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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永熙老师在1941年冬皖南事变后,奉党组织命令从西南联大休学到四川江津县白沙镇“国立”第十七中学教书。“国立”第十七中学是从安徽省迁到内地的学校。根据组织上的要求,在十七中,袁先生改名为袁敦宏,声称是因家庭经济困难暂时休学就业。当时我们几个人都是高中三年级普组学生,都是在1943年3月从巴县八庙塘“教育部”战区来渝学生进修班“高二下班”分配来的。我们班40余人的家大都在沦陷区。都是不愿做亡国奴,越过敌人的封锁线,背井离乡跑到大后方来上学的。这批学生,家庭经济来源基本断绝,生活只靠当时政府发的贷金。吃饭都吃不饱,更顾不上其他。有的同学春夏秋冬都是穿草鞋,其贫困程度可想而知。学生们本来是对国民党政府抱着幻想,受尽颠沛流离之苦,来到祖国的大后方参加抗战的,但看到国民党政府腐败透顶,感到十分绝望。白沙是四川重镇,和重庆之间交通方便,每天都有人乘班轮到镇上来卖我党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和英会《群众》杂志。我班的进步同学吴自鑫、朱晔然(朱彤)就主动去镇上偷偷地买回来给大家看,这是进步学生们最喜爱的精神食粮了。有些进步同学就在这些党的报刊的影响下自动组织起来,出墙报。但校内三青团也有一定的力量,夜里把我们的墙报撕掉,出他们的。学校当局也给学生施加压力。就在这时,袁先生来到学校,他是教我们历史课的。他在讲课时尽可能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历史和当前的形势,进行抗日救国、反对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的爱国主义教育。他教育我们要热爱民族英雄,反对卖国求荣的汉奸走狗,反对贪官污吏。当时报纸上正在讨论抗战胜利后的建都问题,同学都来自沿海,对这个问题也很感兴趣,看法也是五花八门,如有的主张应建都在长春,和苏联毗邻;有的主张建都在兰州,从地理上看正是中国的中心;袁先生最后做了总结性的发言,他说,国民党政府是依靠江浙财阀起家的,不可能不回南京。同学们听了,觉得很新鲜。他没有架子,态度和蔼可亲,语言生动,说服力强,同学们都愿意听他的课,有的同学还主动找他讨论问题。当然,当时党给袁先生首要任务是长期埋伏,隐蔽精干,积蓄力量,等待时机,他不可能在组织上进行发展,但同学们在他的教诲下,从他对问题的分析上受到启发,思想逐步走向进步。当时国民党政权贪污腐败,已很不得人心了:以对待沦陷区来的学生来讲,给的贷金从数量上不但不够饱肚子,而且还横加盘剥,如米店老板把好米渗水充分量,结果使米发霉。我高三普组同学忍无可忍,便联合其他班一部分同学到镇上去找米店老板质问,兼任国民党、三青团负责人的白沙镇长不但不妥善处理,反而派警察持枪镇压,同学们义愤填膺,即找镇长问罪,把镇长痛打了一顿。我们的行动得到全校广大师生以及设在白沙镇上的“教育部”大学先修班、女师学院等校的同学和教师的同情和支持。第二天这位被打的镇长虽然下令工商界罢市,但他自知理亏,对进步同学的行动也无可奈何,罢市也不了了之。尔后他们更视高三普组进步同学为眼中钉,竟卑鄙地利用造谣诬陷来对付我们。有一个三青团员蔡某竟造谣说:“普组一个同学去白沙女中看演戏,女中学校当局不让进,该同学即越墙进去,结果被学校当局捉住”云云,我们班同学本来对三青团非常不满,现在竟无中生有造谣诬陷,于是群起追问蔡某,要他指出名字,蔡某指
不出,普组同学即包围办公楼要求学校开除他,相持到深夜,问题不得解决,袁先生此时出面找校长吴亮夫做工作,结果当夜即让蔡某离校了。 后来袁先生离开了十七中,我们在1944年也毕业离校。和袁先生相处时间很短,但他在被国民党追捕的险境中,仍然时刻不忘联系群众,尽可能地扩大党的影响,为党工作,他的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永远留在我们的心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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