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永熙是抗战期间西南联大和抗战胜利后京津学生运动党的卓越领导人，功绩显著。但是，反右运动中被错划右派，“文革”中又受到残酷迫害，身心备受摧残。平反后，他任北京经济学院院长时，才得以施展抱负，心情舒畅，可惜离休后，又卧病在床，生活不能自理，受尽折磨。袁永熙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也是坎坷的一生！ 　　1938年至1941年，我在参加西南联大进步学生社团“群社”的活动中，认识袁永熙。他不是“群社”领导人，参加群社活动不多，我们不熟，但我知道他是联大学生进步力量的高层领导人。 　　1946年春，我在重庆沙坪坝中央水利实验处工作。一天他突然来看望我，交谈中，知道他是从昆明来重庆向红岩中共南方局汇报昆明“一二·一”学生运动的。他从南方局青年运动组组长刘光处知道，我和刘光已接上了1941年自西南联大撤退后中断了的与党的关系，正在参加青运组在职业青年中开展的“勤学、勤业、勤交友”活动。我见他向我暴露党的关系，并且了解我的过去和现在，便急切的向他提出入党申请。原来1941年云南省青委书记杨天华在布置我从联大撤退时，曾要发展我入党，但我思想没有准备，误以为入党后就要抛弃自己“工程师”的职业，埋名隐姓，专做秘密工作了，便借口对党不够了解，没有参加。以后一直为自己没有为党牺牲的决心而自责，坚持进步活动，寻找党的关系。袁永熙向我解释说，秘密工作只是地下党工作需要时的一种形式，对一般蒋管区职业青年党员来说，还是“勤学、勤业、勤交友”，原来干什么，入党后还干什么，并且要干好，才能团结群众，“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聚力量，以待时机。”他的这番话使我豁然开朗，除了对党员义务有更高要求外，我入党以后的任务和过去作为进步群众骨干的任务是一致的。他对我过去做的进步工作给予肯定，认为我符合共产党员的条件。因为我们都要复校北平，他有领导北平学生运动的任务，希望我进入清华大学，配合学生运动，开展教职员工作。入党问题则相约在北平解决。 　　1946年秋，我调入清华大学水工试验所任副研究员。袁永熙在为我举行秘密入党仪式前，对我严肃地提出在入党问题上右倾的批评，还强调了共产党人的气节：在被捕、受到拷打时，决不叛党。这些对我教育极深，特别是在翌年九月袁永熙被捕的一段时间内，我常以他的话激励自己，一定要经得住考验。 　　入党后，我的任务是了解周围教职员的思想动态，发现、培养积极分子，做他们的思想转变工作。袁永熙和我单线联系，我们见面时，除了传达形势任务外，他每次都要详细听取党员们联系的对象在思想转变上有何新进展，并给予指示。一般是，在历史清楚的条件下，对象有进步要求的，介绍参加读书会；培养成熟、有入党要求的积极分子，发展入党。我初到清华，人不熟，他为我引见吴晗。我参加了民盟和一个以青年民盟成员为主的读书会。清华的教职员党组织和学生党组织同属袁永熙领导，但关系没有打通。他将学生党组织几大箱进步书籍保存在我主管的土工实验室内，我和学生党员尚嘉齐只建立图书存取的工作关系。1946年年底北平发生“沈崇事件”，爆发了抗暴游行；1947年掀起“五·二O”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因为当时教职员进步力量还比较弱，袁永熙布置我们依据各自条件支援学运，并藉此教育所联系的群众，提高他们的觉悟，而不强调直接参加。 　　袁永熙在政治上对我帮助很大，在开展清华大学教职员工作中，教我如何贯彻党的“隐蔽精干，积聚力量”的政策。这里，我追思一些片断，寄托对他的悼念。

浏览：995

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2/4/24 14:2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