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这一部分讲了三件事，一是讲谭先生为金山石化厂选址考证的事；二是讲谭先生在学术争鸣上如何求真求是的事；三是讲谭先生一辈子为学如何勤奋的精神，重点在第二部分。至于文中提谭先生晚年为毛泽东标点注释大字本的事，那是一件大事，而且涉及许多人和事，那就不是本文所能阐释清楚的了。 　　 牙齿晒太阳在跟帖中提出清华大学的校训原本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独立精神，思想自由。”而现在只剩下前面八个字。 　　 清华大学校训为什么省略后面的八个字，我不清楚当事人的设想，只能从字面上来理解它的含义，从文字内涵上看，这十六个字应该是一致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八个字的来源出自《易经》乾卦和坤封的象辞。 　　 乾卦的象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它的意思是天道刚健，君子以天为法，从而自强不息，这个自强不息，也就是从君子个人讲，为人要有志气，要养育自己的浩然之气，这个气也就是孟子所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的精神，君子之德，《易》乾卦的象辞在释九二爻辞时，说：“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辨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它的意思是学以聚积知识，问以辩明是非，宽以存心，仁以行事，这些要求就是作为君子的所谓“自强不息”必备的内涵，它与陈寅恪讲的为学者，“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是相通的，孟子讲的“威武不能屈”，也就是这样的精神。求真是为了求是，要求真必须是不受先见的束缚，辨别真伪，然后求是也就是求理，那就应该有独立的精神，没有这样的精神，何以谋求真实的道理。五四运动提倡民主与科学的精神，做学问就得讲科学，陈寅恪先生讲的那个“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也就是这个意思，不过是从西方搬过来的表述方式而已，如果把“自强不息”的道理说清楚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涵盖陈寅恪先生那个精神。 　　 在2月23日的《第一财经日报》上读到一个新名词，叫作“包装学者”，它的第一个案例，即是郎XX，这个包装通过电视、出版、互联网，该学者在中央台居然成为广告的形象，在中国目前的市场上，正苦于过度包装，什么伪劣的东西，都可以通过包装成为高级礼品，成为贿赂的载体，学者经过包装还成为学者了吗？他已经成为商品，成为某一资本集团的代言人了，那么这样的学者，吐出来的“学问”会是什么呢？这样已经卖身投靠的学者能有陈寅恪先生所说的自由意志和独立精神吗？学者也市场化了，那他就不是学者，而是商品了，他的那么多言论，还有多少可信度呢？这不是毁了学界，还能是什么呢？ 　　把陈寅恪先生这种精神应用到历史研究上，那就是史与论的关系，史是讲事，论是讲理。这儿还有一个问题，那便是究竟论从史出，还是史从论出呢？我想历史研究，不能从已有的定论出发，而应该从事实出发，论要接受史，也就是事实的检验，不是先有定论，然后找事实去作证明，或者叫作“大胆假设，小心求证”，那样证明来的论，也就很难经得起时间的检验，正如法官判案那样，先有结论，然后再去找罪证，那怎么能客观公正呢？历史上的许多翻案文章也是由此而来的，因为有新的事实与先前的结论不合了。谭先生与郭沫若之间关于曹操翻案及蔡文姬胡笳十八拍的争鸣文章便是为了贯彻论从史出，不以郭老的权威意见为定论。当然在文章的表述上，可以是以论带史，否则的话往往容易陷于繁琐。 　　 “厚德载物”此语出于《易》坤卦象辞：“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它的意思是地顺天道，其势顺于天，其体厚能载万物，君子取法于天，即以厚德待人。这是从宏观层面看，是要求管理层能宽容厚道以待人和事，以德育人。由于厚德载物与君子自强不息，二者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故要真让君子们能自强不息，还得有一个宽容的大环境，允许各种不同意见的议论，通过议论，在求真的基础上来分清是非，那就是学术上的百家争鸣，艺术上的百花齐放。也就是在学术上发扬民主的问题。五六年关于曹操翻案问题的讨论，其实是毛泽东最早在五四年就提出来的，郭沫若与翦伯赞的文章是响应毛泽东提出的这个问题来带头发表文章讨论的，谭其骧认为在历史上不存在为曹操翻案的问题，这一场讨论并没有出现打棍子、抓辫子的问题，大家都能在报刊上畅所欲言，这就是厚德载物的具体体现。惟其如此，君子才能自强不息，可见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是以身作则地“厚德载物”。那么当年毛泽东提出为曹操翻案的问题，是不是完全错了呢？也不是，曹操作为反面角色的影响，在文艺作品，从小说到戏剧确实大量存在，故在一般民众心目中，便自然会认为曹操是一个奸雄了，但在《三国志》这本史著中，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考察，曹操确实有功有过，而是功大于过，它并没有把曹操当作奸雄来看待，故要翻案的不是历史书上的曹操，而是文艺作品中曹操的形象。所以真理还是会越辩越明的。记得陈守实师在六二年《文汇报》上发表的《读<王荆公年谱考略>》一文中，强调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要综观其一生，要如蔡上翔那样，逐年编谱，才能对历史人物的评价真正靠谱，可不能如法官的判决书那样，只就案件攻其人之一点不及其余。去年我讲历史人物曹操时，便根据《三国志?魏武本纪》逐年排比曹操的一生，只有这样才能窥其全貌。 　　 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研究工作中，各人所处的地位不同，对许多问题的认识自然会有差异，从管理者的视角看，往往只能从已有定论出发来论是非，而研究工作者的视角，则更多地从事物的真实性出发来论是非，这二者之间自然会有距离，那也是很自然的事。其中的是是非非应该采取宽容的态度，研究工作者有时也会出差错，诸如在事实的认定上不辨真伪，在是非的判定上过于偏执，那也应是说服，而不是压服，记得孟子曾经说过“以力服人者，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以德服人，也就是以平等尊重的态度，通过摆事实讲道理来说服人，而不是以权势或者虚张声势的恫吓所能压服人的，即便在有一些问题上，有人坚持己见，那也应该允许人们保留不同的意见，大家心平气和地对待分歧，让时间来检验它的是非善恶。作为学校领导的管理层讲，就应该遵照校训有“厚德载物”的胸怀，宽容厚道地对待不同观念的人和事，达到以德育人的目的。真要达到“以德育人”，那应该有两条，一是与人为善，孟子说过“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孟子?公孙丑上》，一是提高自己的学识和判断能力，因为以己之昏昏是不可能使人昭昭的。这是清华大学的校训，究竟是否如此阐释，还得请教清华大学的学校领导说明他们如何理解这十六字校训？为什么以此为训？为什么省去后面八个字？以及他们在这一百多年学校的发展及最近这些年来如何以此为训的，它总不至于仅仅是一个广告式的招牌吧！循名以责实当是应有之义。牙齿晒太阳不妨去清华大学的网上询问一下清华校方的领导人。 　　 　　他曾为金山石化选址出过力 　　 　　我们都知道上海在金山有一个石化厂，它是国家重点建设项目，七二年国际形势缓和以后，我们开始从国外引进一些重点建设项目，那时经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决定引进四套石化装置，生产化纤，解决全国人民穿衣的问题，其中有一套装置落地在上海。其他三套分别在辽阳、四川、天津。七月间，在我参加每周市委常委们学习会议时，马天水给我说这件事，说想把它落户在金山卫，不知那里海滩成陆的历史状况，会不会被潮水冲塌，能否找人论证一下这个问题。为此我把马天水这个意见与市计委商量，请谭其骧先生一起去考察一下金山卫那儿海陆变迁的历史状况，石化放在金山那儿会不会遇到海水冲刷和地层塌陷的问题。在七月三十日那天约了市里的同志一起去金山卫海边考察。在谭其骧先生的日记中，详细记载了这一天的行程，其《日记》云： 　　“七月三十日，星期日，上午九点许党委来电话，嘱至党委会，朱永嘉有事找。准时到，候至十一点渠始来，谈金山卫附近海岸涨坍，约下午一点半动身。未能午睡，到时至校门集合，同行者朱外，程玉清、张修桂。二点到市委某负责工业同志偕行，取道闵行、柘林，沿海到金山嘴下车。稍事观望，因此处海潮直逼海塘也。续进至青龙巷、西盐场，下车南行，迳盐场至海边，约二公里许，海拔3.2（米）处折回大堤，登车至金山卫城内西门金卫公社，晤负责同志，谈围堤工程设计。五点三刻动身回沪，八点到家。” 　　此后谭其骧查阅了相关文献，认为这个地域处于长江口与钱塘江口交汇之处，与海宁地区不同，不至于受潮水冲刷，不会有塌陷的直接威胁，为金山的石化厂选址提供了参考的意见，我把他简单的书面意见向马天水汇报了。后来我自己还与纪树立一起到那儿盐场去看了一次，金山石化的选址就在那处盐场上。谭先生回校以后，就进一步研究上海海陆变迁。他在日记上记载，八月二十八日，下午文汇报理论部编辑郭志坤嘱将《上海成陆变迁》一文修改，明早即见报，“但原文已被改得不成样子，只能勉强改其太不通者，至九点五十分毕，由报社派人来取去。八月二十九日，上午，郭志坤携来报纸十余份，文章并未照余昨晚所改登出，第一段不通之至，竟仍照渠等所改登出，可恼可叹。”“八月三十日，室内系内对《文汇报》议论纷纷。”十月十四日，“略翻金山文献。”接着他又写《上海海陆变迁》一文，十一月十八日的日记上有“开始修改《再说上海海陆变迁》一文”。十二月三日的日记有“晚搞金山塘工”的记载，因为从海塘修筑的沿革，可以窥见那里海陆变迁的状况。到一九八二年他写《上海市大陆部分的海陆变迁和开发过程》后记一文，又重提七二年那时写的文章，后来又刊登在《考古》七三年的第一期上。他补充了七二年以来上海地区的考古发现，认为七二年时他提出历史时期海岸线推展速度快慢的原因比较简单地归之于长江所挟带江口泥沙量的多少和长江主泓道的南北摆动，这个看法是不全面的。还有另一个因素是气候变化也会影响到海面的升降，海面的升使海岸停止前进或后退，海面的降使大面积海岸滩涂出水成陆，岸线迅速向外推进。这样对问题的认识就比较全面了。现在我们碰到问题，便是如果全球天气进一步变暖，那么海平面就会上升，也会威胁到岸线的安全。从这一点上讲，谭先生实事求是的精神还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他的研究始终关注到国家建设。这仅仅是其中一个案例，他关于黄河水利的研究，证明黄河的安流，不仅是水利工程的作用，水土保持在其中起着更大的作用。南北朝时期黄河的安流，便与黄河中游水土保持植被的恢复有关。这就为我们在黄河中游地区要农村农牧副渔综合发展，一部分地区要退耕还林、退耕还牧、恢复草场提供了历史根据。历史研究的工作，要为国家的利益、民族的尊严服务，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不是钻在象牙塔里纯粹的考证文章，历史研究要立足于未来和现实的需要，不是为学术而学术，不是单凭兴趣而搞学术。 　　 　　做学问，得有一点敢于向权威挑战和反潮流的精神 　　 　　记得一九五六年三月三日，我曾与谭其骧先生一起去北京参加《中国通史》提纲的讨论会，前后有十一、二天。见到全国史学界的学术权威，老一辈的如陈垣、范文澜、郭沫若、侯外庐、翦伯赞、尹达，听了他们的讲话，参加了他们在一起谈论风生，谭先生在那里可以与他们平起平坐地讨论问题，我只是小字辈，没有什么太多的发言权了。当时在讨论郭老主编的《中国通史》大纲时，中央比较明确地提出在学术问题上，应发扬百家争鸣、自由讨论的精神，也有意在报刊上开展一些学术上的自由讨论。毛泽东在一九五四年与身边的工作人员提出要给曹操翻案的问题，那时他写的《浪淘沙?北戴河》一词，便是肯定曹操的，此词的下阕有“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给女儿李敏、李纳的信中说：“北戴河、秦皇岛、山海关一带是曹孟德到过的地方，他不仅是政治家，也是诗人，他的碣石诗是有名的。”对曹操是充分肯定的。他在北戴河游泳时，曾给身边的工作人员背诵曹操《观沧海》一诗。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一九五九年，郭沫若和翦伯赞提出为曹操翻案。 　　五六年二月十九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翦伯赞写的《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从<赤壁之战>说到曹操》的文章。在文章开头便引了鲁迅称赞曹操的话，讲到从《三国演义》不是观察曹操的真正方法，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文章还引了郭沫若的讲话，“曹操对于民族的贡献是应该作高度评价的，他应该被称为民族英雄。”虽然没有直接引用毛主席的话，至少说明他给曹操恢复名誉是有来头的。他还讲了历来三国戏是根据《三国演义》演绎而来的，现在新编的《赤壁之战》与过去不同，让曹操的白脸上涂了一点红色，提出了如何评价曹操的问题，似乎有替曹操翻案的问题。郭沫若在三月十四日，发表了《替曹操翻案》的长文，这样揭开了替曹操翻案的序幕。谭其骧先生在三月二十六日给历史系师生作了一个如何评价曹操问题的学术报告，这篇讲话在三月二十八日见报了，在文章开头便明确提出对曹操的评价并不存在翻案不翻案的问题，怎么能把演义小说与戏剧中曹操与历史上的曹操相提并论呢？从历代的历史著作看，固然有从反面来批评曹操的，然而更多是从正面来肯定曹操的，故从史学的视角讲本来就不存在翻案不翻案的问题。谭先生具体分析了曹操一生，有功也有过，总不能把过也说成功吧。谭先生在历史事实上提出了与郭老的商榷意见，历史的评价必须建立在求真的基础上，事实确凿了才能论说是非，在分清是非的基础上，才能评定他的善恶。在是非与善恶上，由于立场的差异，可能各说各的，但求真这一点则含糊不得。我想谭先生在求真的基础上与郭老讨论曹操是不是翻案的问题，就能使自己在争鸣中立于不败之地。 　　谭先生那时与郭沫若讨论的另一个问题是关于蔡文姬的生平及其作品的问题。《光明日报》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五日发表了郭沫若《论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三月二十日继续发表了《再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郭老肯定《胡笳十八拍》是蔡文姬的作品，在这个基础上说明文姬归汉的历程。谭先生在五九年第七期的《学术月刊》上发表了《蔡文姬的生平及其作品》一文，用大量的史实证明《胡笳十八拍》不是蔡文姬的作品，是后人的伪作，只有《后汉书?董祀传》里的《悲愤》二章才是蔡文姬自己的作品，其中描述蔡文姬从被虏到赎归这一段悲惨凄凉的经历才是真实的，分歧是在《胡笳十八拍》既是后人的伪作，其描述的蔡文姬生平经历，如今便不能再用来叙述蔡文姬从被虏到赎归的这一段生平，郭老写的那个《蔡文姬》的剧本，在史实上就显得根据不足了。故谭先生于五九年七月二十七日，又在《文汇报》上发表了题为《读郭著<蔡文姬>后》，由于求真是前提，谭先生的论证是透过史著所看到的历史事实，这很难有争辩的余地，所以郭老与翦老作为史学界的权威，很难作出什么正面的回复，只能听任后人去评说了。毕竟郭老与翦老是当时史学界的权威，要起来与他们挑战和争论是要有勇气的，这个争论，对当时学术界开展百家争鸣，在学术思想上发扬民主与自由的风气是有益的。 　　关于曹操的讨论中，还留下一个问题，那就是曹操东临碣石，那个碣石山是否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北戴河、秦皇岛、山海关一带呢？碣石山的地址究竟在哪里？七十年代初，我一直要谭先生给《学习与批判》写一点文章，他一直拖着，到七五年他给了我一篇《碣石考》，写这篇文章的直接起因是一九七四年第二期《地理知识》上刊登了《沧海桑田话碣石》一文，论证了古代的碣石山确已沦亡入海。实际上谭先生要回答的是毛主席在《浪淘沙?北戴河》一词中写的“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的碣石山，究竟是不是在北戴河一带。他用大量事实证明秦皇、汉武、魏武所登临的碣石山就是现今河北昌黎县北偏西十里那座碣石山。论述了这个地区二千多年来地貌的变化，订正了自郦道元《水经注》以来许多以讹传讹的说法。他送给我这篇文章，我看了知道他的用意，看我有没有胆量发这一篇考证文章。我想了一下，毛泽东是一个诗人，他是从文学的视角去意会曹操《观沧海》那首诗的意境，当然不会去具体考证碣石山的位置究竟在哪里，他只能根据陈说，如果说毛泽东同志在碣石山地点的论证上有误，也无损于他。所以我决定照发无误，但不张扬，太张扬了怕引起其他的猜测，那就不好办了。他从曹操翻案问题的百家争鸣到《碣石考》，一以贯之的就是在求真中求是，在那个特定的社会环境下，不屈从于任何权威，同时又能妥善地保全自己，在学术研究上要真正做到这一点也真不容易。我佩服谭先生的胆略和智慧。 　　接下来我要说的是作为一个学者，还应该有一点反潮流的精神，当一种错误的社会思潮，如海水那样滚滚而来，能不能在众人皆醉的情况下，保持我独醒呢？不仅自己不随波逐流，而且敢于给醉醺醺的群体泼一点凉水呢？真要做到这一点也实在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在复旦大学召开了一次“儒家思想与未来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这次会议是复旦大学校长谢希德主持的开幕式，整个会议是以崇尚儒学为主题的，在十二月二十一日这个讨论会的闭幕式上，由于会议组织者再三表示欢迎他发表意见，他还是抱着“要说真话，不说假话”的态度作了即兴发言，与当时的时尚唱了一个反调。他说：“历史上儒家思想盛行的时代很多，政府提倡，士大夫也都读儒家的书，但儒家思想对当时社会究竟发生什么影响，我看不出。要把儒家思想和未来社会联系起来，是不是有点功利主义？把历史上任何思想拿到现代功利主义地对待，都不会有什么正确的结论。”他这么一讲就给这次会议的主题兜头泼了一盆冷水，“儒家思想和未来社会”这个国际学术会议的主题便不能成立了。谭先生还以史为证，他说：“二千多年来，历史上崇儒的时代很多，但崇儒起过什么作用呢？我看没有，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但西汉政权不能因为尊儒家而得以巩固下去，反而让一个经学大师王莽篡夺了权位。东汉号称是儒学炽盛的时代，但中叶以后政权都在宦官、外戚手中，国事日非，终至于引起黄巾起义，然后军阀割据以至于灭亡。宋朝儒学也很兴盛，但它对宋代也没帮什么忙，宋朝是一个积贫积弱，统治阶级陷于党争，终至于亡于金，亡于元。明代阳明之学盛极一时，但有人形容当时的官都是贪污的，所有的手都不干净，这是大讲儒学的结果。”谭先生讲的这些话都是事实。他还强调地指出：“中国文化有一个特点，就是有一条长期的、不断兼收并蓄的文化的传统。我充分肯定这种传统，我认为中国之所以曾长期屹立于世界优秀民族之林，不排斥其他优秀文化，我们今后应继续遵循这条道路，推进中国文化在新时代、新形势下的健全发展。”谭先生这个话也是对的，他反对对民族文化抱虚无主义的态度，他说：“我们不能搞民族虚无主义，如《河殇》，十分荒唐，它把中国的落后完全归结与黄河、长城。‘全盘西化’是根本行不通的，但现在又有人说《河殇》否定传统文化，所以我们要肯定传统文化，认为传统文化就是儒家思想文化。这同样是行不通的。”谭先生这些观点，以《儒家思想与未来社会有关吗？》为题，发表在《复旦学报》一九九〇年第三期上。现在看来，谭先生的这些论断还是对的，全盘西化的思潮，以儒学取代国学的思潮仍然在泛滥，重温一下谭先生这一些论断，我想还是有益的。当然究竟怎么包容，怎样发扬我们的传统文化，怎么综合我们思想史上的财富，怎样吸纳西方的优秀文化，怎样以我为主地体现我们民族的宽广胸怀，谭先生也只是命题，还没有开局，这就需要我们后人沿着他指明的方向继续去努力了。答案只能是齐心合力和群策群力地去慢慢前进。还是毛主席说过的那么一句话，“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 　　 　　为事和做学问都要有一点勤奋的精神 　　 　　谭先生在事业和学问上所以能有那么丰硕的成就，与他在工作上始终保持勤奋的精神有关，他做任何事情，都是不辞劳苦，往往夜以继日地拼命工作，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和利害，如果没有这样勤奋刻苦的精神，在学问和事业上要取得骄人的成就那是很难的。这样的精神不是一时，而是终生如此，那就更不容易了。 　　谭其骧先生一生，几乎都是交给了中国历史地图的绘制工作了，前后有三十多年时间。一九六九年五月六日下午，文汇报的二名女记者，我记得是荣申华与何倩来访问谭其骧先生，她们写了一份情况，汇报了谭其骧先生的状态。谭先生说，“我今年五十九岁，还能做些工作，这十几年来，我一直在搞历史地图的编绘工作，一个人的一生中能有几个十几年呵！这些年我也够辛苦的了，可以说是复旦所有教授中最辛苦的一个，有时星期天也不休息，每天三班（早、中、晚）时间都泡在这上面，我希望将来还能继续让我画，能够搞出一个结果来。”他还说：“如果我参加画历史地图，多少可以起点作用。”从六九年五月末起，很快就恢复了中国历史地图的编绘工作，名义上在历史地理研究室成立了新的领导班子，实际上还是谭其骧先生在把关，在总其成。当然，许多工作是研究室的青年同志一起做的。从那以后谭先生还是一天三班，早中晚，连续作战，确确实实他是复旦大学所有教授中最辛苦的一个。从六九年六月到七六年的十月，实际上是我在分管历史地理研究室的业务工作，运动和学习还是工军宣队及后来的党委在管。由于北京社科院还没有恢复正常的业务工作，许多协作单位如南京大学、云南大学、地图出版社、国家测绘总局、北京中央民族学院都还没有正式恢复工作，为了推动各协作单位也能及时恢复工作，所以不能不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名义来召集协作会议，推动绘图工作恢复正常的秩序。如果单凭复旦大学的名义，那是谁也不会买账的。北京社科院还处在运动之中，吴晗去世了，尹达还没有解放，北京没有适当的人选来牵头了。在这个背景下，只能借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名义来重新启动这项任务，以后得到周总理和外交部的支持，绘图的协作才能正常推行。在指导思想上，我是求快，希望早一点完成这项任务，过于繁琐的地方，我想尽量简化一些，因此也为图的质量留下一些隐患，无论如何应该说，这五、六年，是绘图工作进展比较快的时期，大部分图幅是这几年定下的基础。仅仅绘图的工作，谭先生的工作量也许要超过过去十多年吧，这五、六年他几乎是加倍地在早、中、晚三班倒连轴转，要知道那时谭先生已过了甲子，不是当年年轻力壮的时候了。事实上谭先生那个时期的工作，不仅仅是历史地图的编绘工作，他还担负着许多其他的重要任务。 　　一九七一年毛主席批示同意标点二十四史的工作，上海要负担相应的任务，五月十八日，我去找了谭其骧先生，给他看了中央的文件，上海要分担相应的任务，复旦义不容辞要挑重担，要他有这个思想准备。后来确定复旦参加《旧唐书》、《新唐书》、《宋史》的标点工作，于是分三组，每组七个人，《旧唐书》由谭先生通看，《新唐书》由邹逸麟通看，《宋史》由杨宽通看，而《宋史》实际上是上海师院张家驹先生负责的。从谭其骧日记中，可以知道谭先生花不少时间在标点和审看他人标点的《旧唐书》，这个担子也不轻啊！从七二年底，到七五年，毛主席阅读古文，由于白内障的关系，把他要求阅读的相关传记和诗词歌赋等文章标点注释印成大字本上送给毛阅读，其中史传的部分占了大头，而这个任务又压在谭先生身上，要他最后把关。由于上面要求限时限刻上送，有时其他人注释的初稿还没有出来，谭先生便自己开始注释和标点了。那时为毛主席注释古文成了谭先生主要的工作了。如七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姚文元那儿下达了注释屈原的《天问》、柳宗元的《天对》、《三国志?吴书?吕蒙传》、《三国志?魏书?夏侯渊传》、《明史?朱升传》。我在一月二日便去复旦下达任务，谭先生分到的是《三国志?吴书?吕蒙传》，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到，从三日起，整整花了五天的时间完成了《吕蒙传》，八日夜间他家中煤气泄漏，九日起床谭先生感到头痛、作呕，四肢无力，但休息到九点，又去学校看其他人的注释了。十三日晚上，谭先生看邹逸麟、王文楚注释的《三国志?魏书?夏侯渊传》，十四日是星期天，他修改到深夜一点，十五日晚上又修改到深夜一点，到十六日下午三点改毕，当晚又开始改《晋书?桓尹传》，校样排出来以后，还得看校样。《晋书》的《谢安传》、《谢玄传》、《刘牢之传》，屈原的《天问》，柳宗元的《天对》，《三国志?魏书》的《张郃传》和《张辽传》都是谭其骧先生校订的。这些古文往往还要谭先生去中华印刷厂审阅最终的校样。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到那些日子他几乎都是工作到凌晨一点。三月二十五日下午他去医务室量血压是100/160，医生开了证明让他半休一周，但是他放在口袋里并没有声张，继续工作。这一段时间谭先生围绕毛主席读古文的标点注释工作，几乎是不分昼夜拼命地干了。他那时近乎疯狂的献身精神，使我感到惭愧的是没有更好地关注他的身体健康和他的家人。在这里我要叙述的是他那种勤奋精神，至于他这许多工作的重大意义和价值，我无法在这里细说了。 　　谭先生是一九九二年八月二十八日去世的，终年八十二岁，他是克尽职守，一直努力工作到丧失工作能力的最后时刻。所以我用诸葛亮那句名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概括他的一生，他为中华民族的社会主义事业奉献出了他的一生。（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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