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8月的一天，北平六国饭店大厅里张灯结彩，灯火辉煌，乐队演奏起“花好月圆”的乐曲，袁永熙与陈琏这一对非常的恋人在这里举行着隆重的确的婚礼。陈布雷的弟弟陈训悆特地从上海赶来主持婚礼，市长何思源为证婚人。北平市各界要员，手持陈布雷署名的请帖前来道贺。这是一个极特殊的婚礼，一对新人都是中共地下党员，袁永熙是北平南系学委的负责人，陈琏的公开身份是贝满女中的教师，两个年轻人的隆重婚礼，成为北平的一大新闻。但人们并不知道，这是一对充满了传奇色彩的革命者。他们的婚礼不过是为了掩护地下工作而特意安排的。 　　（一） 　　陈琏的父亲陈布雷，是蒋介石的高级幕僚，国民党内有影响的人物。陈琏小名怜儿，1919年生于浙江慈溪县叶家站官桥老宅。她上高中时，全国掀起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她积极参与各项反日活动，并读了大量的进步书刊，懂得了不少革命的道理，终于走上了一条与父亲截然不同的道路。1939年7月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袁永熙1917年出生在天津，其家庭是个有钱有势、官商结合的富户。他父亲袁炸廙，在袁世凯的新军中当文书起家，曾担任营口海关、安徽凤阳海关职务，同时在天津还经营粮油买卖。1928年，袁永熙随全家由天津移住北平。他初中、高中分别毕业于育英中学和师大附中。在他在哥哥、姐姐的影响下，好学上进，积极要求进步，于1938年6月在云南蒙自参加了革命工作，走上了一条通向光明的道路。 　　1938年10月，袁永熙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经济系、同年12月由力易周、刘忠渊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联大的党支部书记。 　　袁永熙任党支部书记期间，为扩大党的影响，团结更多的同学一起战斗，与邢福津发起组织“群社”团体。由于“群社”组织符合广大同学们的要求，发展很快，到1938年底有正式社员150多人，参加活动的人数有时二三百人，成为西南联大内群众基础最广泛的社团。在国民党顽固派实行防共、溶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政策下，“群社”活动成为地下党既可发动群众，又可保障组织安全隐蔽的有效方式。 　　由于袁永熙工作成绩显著，受到上级党组织的肯定，于1939年暑假，赴重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参加南方局青委举办的西南地区八所大学党支部书记训练班，这是袁永熙入党以来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学习党的知识。袁永熙回校后，由于党员数量的增加，省工委决定成立党总支，袁永熙任党总支书记，陈琏任总支宣传委员。1940年9月，袁永熙任云南省青年委员会委员、宣传部长。到此时，西南联大党的组织由建立到发展壮大，进步力量掌握了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西南联大成为大后方高校中一个“民主堡垒”。 　　1941年1月，国民党反动派制造了皖南事变，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中共云南省工委为避免国民党逮捕中共地下党员，把联大同学中大部分党员撤出学校。袁永熙先在云南个旧，几个月后到重庆白沙，几经周折，他通过沈钧儒与邓颖超同志取得了联系。在邓颖超同志安排下，袁永熙到红岩村见到了钱瑛，迫不及待地把联大党组织及党员分散隐蔽情况做了汇报。钱瑛听完汇报向袁永熙传达了党中央指示及国统区工作的16字方针：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还传达了周恩来同志关于“三勤”即勤学、勤业、勤交友和“三化”即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的指示。 　　1944年夏，根据工作需要，袁永熙回到昆明西南联大复校，继续担任西南联大地下党主要负责人之一，并参与和领导组建党的外围组织——中国民主青年同盟。 　　1945年抗战胜利不久，国民党即向解放区进攻。中共中央11月5日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用一切办法制止内战。”西南联合大学等四校在全国第一个发起以学生为主的“一二·一”反内战运动。袁永熙是该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 　　（二） 　　1946年暑假，迁往大西南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法大学、燕京大学等校相继回到北平复校。袁永熙与西南联大的50多名党员和150多名民主青年同盟盟员返回北平。近2000名同学复校回到北平与北方同学会合，为日后北平学生运动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南方来的同学回到北平后，按着地下党要建立平行组织的精神，转地不转关系，保持独立性。袁永熙任北平、天津南方局系统地下党负责人。当时袁永熙已经大学毕业，边做学生运动的领导工作，并先后在北平敌伪产业处理局及北平金城银行工作。 　　袁永熙到北平后，积极寻找北平地下党组织，华北局城工部也派余涤清找袁永熙联系，很快建立了工作关系，南北系学委共同战斗。但是他们还是各自独立，不发生横的关系。当时北京大学的同学由联大、临大和新入学的新生三部分组成，彼此不了解，有些隔阂。反动分子乘机制造谣言，挑拨离间。他们对联大同学说：“临大同学长期受日伪教育，思想反动。”对临大同学则说：“联大同学看不起你们，把你们叫伪学生。”当时，联大和临大同学生享受公费问题上待遇不一样，分别建食堂。反动分子在这个问题上生事端，说：“联大同学有钱，吃白馒头；临大同学是穷光蛋，只能吃黄窝头。”在学生中制造所谓“黄白之争”，以此来破坏学生运动，转移斗争目标。南、北系负责同志针对此问题及时提出：“联大、临大的学生是一家”的口号。南方同学积极争取公费待遇上南北方学生应一视同仁，把争取到的煤火补助费，全部拨给临大食堂，改善他们的伙食，也能吃上白馒头。从此，南北系同学团结更加紧密，在1946年12月的抗议美军暴行运动和 1947年反饥饿、反内战的“五·二 O”斗争中，袁永熙领导的南系党组织和民主青年同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1947年9月24日晚，袁永熙夫妇与职青支部的同志在东城区棉花胡同家中开会，突遭国民党特务的搜查逮捕。并从家中搜出油印的《民主青年同盟章程》等文件，当晚被关入炮局监狱囚房。 　　袁永熙夫妇被捕实出偶然。起因是他们结婚后，陈琏的同事、贝满女中的教师田冲前去她家贺喜，与袁永熙交换了名片。后来中共中央社会部系统的秘密电台遭破坏，报务员李政宣被捕叛变，因田冲是李政宣的朋友受到牵连。敌人又从田冲身上搜出袁永熙的名片，致使袁永熙夫妇被捕。在狱中，敌人先追问他们夫妇与电台有无关系，后来证明他们和电台无关系，随即重点逼他们承认是共产党员。他们夫妇坚决顶住，特务拿不出确实的人证和物证。在审问关于油印文件时，袁永熙为保护同志承认自己是民青盟员，文件也是他给一位已毕业的同学保存的。特务对袁永熙审讯多次，软硬兼施，逼供诱供，用过三次刑，昏厥两次，但他始终没有暴露党的组织，没有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后来敌人把他们夫妇押到南京保密局及军法局监狱。直到1948年5月28日袁永熙在狱中8个多月，经岳父陈布雷、姐夫叶公超保释出狱。出狱后袁永熙积极找到党的组织，如实地汇报了在狱中的表现。 　　（三） 　　全国解放后，袁永熙任共青团中央学生部秘书主任、副部长。1952年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校长协理。在此期间，袁永熙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斗，善于团结知识分子，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受到好评。陈琏任共青团中央少儿部部长。正当夫妇二人全力以赴为新中国贡献聪明才智时，1957年袁永熙被错划右派，受到开除党籍的处理，下放到河北省南宫县监督劳动，后任教师。他在逆境中，仍对党的教育事业兢兢业业，孜孜以求。因政治原因，袁永熙、陈琏一对革命的伴侣被迫分离。文化大革命中袁永熙受到残酷迫害，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袁永熙长期蒙受的不白之冤得到彻底平反。1982年65岁的袁永熙被任命为北京经济学院院长；当选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第六、七届委员，社科组副组长。 　　曲折、坎坷的经历，给袁永熙带来不寻常的遭遇。但他始终坚信马列主义，对共产主义信念坚贞不渝。1986年他在整党总结中写道：“作为半个世纪前就走上革命道路的共产党员，我深感中国革命的胜利来之不易。几十年来我经受了种种考验，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我逐步坚定了共产主义信念，始终坚决地跟党走。无论在解放前从事地下工作，还是建国后担任高校的领导工作，都能较好地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即使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遭到不公正的待遇，在此后20多年中也能够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相信我们党会作出正确的结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右派问题和历史问题已经改正，希望在有生之年，再为人民做点事情，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做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今天，袁永熙同志已离我们而去，但他追求真理、无怨无悔的品格，却永远与我们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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