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 　　 　　本篇讲的是满族的兴起与后金建国那一章之第三、第四二个小节，第三小节讲的是努尔哈赤时期建立的八旗制度，第四小节讲的是后金的建国。关于八旗制度，我主要根据孟森先生《八旗制度考实》那篇文章。八旗制度在某种意义上是军事与生产合一的组织形态，八旗的组织形态起始于狩猎的需要，狩猎最原始的武器便是弓和箭。一个牛录是十个人，牛录是大箭，额真是主子，也就是十个弓箭手要有领头指挥的人，这个人就叫牛录额真，这是狩猎时十个人在一起围猎野兽的一个指挥员。狩猎对满族人讲既是生产活动，也是战争的演练，一个旗就是二十五个牛录，每个牛录三百个壮丁，合在一起七千五百个壮丁，加上家属人口就多了。一个旗是一个单位，八个旗便是八个单位的联邦，旗的主人便是固山额真。满洲人通过八旗制度把满洲所掌控的全部人口都组织起来，有组织的力量大于同样人口分散相处的无组织力量。关外满洲人的八旗是狩猎、游牧与农耕混合的生产组织和军事组织，与周边的蒙古人、汉人相比，他们在经济上还处于比较原始的阶段，但由于他们是以努尔哈赤为首的、八旗联合起来的有组织的人口，这样一种组织形式，它动员起来的力量，要超过他们周边分散的缺少组织动员的农耕社会，如明王朝和蒙古族单一的、分散的游牧为生的部落所能集合起来的社会力量，加上努尔哈赤严格限制内部矛盾发展的措施，所以能充分利用他后发的优势，压倒文明程度比他高但处于分裂状态的蒙古部落。及忙于内部党争的明王朝，后发的优势还在于它文化上对于周边比它进步的一切文明都能抱着兼收并蓄的态度，这就为它后来包容游牧和农耕地区的各个民族，把后金这个国家发展为统一中国的大清帝国。经济落后固然是一个劣势，但在冷兵器时代，他们在关外通过八旗制度体现了它借助组织上的优势战胜周边内部处于内部分裂状态的各个政权结构。那个时代也是历史机遇给满洲帝国兴起的一次天赐良机，其实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国迅速崛起也是如此。满洲帝国兴起的历程，也许可以给我们一点有益的启示，尽管我们经济上还落后一些，只要组织得好，团结得禁，没有出现内部分裂的局面，只要我们方针路线没有重大的失误，在相对和平的条件下，也许是我们今后战胜一切困难的根本保障。真能这样的话，那么任何外部的离间和颠覆活动，都奈何我们不得，中华民族自能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不想称霸，历史已经证明，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称霸世界的强者是永恒的。 　　 　　 　　 　　 　　 　　（三）满洲八旗制度 　　 　　 　　 　　讲八旗制度前，我们先说明一下满洲一词的来源。女真原来是肃慎的转音，女真的称呼始于唐代，明代时满人自称女真其音又作诸申。努尔哈赤之子皇太极在天聪九年（公元1635年）十月，谕：“我国无知之人称为诸申，今后一切人等，止许称我国为满洲原名。”满洲是满文中对部落的尊称，当时是蒙古人对建州女真部落的尊称，诸申即女真反变为下贱人之专称了。 　　 　　满洲人称自己为旗人，因为满人无不在旗，这个旗就是指八旗。孟森在《八旗制度考实》一文中称： 　　 　　“八旗者，太祖（即努尔哈赤）所定之国体也。一国尽隶于八旗，以八和硕贝勒为旗主，旗下人为之属人，属人对旗主有君臣之分。八贝勒分治其国，无一定君主，由八家共推一人为首长，如八家意有不合，即可易之。此太祖口定之宪法，其国体假借名之，可曰联邦制，实质联旗制耳。” 　　 　　这里是讲八旗制度建制时的状况，这个联邦制在本质上是八个部落的联盟，君主由八家共推。这种状况不可能维持很久，这与民国初年所谓联省自治有一点接近。中国历史上秦统一六国以后，实行郡县制，就很难再回到带有分封色彩的联邦制。地方行政机构，只能是中央的派出机构，人事上只能是任命制。毛泽东讲过“百代皆行秦政法”，讲的便是郡县制这个基本格局很难再改回去了。现在我们的人事制度还不是自上而下的任命制吗？基层的直接选举都难以真正有效实施，县、市、省到中央各部还不都是任命制，选举只是过场的形式罢了。八旗制度在关外就变了，到关内来以后变化更大。这个制度固然使满人衣食无忧，但也坑了满人，旗人成了无所事事的懒人了，衣食无忧，人就没有上进心了。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说八旗怎么发展起来的。孟森在《八旗制度考实》一文中说： 　　 　　“八旗之始，起于牛录额真。牛录额真之始，起于十人之总领。十人各出箭一枝，牛录即大箭，而额真乃主也。此为太祖最初之部勒法。万历十一年癸未，太祖以父遗甲十三副起事，自后即有牛录额真之部伍。吞并渐广，纠合渐多，至万历二十九年辛丑，乃扩一牛录为三百人，而牛录额真遂为官名，盖成率领三百人之将官。当时有四牛录，分黄、红、蓝、白四色为旗，盖有训练之兵千二百人矣。” 　　 　　这是在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的规模，到了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女真、蒙古、汉人归附的人多了，在原有四旗之外，增设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黄、白、蓝均镶红边，红旗镶白边，合为八旗，并规定三百人为一个牛录，设牛录额真一人，五牛录设一甲喇，设甲喇额真一人，五甲喇为一固山，设固山额真一人，副职二人称梅勒额真。固山额真称旗主，一个固山领有步骑七千五百名。努尔哈赤是八旗的共主，他有直属的禁卫五千余骑，是八旗的精锐卫队。这个八旗分属于努尔哈赤与其诸子侄分别管辖，努尔哈赤领两黄旗，代善（努尔哈赤次子）领两红旗，皇太极（努尔哈赤之第八子）领镶白旗，莽古尔泰（努尔哈赤之第五子）领镶蓝旗，杜度（努尔哈赤之长孙）领正白旗，阿敏（努尔哈赤的侄子）领正蓝旗，八旗的旗主之间是平行关系。固山，也就是旗主是各旗的最高统治者。八旗制度最初是兵农合一、军政合一的部落制度，类似于金人猛安谋克的制度，后来管辖的人口众多，蒙、汉自为牛录，各设八旗。 　　 　　满洲八旗各有旗主，各置官属，各有下属之户口和兵员，以及各自的地域。在努尔哈赤时期，八旗制度的状况便如上所述。努尔哈赤时，八旗中有四大贝勒的称呼，即代善、阿敏、皇太极、莽古尔泰。天命十一年（公元1626年）努尔哈赤去世以前增封的贝勒有代善的长子岳讬，次子硕讬，三子萨哈廉，努尔哈赤的第七子阿巴泰，第十子德格类，第十二子阿济格，那一年努尔哈赤去世时以多尔衮（十五岁）、多铎（十三岁）托于诸王，于是封为贝勒。原来称和硕贝勒的只有四大贝勒，后来加上齐尔哈郎，皇太子的长子豪格，称和硕贝勒的只有六人。努尔哈赤以后，皇太极即帝位，八旗中两黄旗与正蓝旗归皇太极自己统率。 　　 　　天命七年（公元1623年）努尔哈赤对于身后八固山与共主的关系，他有过一番交代。《武皇帝实录》载其言： 　　 　　“继我而为君者，毋令强势之人为之。此等人一为国君，恐倚强恃势，获罪于天也。且一人之识见能及众人之智虑耶？尔八人可为八固山之王，如是同心干国，可无失矣。八固山王，尔等中有才德能受谏者，可继我之位，若不纳谏，不遵道，可更择有德者立之。傥易位之时，如不心悦诚服而有难色者，似此不善之人，难任彼意也。至于八王理国政时，或一王有得于心，所言有益于国家者，七王当会其意而发明之。如己无能，又不能赞他人之能，但默默无言，当选子弟中贤者易之。更置时，如有难色，亦不可任彼意也。八王或有故而他适，当告知于众，不可私往，若面君时，当聚众共议国政，商国事，举贤良，退谗佞，不可一二人至君前。” 　　 　　可见努尔哈赤安排八旗固山共议国事，共推君主，倒是一个集体领导的体制。话是可以如此说，实际上很难做到。四大贝勒中，皇太极处于第四位，军功最多。努尔哈赤死后，是代善推皇太极为君，四小贝勒当然附和。论实力，上三旗都在皇太极手中，这样便是皇太极即位了，实际上还是经过斗争的，多尔衮便曾说过“太宗文皇帝之即位,原系夺立，以挟制中外”。努尔哈赤原本安排多尔衮继承汗位，因其年幼，大贝勒代善摄政，努尔哈赤去世后，诸王没有遵循努尔哈赤的交代，皇太极凭代善的支持夺取了汗位。入关以后，多尔衮执政时，才会说这一番话。努尔哈赤去世后，诸子之间争夺权力的斗争则是后话，不一一在此细说了。 　　 　　由于在八固山中，皇太极的实力占了优势，八旗制度由八固山和硕贝勒共议大政，变成皇太极一个人说了算，定于一尊。他死了以后，便由他儿子福临继位，多尔衮摄政，八贝勒共推君主变成皇太极一个家族世袭君主制了。然而八贝勒这八旗的名义还在，入关以后所谓八旗实际上是宗室待遇，入八旗者有亲王的待遇，封爵至公，即有入八分与不入八分之别，宗室有入八分与不入八分之别，只是身份地位的一种表示了。 　　 　　 　　 　　（四）后金的建国 　　 　　 　　 　　在游牧部落的首领称王，是称汗，是对获得部落联盟首领地位的认可。如蒙古人的成吉思汗，他的名字叫铁木真，蒙古人称部落首领便称可汗。铁木真在公元1203年打败了克烈部，才有在蒙古高原上称可汗的地位。公元1206年，铁木真在斡难何召开勿里雅台大会，那时有巫师帖卜·腾吉里向铁木真进言称：“上天授你以地上之帝位。”在大会的那一天，他又装神弄鬼地对铁木真说：“如今地上各称古儿罕之诸国君均为你所服，其领土均归你治下，因此你应成为普天下之汗，诸王之王的尊号，上天旨意，你的称号应为成吉思汗。”成吉思汗这个称呼就是这样来的，他借助于神，借助于对天命的信仰，这几乎是游牧部落刚刚崛起时带有的共同特征。 　　 　　满洲八旗制度建立以后，努尔哈赤是八旗的共主，是女真部落联盟的共主。万历三十五年（公元1607年）喀尔喀蒙古的使臣来朝见努尔哈赤时，向他叩头，并称他为昆都仑汗。在满洲人内部，他是淑勒贝勒。故从万历三十五年到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07-1616年）之间，他被称作淑勒昆都仑汗，说明那时与蒙古高原上蒙古族联盟过程中，他只是明朝北方地区共主的称号。在满洲人建国之前，先后曾有过二次建国，一次是东北地区的渤海，一次是灭辽后建立的金。金已是中原王朝，与高原游牧民族部落联盟的首领称汗相比，又高了一个层次。在公元1612年、1614年和1615年，在北方出现北极的极光现象，十七世纪那个时候正是北极光频繁出现的时期，当时欧洲出现了观赏极光的热潮。这本来是一种自然现象，却被巫师们解释为努尔哈赤受天命的征兆。于是努尔哈赤在这一年宣布建立后金，把万历四十四年称为天命元年，那就开始亮旗帜与明朝对抗了。孟森认为努尔哈赤称天命，只是一种尊称。其实不然，在中国历史上，君权神授，这个神授就是天命。天命的观念最早起于西周，“天命靡常，惟德是依”，这是中国的传统观念，每次改朝换代，新朝代替旧朝，总要祭起天命有归的概念。清廷圣旨的第一句话便是“奉天承运”，那就是表示自己的统治是天命有归，说明自己统治的合法性。虽然这个时期努尔哈赤称天命，是由北极光频现而引起，提出这个建议的却是汉人，当然知道“天命”这个词的重大意义。《武宗皇帝实录》载其事云： 　　 　　“丙辰岁正月壬申，八固山诸王率众臣，聚于殿前排班。太祖升殿，诸王、臣皆跪。八臣出班进御前，跪呈表章。太祖侍臣阿东虾、侍卫厄儿得溺榜式（即汉音之博士，后称笔帖式）接表。厄儿得溺立于太祖左，宣表，颂为列国沾恩英明皇帝。建元天命。于是离坐当天焚香，率诸王、臣三叩首，转升殿。诸王臣各率固山叩贺正旦。时帝年五十八矣。” 　　 　　这就是努尔哈赤当时登基的状况，亦有后人为之纹饰之处，但那一年他确实举行了登基的仪式。努尔哈赤去世是在天启七年，也就是公元1626年，在位的时间十一年，继承他皇位的是他的第八子皇太极，他的年号是天聪，后来正式定年号为崇德，共十七年，其中天聪是九年，崇德是八年。他死的那一年是崇祯十七年（公元1643年），次年农民军进北京，为后金入关灭明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后金与明的公开对立，从当时记载看，努尔哈赤在天命三年四月，即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告天七大恨”是一个标志。这告天七大恨的对象是对着明廷来的，其中第一条是针对当年明军误杀努尔哈赤父祖，其他都与努尔哈赤同叶赫部之间的矛盾有关。海西部与建州女真本来就是联姻关系，万历十六年（公元1588年）叶赫部允许把部长卿家奴之女嫁给努尔哈赤，把其次女嫁给代善贝勒。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叶赫部联合蒙古人共九部落与努尔哈赤建州女真发生冲突，叶赫部卿家奴的次子卜寨被杀，战争中努尔哈赤破九部三万之众，取得胜利。战争结束，叶赫的卿家奴答允把卜寨的女儿许配给努尔哈赤，次子金台吉之女许配代善，但是叶赫部很快便悔婚了，把金台吉之女嫁给蒙古人，卜寨之女留在叶赫部，故称其为老女。实际上卜寨之女，在万历二十五年（公元1597年）才十五岁。为了此事后金兴兵讨伐叶赫，明朝派兵帮助叶赫抗击努尔哈赤。故在七大恨中，有好几条都是努尔哈赤责明廷不该帮助叶赫部与努尔哈赤对抗。当时叶赫向明朝求援，明派游击马时楠、周大岐率枪炮手一千协助叶赫守卫。明朝对出兵帮助叶赫部的问题亦有记载，叶赫的贡市在镇北关，明简称为北关，这次战争又以明军失败告终。七大恨中的最后一条是萧伯芝冒充明朝萧子玉使后金，努尔哈赤厚赠萧子玉，送萧归境时，努尔哈赤拍萧子玉肩称：“汝是辽阳无籍萧子玉，安得假称都督，临我郊境，我非不能杀汝，顾不忍见此以辱耳。为我致意抚台，后无再作许事。”萧子玉狼狈而回。这件事反映明代边防官员的无能，闹笑话给别人看。努尔哈赤曾亲诣抚顺，将“七大恨”交给抚顺的游击李永芳而归。从“告天七大恨”原来的文字上看，努尔哈赤还自称其祖宗以来，称明为天朝，又称南、北关的关系，俱为臣属。这个文告是控诉明朝的边境政策，但仍以明的藩属自居。他去抚顺面见李永芳游击，此前他曾两次亲去北京朝贡，与明边将的来往相当密切，所以对明边防的状况，对明内政腐败无能，边防缺饷没有作战能力应是了解很深。 　　 　　“告天七大恨”是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也就是天命三年四月十三日的事，不久便把这份文告送达明抚顺的游击李永芳。五月七日，他率领一万余人的军队进攻抚顺。抚顺的地理位置在浑河岸边，西距后来的沈阳只有十公里，是明在边境上的贸易和军事重镇。努尔哈赤遣使致书驻守抚顺的将领李永芳说：“因尔明国，兵助叶赫，故来征之。”还下令让李永芳投降，如果李永芳出降，兵不入城，军民皆得保全。否则兵入城中，“老幼必惊散，尔之禄位亦不保矣。”还说：“不战而降，必不扰尔军民，仍以厚礼待之。不特赦汝然，纵至微之人，犹超拔之。结为婚姻，超升尔职，与吾一等大臣相齐。”金兵只发动了一次进攻，李永芳便率所属千户所一起出降，其中包括秀才范文程等一批在辽东的明朝士大夫。这是一次对明代边疆将吏的一次策反行动，对降者优待重用，实际上是削弱敌对方，分化对方力量最易奏效的方法。后金在辽东的迅速崛起，得力于这一政策。如后来觉华岛上毛文龙部下的尚可喜、耿精忠的投降后金，甚至洪承畴的投降，都是帮助满清迅速平定南方抗清力量的有力帮手。从这一点上讲，明朝垮塌的根本原因，是由于明朝自身没完没了的派系斗争，明朝文官的腐败，武将的无能。努尔哈赤进攻抚顺时，四月二十一日，明总兵张承胤率军前去增援，结果被努尔哈赤的主力部队全歼，张承胤本人力战而死。抚顺的丢失，援军被全歼，这件事惊动了皇明朝廷的上上下下。《明史·神宗纪》万历四十六年记载此事云： 　　 　　“夏四月甲辰，大清兵克抚顺城，千总王命印死之。庚戌，总兵官张承胤帅师援抚顺，败没。闰月庚申，杨镐为兵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经略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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