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永熙同志接触时间不长，但他忠诚于党的事业，处逆境时矢志不渝和他的睿智沉稳，都是令我很尊敬的。 　　永熙同志是我的表姐夫。我是在他和我表姐陈琏于1947年9月在北平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后的第二年才首次见到他的。因他的身份关系，他们在北京蹲了一段监狱后被押送到南京，后来先后交陈布雷“严加看管”。第二年晚些时候，他们已可到上海陈布雷的家里走走和串串亲戚。有一次他们夫妇到我家看望我母亲（陈琏的五姑母），趁着到我大哥翁泽永房间坐一会儿的机会，琏姐说：“不知道有没有办法到那边去？”当时屋里只有我大哥和我在场。他们虽不知我是地下党员，但我大哥曾任郭沫若秘书，而我是抗战胜利后从浙东解放区出来的，亲友中都知道，因而他们抱有兴许能通过我们哪一个向组织透露信息的希望。我从陈琏的话中了解到他们想去解放区，立即向当时党内联系我的（国统区）全国学联党组书记钱李仁报告。组织上很快给我回话说：上海党组织知道这两个人（他们从西南转往北平途经上海时，永熙同志曾同上海地下党学委书记吴学谦等同志座谈，介绍昆明“一二·一”运动情况，交流学运经验）。并说：他们想去解放区，上海党组织可以帮助。要我利用亲戚关系，设法同他们取得联系。我正苦于没有适当的合法机会去南京找他们，11月13日陈布雷自杀身亡，我母亲即日前去奔丧，我也就以吊唁和照顾母亲为由去了南京。 　　在繁乱纷杂的治丧期间，我找机会同永熙同志联系（他比陈琏不引人注目）。他知道上海党组织答应送他们去解放区，非常高兴，迅速同我商定了下一步联系的具体办法，约定待上海组织安排好后，他们夫妇立即秘密赴沪转往解放区。个把月后，在上海地下党学委总交通乔石的安排下，陈琏和小袁（大家都这么称呼他）来到上海交通员顾金德家中， 取到了事先准备好的身份证件。组织上决定让我陪同他们去解放区。当时我和乔石在相识数年后刚确定恋爱关系，组织上知道后曾征询我们的意见，要不要改派别人。我们商量觉得由我承担此任务最为合适和稳妥，还是遵从组织原决定不变（此后我们两人南北相隔数年，至1952年才调到一地工作）。和陈琏夫妇在顾家碰头后，立即换了装，由交通员带着我们三人，杂在“跑单帮”的人群中，连夜乘坐拥挤不堪的三等火车去镇江。到镇江后过了长江，即按事先安排好的交通路线快速穿越边缘地区。陈琏不惯走长路，小袁和我一路帮她。晚上就住在农民家里，受到农妇的热情招待。不几天终于顺利到达苏北解放区的目的地。当时正是大量转移输送上海等地需要撤出或转移的党员、积极分子和民主人士去解放区的高峰时期。上海地下党和华东局专门在苏北设立了一个华中工委负责这方面的事。我们到华中工委报到后，按照中央意见，要我们继续北上。除陈、袁和我三人外，后来又增加了上海地下党学委委员李清涛、蔡英屏二同志，不久又加了一个工委的范小凤同行。范在上海国民党总工会里隐蔽得挺好，因偶然事件紧急撤退，传闻伪工会的头头们听说此事后大惊说：“连范小凤也是共产党员？！“ 　　当时正是淮海战场硝烟未尽的岁月，我们在边沿和间隙地区穿插行进。沿途还能遇上基层群众举行祝捷大会和听到祝捷的阵阵凯歌：“捷报、捷报！消灭了黄伯蹈……”大家充满了胜利的喜悦。我们多数情况是靠两条腿走路，有时遇上顺路的卡车就赶紧往上爬，尽管挤得水泄不通，气也透不过来，但终究比走路快捷和省劲。有一次还搭上了小火车。当时一路不断遇到成群结队的国民党兵，他们是被俘后除自愿参加解放军者外，其余均被发给路费遣送回乡去的。在卡车和火车上都有许多这种兵。我们除了在华东局城工部由部长谈了一次话以外，又在山东宫县农村华东局组织部招待所稍事逗留，核对中央发来电报的名单和内容，然后就向石家庄进发。 　　这段时间我跟陈琏、永熙同志一路同行，朝夕相处。他们刚摆脱了国民党的魔掌，踏上解放区投奔组织，迎接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心情非常愉悦。我们一路上说说笑笑，还学了包括《东方红》在内的几首歌。他们不多谈自己的事，但我还是获悉了一些情况。在黑暗的国民党监狱中，对爱洁如痹的陈琏来说，比恶劣的生活条件更难以忍受的是污脏不堪的环境，她说那时只有一小块入狱时未被搜走的小手绢是她惟一的洁物，白天靠它洗擦，夜晚枕它而眠。对小袁就更不“客气”了，多次被施酷刑，他体弱屡屡晕刑，昏死过好几次。我也更多知悉了昆明“一二·一”和北平“五·二O”学运的情况，对永熙同志在那些运动中表现出的政治智慧和所作的卓越贡献，感到由衷的钦佩。 　　到了刚解放的石家庄后，我们被告知不必再去党中央所在的平山西柏坡，因北平即将和平解放，中央将前往北平。不久我们就并入向北平进发的中央机关的队伍中了。 　　进北平后我们立即投入了中央青委主持的准备召开第十四届全国学生代表大会、第一次全国青年代表大会和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紧张工作中去。三个大会开过后我们三人都留在团中央工作。 　　这中间，党组织对陈琏和袁永熙二同志被捕问题进行了审查。他们被捕后，都没有暴露党员身份，没有泄露组织秘密，党的组织、同志和工作未因他们被捕受到任何损害，这都是确切的事实。陈琏很快通过了审查，她被保释没办什么手续。袁永熙则有一个关节，他当时曾同我谈起，在狱中曾和其他难友不止一次地挫败了敌人逼供、诱供和迫使他们悔过的阴谋。后来有一次，狱方给他们每人发了一张表，内称“余受共党煽惑，参与颠覆政府、反对民国……”（他当时同我谈后，这几句话我的印象特别深）。据他说；当时敌人一方面制造强大压力要大家签字，另一方面也玩弄手腕，形成许多难友中有一种准备签字的气氛。为了对付敌人的阴谋，他和有的难友琢磨出一个办法，即在印好的表格的内容上，在某些句前添上“并未”二字，这就成了“余并未受共党煽惑，并未参加颠覆政府、反对民……”然后签字。有的难友赞成这个办法，就这样办了。他们当时觉得这是对付了敌人的计谋。更多的具体情况他没和我细说，我也不了解。我只听说在审查中，组织上认为他这是一种变节行为，最后作出了开除党籍、重新入党的组织处理。这段时间他思想上很沉痛。跟他相熟的同志都劝他要正确对待组织和自己，振作精神，接受教训，更加努力和为党工作。据他说，过去曾长期直接领导他、也是他非常敬仰的钱瑛大姐，也同他进行了语重心长的谈话。后来，永熙同志很快投入正常工作。在团中央主持学生部的工作干得挺不错。记得1950年春苏联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米哈伊洛夫访华时，永熙同志和北京团市委学生部部长汪家谬同志曾向米哈伊洛夫介绍了中国学生工作的情况，米哈伊洛夫听后十分赞赏他们的介绍。当时汪家谬同志只有19岁，尤使米感到惊讶。 　　以后我调离团中央。“反右”时只从报上看到永熙同志在清华大学被打成“右派分子”的报道。后来听说他被下放到南宫县教书。尽管他尽力搞好教学工作，但在“四人帮”横行的“文革”期间，他仍备受折磨，险些丧生。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被错划右派案得到改正，被捕问题也得到正确处理，并被分配到北京经济学院任院长，得以在有生之年继续为党的事业发挥余热。 　　在他后半生的坎坷经历中，他忠贞不渝，坚守信念，顽强地挺了过来。我在北京再见到他时，他一如既往地保持着坦然、沉稳、乐观的性格，察觉不到饱经创伤的印迹。晚年他不幸罹患中风半身不遂，我多次去探望，见到他拄着双拐在楼道里艰难而顽强地锻炼行走，期望能战胜疾病，夺回健康。可借他的身体受到的摧残太多，终于未能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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