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曾说：“我先后有四个妻子，按当时的说法，就是一个‘皇后’，一个‘妃’，两个‘贵人’。如果从实质上说，他们谁也不是我的妻子，我根本就没有一个妻子，有的只是摆设。虽然她们每人的具体遭遇不同，但她们都是同样的牺牲品。” 　　 　　原来，腐朽的宫廷生活，过早地伤害了溥仪的身体，使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从精神上到生理上都对女性有着一种近乎条件反射的反感。因此，他不仅不能过正常的夫妻生活，甚至看见女人就厌烦。一次，他“行幸”至大连海滨旅馆，一群“下女”在门口跪接。溥仪见了勃然大怒，立即把“行在主务官”许宝蘅叫来痛斥了一顿。从此以后，溥仪所到之处，凡是女人都必须回避。 　　 　　溥仪作了傀儡皇帝后，除婉容外，先后有过两个“贵人”，即“祥贵人”谭玉玲和“福贵人”李玉琴。 　　 　　婉容到来伪满之后，住在缉熙楼的西面，由两名太监和两名仆妇伺候。她很快就发现，她又钻进了一个新的鸟笼。 　　 　　最使她受刺激的一件事，就是伪满初期，她同溥仪逛大同公园，未等玩得尽兴，日本关东军派出宪兵和警察便把公园团团包围起来，并以保证他们夫妇的安全为名，把他俩送回住处。直到他们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的事情才算完。 　　 　　婉容不甘心于这种“鸟笼”中的生活。1932年5月，国际联盟“李顿调查团”进入东北，她曾派人去见代表团中的中国代表顾维钧，请求顾维钧帮助她和溥仪逃脱伪满。这件事一向不为外人所知，顾维钧在他1983年出版的《顾维钧回忆录》中披露了这段史实。由于顾维钧当时所在的“李顿调查团”也同样处在日本人的监视包围中，他没办法帮助婉容。然而，通过此事顾维钧明白了日本人都干了些什么。 　　 　　飞出“鸟笼”的希望破灭后，婉容只好留在“满洲”生活下去，直至1946年去世。 　　 　　在伪满期间，婉容正式出头露面只有两次。一次是，1934年2月同溥仪一道接见为庆贺实施帝政而来的“东洋妇人会”和“日满妇人同志会”的代表。在这次会见中，“东洋妇人会”赠送给婉容一把短刀，“日满妇人同志会”送给她几套木偶。另一次日本雍仁亲王代表昭和天皇前来祝贺溥仪称帝时，婉容出席有关活动。当时有画报刊载了她获得日本“勋一等宝冠章”后步出勤民楼承光门的照片。 　　 　　此外，1935年9月，庄士敦为搜集著书资料来到长春，溥仪设宴为他洗尘，婉容也出席作陪。席间，她和庄士敦时而用中国话，时而用英语相互交谈，有说有笑，显得格外兴奋和欣快。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此时的她已濒临精神崩溃的边缘。 　　 　　溥仪和婉容都喜欢骑马、骑自行车、养犬。在长春时，日本天皇曾送给溥仪一匹骏马，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兼驻“满”大使武藤信义也曾送过两匹马。可惜良马却无驰骋场所，只能在宫内弹丸之地溜跶。婉容曾买了一匹川马，并置办了一幅黄缎绣的鞍辔。 　　 　　溥仪来到长春，把在紫禁城时豢养的两只爱犬也带了来。一只叫“台格”，一只叫“佛格”。婉容则养了五、六只哈巴狗。狗有了病，她常让人买“犬用兜安氏药膏”来给狗治病。 　　伪满时期，溥仪每月从自己66000元的“月费”中分出1500元供婉容开销，包括膳房和太监、仆妇等开支。后来，随着物价变动，又增加到每月3000元。 　　 　　婉容每餐虽然不是“吃一看二眼观三”那样讲排场，但也荤、素、凉、热俱全。婉容非常娇气，有时餐桌饭菜摆上来，她却连筷子也不动一下。偶尔，溥仪也召见她一起“进膳”，可她常常来了后又要回自己房间去取手帕，溥仪不耐烦了，便独自先吃。 　　 　　婉容在衣着方面十分讲究。她不惜花费巨资大量购置衣服。据慰帝宫残留下来的档案材料，1934年一年之内，她就制作了单、夹旗袍27件，平均每月2件还多。 　　 　　为了排解精神上的苦闷，婉容每天把大量的时间消耗在梳妆打扮上。自从剪去长发以后，她无法再梳满族族装风格的“两把头”，她便时而扎成两根小辫，时而梳成齐肩短发，还一度烫过发。她经常穿着各式各样的旗袍，有时也出点“洋相”，穿上日本和服拍张照片。 　　 　　常年伺候在婉容左右的，除了两名太监和两名仆妇外，还有一位崔茀小姐。婉容在缉熙楼东边的几间木板屋中，为崔小姐挑了一间绘画之所，并亲自命名为“绿屋”。这位崔小姐本来预定为婉容的女官，每天教婉容刺绣、绘画，陪她弹琴、下棋，同时也兼为婉容管账，二人相处甚得。不幸的是，崔茀身体不佳，伴随婉容不到三年就短命而亡。 　　 　　崔小姐死后，婉容日益感到寂寞孤独，真可谓“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言人无二三”了。在此期间，能经常入宫见到婉容并短暂陪伴她的，有婉容的进讲师傅陈曾寿的女儿及儿媳等人。 　　 　　溥仪与婉容在家庭中是有名无实的挂名夫妻。他俩表面上似乎情感欢洽，然而期间真正的裂痕却是无法弥补的，有时溥仪在睡觉前也到婉容的卧室坐一会儿，可是，一到夜深，即或是两情欢洽，溥仪也拂袖而去。婉容有苦而无处倾诉。于是，她常常在又气又恨之中，把屋中陈设物品东仍一个、西扔一个。在长期的苦闷生活中，婉容逐渐染上了鸦片烟瘾。 　　 　　1933年秋末，婉容觉得周身不适，阵阵作呕，而且特别想吃酸味水果。专门伺候婉容的太监孙寿、赵荣升在每天例行禀报“皇后”衣、食、住、行情况时，作了报告。 　　 　　溥仪得知这一情况后，觉得很奇怪，就把奶妈王二嫫找来，向她讲诉婉容的种种不适。未等溥仪把话讲完，王二嫫就按捺不住发自内心的喜悦，跪拜在地向溥仪祝贺道：“恭喜皇上，贺喜皇上，愿上天降一皇子，以继承……。” 　　 　　“继承个屁！”溥仪打断了王二嫫的祝贺。他十分反常的态度，使得这位含辛茹苦哺育他长大成人的奶妈非常吃惊。溥仪平时虽说脾气古怪，喜怒无常，可对王二嫫从未发过脾气。她百思不得其解，先皇同治和光绪两代无后，当今“皇上”听到“皇后”有喜，理应高兴才是，况“皇上”已年近三十，更应盼子心切，何故露出如此态度？想到这，王二嫫又试探着说：“皇上，是真的，皇后周身不适、呕吐、想吃酸的，这都是喜兆。”“朕不信这些鬼话！你快住嘴！这件事唯有你知道，对谁也不准讲，绝不许张扬出去，听见了吗？嗯！”王二嫫被溥仪的这一通话惊呆了。她愣眼瞧着溥仪烦躁地在屋内踱来踱去，隐隐约约地感到在溥仪的内心深处有什么难言之苦。 　　 　　诚然，溥仪的苦衷，不但王二嫫难以揣测，就连他的生身父母也不知晓。溥仪自幼寄身于腐烂的宫闱之内，伤了身体，构成男性生理缺陷。他曾长期注射男性激素，以期补救，无奈始终未见效。 　　 　　为遮掩自己不能过正常的夫妻生活这一事实，溥仪便以“朕”是“天子”，不过凡人生活，非到时日而不能轻动为托词，加以回避搪塞。久而久之，婉容苦闷之极，便与十几岁便一直跟随在她和溥仪身边的随侍祁继忠和李体玉发生了暧昧关系。 　　 　　再说溥仪在暴怒之下，本想立即追究婉容，让她吐露与人私通真情。可他又转念一想，二嫫判断也未必正确。于是，他亲自打电报给留守在天津办事处的溥修，令其将天津德国医院的白大夫请来。白大夫来到伪宫后，对婉容进行了全面的诊察，发现她果然已有孕在身。婉容自知事情败露，便呵退侍女，双膝跪在地上，恳求白大夫为她保住腹中胎儿，并为她严守秘密。可白大夫不敢对溥仪隐瞒真情，向溥仪作了如实报告。 　　 　　真相大白后，溥仪先赶走了随侍李体玉，继而开除了已送去日本留学的随侍祁继忠，并严厉责罚了陪伴婉容的傅妈和侍女张春英。而后，他又想借口携婉容去旅顺避寒，把婉容远远甩到外地去。结果，因婉容坚决不去而未能实现这一秘密的“废后”计划。 　　 　　溥仪心中怒气难消，遂令司房总管严桐江用一块屏风将他的“寝宫”与婉容的“寝宫”隔开。平日除了伺候她的太监、仆妇、侍女外，不经溥仪的“御准”，任何人都不准与婉容会面。为了泄愤，溥仪还提出要与婉容离婚，废掉婉容的“皇后”封号。后来因为日本人的干涉而未能如愿。 　　 　　婉容曾泪流满面地跪在溥仪面前，哀求他宽恕，承认她肚子里那个即将问世的无罪婴儿。但溥仪坚决不答应。在他看来，凡人之身怎么可以按“龙种”对待呢？最后，溥仪勉强做出让步：孩子生下后，可以送到宫外，由婉容的哥哥润良负责雇佣保姆抚养。可后来，孩子生下来仅半小时后，就被送到内廷东侧的锅炉房焚烧了！可怜的婉容却始终不明真相，一直按月向哥哥支付着女儿的抚养费。 　　 　　爱女被夺走，丈夫虽然近在咫尺却如隔天地，亲属们又难得相见，在此令人不堪忍受的“囚禁”中，婉容的精神逐渐崩溃了。 　　 　　头两年，婉容的病还时好时坏。每当犯病时，她便完全失去了理智。有一次，陈邦荃进见，正遇上婉容犯病，只见她躺在烟塌上，直眉瞪眼，随手抓一把烟泡乱洒，吓得陈邦荃不敢吭声。又一次，婉容大发脾气，命令仆妇冯妈等人把院内的一棵大树砍下来，再埋进特大的花盆中，端进屋内充当“盆栽”。 　　 　　后来，润良告诉婉容：“孩子已经死了。”她再也经受不住这沉重的打击，精神彻底崩溃了，从这天起，她时哭时笑，时骂时闹，不梳头、不洗脸、不更衣、不沐浴。偶尔精神稍有好转，就呆呆地坐在卧室中，反复摆弄溥仪赏赐给她的银烟盒、方型珐锒抽屉盒、银质日月瓶等物品。余下时间，就是吸鸦片。渐渐的，她的眼睛凹陷了，牙齿变黑了，脸色蜡黄，躬腰驼背……。往日那个被人称颂为“明星皇后”的丽人已是无影无踪了。

原文1990年11月第1版 发表于《爱新觉罗.溥仪传》  浏览：1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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