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 　　 　　明清之间，萨尔浒之战是关键性的一场战役，这个战役影响着二者相互关系的走向，这虽不是初战，但也是第一次带有决战性质的战争。《孙子兵法》讲过：“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明朝的杨镐打这场围攻满洲努尔哈赤的军事策划，吃亏的就是不知彼也不知己。他们对满洲努尔哈赤的军事力量不摸底，对自己的军队战斗力的状况也不清楚，事先没有严格的训练和充分的准备，就被迫匆忙地发动这一场必然失败的四面围攻努尔哈赤的战役，希冀一举便打垮满洲。从动员军队的人数上讲，明朝占据优势。在作战的战略上，希望速战速决，采取分兵合击的方法，兵分四路围攻努尔哈赤，结果反而分散了自己的兵力。努尔哈赤应对的策略不是四面出击、被动应战，而是集中兵力击溃其一支主力。从全局上看，明军在数量上占优势，但在局部上，努尔哈赤可以集中兵力，为自己创造优势。那就是全歼明军一路主力，明王朝其他三路军队就很难互相配合了，最终只有一路军队撤退得快，勉强保存下来。努尔哈赤取得萨尔浒之战胜利的这样一种战略思想，就是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明军是分散进攻的，努尔哈赤可以集中优势力量击垮其中一支主力，使其他进攻的明军丧胆。这个战略也是毛泽东在当年反围剿战争采取的正确战略，第五次反围剿采取针锋相对、四面出击、御敌于国门之外的策略，结果失败了，只能开始万里长征。 　　 　　明王朝之所以失败，有其内外的因素，军队腐败缺乏战斗力，长期没有作战了，平时也不加强训练，仓促上阵，哪有不败之理。从战场形势看要紧的是整顿和训练自己的军队，不能仓促上阵，否则一败不可收拾，所以要作比较长期的打算。但从国内经济形势讲，没有那么多经费来维持庞大的军事开支。从朝廷讲，在两派对立的情况下，执政者期望迅速取胜，以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故一再派人催促杨镐进军。杨镐在没有摸清满洲努尔哈赤军事状况，及其可能采取的防御战略的条件下，匆促部署，匆促上阵，这样指挥作战，怎么可能不失败呢？照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杨镐做不到这一点。明朝的军队是从方方面面汇集起来，没有经过如何协同作战的充分思想准备便匆促上阵了。从双方对峙的形势来说，明朝只能采取逐步推进的持久战，但国内的经济状况支持不了打一场持久的战争，结果一次又一次被动地采取速战速决，此后明朝在辽东的战局始终跳不出这个被动挨打的局面。 　　 　　分析一下满洲与明朝在辽东的多次战役，无论是胜利者的经验，还是失败者的教训，对我们冷静面对目前国际形势的变局都是非常有益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还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有备才能无患，认清对立双方或者多方的形势，认清自己的长处和短处，才能作出比较正确的战略抉择。武器不是决定胜负的根本因素，决定胜负的根本因素还是人的智慧。弱可以转化为强，强也可能转化为弱，不要莽撞，不要凭一时之勇，要冷静冷静再冷静。要牢牢记住，我们的战争是防御性战争，不打第一枪，即使敌人打了第一枪，也要忍让他三步，待它露出破绽以后，才狠狠地出其不意地揍得让它感到痛。《水浒传》上的洪教头，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连唤几个来、来、来，结果是退让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才一棒打翻了洪教头。毛泽东同志说过：“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其势汹汹，辟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历史上国与国之间搞突然袭击的都有没好下场，如日本偷袭珍珠港占了便宜，最后仍然以失败告终。对于我们国家而言，当然是能和则和，我们需要时间让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地埋头苦干，全面提高自己科学、技术、经济发展的水平，谁也不愿意和邻里吵架造成邻里之间的不和睦，大家都不高兴。然而我们不怕任何外来的战争威胁，即使不得已而应对，那么战争也不是目的，仅仅是达到自卫的手段。海洋的开发和利用，是本世纪各国共同的战略趋向，浩瀚广阔的太平洋是它两岸各国共同拥有的公共海洋，美国在太平洋的东岸，中国在太平洋的西岸，谁也不可能霸占太平洋为自己的内海，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中美合作是当今世界和平稳定的大局，也是共同发展海洋战略的大局，没必要为了一两个小岛弄得脸红脖子粗，只不过是几个跳蚤在那里闹腾，它翻不了大浪，左右不了大局。 　　 　　要懂得多行不义必自毙的道理，有时候有些人的垮台是自己找的，奉劝他们还是管好自己的家务事要紧，家里吵翻天，弄不好自己先翻了船，那又能怪谁呢？对我们而言，要认真学习和了解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留给我们的教益，这可以使我们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这也是我叙述萨尔浒之战的宗旨。 　　 　　 　　 　　 　　 　　（五）杨镐与萨尔浒之战 　　 　　 　　 　　明朝在辽东防务的情况非常窘迫，军队的纪律败坏，没有战斗力，派驻辽东的将领吞没士兵的饷银、马价银、盐引习以为常，士兵哗变、民变不断，促使大量人员投奔到女真族那儿。辽东的防务，长期以来实际上是一个空架子。抚顺失事以后，那时明朝的兵部尚书缺额，由薛三才代理，内阁首辅是何宗彦。薛三才提出首先要解决辽东三年欠饷五十万两，马价银十一万七千八百两。神宗的态度是内帑空虚，要户部想办法，还要九卿科道研究如何进剿的事宜。明朝那时在辽东负责防务的是蓟辽总督汪可受，在辽东的巡抚是李维翰，他们没有进兵的把握，在山海关前胆怯犹豫，逗留不进。最后明廷把进剿的希望寄托在熟悉辽事的兵部右侍郎杨镐身上，结果打了一场萨尔浒之战，明军又一次大败，后金的势力进入整个辽沈地区。《明史·杨镐传》载其事云： 　　 　　“四十六年四月，我大清兵起，破抚顺，守将王命印死之。辽东巡抚李维翰趣总兵官张承允往援，与副总兵颇廷相等俱战殁，远近大震。廷议镐熟谙辽事，起兵部右侍郎往经略。既至，申明纪律，征四方兵，图大举。至七月，大清兵由鸦鹘关克清河，副将邹储贤战死。诏赐镐尚方剑，得斩总兵以下官，乃斩清河逃将陈大道、高炫徇军中。其冬，四方援兵大集，遂议进师。时蚩尤旗长竟天，彗见东方，星陨地震，识者以为败征。大学士方从哲、兵部尚书黄嘉善、兵科给事中赵兴邦等皆以师久饷匮，发红旗，日趣镐进兵。” 　　 　　“明年正月，镐乃会总督汪可受、巡抚周永春、巡按陈王庭等定议，以二月十有一日誓师，二十一日出塞。兵分四道：总兵官马林出开原攻北，杜松出抚顺攻西，李如柏从鸦鹘关出趋清河攻南，东南则以刘綎出宽奠，由凉马佃捣后，而以朝鲜兵助之。号大兵四十七万，期三月二日会二道关并进。天大雪，兵不前，师期泄。松欲立首功，先期渡浑河，进至二道关，伏发，军尽覆。林统开原兵从三岔口出，闻松败，结营自固。大清兵乘高奋击，林不支，遂大败，遁去。镐闻，急檄止如柏、綎两军，如柏遂不进。綎已深入三百里，至深河，大清兵击之而不动。已，乃张松旗帜，被其衣甲，绐綎。既入营，营中大乱，綎力战死。惟如柏军获全。文武将吏前后死者三百一十余人，军士四万五千八百余人，亡失马驼甲仗无算。败书闻，京师大震。” 　　 　　从当时辽东形势的实际情况看，要经营辽东，应该是先整顿吏治，整顿军队，训练部队，采取积极防御的战略，而不是进攻的速决战。本应是一场持久战，应该先摸清敌情后再伺机进攻。但对于明廷来说如果旷日持久进行战争，在兵饷上无法维持。明初正统时，诸边的年例只有二十二万两。到万历时，年例便增至三百八十万两。辽东战起，自万历四十六年四月开始，到天启元年，前后不到四年时间，辽饷用银即达一千七百二十万两，平均每年支辽饷四百多万两。前三次辽饷加派共九厘，合计加征银两四百八十多万两，其中扣除北直隶和地方其他用途，尚余三百万两不到，而山海关一地，即年需支银四百万两。因而辽饷一项，已经弄得全国民不聊生，那么多饷银，也就不可能足额发放到前线，发放到士兵手中，用到作战的需要上。各级官僚和将领，都在军饷的收支上贪污和克扣。所以明末的户部尚书毕自严称：“即令东师长伏穴中，不向西遗一矢，而我之天下已坐敝矣。”杨镐的战役部署是在万历四十七年二月，而毕自严也就是在那时特设户部侍郎一人，兼右佥都御使，出督辽饷。这是通过从登、莱海运到娘娘宫登陆，然后陆运到广宁、辽阳，每一石军粮费一金，故他对明末军饷的窘迫感触最深。在这样的财政支绌的状态下，又不能资饷于敌，那怎么能打持久战呢？故当时大学士方从哲、兵部尚书黄嘉善、兵科给事中赵兴邦提出师久饷匮的问题也就很自然了，所以“发红旗，日趣镐进兵”了。从这里可以看到朝廷的决策者与前线军事指挥员对前线战事思考的视角是不同的，按前线双方的形势只能是持久的防御战，按政府财政支持的可能，这个仗只能采取进攻的速决战，这个仗当然打不好。这样的矛盾还会反映到前方将领如袁应泰与薛国用之间，熊廷弼与王化贞之间的争执，都是如此，经略与巡抚各打各的，这个仗怎么打得好呢？这个矛盾决定了明朝辽事的将领只能既打不好仗，自身也落得一个悲剧的结局，这是明末在辽东战事问题上的基本态势。 　　 　　努尔哈赤又是如何应对杨镐分兵四道围攻的呢？杨镐动用的兵力号称四十七万大军，实际上动员的兵力也就十万多人，分兵四路围击，由杨镐坐镇沈阳。担任主攻的是杜松带的西路兵，南路李如柏的军队是佯攻。如果努尔哈赤也分兵四路迎击的话，那么杜松的军队可以直指满洲那时的政治军事中心赫图阿拉。但是努尔哈赤不是四路分兵迎战，而是认为集中兵力对付西路杜松的军队，他说：“明使我先见南路有兵者，诱我兵而南也，其由抚顺所西来者，必大兵也，急宜拒战，破此则他路兵不足患矣。”（《清太祖实录》卷六）他只派五百人对付东路刘綎的军队，把自己全部兵力集中起来打击从西而来的杜松那支明军的主力部队。明军十万多人，分兵四路，兵力已经分散了，后金军队只有六万人，在数量上不占优势，但如果集中兵力断其一指的话，那便有可能打垮明军进攻的整个态势。毛泽东在红军时期前几次反围剿也是采取这个战略，所以能屡次打败国民党的围剿。第五次反围剿时，采取分兵把守，打消耗战，那就只能靠长征来突围了。努尔哈赤带领的八旗主力在萨尔浒一带遭遇明军，四月十三日，杜松率领三万余人的军队出抚顺关，十四日到达萨尔浒，那时后金正派兵构筑界凡城，阻挡明军东进。杜松留下两万人守萨尔浒，自领一万人攻打界凡城，杜松军队分为两部分，兵力又分散了，这样又为努尔哈赤提供了机会。努尔哈赤说：“先破萨尔浒山所驻兵，此兵破，则界凡之众，自丧胆矣。”（《清太祖实录》卷六）于是派皇太极与代善带二旗阻击杜松进攻界凡城的军队，自己带六旗军队进攻萨尔浒的明军。明军在萨尔浒遭遇努尔哈赤的突然打击，退到萨尔浒河西岸，结果在得力阿哈一带被全歼。而杜松那支军队在吉林崖下陷入重围，杜松丧生，全军覆没。然后努尔哈赤集中兵力打击由开原北进的总兵官马林那支部队，首先击溃了驻守斡辉鄂模的明军，然后进攻尚间崖，明军大败，马林逃回开原，整个南路的明军也被歼灭了。然后打击东路刘綎那支部队，四月十六日，刘綎那支东路的明军，加上一部分朝鲜的军队，抵达阿布达里冈，朝鲜军队抵达富车，离后金的政治中心赫图阿拉只有五六十里。努尔哈赤此时打败两路明军以后，便集中三万多人，赶赴东线，伏击东线的明军，结果是刘綎战死，东路军一部分投降，其他也全军覆没。杨镐在沈阳获悉三路军队皆丧师覆没以后，便急令由南向北进攻的李如柏那支军队后撤，退出战场。萨尔浒之战，努尔哈赤全胜而归。从战略战术上讲，这是集中兵力，选择战机，各个击破，发挥连续作战的精神，速战速决，达到以少胜多的战略目的。 　　 　　杨镐这一次兵败，明廷御史杨鹤上疏劾之，不报。努尔哈赤继续率八旗军攻陷开原、铁岭，于是言官们进一步交章弹劾杨镐，最终杨镐被逮，论死，至崇祯二年才被处决。杨镐兵败时，熊廷弼即上《论辽东大势已去疏》，其中讲到在辽东的明军人无斗志，“坚甲利刃，长枪火箭，丧失俱尽”，“一闻警报，无不心惊胆丧。”士兵们“身无片甲，手无寸械，随营糜饷，装死扮伤，不肯出战”，“各营逃者，日以千百计。”“人人要逃，营营要逃。”明朝在辽东的军队完全处于崩溃的状态，那个状态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历时已久。万历三十六年（公元1608年）熊廷弼曾巡按辽东，军队的懒散无能，将官的贪渎，李成梁那时弃地驱民内迁的混乱状态都看在眼里。他那时便上疏论李成梁弃地失职的问题，没有引起朝廷的注意。他建议在关外屯垦，解决兵饷的问题，被朝廷接受并建议推广。故那时熊廷弼“在辽数年”，“杜馈遗，核军实，按劾将吏，不事姑息，风纪大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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