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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惠娟纪念馆

到工农群众中去——大中学教育与干部教育如何补上这一课

朱永嘉

  到工农群众中去——大中学教育与干部教育如何补上这一课
  读报有感之二
  
   十一月十一日《新民晚报》转载了《京华时报》关于重庆让在校的大学生去乡下参加社会实践的报导。该报导称十一月九日重庆市委、市政府新闻发言人称:“重庆市将在全市大学生中重点开展带薪实习、种树、学农、学工、学军和社会调研活动,确保七十多万大学生在校期间参加不少于四个月的社会实践。”我觉得这是教育改革的一件大好事:让学生到工厂农村中去参加一定的社会实践,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做一些调查研究,切身体验一下社情民意,为将来踏上社会,打下基础。
   同一天的《南方周末》刊登了《留在北京的延安记忆》,介绍了68年12月北京知识青年去延安下乡生活的报导,自有伤痕文学问世以来,有关上山下乡的报导都是负面的,哭哭啼啼的诉苦作品,过去讲知青工作时,认为这件事青年不满意,家长不满意,社会不满意,国家不满意,那么这个不满意,究竟是我们工作没有做好,还是让青年到工厂、农村去经受锻炼的大方向不对呢?其实让青年到艰苦的环境去经受磨练,是我们党在延安时期的老传统。毛泽东是带头让自己儿子到艰苦的地方去磨练的。那时便让毛岸英到农村去参加劳动。建国以后,毛岸英大学毕业以后,毛泽东想过要让毛岸英到新疆去。抗美援朝开始时,毛泽东同志让毛岸英上了前线,最后牺牲在朝鲜前线。正是由于毛泽东同志那样严格要求自己的孩子,所以那时的国家领导干部都把自己的亲属送下乡去,六八年十二月从北京去延安的知识青年有邓小平的女儿邓榕、罗瑞卿的女儿罗朵朵、罗点点,有习仲勋的儿子习近平,周恩来的侄子周秉和,有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王岐山。当他们踏上延安这块土地时,就抹去了所有与生俱来的身份、地位、等级,农村的艰苦磨练对这批青少年的成长,究竟是有益还是有害呢?我想对他们后来的成长也是有益的,知识青年下乡,把当时农村的实际状况反映出来了。党中央离开延安十多年了,延安还是贫穷,引起党中央的关注,从此开始考虑如何改变西北贫穷的状况,就以这批去延安的北京知青,如今有不少人担当着国家的重任,成为国家的栋梁。为了纪念北京知青在延安的生活,他们在那里营造了“延安风华北京知青林”,这表示他们怀念这一段在延安农村艰苦磨练的生活。这一切还是应该肯定的吧。这一段经历我们可不能妄自菲薄,这是一段极其光辉的历史,所以不能把上山下乡抹成一片黑。这个问题,我自己也有切身体会。我有孩子在农村长期插队。我媳妇在崇明前哨农场蹲过相当长的时期。艰苦生活的磨练,对他们后来的成长是有益的。当然那么多青年在上山下乡过程中是付出了许多代价。老三届二万七千余北京知青去延安,十年期间在延安地区死亡的知青有七十多人。其中劳动中牺牲的便有三十二人。为有牺牲多壮志。不管怎么说,这一段经历,对多数人的成长是有益的,中国有一句老话,吃了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个人上人,应是指具有高尚情操的人,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的人,是有奉献精神的人。我们吃苦是为了磨练自己。是天降大任于斯人而磨练其筋骨。所以还是应从积极方面来看待上山下乡这件事。他们作出了牺牲,为国家分担了困难,也磨练自己成才。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毕竟是促使自己成才的一条康庄大道,这可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
   回头来看一下,现在报刊上,连篇累牍的介绍出国留学的广告,那么多官家富家.把自己的子弟送往国外去留学读高中,国外却把这作为教育出口的生财有道的一项产业。那样希望自己子女能泡在糖水中长大,恐怕不见得有效,结果往往是既破了财,又惯坏了孩子。我看到不少人的孩子在海外混了几年一事无成,最终还是回国来啃老子,这又何必呢?我不是反对让青年去外国留学,我也有一个孩子在国外,在澳洲已有二十多年。他告诉我,那是洋插队,什么活都得干。我也有一个孙女是小学四年级随其母去澳洲的,在那里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在堪培拉念大学,是双学位。因为在那里,整个家庭是靠打工维持过来的,是艰苦奋斗过来的,所以孩子有志向。她对母亲讲,将来房子的按揭她一起来还。她的学费,生活费都靠打工而自理了,还接济了一个非洲人的家庭。由于在读大学期间,通过打工接触社会,对自己的成长大有好处。所以去外国留学,还有一个志向问题,糖水浸泡的孩子,长不大,长不好。因此,我们怎能忘本丢弃过去艰苦奋斗的好传统呢?故而我要为重庆让大学生学工、学农参加社会实践这条消息击鼓而呼!当然,这件事不是发一个号令,给一些钱就能解决的,做好这件事,要做大量的思想政治工作,组织工作,党的各层领导,学校的教师,工厂与农村的基层领导都要把这件事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做大量的工作,才能真正使这件好事收到实效,让大学生,国家未来的栋梁,真正受到锻炼。
  然而,在这里有一条界线要划清,决不能像今年九月六日河南教育厅办公室向全省发紧急通知组织全省中职学生去富士康那样的公司顶岗实习,这一次全省派了二万五千多名学生去深圳的富士康实习,那怎么是组织学生去参加社会实践,那可是为了填补那里劳动力缺额的事,那里可是一个血汗工厂,到今年五月二十六日,那里发生了十三起员工被迫跳楼事件,那里可是一个吃人的火坑啊!河南省教育厅怎么能这样把我们那么多学生往火坑里送呢?天良何在啊!据十月十一日《中国青年报》的报导,河南电视广播大学新闻班的学生也被要求去富士康实习,学生反映我们专业与富士康业务不搭界,而且已经完成实习计划了,但也要去,我想如果去的话,倒不完全去顶岗位劳动,而是去调查现代企业那种非人性化的管理制度,那种血腥的剥削,将它们公之于众更好嘛?这倒是新闻专业该修的课程内容,为了吸引外资,难道什么都能出卖吗?我看不惯一些干部那么在外国资本面前卑躬屈膝的丑相,而又是那么傲慢地对待自己的工人农民同胞,不知道他们的灵魂安居在那里?学生去工厂劳动企业应遵守劳动法,同工同酬、以及各种伤残病意外的保险,给学生进行社会调查的自由,是为了培养未来的社会栋梁,或许他们还能为企业在技术和管理上提出一些合理化和创新的建议,对善意的报答是双向的,不是单方面的支出。所以,决不能把让学生参加社会实践的目的搞反了,这可不是给富士康送奴隶劳动去的,我不知道河南省的领导怎么处理教育厅这样混账的事,不要认为富士康是外资企业,就可以在中国大陆无法无天了啊!
  记得上海提出让学生去学工学农,那是六七年秋季的事,那时学校要复课闹革命了,中学还是乱哄哄的,在文化广场开大会时,我坐在主席台上,那时我还在上海市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工作,与张春桥、姚文元坐得相近,在会上张问我复课闹革命怎么办啊?我说是否还是让学生到工厂、农村去几个月,搞一点学工、学农,整顿一下组织纪律,然后再想法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当时在我心目中,只是一个权宜之计,并没有往深处想,所以便大呼隆地一下子都下去了。当然效果有限,如果精心化力气去组织和总结,效果会不一样。更重要的不是如何组织学生被动地去参加社会实践,而是如何培养学生能主动地、有目的地去参与社会活动,现在叫作志愿者活动,不管什么形式,让学生参加各种实践,主动地去调查研究、思考问题,从而提高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独立谋生、应对各种困难、及对各种社会问题作出自己判断和应对的能力,这才是最根本的。十一月二十三日的《中国青年报》刊登他们通过中国网和新浪新闻中心对二万六千余人进行的社会调查,有百分之七十的人赞成全国推广重庆的做法,所以在教育改革的纲要上应该写上这方面的要求,在中学和大学的教学计划上应该有这个方面的安排。因为这是我们教育事业的根本目的之一,学校教育不仅仅是知识文化的传授,而是教育青年如何做一个对社会有益的人,做一个道德情操高尚的人。文化知识教育是为今后学生踏上社会如何做人服务的,故学生在校学习期间获得的许多知识,还要知道如何应用呢?学用结合的点,就是想方设法为学生提供社会实践的机会。
   也是在这一天的《中国青年报》上,有一篇关于山西平顺县要求干部每月在农村住宿不得少于三天的报导。平顺是山西一个非常贫困的县。县委书记陈鹏正带头率领干部去农村,住农民家。现在农村的基层干部,无论村、镇这一级的都往县里镇上住了,干部与农民的关系脱节了。他们怎么体验到农民生活生产上的疾苦呢?难怪农民怀念五、六十年代,干部与大家同吃同住同劳动,能与农民心连心地带领大家一起生产劳动。现在干部们都先富起来了,农民的直觉是干部离大伙儿越来越远。乡镇的基层干部也如上级领导一样打电话,看材料,听汇报,来指挥村里的工作,那样怎么可能与农民有亲切感呢?农民反映,村里那家房子盖得最好,准是村干部的房子,而且干部们还感到住在村里不安全,变着法子往城里搬。其实村的干部应生活在村里,镇里的干部也应大部分时间往村里跑,县里的干部也应该每个月不只是三天,应该有一段时间住在村里。那样才能对农村的矛盾和问题亲见、亲闻、亲身感受,乡村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才能有深透的了解。大学生做村官也应扎根在农村。李源潮在中央党校对中青年干部学院班的座谈会上的即席讲话中讲到,“一个社会是由不同利益群体构成的,如果按照利益群体来划分,共产党的干部应该分布在最广大的群众之中。这才能体现党来自人民群众之中,这才能体现党来自人民,代表人民,如果党的干部全分布在利益群体高端,广大群众在另一端,大家想一想,群众会怎么看?是把你当作自己的代表,中间的一份子,还是把你当做另外一个群体或者特殊阶层?党的干部要追求公利,约束私利,这不仅是个理念问题,更是一个现实的政治选择。”我完全赞同李源潮同志的这番讲话。从平顺县委书记陈鹏正要求县里县、镇、村的干部每月到农村住宿不能少于三天这件事的背后,它反映了我们县、镇、村的干部脱离农村的基本群众有多远了。也许更多的人忙着借招商引资而傍大款。忙着在酒席上与有钱的大款和资本家交朋友呢?我不反对交几个富朋友,但不能因此而嫌弃生活在农村的穷朋友啊!要懂得在百姓心目中,对干部在酒席上醉死,与为百姓在乡村苦死累死的干部的评价是完全相反的。从山西平顺县的这条消息,也反衬了重庆让大学生有四个月时间分几次到农村去学工、学农、种树、参加一些社会实践和生产劳动的可贵。如何与工农群众在生产实践过程中打成一片,或许将来他们那一代真能改变一下当前一些不良的社会风气。他们或许能从基层提出一些非常尖锐又非常急迫的问题。也许在大学生中会如当年北京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那样磨练出国家未来的栋梁。在干部的教育上,如重庆那样提倡的党员机关干部进村、进户、进田间,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帮助农民解决实际困难,让干部下乡、下基层大走访,变上访为下访,让机关干部下基层,下农村去结穷亲,这才是真正改变干部作风的好办法,只有干部革命化了,才能改善民风,也唯有如此才能改变整个社会的风气。这是我对同一天三张报纸,同一问题读后所得的感想。读报仍是我每天从实际生活吸取养料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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