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国人民欢欣鼓舞、意气风发地迎接新世纪来临的日子里，我不禁遗憾地想到当年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的袁永熙同志却看不到这一切了。永熙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一年了，每当想到他的时候，就会自然地回忆起同他见面时的一些情景。 　　我在西南联合大学上学时，并不认识袁永熙，也不知道他是学生运动的领导人。解放后，经多次接触才渐渐熟悉起来。当他还住在骑河楼清华大学办事处的平房时，有一次我去看望他。他谈起原配夫人陈琏同志的不幸去世，也谈到现在的夫人张兰芬女士的娴淑。 　　我曾听说过袁永熙和陈琏举行过隆重豪华的婚礼。这在当时革命同志中是一个特殊的例外。我们谈起了那次婚礼。 　　那是1947年8月10日，这对革命情侣的婚礼在北京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举行。那一天，北平国民党的一些党政要员和社会名流，手持以新娘的父亲陈布雷的名义发送的粉红色请柬前往祝贺。北平市市长何思源担任证婚人。身着燕尾服的新郎手挽着穿着白色结婚礼服的新娘，在伴郎、伴娘陪伴下，随着《结婚进行曲》的节奏徐徐步入大厅。新娘礼服后面拖着长长的白纱由一对可爱的男孩女孩拉着。交换戒指、接取结婚证书……行礼如仪，婚礼庄严隆重。 　　袁永熙当时是北平、天津中共南方局系统地下党负责人，陈琏也是地下党员。袁永熙说，当时他俩都反对这套繁文褥节，但是陈琏的父亲陈布雷是蒋介石的总统国策顾问、国民党中央宣传小组组长。婚礼是由陈琏的叔父操办的。如果草率从事，不仅会招来非议，还可能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怀疑。所以事先地下党的领导人、中共南方局组织部长钱瑛同志就提醒袁永熙：“陈琏是陈布雷的千金，你们一定要公开举行婚礼。婚礼办得像样一点，不能太寒酸。这是革命斗争的需要，也是为了你们的安全。”遵照钱大姐的嘱咐，他俩在这大讲排场的婚庆中，违心地逢场作戏而应付自如。 　　只过一个多月，在9月24日，这对新婚夫妇就因受人牵连被国民党逮捕。经过多方营救，直到1948年才先后被保释出狱。 　　1980年，在“一二·一”运动 35周年前夕，我去访问了袁永熙同志，他曾是当年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他的谈话至今仍然留在我的记忆中。 　　1945年11月下旬，昆明西南联大等校师生发起反内战运动，遭到国民党反动派镇压。12月1日，昆明发生了国民党军警特务残杀大中学师生的惨案。南菁中学的教师于再、西南联合大学的学生潘琰和李鲁连、昆华工校的学生张华昌被杀害，很多同学被打伤。在地下党云南省工委领导下，以西南联合大学为首，掀起了昆明大中学师生参加的轰轰烈烈的“一二·一”爱国学生运动，并取得了巨大胜利。 　　我请袁永熙谈谈参加和领导“一二·一”运动的体会。 　　袁永熙沉思片刻，然后说：“‘一二·一’运动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最关键的一条是党的正确领导。”他说，当时是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全国人民迫切希望有一个和平民主的环境来恢复和建设自己的国家。我党适时地提出了一个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的纲领，同国民党政府制造内战、扼杀民主的倒行逆施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因而在政治上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一二一”惨案发生后，我党组织加强了对运动的领导，并始终和广大爱国群众站在一起进行斗争。当时，中共云南省工委书记郑伯克直接和袁永熙联系，了解情况，对运动发展的每一阶段都有具体部署，使运动能够健康地发展，从一个高潮推向另一个高潮，并避免了不必要的损失，最终取得了胜利。 　　“密切联系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这是我体会很深的第二点，”袁永熙说，当时，蒋介石通过“十·二”政变，把龙云搞下台，夺取了云南地方的军政大权，强化了反动统治，我们全校只有十几个地下党员，如果不团结大多数同学，要想运动取得胜利是根本不可能的。周恩来同志曾教育青年学生“勤学；勤业、勤交友”，党组织就号召党员和民 　　主青年同盟成员广交朋友，不搞‘小圈子”，要求党员像种子一样撒到群众中去，生根、发芽。每个党员要联系一批群众，交一批朋友，用进步思想去影响他们。有了这个群众基础，“一二·一”运动一开始，广大同学很快就发动起来了，甚至有些曾被国民党反动当局欺骗参加过“青年军”的同学十二月一日那天也主动爬上墙头，向围攻联大新校舍的反动军警喊话：“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袁永熙接着说：“充分发扬民主是运动取得胜利的又一个重要因素。”他说，当时的罢课宣言、复课条件都经过学生自治会代表大会充分讨论、民主表决通过。当意见有分歧时。党组织就耐心细致地做思想工作。比如，在讨论罢课宣言的过程中，虽然多数人同意，但还有一部分人对宣言的内容有不同意见，学生自治会就把宣言草稿印发给各系、各班充分讨论，让每个同学发表意见，最后修改的宣言，得到了全校同学的同意。袁永熙说：“只有充分发扬民主，有事和群众商量，达到思想上的一致，才能团结广大同学夺取运动的胜利。” 　　谈到运动斗争中师生们不畏强暴、不怕牺牲的精神时，袁永熙情绪异常激动，他动情地讲述了“一二·一”惨案中死难烈士的英勇事迹：共产党员于再奋勇地阻止反动军人投掷手榴弹时，自己被手榴炸伤死去，却保全了不少在场的同学；女共产党员潘琰，自己被手榴弹炸伤，仍然奋力救护受伤同学，腹部又被特务猛戳三刀，牺牲了年轻的生命；李鲁连与特务斗争时中弹重伤，在送往医院途中，又被暴徒拦住毒打，顿时气绝；张华昌闻讯赶来抢救西南联大同学，头部被弹片炸破，红色的鲜血和白色的脑浆灌满右耳，仅仅17岁就壮烈牺牲。 　　袁永熙特别悲痛地提到我们敬爱的师长、著名的民主斗士闻一多教授。在运动中，他始终和爱国学生站在一起，为民主救国奔走呼号。他曾满怀信心地对袁永熙说：“咱们一起在昆明搞‘一二·一’ 运动，这是‘第一出戏’；马叙伦等教授到南京去请愿，又演了‘第二出戏’；将来学校复原回北平后．咱们再演‘第三出戏’。”闻先生说的“第三出戏”，是指到北平后，继续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直到建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袁永熙黯然地说：“不幸的是，闻先生还没有来得及回北平，更没有来得及演‘第三出戏’，就被万恶的国民党特务杀害了。但是，‘一二·一’四烈士和闻一多那种为革命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却永远激励着我们。” 　　全国解放后，袁永熙同志在共青团工作和高等院校的教育改革等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他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值得我们学习，我们将永远怀念他。 　　今天，当我重温永熙同志这番谈话时，我深切地体会到，“一二·一”运动取得胜利的经验——坚持党的正确领导、密切联系群众、充分发扬民主，正是坚持发扬了党的优良传统的结果。这不也正是我们今天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必须遵循的原则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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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2/4/24 14:06: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