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有3690611跟帖讲宇文泰与苏绰的对话，现录其对话于下： 　　 　　腐败有利于专制: 北周开国者与名士的不朽答问 　　佚名 　　宇文泰者北周开国奠基人也。当他作北魏的丞相模仿曹操“挟天子令诸侯”之时，遇到了与诸葛亮齐名的名士苏绰。宇文泰向苏绰讨教治国之道，二人密谈了三日三夜，留下了如下极具现实意义和可操作性的不朽答问。为便于广大读者阅览，谨将历史典籍中原来的文言文翻译成如下白话文—— 　　宇文泰问：“国何以立？”苏绰答：“具官。” 　　宇文泰问：“如何具官？”苏绰答：“用贪官，反贪官。 ” 　　宇文泰不解，问：“为什么要用贪官？” 　　苏绰答：“你要想叫别人为你卖命，就必须给人家好处。而你又没有那么多钱给他，那就给权，叫他用手中的权去搜刮民脂民膏，他不就得到好处了吗？” 　　宇文泰问：“贪官受惠，又会给我带来什么好处？” 　　苏绰答：“他能受惠是因为你给的权，所以，他为了保住自己的好处就必须维护你的权。这样，你的统治不就牢固了吗？如果没有贪官维护你的政权，那么你还怎么巩固统治？” 　　腐败有利于专制: 北周开国者与名士的不朽答问 　　宇文泰恍然大悟，问：“既然用了贪官，为什么还要反呢？” 　　苏绰答：“这就是奥妙所在了。只有反贪官才能欺骗民众，才能巩固政权。” 　　宇文泰大惑，说：“爱卿快说其中的奥秘。” 　　苏绰答：“这有两个好处：其一、天下哪有不贪的官？对于官，不必怕他贪，怕的是他不听你的话。以反贪官为名，消除不听你话的官，保留听你话的官。这样既可以消除异己，巩固你的权力，又可以得到人民对你的拥戴。其二、官吏只要贪赃枉法了，把柄就在你手中。他敢背叛你，你就以此为由灭了他。贪官怕你灭了他，就只有乖乖听你的话。所以，‘反贪官 ’是你驾御官的法宝。如果你不用贪官，你就失去了这个法宝。如果人人皆是清官，深得人民拥戴，他不听话，你没有借口除掉他；硬去除掉，也会引来黎民骚动。对于贪官，你一是要用，二是要反，使官僚队伍成为清一色拥护你的人。” 　　苏绰突然又问：“如果因为用了贪官而招致民怨沸腾怎么办？” 　　宇文泰一惊，便问：“爱卿有何妙计可除此患？” 　　苏绰答：“祭起反贪大旗，加大宣传力度，证明你心系黎民。让民众认为你是好的，而不好的只是那些贪官，把责任都推到他们的身上，千万不要让民众认为你是贪官的后台。你必须让民众认为，你是好的。社会出现这么多问题，不是你不想搞好，而是下面的官吏们不好好执行你的政策。” 　　宇文泰问：“民怨太大的官吏，拿他们怎么办？” 　　苏绰答：“宰了，为民除害！把他们搜刮的民财放进你的腰包。这样你可以不负搜刮民财之罪责，而得搜刮民财之实惠。 　　苏绰最后总结说：用纵贪来培植死党，除贪官以消除异己，杀贪官收买人心，没收贪官钱财充实国库，这将是长治久安之计。” 　　 　　这是后人伪托古人名下的假借宇文泰与苏绰对话，以表达他对当前反腐反贪的认识，那么我们也有必要知道一下北周时的宇文泰与苏绰究竟是何许人也？他们对话的内容是什么？这对我们理解这篇答问作者的心灵还是有益的。宇文泰与苏绰究是何许人也，宇文泰是北周创业之主，北魏后期六镇是其基干的武装力量，北齐的创业之主是高欢，他的基干力量都是怀朔镇的人，宇文泰在关陇地区建立北周的基干武装力量是武川镇的人，那时的军队多保留游牧部落兵的特色，北魏末分裂成东魏与西魏，即后来的北齐与北周，宇文泰是西魏的执政者，那说故事者，把宇文泰说成北魏的丞相，显得缺乏最基本的历史常识了。从当时的军事力量对比上讲北齐优于北周，当时南北三方鼎立，从军事力量上讲北周是最弱小的一个，最终是由宇文泰创建的北周这个政权，到隋文帝时统一了全国，故宇文泰作为创业之主，确有许多过人之处。 　　记得当年审判“四人帮”结束以后，我又从北京的秦城监狱押回上海哈密路看守所，等待对我们的审判，在秦城监狱时，我潜心读《三国志》和《晋书》，审判“四人帮”时我未出庭作证，故对审判的情况一无所知。回上海等待他们给我开庭审判，我当时心目中把它作为例行公事，也未太当一回事，一心读《魏书》《北齐书》《北周书》，而且是边读边在旁批注自己的感想，这次3690611的跟帖又重提苏绰与宇文泰之间的谈话，《周书?苏绰传》确实提到他们两人之间的谈话，宇文泰极其投入，甚至留苏绰在宫中彻夜长谈，谈话过程中“整衣危坐”、“膝之前席”、“ 语遂达曙”可见宇文泰倾听之专注，几乎达出神入化的程度。至于谈话的中心议题，并不是什么“用贪官，反贪官”之类的邪经，苏绰传记录的主要内容是他给宇文泰提的六条建议，宇文泰接受了他的建议，变成付之施行的《六条诏书》与3690611所推荐之佚名者伪托的对话，作一对比，其品味的高下自可一览无余。现在我把当年阅读这篇传记时，划杠的地方，加批语的地方，一似原状载录于下，以供读者参阅，那时我是用毛笔书写批语的，这有照片为证。我的批语加“按”放在正文之后。 　　 　　苏绰，字令绰，武功人。魏侍中则之九世孙也。累世二千石。父协，（按：这个门第算高了）武功郡守。绰少好学，博览群书，尤善算术。从兄让为汾州刺史，太祖饯於东都门外。临别，谓让曰：“卿家子弟之中，谁可任用者？”让因荐绰。太祖乃召为行台郎中。在官岁馀，太祖未深知之。然诸曹疑事，皆询於绰而后定。所行公文，绰又为之条式。台中咸称其能。后太祖与仆射周惠达论事，惠达不能对，请出外议之。乃召绰，告以其事，绰即为量定。惠达入呈，太祖称善，谓惠达曰：“谁与卿为此议者？”惠达以绰对，因称其有王佐之才。太祖曰：“吾亦闻之久矣。”寻除著作佐郎。 　　　　属太祖与公卿往昆明池观渔，行至城西汉故仓地，顾问左右，莫有知者。或曰：“苏绰博物多通，请问之。”太祖乃召绰。具以状对。太祖大悦，因问天地造化之始，历代兴亡之迹。绰既有口辩，应对如流。太祖益喜。乃与绰并马徐行至池，竟不设网罟而还。遂留绰至夜，问以治道，太祖卧而听之。绰於是指陈帝王之道，兼述申、韩之要。(按：苏绰对于传统思想资料，采取兼收并蓄，儒家为主，兼用法家，这决定于当时斗争的需要，不是过去决定现在，而是现在根据需要取舍过去的思想资料。他按《周官》那一套改革的设计，是儒家的东西，这在政治上意义不大，但六条诏书中第一条正心修身还是儒家的东西，但却切中时弊，宇文泰能接受这一套也不容易，那时他还没作皇帝，但北周从宇文泰到宇文邕，这两个皇帝是有作为的，北周所以能灭北齐，后来隋灭陈，是他们两个人奠定的基础，在北齐和南朝找不到如苏绰这样有见地的人，也没有那一个统治者能接受这些见地，宇文泰所以能接受这六条，是由于在这三个并立的政权中，他是最弱小的，不如此没有出路，凡事都是环境逼出来的，最后在这个最弱小的政权基础上统一了中国，这是一个历史的进步。)太祖乃起，整衣危坐，不觉膝之前席。语遂达曙，不厌。（按：宇文泰比高欢看得更远一些。）诘朝，谓周惠达曰：“苏绰真奇士也，吾方任之以政。”即拜大行台左丞，参典机密。自是宠遇日隆。绰始制文案程式，朱出墨入，及计帐、户籍之法。 　　　　大统三年，齐神武三道入寇，诸将咸欲分兵御之，独绰意与太祖同。遂并力拒窦泰，擒之於潼关。四年，加卫将军、右光禄大夫，封美阳县子，邑三百户。加通直散骑常侍，进爵为伯，增邑二百户。十年，授大行台度支尚书，领著作，兼司农卿。 　　　　太祖方欲革易时政，务弘强国富民之道，故绰得尽其智能，赞成其事。减官员，置二长，并置屯田以资军国。又为六条诏书，(按：苏绰这六条还是有见地的，北齐拿不出这六条来。)奏施行之。 　　其一，先治心，曰： 　　　　凡今之方伯守令，皆受命天朝，出临下国，论其尊贵，并古之诸侯也。是以前世帝王，每称共治天下者，唯良宰守耳。明知百僚卿尹，虽各有所司，然其治民之本，莫若宰守之最重也。凡治民之礼，先当治心。心者，一身之主，百行之本。心不清净，则思虑妄生。思虑妄生，则见理不明。见理不明，则是非谬乱。是非谬乱，则一身不能自治，安能治民也！是以治民之要，在清心而已。夫所谓清心者，非不贪货财之谓也，乃欲使心气清和，志意端静。（按：凡事要客观一点，冷静一点。）心和志静，则邪僻之虑，无因而作。邪僻不作，则凡所思念，无不皆得至公之理。率至公之理以临其民，则彼下民孰不从化。是以称治民之本，先在治心。 　　　　其次又在治身。凡人君之身者，乃百姓之表，一国之的也。表不正，不可求直影；的不明，不可责射中。今君身不能自治，而望治百姓，是犹曲表而求直影也；君行不能自修，而欲百姓修行者，是犹无的而责射中也。故为人君者，必心如清水，形如白玉。躬行仁义，躬行孝悌，躬行忠信，躬行礼让，躬行廉平，躬行俭约，然後继之以无倦，加之以明察。（按：后面三条要做到也不易）行此八者，以训其民。是以其人畏而爱之，则而象之，不待家教日见而自兴行矣。 　　　　其二，敦教化，曰： 　　　　天地之性，唯人为贵。明其有中和之心，仁恕之行，异於木石，不同禽兽，故贵之耳。然性无常守，随化而迁。化於敦朴者，则质直；化於浇伪者，则浮薄。浮薄者，则衰弊之风；质直者，则淳和之俗。衰弊则祸乱交兴，淳和则天下自治。治乱兴亡，无不皆由所化也。(按：社会风尚随教化而异。) 　　　　然世道雕丧，已数百年。大乱滋甚，且二十岁。民不见德，唯兵革是闻；上无教化，惟刑罚是用。而中兴始尔，大难未平，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凡百草创，率多权宜。致使礼让弗兴，风俗未改。比年稍登稔，徭赋差轻，衣食不切，则教化可修矣。凡诸牧守令长，宜洗心革意，上承朝旨，下宣教化矣。(按：衣食足而礼乐兴也。) 　　　　夫化者，贵能扇之以淳风，浸之以太和，被之以道德，示之以朴素。使百姓亹，中迁於善，邪伪之心，嗜欲之性，潜以消化，而不知其所以然，此之谓化也。然後教之以孝悌，使民慈爱；教之以仁顺，使民和睦；教之以礼义，使民敬让。慈爱则不遗其亲，和睦则无怨於人，敬让则不竞於物。三者既备，则王道成矣。此之谓教也。先王之所以移风易俗，还淳反素，垂拱而治天下以至太平者，莫不由此。此之谓要道也。 　　　　其三，尽地利，曰： 　　　　人生天地之间，以衣食为命。食不足则饥，衣不足则寒。饥寒切体，而欲使民兴行礼让者，此犹逆坂走丸，势不可得也。是以古之圣王，知其若此，故先足其衣食，然後教化随之。夫衣食所以足者，在於地利尽。地利所以尽者，由於劝课有方。主此教者，在乎牧守令长而已。民者冥也，智不自周，必待劝教，然后尽其力。诸州郡县，每至岁首，必戒敕部民，无问少长，但能操持农器者，皆令就田，垦发以时，勿失其所。及布种既讫，嘉苗须理。麦秋在野，蚕停於室，若此之时，皆宜少长悉力，男女并功，若援溺、救火、寇盗之将至。然後可使农夫不废其业，蚕妇得就其功。其有游手怠惰，早归晚出，好逸恶劳，不勤事业者，则正长牒名郡县，守令随事加罚，罪一劝百。此则明宰之教也。 　　　　夫百亩之田，必春耕之，夏种之，秋收之，然後冬食之。此三时者，农之要也。若失其一时，则谷不可得而食。(按：不失农时。大跃进那年是丰收年，因大炼钢铁，误了农时，故丰而不收，才饿死人。)故先王之戒曰：“一夫不耕，天下必有受其饥者；一妇不织，天下必有受其寒者。”若此三时不务省事，而令民废农者，是则绝民之命，驱以就死然。单劣之户，及无牛之家，劝令有无相通，使得兼济。三农之隙，及阴雨之暇，又当教民种桑、植果，艺其菜蔬，修其园圃，畜育鸡豚，以备生生之资，以供养老之具。 　　　　夫为政不欲过碎，碎则民烦；劝课亦不容太简，简则民怠。善为政者，必消息时宜而适烦简之中。故《诗》曰：“不刚不柔，布政优优，百禄是求。”如不能尔，则必陷於刑辟矣。 　　　　其四，擢贤良，曰： 　　　　天生蒸民，不能自治，故必立君以治之。人君不能独治，故必置臣以佐之。上至帝王，下及郡国，置臣得贤则治，失贤则乱，此乃自然之理，百王不能易也。 　　　　今刺史守令，悉有僚吏，皆佐治之人也。刺史府官则命於天朝，其州吏以下，并牧守自置。自昔以来，州郡大吏，但取门资，多不择贤良；末曹小吏，唯试刀笔，并不问志行。夫门资者，乃先世之爵禄，无妨子孙之愚瞽；刀笔者，乃身外之末材，不废性行之浇伪。若门资之中而行贤良，是则策骐骥而取千里也；若门资之中而得愚瞽，是则土牛木马，形似而用非，不可以涉道也。若刀笔之中而得志行，是则金相玉质，内外俱美，实为人宝也；若刀笔之中而得浇伪，是则饰画朽木，悦目一时，不可以充榱椽之用也。今之选举者，当不限资荫，唯在得人。苟得其人，自可起厮养而为卿相，伊尹、傅说是也，而况州郡之职乎。苟非其人，则丹朱、商均虽帝王之胤，不能守百里之封，而况於公卿之胄乎。由此而言，官人之道可见矣。（如苏绰那样看待门阀，这在当时实难能可贵，比北魏孝文帝高明，这一点又高于北齐，北齐是只讲门第高低，《齐书》卷四十三，《羊烈传》载羊烈与毕云义比门第高低，魏收撰《魏书》，也多着眼于门第，苏绰的话，实是真知灼见，宇文泰接受苏绰的意见，使北周政治上高于北齐。当然那时世家大族多在北齐和南朝，西魏北周没有门第高的世家，从政治势力上讲，这是一个弱点，反过来它又是一个优点，可以跳出世族门阀的圈子，唯才是举才能得人才之用。） 　　　　凡所求材艺者，为其可以治民。若有材艺而以正直为本者，必以其材而为治也；若有材艺而以奸伪为本者，将由其官而为乱也，何治之可得乎。是故将求材艺，必先择志行。其志行善者，则举之；其志行不善者，则去之。而今择人者多云：“邦国无贤，莫知所举”。此乃未之思也，非适理之论。所以然者，古人有言：明主聿兴，不降佐於昊天；大人基命，不擢才於后土。常引一世之人，治一世之务。故殷、周不待稷、契之臣，魏、晋无假萧、曹之佐。仲尼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岂有万家之都，而云无士。但求之不勤，择之不审，或用之不得其所，任之不尽其材，故云无耳。(按：用人需勤而求之，审而择之，还应人尽其才，用得其所，择人，用人可是一门学问。)古人云：“千人之秀曰英，万人之英曰隽。”今之智效一官，行闻一邦者，岂非近英隽之士也。但能勤而审察，去虚取实，各得州郡之最而用之，则民无多少，皆足治矣。孰云无贤！ 　　　　夫良玉未剖，与瓦石相类；名骥未驰，与驽马相杂。及其剖而莹之，驰而试之，玉石驽骥，然後始分。彼贤士之未用也，混於凡品，竟何以异。要任之以事业，责之以成务，方与彼庸流较然不同。昔吕望之屠钓，百里奚之饭牛，宁生之扣角，管夷吾之三败，当此之时，悠悠之徒，岂谓其贤。及升王朝，登霸国，积数十年，功成事立，始识其奇士也。於是後世称之，不容於口。彼瑰伟之材，不世之杰，尚不能以未遇之时，自异於凡品，况降此者哉。若必待太公而后用，是千载无太公；必待夷吾而后任，是百世无夷吾。所以然者，士必从微而至著，功必积小以至大，岂有未任而已成，不用而先达也。(按：人才只能在实践中鉴别，德性只能于风浪中才见其本色。)若识此理，则贤可求，士可择。得贤而任之，得士而使之，则天下之治，何向而不可成也。 　　　　然善官人者必先省其官。官省，则善人易充，善人易充，则事无不理；官烦，则必杂不善之人，杂不善之人，则政必有得失。故语曰：“官省则事省，事省则民清；官烦则事烦，事烦则民浊。”清浊之由，在於官之烦省。(按：精兵简政是澄清吏治之要领也。)案今吏员，其数不少。昔民殷事广，尚能克济，况今户口减耗，依员而置，犹以为少。如闻在下州郡，尚有兼假，扰乱细民。甚为无理。诸如此辈，悉宜罢黜，无得习常。非直州郡之官，宜须善人，爰至党族闾里正长之职，皆当审择，各得一乡之选，以相监统。夫正长者，治民之基。基不倾者，上必安。(按：正长者今之基层干部也，基层稳了，国家就安了) 　　　　凡求贤之路，自非一途。然所以得之审者，必由任而试之，考而察之。起於居家，至於乡党，访其所以，观其所由，则人道明矣，贤与不肖别矣。率此以求，则庶无愆悔矣。 　　　　其五，恤狱讼，曰： 　　　　人受阴阳之气以生，有情有性。性则为善，情则为恶。善恶既分，而赏罚随焉。赏罚得中，则恶止而善劝；赏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民无所措手足，则怨叛之心生。是以先王重之，特加戒慎。夫戒慎者，欲使治狱之官，精心悉意，推究事源。(按：治狱必以事实为依据。)先之以五听，参之以证验，妙睹情状，穷鉴隐伏，使奸无所容，罪人必得。然後随事加刑，轻重皆当，赦过矜愚，得情勿喜。又能消息情理，斟酌礼律，无不曲尽人心，远明大教，使获罪者如归。此则善之上也。然宰守非一，不可人人皆有通识，推理求情，时或难尽。唯当率至公之心，去阿枉之志，务求曲直，念尽平当。听察之理，必穷所见，然後栲讯以法，不苛不暴，有疑则从轻，未审不妄罚，随事断理，狱无停滞。此亦其次。若乃不以仁恕而肆其残暴，同民木石，专任捶楚。巧诈者虽事彰而获免，辞弱者乃无罪而被罚。有如此者，斯则下矣，非共治所寄。今之宰守，当勤於中科，而慕其上善。如在下条，则刑所不赦。 　　　　又当深思远大，念存德教。先王之制曰，与杀无辜，宁赦有罪；与其害善，宁其利淫。明必不得中，宁滥舍有罪，不谬害善人也。（按：这便是无罪推定。）今之从政者则不然。深文巧劾，宁致善人於法，不免有罪於刑。所以然者，非皆好杀人也，但云为吏宁酷，可免后患。（按：酷吏之酷，酷在有罪推定。）此则情存自便，不念至公，奉法如此，皆奸人也。夫人者，天地之贵物，一死不可复生。然楚毒之下，以痛自诬，不被申理，遂陷刑戮者，将恐往往而有。(按：逼供信是一切冤案错案的源头。)是以自古以来，设五听三宥之法，著明慎庶狱之典，此皆爱民甚也。凡伐木杀草，田猎不顺，尚违时令，而亏帝道；况刑罚不中，滥害善人，宁不伤天心、犯和气也！天心伤，和气损，而欲阴阳调适，四时顺序，万物阜安，苍生悦乐者，不可得也。故语曰，一夫吁嗟，王道为之倾覆，正谓此也。凡百宰守，可无慎乎。 　　　　若有深奸巨猾，伤化败俗，悖乱人伦，不忠不孝，故为背道者，杀一利百，以清王化，重刑可也。（按：须以重刑治官员中的深奸巨猾，方能平民愤）识此二途，则刑政尽矣。 　　其六，均赋役，曰： 　　　　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明先王必以财聚人，以仁守位。国而无财，位不可守。是故三五以来，皆有征税之法。虽轻重不同，而济用一也。今逆寇未平，军用资广，虽未遑减省，以恤民瘼，然令平均，使下无匮。夫平均者，不舍豪强而征贫弱，不纵奸巧而困愚拙，此之谓均也。（按：税负之平均，在于依贫富而负担合理。）故圣人曰：“盖均无贫。” 　　　　然财货之生，其功不易。织纴纺绩，起於有渐，非旬日之间，所可造次。必须劝课，使预营理。绢乡先事织纴，麻土早修纺绩。先时而备，至时而输，故王赋获供，下民无困。如其不预劝戒，临时迫切，复恐稽缓，以为己过，捶扑交至，取办目前。富商大贾，缘兹射利，有者从之贵买，无者与之举息。输税之民，於是弊矣。 　　　　租税之时，虽有大式，至於斟酌贫富，差次先後，皆事起於正长，而系之於守令。若斟酌得所，则政和而民悦；若检理无方，则吏奸而民怨。又差发徭役，多不存意。致令贫弱者或重徭而远戍，富强者或轻使而近防。守令用怀如此，不存恤民之心，皆王政之罪人也。 　　　　太祖甚重之，常置诸座右。又令百司习诵之。其牧守令长，非通六条及计帐者，不得居官。 　　　　 　　“绰性俭素，不治产业，家无馀财。以海内未平，常以天下为己任。博求贤俊，共弘治道，凡所荐达，皆至大官。太祖亦推心委任，而无间言。太祖或出游，常预署空纸以授绰，若须有处分，则随事施行，及还，启知而已。绰尝谓治国之道，当爱民如慈父，训民如严师。每与公卿议论，自昼达夜，事无巨细，若指诸掌。积思劳倦，遂成气疾。十二年，卒於位，时年四十九。” 　　 　　《北周书?苏绰传》所表述的宇文泰与苏绰彻夜长谈的主题内容，便集中在《六条诏书》上，若与3690611跟帖上的对话比较一下，二者之间在议题上是一致的，讲的都是国家管理的问题。在中国这个传统的农耕社会，在国家管理上都离不开君、臣、民这三者之间的关系，然而这两个谈话的版本，在观念上有根本的区别，前者是“用贪官、反贪官”来巩固自己的专制统治，后者这“六条诏书”的基本精神则与之相反，不是利用人贪欲的本性，而是强调管理者的治心与治身，强调正本清源，强调为君者“乃百姓之表，一国之的也。表不正，不可求直影；的不明，不可责射中。”故这个正本清源的功夫，必须从国家领导者自身做起，不是靠什么“用贪官、反贪官”之类权谋，鼓励和利用人性恶的本能，故二者在出发点上有本质区别，在如何治心与治身上《六条诏书》对国家领导者，有八点要求，其云：“故为人君者，必心如清水，形如白玉。躬行仁义，躬行孝悌，躬行忠信，躬行礼让，躬行廉平，躬行节俭，然后继之以无倦，加之以明察。”这八个条目说到底是从真心诚意出发，修好身，齐好家，才能治好国，而且要不懈怠，加以明察，将二者比较，在品位上有天壤之别，苏绰讲的这八条，不就是从正面回答如何克服最近胡锦涛在这次七一纪念讲话中提出的“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那几个值得人们警惕的危险吗？第二条诏书讲的是社会教化的问题，要养成良好的社会风尚，如果“用贪官，反贪官”那只能是恶化社会的风尚，提倡奢侈、挥霍和浪费，使“邪伪之心，嗜欲之心”泛滥，用今天的话就是物欲横流，人与人之间为了蝇头微利，争夺不息，教化的内容及其目的，只能是“教之以孝悌，使民慈爱；教之以仁顺，使民和睦；教之以礼仪，使民敬让。慈爱则不遗其亲，和睦则无怨于人，敬让则不竞于物。”用今天的话讲，这教化还不就是为了达到社会和谐这个目的吗？如果“用贪官，反贪官”那就只能取得相反的效果。第四条诏书讲的是擢贤良，用今天的话讲，就是使用干部，应该推行什么样的组织路线，我们知道，门阀制度在两晋南北朝最为盛行，九品中正制度，讲的是官员的出身成分，苏绰在那个时代，最难能可贵的是他反对依门第出身任用官员，强调“今之选举者，当不限资荫，唯在得人。苟得其人，自可起厮养而为卿相。”在德才二者，则强调用人以德为先，其云：“是故将求材艺，必先择志行。”其还强调人才自然有，找不到人才，是为君者“求之不勤，择之不审，或用之不得其所，任之不尽其材”，这对我们与人事组织相关的那些用人的部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选好人，还要用得其所，任尽其材。人才只能在使用过程中培育和识别，“岂有未任而已成，不用而先达也”。这《六条诏书》中确有不少至今仍精辟而发人深省的要言妙道，至于3690611所言之“不朽答问”，那只能属于上不了台面的旁门邪道而已。 　　当然，“不朽答问”之作者，可以辩说，我这是讽刺小品，本来就是伪托之言，但是我们却不能借以来轻薄故人，汉人做赋，亦有不少托伪之作，比如司马相如的《子虚赋》所伪托之人为子虚先生，《上林赋》所托之人为“亡是公先生”，枚乘的《七发》所伪托者为楚太子，并未实指何人，当然汉赋中亦有实指其人的，如东方朔的《答客》中，也提到苏秦、张仪，但没有任何轻薄之言。即便是讽刺小品，对同志和朋友，亦还有一个与人为善的态度，凡事总还得留有余地，不能以敌对的态度来挖苦同志和朋友啊！这也应是为人行事最基本的态度啊！写讽刺小品，要分清敌友，即便对朋友和同志有时挖苦几句，以泄胸中一时抑郁，亦未始不可，不过要有度，要讲效果，不能只求一时情绪宣泄之痛快。如果那样的话，于人、于己、于时局不见得皆有益。为人还是厚道一些，说话不能太绝。再说，贪腐现象起于人性之贪欲，这在我们东方国家固然屡禁不绝，在西方所谓的民主制度下，何尝不是如此。最近在英国爆发的《世界新闻周刊》窃听事件，揭发此事件者突然在家中自杀，可见这事远未了结，再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负责人卡恩的性侵案，虽然他人从美国回到法国，但事情还远未了结。还有洋品牌达芬奇的家具弄虚作假，则是西方企业在中国干的缺德事，这事也未了结。官员贪腐的现象，固然于制度不健全有着某种联系，换上另一种制度，也不见得能根绝贪腐现象。而这种制度转换所需付出的代价，更是难以想象。各种制度都有制度范围内处置贪腐现象的方针和办法，关键是人的思想观念，也就是价值取向和社会风尚的善恶，这类问题应引起人们的关切，我们既要继承祖宗的好思想，也可以结合一些西方行之有效的制度设施和历史经验，目的只能是为了大家将来生活得更好，整个社会不能因贪腐的泛滥而发生质的变化，无论从制度层面，还是社会风尚的层面来议论这个问题，不能远离为了将来的生活真能平平稳稳地比过去更美好，这个根本目的。 　　那么在中国历史上有没有故意使用贪官的案例呢？有，我可以告诉你真实的故事，刘邦用陈平，陈平就是一出名的贪官，陈平是一个美丈夫，但很穷，无知把他推荐给刘邦，刘邦用了他，但周勃与灌婴有意见，《汉书?陈平传》载其事云： 　　“绛、灌等或谗平曰：‘平虽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闻平居家时 盗其嫂；事魏王不容，亡而归楚；归楚不中，又亡归汉。今大王尊官之，令护军。臣闻平使诸将，金多者得善处，金少者得恶处。平，反复乱臣也，愿王察之。’ 汉王疑之，以让无知，问曰：‘有之乎？’无知曰：‘有。’汉王曰：‘公言其 贤人何也？’对曰：‘臣之所言者，能也；陛下所问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已 之行，而无益于胜败之数，陛下何暇用之乎？今楚、汉相距，臣进奇谋之士，顾 其计诚足以利国家耳。盗嫂、受金又安足疑乎？’汉王召平而问曰：‘吾闻先生 事魏不遂，事楚而去，今又从吾游，信者固多心乎？’平曰：‘臣事魏王，魏王 不能用臣说，故去事项王。项王不信人，其所任爱，非诸项即妻之昆弟，虽有奇 士不能用。臣居楚闻汉王之能用人，故归大王。裸身来，不受金无以为资。诚臣 计画有可采者，愿大王用之；使无可用者，大王所赐金具在，请封输官，得请骸 骨。’汉王乃谢，厚赐，拜以为护军中尉，尽护诸将。诸将乃不敢复言。” 　　接着刘邦与陈平还有一段对话，今录于下： 　　汉王谓平曰：“天下纷纷，何时定乎？”平曰：“项王为人，恭敬爱 人，士之廉节好礼者多归之。至于行功赏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嫚 而少礼，士之廉节者不来；然大王能饶人以爵邑，士之顽顿耆利无耻者亦多归汉。 　　　　诚各去两短，集两长，天下指麾即定矣。然大王资侮人，不能得廉节之士。顾楚 有可乱者，彼项王骨鲠之臣亚父、钟离眜、龙且、周殷之属，不过数人耳。大 王能出捐数万斤金，行反间，间其君臣，以疑其心，项王为人意忌信谗，必内相 诛。汉因举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汉王以为然，乃出黄金四万斤予平，恣所为， 不问出入。 　　刘邦就是用了陈平的离间计，气死了范增，离间了项羽与诸将的关系，终于打败了项羽，刘邦知陈平贪，但用陈平不是用其贪而是用其计谋，打败项羽。这是乱世的事，不能用于平时，刘邦是从大处着眼用陈平的，不是用其贪。当年毛泽东批评江青三箭齐发，批林批孔，再加开后门，那并不是开后门就好，而是那样的话，扩大了打击面，模糊了主攻的方向，所以被叶剑英一状告败，对贪者的容忍，不是说贪好，而是顾及大局，刘邦用陈平，是用其谋，并非鼓励贪腐也。再说刘邦与萧何的关系，刘邦晚年对萧何有猜疑之心，几次问人萧何在关中的情况，有人对萧何划策曰：“‘上所谓数问君，畏君倾动关中。今君胡不多买田地，贱贳貣以自污？上心 必安。’于是何从其计，上乃大悦。”这个故事告诉人们，刘邦不放心的是萧何在关中造反，影响他后方的安全，而萧何保全自己的办法，是以贪自污，那刘邦认为他无大的志向，所以对萧何也就放心了，第一这都是乱世的故事，第二刘邦所以允许陈平、萧何贪，是因为有更大的考虑，第三，这样做并非认为贪好，不过是得大于失及两害取其轻吧了，在太平的盛世，就不能这样了，消极腐败的危险会更加尖锐地危害党和国家的公信力。同样是对待贪腐现象，往往也因人、因时、因事而异，其中有矛盾得失的权衡，及二害轻重的考量，因而对贪腐处置的策略亦各有不同，如果因此而一般地提倡“用贪官，反贪官”在任何情况下它都会危及国家的生存和安全了。反贪是经，用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这二者是经与权的关系必须认识清楚，以权作经，那就走向事物的反面了，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讲的便是李自成进京以后贪腐为其所以失败的基本教训，所以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把郭沫若的那篇文章作为整风的教材，毛泽东离开西柏坡进京时，便说进京赶考，文革开始以后，还鼓励姚雪垠写李自成传，所本的都是这个意思。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有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归功的内容。反对贪腐是毛泽东同志一生自始至终一以贯之的基本宗旨，革命所以能取得胜利，建国后三十年，所以能巩固政权，靠的就是这一点。今天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取向，地方上的官商不分，使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但也不是洪洞县里没有好人，我们仍应以积极的态度来对待这个问题。那个伪托的对话，实际上把反贪官、宰贪官都变成权力斗争的手段了，这不符合事实的基本方面，是在全盘抹黑我们的国家和社会了。尽管目前我们所面临贪腐方面的问题严重，正确的态度应是力挽狂澜呀。前一篇关于回避制度的博文，我是从制度层面思考如何预防和加强贪腐问题的惩治，这一篇博文是议论在反贪腐问题上的策略和态度，而伪托的对话的态度则是破罐子破摔了，我不赞成。这个罐子摔不得，也摔不了，抱摔罐子这样的态度，只能在贪腐问题上付出更大的代价，它的实际效果只能是消极地鼓励贪腐现象，这样思考，只能是一种消沉的不抱希望的态度。说到底，我与3690611这位所代表的朋友们，所以存在认识差异的原因，是各自对待问题的立场不同而已。这就是我对宇文泰与苏绰不朽问答那篇伪托之对话的基本思考。当然这份对话，只不过是一种恶搞式的搞笑吧了，对于这些思想认识上的问题，我不主张堵，而是应该抓住典型作细致的分析，才能提高人们分辨是非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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