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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惠娟纪念馆

转载:近期惊动全网的三大政策突变,在一个闭门会上说透了背后逻辑文化纵横

朱永嘉

  转载:近期惊动全网的三大政策突变,在一个闭门会上说透了背后逻辑文化纵横 (2021-08-02 12:19:25)[编辑][删除]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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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三大政策的转变反映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从根本上保障广大劳动者的权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节制资本,不能放任资本,从而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在上个世纪50年代的国营企业还能负担劳动者基本的需求,在企业设置哺乳室,有幼儿园安置孩子,保障孩子的成长,有医务室保障职工身体健康。现在提倡生三个孩子,没有各种福利保障,就会出现生了养不起的顾虑。
  
  同时现代人的观念不一样,他们关心二个人之间的生活,把养儿育女看作负担,真正要实现三胎的目标,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这三大政策的转变,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特此转载。
  
   朱永嘉
  
  
  
  转载:近期惊动全网的三大政策突变, 在一个闭门会上说透了背后逻辑 文化纵横
  
  
  
  
  
  【导读】近期,国内多项政策引发全网关注,凸显重大调整信号:教育领域,中央强力整顿校外教育培训行业乱象;就业领域,人社部等部委联合引发《关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要求维护平台企业派遣工的权益;地产领域,打压虚高学区房、设定二手房指导价、限制房贷、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等行动不断加码。尽管很多人直呼看不懂政策为何大变,但联系更早兴起的反垄断、限制资本无序扩张等行动可以发现,所有政策调整背后都有一条清晰主线——从百年变局和民族复兴的政治高度,重新定位中国的发展方向,促进中国“社会”的公平正义和良性发展,在发扬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基础上开辟新发展道路。
  
  2021年春,《文化纵横》邀请各领域著名学者围绕“新发展阶段的理论创新”展开研讨,深入分析我国当前面临的重要理论及实践问题,研判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及相应的政策转向。事实上,重新认识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挖掘和发扬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因素,已成为一个无可回避的重大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关乎着未来中国是要成为新的资本中心,还是要追求另一种可能。如果中国崛起只是资本中心的转移,则无助于解决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因而中国共产党必须不忘初心,继续追求新的可能,关键就在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尊重和发挥人民自己的主体性。
  
  这其中的一个巨大挑战,是如何在坚持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条件下驾驭私人资本:允许私人资本的存在和活动,但竭力防止资本的无序扩张和市场的盲目性;同时,始终保持党与人民、与劳动者的紧密联系,为人民群众的利益服务。当前世界范围的资本强势状态,已导致个人原子化危机和国家能力危机的双重叠加,我国有一定制度和资源优势,但也面临内生挑战,因而有必要激活政党优良传统、兑现党对人民的承诺,在反思和调整之上,为世界和人类发展探寻新的普遍性方案。
  
  本文发表于《文化纵横》2021年第3期,原题为《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新发展阶段的理论创新”研讨会综述》,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在过去一百年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缔造了新中国,持续推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成就,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的时间节点,也是全球性的百年变局发生时刻。然而,站在全球视野来看,我们的理论创新却相对滞后,至今未能提出可以清晰地解释中国制度和中国道路,并获得国际社会广泛承认的理论体系。身处全球百年变局之际,中国发展面临的内外部环境正日趋复杂,已有的理论越来越无法回应今日中国的真实困惑和真实需求。发展阶段的转变,呼唤着理论研究的更新和转型。为此,2021年3月,《文化纵横》杂志社邀请各领域著名学者围绕“新发展阶段的理论创新”展开研讨,尝试推进对这些重大问题的回答,明确中国思想界在新发展阶段的任务和使命。
  
  
  
  ▍如何认识中国社会主义实践?
  
  
  
  1991年,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世界在整体上进入了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翌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全面推进。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凭借自身的工业积累、自然资源和庞大人口迅速成为“世界工厂”,成为当代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发动机。在这种语境下,如何认识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如何挖掘和发扬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因素,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不再是一个自明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仅对中国社会主义的未来,同时对人类未来的发展走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汪晖指出,继十月革命后出现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世界体系的竞争后,随着中美关系趋于紧张,今天又一次出现了国家间、区域间的对立,但这两次竞争或对立的关系和性质仍有待澄清。在基本社会经济制度上,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共同点甚至多于不同点,但双方在另一些方面确实存在大量差异。正是由于这样一种复杂且矛盾的局面,人们对于当代中国的国家性质存在两种不同看法。一种看法认为,中国仍然是一个与西方国家非常不同的社会主义国家。除了共产党执政外,中国与西方的国家在经济社会领域的角色和作用存在巨大差异,国家的重要性在中国是毋庸置疑的。另一种看法却认为,当代中国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因为国家的重要性并非社会主义的充分必要条件。并且,从西方资本主义体系的视角来看,国家也并不是一个非资本主义要素。因此,如何解释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体制同异,在理论上仍是一个难题。
  
  
  
  在认同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前提下,对于如何识别和论述中国社会主义的具体特征和要素,不同学者也有不同观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一些学者将这一特征的渊源指向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然而,这种文明论的说法强调了“中国特色”,但未能说清楚中华文明与社会主义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也有一些学者试图从政治经济学的要素入手论述中国社会主义的特征,例如土地公有制、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大学科研机构在国家体制中的位置和特点。但是,这些观点依然只触及了社会主义体制的局部,并不能充分论述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主义体制的性质。
  
  
  
  强调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区分逻辑,尽管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述,但中国实践提供的区别于典型的新自由主义版本的市场经济,究竟是否就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仍不是一个完全清晰的问题。除此之外,中国实践中还存在另一些不太被人重视的社会主义要素,它们与社会主义传统、中国革命和中国历史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例如,中国的社会诉求和国家回应中体现的社会主义历史及其价值,虽然在今天它并未形成固定的机制。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国企改革过程中,工人尤其是下岗工人提出的很多诉求是基于过去工人的主人翁地位的想象,因此带有一定程度的社会主义性质。当代中国的劳资矛盾经常转化为劳方和国家之间的矛盾,看似是负面影响,实际上可能意味着在中国,国家有义务重新梳理社会关系,这种回应的方式也带有社会主义性质。
  
  
  
  与此相关,中国的大众文化领域经常激发起历史的和现代的社会主义情感,而在精英文化中很少能够激发起这样的情感,如何重新吸纳这些历史记忆,使之成为社会创新的机制?在历史研究和历史叙述中如何重新调动这些要素?如何避免用19世纪欧洲资本主义的透镜看中国历史,发展出一个区别于历史资本主义研究的历史论述?这些问题也值得关注。尽管中国实践无法提供一个完整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但是,今天讨论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和要素的意义在于,它对所有宣称历史终结、社会主义中断的论调提出了挑战。
  
  
  
  上海市委宣传部原副部长潘世伟也指出,中国从未放弃社会主义,但中国仍在不断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并且至今尚未出现一个非常理想的答案。关于如何认识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入手:
  
  
  
  第一,中国是用社会主义的方式完成现代化的;
  
  
  
  第二,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嵌入了一些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如人民当家做主、公平正义,因而这是一种更好的现代化;
  
  
  
  第三,今天的中国应当以社会主义的方式回应当今世界的一些新议题,如生态问题、文明冲突。
  
  
  
  除了社会主义性质之外,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还有一些其他特征同样值得研究。首先,从比较长的时段看待和谋划中国的发展,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的新传统,可以称之为“长期主义”。毛泽东、邓小平等领导人都曾为中国发展做过长期主义的判断和安排。但是,中国的长期主义战略为什么会成功,这种成功需要哪些基础性条件和匹配条件,它对于资本主义这种短期主义安排是否有竞争性优势,它对于其他国家的发展是否有示范作用,这些问题同样亟待回答。
  
  
  
  其次,在新中国七十多年和中国共产党一百年的发展过程中,实际上形成了许多内生性的特征和问题。例如,中国一直在努力创造区别于欧美的现代化的新路径,这种创造的意愿和努力其实都具有内生性的特质;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超级政党,它的治理能力和发展进化,也是一个内生性的现象,任何西方政党理论都很难解释它。这一切理论空白都意味着我们在理论建设方面需要做出卓绝的努力。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魏南枝看来,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的认识和实践,关乎着未来中国是要成为新的资本中心,还是要追求另一种可能。疫情发生以来,全世界都在谈论危机。但危机主要是国家和个人的,对于资本尤其是跨国资本而言更主要的是继续扩张和增值的机遇。在国家层面,虽然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改写了西方各国的社会契约,控制资本主义的肆意性一度成为欧美各国的共同信念和选择。但在新自由主义主导的这一轮全球化开始后,各国逐渐忘却了控制资本主义肆意性的命题,国家机器或多或少沦为资本主义的工具。
  
  
  
  全世界范围内,资本垄断了各种权力和资源,它的触角已经伸向全球治理层面,参与全球治理机制的跨国资本与政治国家之间的矛盾在不断激化。在个人层面,资本为了方便扩大再生产和获取利润,必定会将个体不断地原子化,人的社会属性被逐渐剥离,最终异化为生产和消费链条上的一个分子。这就使得社会团结的基础趋于瓦解,结果必然是各种人的危机和社会危机集中爆发。尽管原子化看上去让个体越来越自主,但实际上让个人越来越脆弱。原子化的个体脱离了家庭和社会的保护层,本应越来越依赖政治国家提供的社会保护;但在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逻辑下却恰恰相反,国家的能力越来越受限制。因此,当前世界的危机,其实主要是个人危机和国家危机的叠加。
  
  
  
  正是在这样的危机局面下,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普遍意义和价值越来越明显地体现出来。如果中国的崛起只是资本中心的转移,根本无助于解决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无限扩张的生产和无度刺激的消费与确实有限的资源之间的矛盾。中国共产党必须不忘初心,继续追求新的可能,其关键就在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尊重和发挥人民自己的主体性。新中国过去七十余年和中国共产党过去一百年的成功,就是因为充分发挥了人民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对于未来的社会主义道路,如果不坚持人民的主体性和创造性,我们也许会丧失方向。
  
  
  
  ▍中国社会主义如何面对新挑战?
  
  
  
  中国社会主义作为一项仍在不断展开的活生生的实践,必须不断面对新的历史阶段的新挑战。全球化和改革开放让私人资本重新回归中国经济体系,并且越来越活跃,对经济社会生活的影响力与日俱增。这对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一个巨大的挑战:如何在坚持市场经济制度和对外开放的条件下驾驭私人资本——无论是民族资本,还是国际资本。中共吉林省委原副书记林炎志指出,市场和资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情的新要素。市场的优势是增强竞争和激励,并且具有灵活性和流动性;资本的优势是主体的多样化和自利的法制化。但二者各自优势的结合会带来负面影响:市场的负面影响是自由化和拜物教,资本的负面影响是腐败和极端自私。为了克服这些负面影响,更为了保持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中国共产党必须学会在新的经济社会条件下驾驭资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了一个“劳动者-资本-中国共产党”的二元三层结构:中国共产党允许私人资本的存在和活动,但竭力防止资本的无序扩张和市场的盲目性;同时,中国共产党还始终保持与劳动者的紧密联系,为劳动群众的利益服务。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重新回归强势上升态势,未来几年内中国GDP有望超过美国。但这也引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戒惧心理。如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打造一个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成为今后中国面临的重大挑战。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曹远征指出,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同时是一个制度变迁过程,是中国接受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成为全球普遍适用的制度安排的过程。中国经济学界接受的西方主流经济学自称不含价值判断,只是纯粹的事实描述,提供的也只是纯粹的工程学解决办法,因此其基本逻辑是普世的。但2017年以来美国打压中国发展趋势的加剧,让人们意识到经济现象背后必然有价值判断,也提醒人们政治经济学分析在当今的重要性。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看,世界体系论者发展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认识,其中最著名的理论是中心-外围论:今天的世界体系由中心国家、半外围国家和外围国家三部分组成;外围国家可能成为半外围国家,但很难进入中心,由此广大发展中国家形成了依附性的发展。这一理论认为,这个由资本的全球积累推动形成的世界体系必将崩溃,但在其废墟上并不会诞生一个无产阶级社会,因为无产阶级不一定会全球联合,不同国家的无产阶级反而会相互竞争,这一点也为近年来欧美国家民粹主义兴起的事实所验证。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这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已乱象丛生,崩溃似乎已经开始。但旧体系崩溃之后,我们应该建设一个怎样的新世界呢?曹远征认为,当前人类面临的共同危机——生态崩溃,使得建设生态文明有可能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有能力为世界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从来就是中国人的传统理念。在共同的危机面前,这些理念有望成为全人类的共识。并且,与芯片制造等领域不同,中国在低碳技术领域与西方发达国家没有技术代差。如果在新的时代潮流中,中国能把自身的生态文明理念和低碳技术传播到整个世界,我们就是在引领全球化,就是在创造一种新的制度安排和新的发展模式,并以此来协调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关系。这意味着,中国有望在不引发重大国际冲突的前提下,依靠自身提供的普遍价值和先进生产力迈向世界舞台的中心。
  
  
  
  面对外部局势的复杂变化,中国内部的发展和治理也需要向更高质量的方向调整,这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方式提出了新要求。近年来,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之风重新抬头。中国共产党也清晰地认识到了当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的多样性和变异性,同时强调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同我们党的性质宗旨和优良作风格格不入。事实上,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同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因此,挖掘和创造性地转化党在历史上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做斗争的有益经验,或许可为今天提供解决问题的资源。
  
  
  
  海南省文联名誉主席韩少功注意到,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提出的党的三大优良作风——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在今天仍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第一,理论紧密联系实际,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这与爱因斯坦的科学观正相契合,即科学是理性(数理)工具与经验工具的结合,两者不可偏废。因此,理论联系实际,就是中国版本的科学观。但在历史上乃至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容易偏颇。例如,五四新文化运动后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倡导的“科学”,不是方法而是结论,教条主义的“唯书、不唯实”成为大患;改革开放后的“摸着石头过河”“不争论”,则是理论缺位。但面对西方知识界提供的种种无法解释现实变化的教条化的“主义”,理论创新对于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今日中国来说已不容回避。
  
  
  
  第二,紧密联系群众,克服“唯上、不唯实”之弊,这是中国版本的民主观。今天,中国的经济制度和方略大体成熟,社会、政治的制度创新成为短板和羁绊。贪污是明腐,浪费是暗腐,层出不穷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是腐败的另一种方式;浪费资源和精力,特别是浪费民心、民智的问题眼下十分严重,且暗腐一有机会就转化为明腐,两者都是极大的犯罪。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必须重新回顾紧密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确保社会平等和公共参与,实现人民至上的制度化,包括问计于民、群众路线、防止特权的制度化,以程序民主保证实质民主。
  
  
  
  第三,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是中国人的修身观。西方有宗教,中国的修身是“美学代替宗教”,是致良知的态度和方法。发展不万能,制度不永恒,事都是人做的,因此既需要对制度和文化,更要对人性、价值观有所“监控”。知无不言和一日三省,就是自由与自律平衡,权利与责任平衡。但现实却是避敏感,捂盖子,鸵鸟政策,只能靠发生重大事故后被动调整,最终形成了一放就乱、一收就死,越死就越乱、越乱就越死的恶性循坏。因此,今天的中国亟须健全批评管理的制度化。总之,批评与自我批评如白细胞、氧气、阳光,太多不行,太少也不行,更重要的是高质量。
  
  
  
  ▍以理论创新推动中国社会主义新实践
  
  
  
  无论是对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中国社会主义的再认识,还是对新时代的新挑战的及时回应,其实都需要理论创新。外在地看,中国自身的发展和复兴、全球格局的重大变化与种种危机的爆发,似乎正在让过去那些看起来天然正确的知识失去解释力和效用。内在地看,中国知识界长期以来尾随西方理论的习惯,让我们无法清晰且自觉地认识自身的历史和现实;学术生产的日益制度化、规范化虽然在学术界建立起基本的规则,让知识积累得以可能,同时却导致学术研究和写作越来越“八股化”,越来越远离正在发生的生活实践。这一切都在呼唤重拾朴素的文风和实事求是的学风,重建面向现实问题和自身历史文化的知识生产和公共对话机制。
  
  
  
  在人文社会领域,人们对当下的定位和未来的想象,往往与如何讲述过去息息相关。历史观回答的是人民和民族从何而来又将向何处去的重大问题。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曹锦清认为,党的领导权建立在历史观的基础之上。从领导权理论的角度看,能告诉人民要往哪里去,能提出为广大人民所认同的关切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发展目标,是人民服膺于党的领导的重要基础。而这正是以具有广泛说服力的历史观为前提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观的奠基之作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该文将唯物史观适用于中国历史,建立起我们现在熟知的中国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及漫长的封建社会的历史进程叙事;1840年之后,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由此建立起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和历史叙事。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又提出了中国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这一系列论述所呈现的历史观,回答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定位和使命以及中华民族的发展目标。
  
  
  
  改革开放后,这一历史观框架逐渐被认为并不完全契合中国历史的真实发展过程;更重要的是,它无法兼容改革开放的诸多实践(如实行市场经济)。为此,党的十三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这是一种实践主义的考虑。从具体的政策话语来看,中国共产党目前着眼的是未来三十年左右的发展目标,是远景目标和当下发展的中和。我们提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际上整合了新中国成立后的两个三十年和未来三十年的历史叙事。但当我们实现“第二个一百年”目标后,中西方格局将发生重大变化,届时我们必须直面如何重建面向未来的历史观,阐明我们的远景目标的问题。
  
  
  
  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景跃进在教学和研究过程中发现,要讲清中国故事,政治学面临的问题和压力同样不小。这要求中国政治学界必须思考自身的理论创新问题。今天政治学的新知识生产可分为意识形态话语的重构与学科/知识体系的建构两个维度,二者之间存在着紧密关系,同时也有相对的区分,因为二者针对的问题和需要完成的任务是不同的。重新建构中国的政治学学科体系的重要性在于,新世纪以来,这一学科的问题意识发生了翻转。以往,学术界需要回答的是韦伯式的问题,即为什么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发生在西欧?或者这一问题的中国版——为什么中国不能发展出工业资本主义?但在如今中国崛起的语境下,学术界需要回答的问题变成了为什么中国行?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为什么中国道路走得通?而当我们试图回答这个全新问题时,叙事的逻辑和故事的版本出现了有趣的翻转:之前一些曾被认为是负面的东西,现在有可能变为解释成功的原因;过去认为是各种弊端之渊薮,现在可能被认为是体制优势之所在。总之,这表明今天的中国政治学人需要重新认识中国政治。
  
  
  
  中国政治学界以往认为西方政治学是普适的,应当依据西方政治学改造中国政治。西方政治的逻辑建立在个人主义之上,政治市场和经济市场的逻辑是一致的,投票者对应消费者,政党竞争对应市场竞争。但是,中国政治有自己的道路和传统,中国的文化传统和政治体制催生的是集体主义的政治。为此,重构中国政治学的目标是超越西方自由主义的政治学,建构一门基于集体主义原则的政治学。具体而言,可以从方法论的反思、研究议题的重置、部分核心概念的重构、中国实际的经验描述、因果机制解释与学科/分析框架的建构六方面入手。
  
  
  
  但是,一系列问题随之而来。首先,中国在经济领域实行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在政治领域则以集体主义为基础,这意味着中国文化、经济、政治、社会这些不同领域,支配性的原则和逻辑是不一样的,那该如何协调和平衡?其次,如果存在个人主义政治学和集体主义政治学的分野,那在这之上的一般政治学是什么?更重要的是,在全球经济联系和信息联通越来越紧密、频繁的今天,如何理解普遍性?如何平衡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关系?普遍性可以分为两个维度:经验维度的普遍性和价值维度的普遍性。经验的普遍性可以用科学方法加以总结和提炼,比较好处理。现在的困难在于如何建构中国政治在价值维度的普遍性。如何在西方的个人权利/社会契约论之外,建构一种与中国道路相适应的规范性学说?如何系统论证政治共同体是最重要的价值?如何理解现代性?为什么现代性不等于个体性?这涉及一系列重大的哲学和价值命题,涉及对西方现代性的系统反思,回答这些问题可能需要包括政治学在内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付出持久且艰辛的努力。
  
  
  
  ▍结语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全球性的经济低迷已经持续多年。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的信息通信技术(ICT)革命红利与苏东国家和中国加入全球市场带来的市场扩张红利已经充分释放。新的生产力革命尚在酝酿过程中,全球资本主义市场再次面临生产相对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的结构性矛盾,人类21世纪第二个十年实际上已经处于一种低烈度的长危机之中。2020年以来的全球新冠疫情危机,更加剧了此种政治经济危机,并将人类带入一种普遍的焦虑情绪之中,“文明冲突”“新冷战”“大分裂”的观念、言论乃至行动重新上演。在21世纪第三个十年的开启节点,摆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的,是在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任务过程中,将自身与全球发展更有机地结合起来的世界历史使命。在这一历史节点研究和讨论中国社会主义,不是为了怀念过往的辉煌,而是为了思考当下的问题和未来的可能,必须摆脱资本主义霸权争夺的观念陷阱和秩序想象,探索更具普遍性的人类社会发展逻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上述讨论只是一个开始,未来仍需要更多思考者和行动者的共同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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