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娟， 　　 最近又有新作完成，寄上请你一阅。 　　 永嘉 　　 　　当年毛泽东向全党推荐枚乘的《七发》今天仍值得我们好好品味 　　 　　枚乘是汉初楚人，家乡在今江苏淮阴，汉初文景时期重要的辞赋家，今存《七发》是他的代表作。赋与诗不同，诗是用来吟唱的，赋是朗诵的，所以要登高，《诗》的毛传叫做“登高而赋”因为登高以后，声音可以传得更远一些。而刘勰在《文心雕龙》则认为“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这里他把登高解释为可以远眺，可以高瞻远瞻，见物起情，而情思才能雅正。故汉赋带有一些批判的色彩。毛泽东对赋有偏好，早年他就喜欢读赋，而且他喜欢背赋，在晚年临终前他还背庾信的《枯树赋》，借此以抒发其抑郁的心情。记得毛在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六日写过一篇短文，推荐大家读枚乘写的这篇《七发》，而且把这篇短文作为中央文件印发全党，所以在那时我就读过《七发》。毛在短文中说：“我少年时读过此文 ，四十多年不理它了。近日忽有所感，翻起来一看，如见故人。聊效野人献曝之诚，赠之于同志。”毛泽东把汉赋看作是骚体的流裔，而又有所创造和发展，他认为 “屈原高据上游，宋玉、景差、贾谊、枚乘略逊一筹，然亦甚有可喜之处。”今天我们再读枚乘的《七发》仍有许多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 　　枚乘初为吴王濞的郎中，后来是梁孝王的门客，汉武帝即位时，他年事已高，以安车蒲轮征其赴京，结果死在半路上，《七发》是汉赋正式成形的第一篇作品。汉晋的作家写了许多以七为题的作品，《文心雕龙》提到的有傅毅的《七激》，崔骃的《七依》，张衡的《七辩》，崔瑗的《七厉》，曹植的《七启》，仲宣的《七释》，桓麟的《七说》，左思的《七讽》。可见枚乘的《七发》开一代风气之先，然而后来作品的品位都不及枚乘的《七发》。 　　《七发》是假设楚太子有病，吴国的客人前往问候的对话体，《七发》的意义，刘勰认为是“七窍所发，发乎嗜欲，始邪末正，所以戒膏梁之子也，七窍是指眼、耳、鼻、口，也就是人之七情六欲，用今天的话来讲，是告诫太子们不能因贪心而追求物质生活上无比奢侈豪华的享受。文章的主题是告诫富贵人家的太子们，那种贪图安逸、追求享乐、奢华腐败的生活方式是他们一切病痛的根源。这种病不是针灸药石所能治好，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对“要言妙道”的学习，端正自己的世界观转移自己的情趣，才能使他们“涊然汗出，霍然病已。”文章的第一段是序言，介绍楚太子的病候，下面分七段，叙述音乐、饮食、车马、宫苑、田猎、游览、观涛这些奢侈、新奇豪华之事，作为全文主旨的反衬，广陵观潮那一段达到了全文的高峰，第九段是结论，指出前面那些邪道旁门都不能治好太子的病，只有“要言妙道”才能收到“霍然病已”的效果。今天我们读枚乘的《七发》，其所揭示诸侯各国太子们的那些腐朽糜烂，享乐至上，不务正业的种种病态心理，仍有非常巨大的警示意义。毛在短文中说：“首尾两段是主题，必读。”那么我们不妨先读一下该文的首段，然后再读该文的第九段。下面我就介绍它首段的文字和内容，包括它的原文，译文和分析。 　　其首段云： 　　楚太子有疾，而吴客往问之，曰：“伏闻太子玉体不安，亦少间乎？”太子曰：“惫，谨谢客。”客因称曰：“今时天下安宁，四宇和平，太子方富于年。意者久耽安乐，日夜无极，邪气袭递，中若结轖。纷屯澹淡，嘘唏烦酲。惕惕怵怵，卧不得瞑。虚中重听，恶闻人声，精神越渫，百病咸生。聪明眩曜，悦怒不平。久执不废，大命乃倾。太子岂有是乎？”太子曰：“谨谢客。赖君之力，时时有之，然未至于是也。”客曰：“今夫贵人之子，必官居而闺处，内有保姆，外有傅父，欲交无所。饮食则温淳甘脆，脭醲肥厚；衣裳则杂沓曼煖，燂烁热暑。虽有金石之坚，犹将销铄而挺解也，况其在筋骨之间乎哉？故曰：纵耳目之欲，恣支体之安者，伤血脉之和。且夫出舆入辇，命曰蹷痿之机；洞房清宫，命曰寒热之媒；皓齿蛾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脓，命曰腐肠之药。今太子肤色靡曼，四支委随，筋骨挺解，血脉淫濯，手足堕窳；越女侍前，齐姬奉后；往来游宴，纵恣于曲房隐间之中。此甘餐毒药，戏猛兽之爪牙也。所从来者至深远，淹滞永久而不废，虽令扁鹊治内，巫咸治外，尚何及哉！今如太子之病者，独宜世之君子，博见强识，承间语事，变度易意，常无离侧，以为羽翼。淹沉之乐，浩唐之心，遁佚之志，其奚由至哉！”太子曰：“诺。病己，请事此言。” 　　以上是《七发》首段的原文，为了方便大家理解，先把白话译文引述于下： 　　楚国的太子有病，来自吴国的客人去问候他，吴客说：“听说太子玉体欠安，稍好一些了吗？”太子说：“还是感到疲乏无力！非常感谢先生的问候。”吴客趁机给太子进言说：“现在正是天下安宁，四方都很和睦。太子正富于青春年华的时期，看来由于你长期处于太平安乐的生活环境，所以你日日夜夜都忙于享乐的生活。因此使邪气侵袭，郁结于胸中，反而终日心情郁闷，思绪烦躁不安，人整天似醉酒那样昏昏沉沉。由于情绪不安宁，使自己晚上睡眠也失去安宁。气虚而耳鸣甚至厌恶听到人们的声响。由于精神涣散，所以各种病痛都一齐发生。耳目昏眩迷乱，成天都头昏脑胀，时时皆喜怒不定。如果这种状况长久持续下去，恐怕性命也难保。太子你是否有这样的感觉？”太子说：“我很诚恳地感谢客人，托国君的福，我虽然有这样的症候，但还没有像你说的那么严重。”吴客接着楚太子的话题，进一步说：“现在那些富贵人家的太子们，必定都住在深宫大院，家里有保姆照顾自己的生活，在宫室之外有教习他们的师傅陪伴，连想一个人外出随意郊游，也没有这样的机缘。吃的都是重味油煎的食品，饮的是酒精浓度很高的酒，肥厚的大块肉。穿的衣服料子则又都是众多轻细而又柔软，但又都是保暖而不透气，使湿热郁积在体内。人的身体即便有金石那样的坚硬，也还是会被湿热焙化而消解的。更何况这一切都发生在人的筋骨之间呢？所以说，如果放纵人耳目的欲望，放纵肢体安逸的人，必定伤害自身血脉运行的平稳。况且你出门时有车代步，进门时，有桥辇抬着你行走，实际上这是让双脚瘫痪的兆头；你住在深宫大院阴凉的地方，实际上是使你不能抵御气候寒热的变化；让你贪恋嫩白蛾眉的美女，实际上这是伤害你性命的利斧；让你在饮食上享受甜美油脆的食物，成天喂给你浓酒肥肉，实际上这可是腐蚀你肠胃的毒药啊。如今你太子皮肤的颜色是那么苍白，四肢是那么无力，全身筋骨松弛，血脉不通畅，手足也懒散乏力；同时你有越国的美女侍奉在身前，齐国的美女侍奉在身后，每日都忙于往来饮酬之中，而且还不分昼夜地在深幽曲折的密室中放纵自己的淫慾。这可是你甘心于毒药，戏耍于猛兽的爪牙之间，在给自己玩命呀，随之而来对你健康的影响将会非常深远。这种状况如果拖延久了，不知终止，那么即便由名医扁鹊来治你的内伤，巫咸来治你的外感，也未必能保全你的性命！如今你太子的病害，只适宜让这世上的君子，以他们的博见强识，乘机给你讲明事物的道理，改变你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并让他们陪伴在你的周围，作为你的羽翼，帮你摆脱那种沉溺于娱乐，端正自己的心情，改变那种怠惰的意志，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了！”太子说：“好啊。只要能治好我的病，就照你这话去办。” 　　这里我要说明一下，枚乘的身份。他原先是吴王濞的侍郎，他在文章中是以吴国的客人给楚国的太子对话，其生活的时代是汉代文景时期，汉初经过几十年的太平，由于没有战乱的破坏，社会经济生活慢慢地走向恢复和繁荣，那时的楚国太子是楚元王刘交的儿子，刘郢客。楚，在汉初是韩信的封地，刘邦灭了韩信以后，封自己最小的兄弟刘交为楚王，有薛郡东海彭城三个郡，下辖三十六个县，相当于今天淮河流域，包括苏北与淮北。当时那里可是一个非常富庶的地区。彭城的沛县是刘邦起家的地方。这个地区文化也很发达，北面就是春秋时期的鲁国，受儒学的影响，他们都好《诗》。楚元王与其子郢客都好《诗》，申公是他们的同学。申公为《诗》作传，号《鲁诗》，《诗经》的传承有他们一份功劳。所以那时楚国的文化在全国还处于领先的地位。到了楚王的第三代刘戊，生活慢慢腐烂堕落了，楚王戊《汉书》称其淫暴，因此而削东海。薛郡，以后参与吴王濞的叛乱，兵败自残。枚乘这篇作品当是看到楚王戊为太子时，已显露出生活糜烂的迹象而写这篇作品的。再说吴国，吴王刘濞是刘邦的侄子，早年他追随刘邦有过功勋，封在吴。有三郡，是会稽，丹阳，豫章三郡五十余城，地域在长江以南的苏南浙江皖南及江西部分地区。在各个诸侯王中，吴的地盘最大，而且这可是一个非常富庶的地区，《汉书?吴王传》称“吴有豫章郡铜山，濞则招致天下亡命者铸钱，东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用饶足”景帝时，吴王图谋叛乱，枚乘曾上书劝说。因此而远去梁孝王那里为门客。 　　汉代在文景时期诸侯王之太子们的生活都比较腐败了。枚乘这篇作品的首段，确实反映了那时地方诸侯王及其太子们生活腐朽败落的一面。这在《汉书》相关诸侯王的传记中可以得到相关记载的印证。而诸侯王及其太子们糜烂腐朽的生活，一方面是建立在社会经济恢复发展的基础上，另一方面又是建立在贫富二极分化的基础之上。与枚乘生活在同一时期，还有两个头脑比较清醒的知识分子，就是贾谊和晁错。贾谊是汉文帝时的人，他写过一篇《治安策》，记得在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写信给田家英，建议他读一下《汉书?贾谊传》，毛称赞贾谊的“《治安策》一文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贾谊于南方归来著此，除论太子一节近于迂腐以外，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势，值得一看”其中最精彩的一段，便是对当时，号称文景之治的时候，社会繁荣背后二极分化的严重状况，他说： 　　“今民卖僮者，为之绣衣丝履偏诸缘，内之闲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庙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纨之里，以偏诸，美者黼绣，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贾嘉会召客者以被墙。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节适，今庶人屋壁得为帝服，倡优下贱得为后饰，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皁绨，而富民墙屋被文绣；天子之后以缘其领，庶人孽妾缘其履：此臣所谓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饥，不可得也。饥寒切于民之肌肤，欲其亡为奸邪，不可得也。国已屈矣，盗贼直须时耳，然而献计者曰“毋动”，为大耳。” 　　从贾谊这一段话中，可以知道富商大贾，贵族子弟极端奢侈豪华，糜烂腐朽的生活正是建立在贫富二极分化，对贫民百姓的欺榨压迫和剥夺之上。他们既无情地掠夺社会财富和自然资源，又肆无忌惮地骑在劳动人民身上无穷无尽地寻欢作乐，这就是文景之治表面繁荣背后深重的社会危机，过去只要供应一个皇帝与皇后家族生活的负担，现在则要供应成千上万个超过帝后糜烂的生活享受，百姓的苦难也就十百倍地增长。故贾谊对那时的社会风气表示忧虑，他说：“今世以侈靡相竞,而上亡制度,弃礼谊,捐廉耻日甚,可谓月异而岁不同矣。逐利不耳,虑非顾行也,今其甚者杀父兄矣。”严重的“白昼大都之中剽吏而夺之金。”社会治安的状况已极其恶劣，群体性的恶性事件连续不断。这就是枚乘写这篇《七发》的社会历史背景，盗贼群起也只是时间问题了。而社会矛盾的焦点则在土地问题上。地主豪强对农民耕地的兼并，以及土地资源的破坏日趋激烈。《汉书?食货志》也记载了贾谊的一段话，他说： 　　“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长，是天下之大贼也。残贼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将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财产何得不蹶！汉之为汉几四十年矣，公私之积犹可哀痛。失时不雨，民且狼顾；岁恶不入，请卖爵、子。既闻耳矣，安有为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惊者！” 　　晁错略晚于贾谊，他到景帝时才显露头角。毛泽东也曾推荐过晁错的作品。晁错在景帝时，对社会贫富二极分化的矛盾，说得更加透彻，他说： 　　“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饥寒至身，不顾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父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 　　这些极其沉痛的语言，都是在文景之治这个大背景之下讲的，那时富贵子弟穷奢极侈的生活就是建立在由于分配不均而社会另一端极端贫困化的基础上，董仲舒则表述得更加清晰，由于土地可以流转买卖，其结果正如他所说：“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又颛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荒淫越制,逾侈以相高;邑有人群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 汉书?食货志》）近日见报上有关煤老板们斗富争艳事件的报道，杭州出现飙车一族，在闹市区横冲直撞，撞死了大学生。我也亲眼目睹了自己小区周围出现飙车者不顾交通规则地风驰电掣，根本不顾路人安全。还有《中国青年报》五月六那些被煤场吞食农田的报道和山西亿元村的困惑之报道，真有当年董仲舒所言之那种困境的感觉，而枚乘只是描述了富贵子弟穷奢极侈糜烂生活的一个侧面，他不是从潜在的社会矛盾侧面来告诫众太子们，而是从养生之道的视角，从维护他们自身的健康出发，告诫他们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将危害自己的身心健康。战国时，吕不韦所撰《吕氏春秋》的《本生》篇也讲了这个道理。他说： 　　“贵富而不知道，适足以为患，不如贫贱。贫贱之致物也难，虽欲过之奚由？出则以车，入则以辇，務以自佚，命之曰招蹶之机；肥肉厚酒，务以自彊，命之曰烂肠之食；靡曼皓齿，郑卫之音，务以自乐，命之曰伐性之斧。三患者，贵富之所致也，故古之人有不肯富贵者矣，由重生故也。非夸以名也，为其实也，则此论之不可不察也。” 　　如果富贵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追求个人奢侈挥霍糜烂的享乐生活，仅仅是为了追求感官的刺激，那只是慢慢地砍伐自己的灵性和生命。败坏社会风气，是自掘坟墓而已。 　　《吕氏春秋》的《贵生》篇说：“圣人深虑天下，莫贵于生。夫耳目鼻口，生之役也。耳虽欲声，目虽欲色，鼻虽欲芬香，口虽欲滋味，害于生则止。在四官者不欲，利于生者则弗为。由此观之，耳目鼻口不得擅行，必有所制。譬之若官职，不得擅为，必有所制。此贵生之术也。”吕不韦这一段话很有道理，要珍惜自己的生命必须管住自己的耳目口鼻，不能放任其慾望，以四官喻官员；国家和政府要管好官员，不让他们胡作非为，才能使国家和睦安康，百姓有安宁的生活。 　　毛泽东在推荐枚乘《七发》这篇短文时，专门引述了文章第一段描述的那几句话：“且夫出舆入辇，命曰蹷痿之机；洞房清宫，命曰寒热之媒；皓齿蛾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脓，命曰腐肠之药。”并说：“这些话一万年以后还将是真理。现在我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无论是知识分子，党政军工作人员，一定要做些劳动，游水爬山，广播体操，都是在劳动之列，如巴甫洛夫那样，不必说下放参加做工，种地那种更踏实的劳动了。”那就是对党员干部讲，要锻炼身体，到工农大众中去，参加一点劳动。这无论对改善个人的身体健康还是保持自身良好的精神状态都必不可少。五十年以后，我再读这些话还是感到那时毛的用心何其良苦，对照今天我们的官员和富豪家族的太子们表现出来的不良习性，更是意味深长，仍然具有警示的意义。如果能把他们下放到劳苦大众中去，到农民工的工地中去，到农村去过一段艰苦的生活，历练一下思想意志对他们会是非常有益的。不用时间太长，一年半载即可面目大变。 　　最后，我们将再来读一下《七发》的末段，如今引述其原文于下： 　　“客曰：“将为太子奏方术之士有资略者，若庄周、魏牟、杨朱、墨濯、便蜎、詹何之伦，使之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孔、老观览，孟子持筹而算之，万不失一。此亦天下要言妙道也，太子岂欲闻之乎？”于是太子据几而起曰：“涣乎若一听圣人辩士之言。”涩然汗出，霍然病已。 　　今以白话译文表述于下，以便大家理解： 　　“吴客说：‘那么我将给太子引荐一批知识渊博而又有学术修养的士大夫，诸如庄周、魏牟、杨朱、墨濯、便蜎、詹何这一类知名之士。让他们议论天下精辟微妙的道理，清理明辨万事万物的是非，再让孔子和老子来评论以上诸人的理论，让孟子拿着筹来核算，那就万无一失了。这就是天下的要言妙道了，你太子是不是想听一听这些道理吗？’听完吴客说的那一番道理。太子扶着几案一下子就站立起来，并说：‘先生这一番话使我茅塞顿开，豁然开朗，好像已经理解那些圣人辩士所讲的道理了！’这时他混身出了透汗，豁然病就痊愈了。” 　　 枚乘那个时代还处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前，所以诸子百家的各种学术还是能兼容并包，故枚乘所举的学者都是战国时期知名之士。如庄周是楚国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魏牟是魏国的公子，是名家的代表人物与公孙龙交好。墨翟是墨家的领导人物，杨朱是战国时期的思想家，主张“为我”，是世界最早提倡极端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者，他著名的命题便是“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它比西方经济理论关于经济人的假设要早两千年了。当时它是与墨子“兼爱”的学说相对立；便蜎，即蜎渊，是楚国的思想家，据说是老子的弟子，属道家学派；詹何，是与魏牟同时的思想家。那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真理愈辩愈明，枚乘在那时还是让各家来辩论，最终让权威人士也就是老子与孔子来评断各家学说的是非，并且让孟子来为各家打分。这里讲的是贵族子弟们在思想意识上的问题，也就是世界观和人生观上的问题，还得通过认真学习诸家学说，辨明道理，从思想上解决认识上的误区。现在似乎缺少那种自由辩论充分说理的空气。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便借题发挥了，他说：“我们应该请恩格斯、考茨基、普列汉诺夫、斯大林、李大钊、鲁迅，瞿秋白之徒，‘使之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最终让马克思来评断，列宁来“持筹而算之，万不一失。”可惜的是他没有请赫鲁晓夫一起来说说他的道理，用现在的话讲那就是让大家到党校去，或者在原单位一起坐下来，一起学习和讨论和谐社会与科学发展观，倾听各家的学说，然后到工农群众中去，特别是要到工地上去体验一下农民工的艰苦生活，在工厂农村参加几天劳动，做一点调查研究，最终结合实际解决工作中各种矛盾问题。千万别把党校变成吃喝玩乐的场所，变成搞关系网成为日后升官发财的场所。应该把枚乘的《七发》作为党校每个班级必读的课文，这可是送给太子们一服很好的醒酒良剂。枚乘在《七发》提出的给楚太子治病的方案是最温和的了。比起贾谊、晁错用削藩的办法对付诸侯王公贵族的太子们要客气温和得多。晁错那次削藩的建议结果是吴楚七国之乱，一王被杀，六王自杀，斩首十万余级，而晁错自己也因此被族。汉王朝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稍后董仲舒在汉武帝时提出的方案那就更厉害了。他在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一三五年），因辽东高庙及长安园便殿火起，他在家中推演这二场灾异，曾起草一份草稿，认为“天灾若语殿下，‘当今之世,虽敝而重难,非以太平至公,不能治也。视亲戚贵属在诸侯远正最甚者,忍而诛之’”这份草稿没有送上去，“主父偃候仲舒私见,嫉之,窃其书而奏焉。上召视诸儒。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大愚。于是下仲 舒吏。当死,诏赦之。仲舒遂不敢复言灾异。”（《汉书?董仲舒传》）。后来汉武帝对其身边有严重过失的旁仄亲贵和诸侯王们还是大动干戈，如淮南王狱，就是董仲舒弟子吕步舒去处置的。那些极端的办法大概也是双方矛盾激化以后不得已而为之。后来汉武帝采取的措施更要凶狠得多，他在全国设十三部州，每州派刺史一人，分别监察十三州，其职位相当于今天从中央纪检委派到各地的特派员，刺史秩只有六百石，而六百石的刺史可以监督秩二千石的郡守，刺史到了地方上便以“六条问事”其：“一条，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二条，二千石不奉诏书，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旁诏守利，侵渔百姓，聚敛为奸。三条，二千石不恤疑案，风厉杀人，怒则任刑，喜则淫赏，烦扰刻薄，剥截黎元，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讹言。四条，二千石选署不平，苟阿所爱，蔽贤宠顽。五条，二千石子弟恃怙荣势，请托所监。六条，二千石违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货赂，割损正今”。这些条令和处置的办法就比较凶狠厉害了。汉武帝对各地豪强打击杀戮的，何止成千上万人哪！他造就了张汤、杜周这样的一大批酷吏。班固的《汉书》便设有《酷吏传》，为这群酷吏们立传以戒权贵不得横行不法。所以文景那个时代，即便那几个著名的士大夫，从枚乘经贾谊、晁错到董仲舒，比较起来还是枚乘最为厚道，枚乘一生也最为平安，在汉武帝即位时，还能以“安车蒲轮征乘,道死”，以高寿而终。 　　我们当然不希望出现矛盾激化后如汉武帝那样采取那种极端的办法。关键是富贵家族的公子们要自觉一些，低调一些。作威作福甚至作恶多端，最后遭殃的还是他们自己。要主动想办法多做一点善事，以帮助填平因贫富悬殊而引起之社会心理上的鸿沟。总之要多积一点德，不要忘记夹住自己的尾巴，千万不能逞强眩富，这样才能减少一些民众中自然产生的仇富心理，改善一些对你们的口碑。 　　 2009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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