州市越剧团退休武功教师金子弢先生突然向新闻界公开了令人惊异的身世，自称原名叫爱新觉罗·溥儇，系清末摄政王载沣的庶出之子，溥仪的异母弟。对此，海内外报刊纷纷报道，民间口耳相传，几至于无人不晓。 　　 　　这位自称溥儇的武当拳传人这样述说自己的经历：1906年7月26日，他生在北京宣武门太平桥老醇王府(亦称潜龙邸)内槐荫堂旁边的房间，比溥仪小半岁，比溥杰大一岁。生母额尔德特氏，出自蒙族贵族，当了宫女，后来成为载沣的九位“外室”中间的第七房，但与丈夫只能私下往来。溥儇记事后每月能见父亲一两面。那时载沣住在什刹后海醇王府，过些日子便来看看额尔德特氏。1910年溥儇5岁时奉隆裕皇太后诏进宫，在紫禁城内住了三年多。1911年开始在毓庆宫给溥仪伴读，1914年他9岁时出宫仍回潜龙邸母亲身边，与入宫前一样，起居衣食由乳母孙氏照料。1916年，额尔德特氏因家庭矛盾而离开潜龙邸，他也和乳母一起随之出京，先后投奔天津、上海、岳阳、兰州和杭州等地的亲属，其间母亲和乳母相继去世。他在1924年结婚后又遭到本人经商受骗、妻子难产而死等意外打击，遂抱定出家的愿望，于1929年孤身远行，并有幸在湖北武当山紫霄宫外得到当地龙门第八代宗师张守性于明朝弘治年间创编的“武当太乙五行擒扑二十三式”正宗拳术的嫡传，从此数十年如一日坚持演练，并于1938年在太湖洞庭西山灵佑观正式皈依道教。新中国成立后，他先被上海越剧团聘为技术指导，继往浙江省湖州越剧团出任武功教师。 　　 　　新闻界关于溥儇的各种各样的报道把溥杰和溥任激怒了，他们公开发表谈话和文章，矢口否认有这个兄弟。溥杰质问道：“既然他在醇王府生活了十多年，为什么他不认识我们兄弟姐妹?清朝皇家特别尊重蒙族，既然他母亲是‘蒙族贵族姑娘’，为什么要当妾?而且我们出生一个月就要载入宗室档案的。档案中却没有这位溥儇和他母亲。” 　　 　　这位自称溥儇的金子弢先生，已在几年前以八旬高龄谢世。由于他既没在皇族后裔中间找到见证人，也未能从晚清和逊清宗人府掌管并不断续编的皇家宗谱上找到片言只语的记载以为文证，他自述的身世和经历，就只能被视作一段曲折的故事，如此而已。 　　 　　“溥仪热”和它带来的“热门话题”，也曾越域席卷了中国市场，冠以“宫廷”、“御用”字样的各种商品，如“宫廷酒”、“宫廷面”、“宫廷糕点”、“御用珍品茶叶”、“宫廷药品”、“宫廷金鱼”等纷纷上市了。国内外旅游者来到北京，必往北海公园内的“仿膳”饭庄吃一顿“清宫菜”，因为这里的创办者即溥仪的御膳房厨师，保持了正宗的清宫风味。连星期天出来游玩的天真烂漫的孩子们也喜欢在故宫租一套仿制的龙袍摄影留念。故宫内举办的“末代皇帝宫内生活展”也要看看。北京、吉林、辽宁、河北、天津的旅游部门还通力合作推出一个“末代皇帝专项旅游”。 　　 　　上述种种固然能反映已经富裕起来的中国老百姓希望过上更舒服生活的朴素心理，但任何一种文化现象，如果超过一定的热度，势必伴有副作用发生。正如溥杰先生批评过的，在这股“溥仪热”兴起并发展的历程中也有“某些写书的编电影的跟卖假酒假药的差不多”，“对清朝的事情捕风捉影，胡编乱造”。还有的厂家拿了自产的一般性产品，打出“清宫御膳名酒”、“慈禧美容秘方”、“御苑佳饮”之类的旗号，甚至千方百计骗取“御弟”溥杰或“皇妃”李玉琴的题字、题词以图获取市场暴利。像这样以追逐利润为惟一目的的行径，不能不给作为一种中国文化现象的“溥仪热”蒙上一层阴影。 　　 　　把溥仪研究引向深入 　　 　　自1979年我发现了溥仪研究的资料宝库——李淑贤女士保存的溥仪遗稿以来十几年又过去了，其间我陆续搜集了1000多万字的档案资料和访问资料，近2000幅历史图片资料，出版了10余部著作和英、德、日、韩、泰等多种外文版，以及在台湾和海外华人地区出版发行的中文繁体字版本，总字数超过500万字。这与其说是我捷足先登，实在不如说是我国学术界和文化界对溥仪从皇帝到公民这一不该忽视的题目太迟钝了。 　　 　　经历了“溥仪热”的今天，情况已迥然不同，这块原是一片空白的领域，正被开拓着耕耘着。“溥仪热”充分说明社会上对了解溥仪及其所处的时代，普遍存在浓厚的兴趣。这种社会需求也要求我们，要像研究慈禧、光绪、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一样，重视溥仪的研究，从这个历史人物身上引出有益的教训。 　　 　　无论什么“热”只能风行一时，而深入地研究则需要持久。尤其是在开创性的领域内，铺路奠基的资料工作是首要的和大量的，就溥仪研究而言，不但数量巨大的档案资料和愈来愈少的见证人口述资料尚待开发，而且基本资料的整理工作例如溥仪年谱、溥仪文集等都不曾编次出版。至于高层次的专题性或综合性研究则刚刚起步，影视剧中末代皇帝的形象决然代替不了历史上的溥仪，学者的任务不是塑造溥仪的艺术形象，而是要考证资料，用事实说话，还原溥仪的本来面目并认识他。 　　 　　“溥仪热”还说明他和其他历史人物不同在于，他的史无前例、中外仅存的人生经历，具有极为强烈的观赏性和无限广大的读者群，因此在他身上总结规律和经验教训，最易于影响千家万户。这一点，不仅能够推动研究工作的深入，还为史学改革指出了路子，那就是学者要替读者着想，把提高与普及统一起来，我们的研究才能与出版、图书市场和千千万万不同文化层次的读者挂起钩来，把“可读性”作为撰写方式上的原则，把枯燥的史论文章写得鲜活起来。 　　 　　一个在研究方面颇有建树的人却不善于把他的理论创造宣传到广大群众中间去而为人民所接受，就不能说他是优秀的学者。资料性、科学性和可读性的完美统一，将为史学研究展现出广阔而美好的前程。 　　 　　脱稿于1992年10月24日 　　改定于1996年9月27日 　　 　　 　　【本馆所有资料（包括文章、图片、网友留言）任何网站、论坛不得转载。如需转载，请事先与本馆联系，并请注明转载于“溥仪纪念馆 www.puyi.neto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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