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 　　 前些日子在“崇祯帝与三大案的处理”一文中的跟帖中，有提到东林的子系统复社的事，故将复社的前因后果略述于下。明清之际，关于复社的记载很多，如吴伟业的《复社记事》、眉史明的《复社记略》。当代对复社始末考证最为详实的当推谢国桢师，他先后写了《复社始末》的上与下，此外还有《几社始末》与《大江南北诸社》。此外对浙中、闽中、粤中诸社作过概述，而且他对明末士大夫结社的相关资料都结集在一起了。我这篇小品也只是摘录他的考证，作一些简要的说明，供大家参考。 　　—————————————————————— 　　明末士大夫之间以文会友、结社相交的风气很盛，在科举考试为士子入仕的独木桥时代，士大夫为了应付考试自然要研究八股文的文章做法。八股文，亦称时文、制艺，系明清科举考试所规定的文体，现在八股文成了贬义词了。八股文的程式是规定了每篇文章包括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个段落，简单地讲，每篇文章都要有起、承、转、合四个环节。破题是用两句话说明题义，承题是承接破题的意义而阐明之，起讲是议论的开始，入手是起讲后提供论据的入手处，起股是正式开始议论，中股为全篇议论的中心。从起股到束股，都要两股排比对偶的文言，共合为八股，故名之为八股文。题目来自四书，内容则依照朱熹的《四书集注》，因其形式呆板，故称之为八股文。那时的书坊就要请一些士大夫去出版一些评选八股文的文章，故当时的出版物大部分属于制艺一类，有似于今天高考作文的辅导读物，书坊当然要集合那些有声望的作者，为读书人编写这一类作品。他们通过批注把文章的来龙去脉弄得清清楚楚，指出起承转合要段落分明，不要用支离破碎的文句和琐细的典故，从而纠正文章的时弊，即所谓“以今日之文，救今日之为文者”。故这些作者自然会有一些还未应举的士子集合在周围，学习如何通经学古，出入于韩愈、欧阳修、苏轼这些古文大家之间。他们先是在各地结社，后是集会，这种风气盛于明天启、崇祯间。他们的文章要跟了时论走，比如崇祯元年时定阉党逆案，大家便一起讨论怎么骂魏忠贤的事，于是就有《玉镜新谭》、《皇明忠烈传》这一类作品问世。天启、崇祯间，辽事成为朝野关注的焦点，于是就有《筹辽硕画》这类出版物出版，如阮大铖便是好论兵事的一个角色。因而士大夫在议论作文时，也势必议论到时事，发表一些政见，那么这些以文会友的结社活动也会带上一点政治色彩。 　　复社有二个领袖人物，一个是张溥，字天如，号西铭，太仓人。另一个是张采，字受先，号南郭。他们二人形影相依，互为畏友。万历末年他们在苏州立社，以拂水山房社这个地点建立了应社，那时周钟（字介生）的文章在岁试中考了第一名，张溥与周钟合作，参加应社的活动。当时江南、江北、河北都有士子组织应社，目的是准备如何应付科考。孙淳等四人在苏州成立复社，在张溥推动下应社并入复社，复社的社会影响便迅速扩大起来。复社成员中张溥、吴伟业、杨廷枢、吴昌时、陈子龙等人都成了进士，于是在朝的人要拉拢复社以配置自己的势力，而一般士子则认为进入复社便有中举的希望。复社的这些领袖人物，如两张采取公荐、独荐的方式推荐士子，有了名气，中式的希望就增大了。他们与京师的权要交往，通过公荐、独荐的方式推荐给京师和地方的督学，每次岁考之前，还给考生评定名次，到榜发时十不失一。如此一来士子们争欲入社，把入社作为入仕的一个捷径，这些做法与后来考试时通关节有很大的关系。这样一个群体的出现，当然也会引起另一些人的反对，反对他们垄断仕途。有为其辩解者，若倪元璐认为“诸生诵法孔子，引其徒谈经讲学，互相切磋，文必先正，品必贤良，实非树党”。亦有攻之者，若苏州推官周之夔，罗列复社十大罪状，称其“上摇国柄，下乱群情”。 　　事实上复社内部确实存在党同伐异的情形。复社要扩大自己的社会影响，势必要结交在朝的权贵。如吴伟业得中会元，是受周延儒的提拔，遭薛国观之忌，但崇祯帝看了吴伟业的卷子，觉得可以，才没有闹出问题来。后来张溥让吴伟业去参劾温体仁结党援私，因为薛国观是温的人。吴伟业不敢冒险，最终薛国观因暴露赃证被崇祯帝处死，这样周延儒才得以再次入阁。在周延儒入阁之前，张溥便给他开了一个名单，如黄道周、刘宗周都列入名单，要求周延儒起用这些人。周延儒入阁以后，东林党人都被委以重任。可惜的是周延儒四月间入阁，五月间张溥暴病身亡。阮大铖也想走周延儒的路子复出，周延儒不敢冒此大不韪，起马士英为凤阳总督，为后来南明小朝廷内的党争埋下了危机。从南明时马士英、阮大铖把持朝政的情形来看，复社可谓成也周延儒，败也周延儒。在人事问题上，通关节、走后门之风可谓古已有之，是否于今为最烈，尚待观察。这一类风气一盛，弊大于利。 　　复社在崇祯年间举行过三次大会，第一次在崇祯二年（公元一六二九年），叫做尹山大会。第二次在金陵召开，时间是崇祯三年。第三次在苏州虎丘召开，时间是崇祯五年。这三次大会各地前来参加者多达数千人，很多人认为这是三百年来仅有之盛举，由此可知其社会影响之广泛。 　　崇祯初年，金陵是士大夫汇集之地，明末四公子都与金陵有关。四公子是指方以智、陈贞慧、侯方域、冒辟疆，他们都有一点才气。侯方域与李香君的风流韵事，冒辟疆与董小宛的旖旎风流，都被当时的文人传为佳话。孔尚任的《桃花扇》讲的便是侯方域与李香君的恋情，以及当时阮大铖与复社的矛盾，故它反映的便是那个时代江南文人的生活。那时秦淮河灯船游楫往来如织，两岸河房的名姬成了当时诗文往来的议题。另一方面东林被难诸君子之子弟亦已长成，他们纷纷到金陵来应乡试，复社的许多名士也都聚集在金陵。燕京陷落以后，北方士绅流落到金陵一带来，这个时候阮大铖、马士英也都到金陵生活过。四公子与两边都有联系，如冒辟疆曾支持过东林诸后裔，复社诸人倾向于东林，故复社有小东林之名。阮大铖在金陵与侯方域的关系便比较密切，他不惜千金来撮合侯方域与李香君的恋情，这就是《桃花扇》故事的来源。然而秦淮河上的歌姬却还是有一点骨气，这场恋情以破裂告终，清兵进入金陵后，侯、李二人在栖霞山上相会，相约出家。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讲的也是钱谦益与柳如是之间的恋情，涉及包括周延儒在内的明末许多人物。柳如是也是一个既有才情又有骨气的歌姬，钱谦益后来投降清朝，北上燕京，柳如是另寻新欢，钱家子孙把柳如是告上法庭。徐树丕《识小录》四有《追记钱事》条，其云：“柳姬者与郑生奸，其子杀之。钱与子书云：‘柳非郑不活，杀郑是杀柳也。父非柳不活，杀柳是杀父也。汝此举是杀父也。’”钱谦益还说：“国破君亡，士大夫尚不能全节，乃以不能守身责一女子耶？”此言可谓平而恕。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主要是写钱谦益，实际上也是夫子自道。侯方域与李香君、钱谦益与柳如是的恋情，都是崇祯年间发生在金陵的故事，他们都是文人，都有才情，又发生在国难当头，他们的故事更显得委婉动人了。 　　崇祯时金陵发生过这么一件事情，东林诸贤的子弟与复社中名士驱逐在金陵的阮大铖。《明史?马士英传》记其事云： 　　“流寇逼皖，大铖避居南京，颇招纳游侠为谈兵说剑，觊以边才召。无锡顾杲、吴县杨廷枢、芜湖沈士柱、余姚黄宗羲、鄞县万泰等，皆复社中名士，方聚讲南京，恶大铖甚，作《留都防乱揭》逐之。大铖惧，乃闭门谢客，独与士英深相结。” 　　那时东林诸贤子弟在南京参加乡试，他们当然不满东林大案之始作俑者阮大铖，阮大铖只能“闭门谢客”，先潜伏下来再寻机会。阮大铖与马士英其实都有文才，他们也深懂通关节走后门之途径。那时周延儒再相，所以通过周延儒使马士英当上凤阳总督。到了南明福王政权建立，马士英执政，阮大铖再起，他们当然会找机会报复东林与复社，在朝中排斥东林诸贤。 　　当时复社仍在金陵集会，吴翌凤《镫窗丛录》卷一云： 　　“南都新立，有秀水姚浣北若者，英年乐于取友，尽收质库所有私钱，载酒征歌，大会复社于秦淮河上，几二千人，聚其文为《国门广业》。时阮集之填《燕子笺》传奇，盛行于白门。是日句队末有演此者，故北若诗云：‘柳岸花溪澹泞天，恣携红褎放镫船。梨园弟子觇人意，队队停歌《燕子笺》。’” 　　弘光初即位的那几个月，复社与马、阮的对峙旗帜鲜明，于是阮大铖与马士英又再策划大案兴狱，企图把东林与复社一网打尽。福王即位当年的十二月，他们重新颁布《三朝要典》，公开为阉党的逆案翻案。九江总督袁继咸便上言指出，《三朝要典》既已被崇祯帝焚毁，这件事不宜再提，为什么要私斗急于公仇，不能再兴大狱了。然而阮大铖还是想借妖僧大悲案来兴大狱。《明通鉴》附篇卷一下记载： 　　“时有吴僧夜叩洪武门，言语不类，为京营戎政赵之龙所捕。阮大铖欲假以诛东林及素所恶者，因造十八罗汉、五十三参之目，书史可法、高弘图、姜曰广等姓名内大悲袖中，海内人望无不备列。钱谦益先已疏颂士英，且为大铖讼冤修好矣，大铖憾不已，亦列焉，将穷治其事。狱词诡秘，朝士皆自危。而士英不欲兴大狱，乃当大悲妖言律，诛之。” 　　那时东林党人之一钱谦益已上疏为马士英说好话，为阮大铖诉冤，然而阮大铖仍将其名字列入。这十八罗汉、五十三参之目，都是属于后来所谓黑名单之类。这件事由于马士英没有支持而未搞成，由于“狱词诡秘”，朝士人人自危。徐鼒《小腆纪年》卷九称：“先是阮大铖作正续《蝗蝻录》、《蝇蚋录》，盖以东林为蝗，复社为蝻，诸和者为蝇为蚋。”阮大铖所兴周、雷之狱，周是周镳，雷是雷演祚，二人都是东林党人，阮大铖抓捕他们的理由是他们都曾主张立潞王，为姜曰广之私党。次年四月左良玉起兵檄讨马士英，言其引用大铖，构陷周镳、雷演祚，于是福王赐周、雷二人自尽。接着又有王鼎实上《东南利孔久湮，复社渠魁聚敛》疏，阮大铖对马士英说：“孔门弟子三千，而维斗等聚徒至万，不反何待？”于是陈兵江上，准备把复社一网打尽。第一个被捕的是四公子之一的陈贞慧，他在锦衣卫仅免于死。侯方域也几乎被捕，沈士柱、吴伟业都偷偷跑了，黄宗羲回到家乡余姚，冒辟疆到如皋水绘园归隐。复社从此烟消云散。然而弘光小朝廷，不到一年也垮了。中国有一句老话，“多行不义必自毙”。 　　—————————————————— 　　后记： 　　 东林、复社的士大夫，在为人的品格上比阉党要高出一筹，崇祯年间，在内阁执政时间较长的是二个人，如周延儒曾二次入阁，温体仁在内阁有十年时间。在《明史》上这二个人都列入奸臣传，从政治倾向上讲周延儒偏重于东林，温体仁则比较偏向于阉党，崇祯的中后期，阉党的影响很大，温体仁的倒台，就跟他与复社的斗争有关。《明史?温体仁》（卷三百八）之末，有云： 　　“庶吉士张溥、知县张采等倡为复社， 与东林相应和。体仁因推官周之夔及奸人陆文声讦奏，将兴大狱。严旨察治，以 提学御史倪元珙、海道副使冯元飏不承风指，皆降谪之。最后复有张汉儒讦钱谦 益、瞿式耜居乡不法事。体仁故仇谦益，拟旨逮二人下诏狱严讯。谦益等危甚， 求解于司礼太监曹化淳。汉儒侦知之，告体仁。体仁密奏帝，请并坐化淳罪。帝 以示化淳，化淳惧，自请案治，乃尽得汉儒等奸状及体仁密谋。狱上，帝始悟体 仁有党。会（朱）国弼再劾体仁，帝命汉儒等立枷死。体仁乃佯引疾，意帝必慰留。及 得旨竟放归，体仁方食，失匕箸，时十年六月也。逾年卒，” 　　 这段引文，可以看到崇祯中叶党争由公开转向秘密，用暗中中伤的办法，借案子来打击对方，温体仁要打击的是东林和复社。钱谦益是倾向东林的人，明代的乡绅居乡确有不法事，钱谦益反击的办法还是找当时的秉笔太监曹化淳。温体仁垮台是因为他与张汉儒的秘密被揭，使崇祯帝发觉他有党。故那时两派的斗争都只能在暗中较劲，阉党要靠宦官，东林与复社也只能借力于宦官才能生存，我们肯定东林与复社积极的一面，也不要把他们美化和现代化，还是实事求是历史地考察他们。 　　 我在文章中讲了明末的四公子都与复社有关。这四公子用现在的话讲，都是官二代，在天启、崇祯到南明小王朝，他们都是风流才子，论为人的骨气侯方域不如李香君。清初，复社是销声匿迹了，但是明清之际的剧变对那一代士大夫还是有深刻的影响，明末三大思想家之一的黄宗羲是东林领袖黄尊素之子。他那本《明夷侍访录》的《原君》一篇确是深刻批判了中国专制制度和帝王思想，他提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这个君便是指帝王。他赞美“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反对“以君为主，天下为客”，这就是中国古代传统的民主主义思想。顾炎武的《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比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便是顾炎武提出来的。王夫子在《读通鉴论》的《叙论》中提出“不以天下私一人”，这些都是那个时代带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怎么能说中国的传统思想中没有民主主义的东西呢？方以智关于科技方面的著作也代表那个时代最高的水平。这几大思想家都曾经是复社的成员，方以智是四公子之一，他对自然科学与哲学很有研究，他的《物理小识》既有科学，也有哲学的道理。比如他的《物理小识》便有一点科学的精神，他在那书的自序中说：“盈天地间皆物也。”他主张“藏知于物”，即人的认识来源于客观物质，那不正是认识论上的唯物主义吗？怎么能说中国古代没有科学精神呢？这些人都属官二代，或者富二代，他们的出身为之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用来读书，专研学问，深入社会实际生活，参加一些社会斗争实践。他们都参加过明末的抗清斗争，做人有一点骨气，加上他们广泛的社会关系，可以做许多有益于社会和人民的事。当然，也有一些官二代或者富二代会利用他那良好的家庭生活条件，醉生梦死，胡作非为，荒淫无耻，欺压群众，最终或许会变成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明末的四公子，这两个方面都在他们的生活中有所体现，但在社会激烈的变化中，他们中间有的人表现得很杰出，有的人则属于狗屎一类。阉党中有一个在天启时入内阁的魏广微，史称其为人“阴狡”。他搞东林的黑名册，叫《缙绅便览》。他喜欢给魏忠贤告密，魏忠贤答其函曰：“内阁家报”，然而他的父亲魏允贞是一个非常贤能的人，万历时他是右佥都御史，史称“允贞父已九十余，允贞岁岁乞侍养，章二十上。”说明他把亲自侍养老人看得比做官还重要，他儿子不行，东林党人的赵南星与魏允贞友善，“尝叹曰：‘见泉无子’。见泉是允贞的别号。广微闻之，恨刺骨。”（《明史?魏广微传》卷一百九十四）。黄宗羲与魏广微便是官二代两个不同的典型，至于他们如何选择为人，那是他们的自由。历史自会给黄宗羲与魏广微不同的历史评价，那就由不得他们了，不要让人叹“见泉无子”总是应该的吧。所以对官二代，富二代要做具体分析，父子关系也要具体分析，其子其父，各自都有好的，也有不好的，不能形而上学地一刀切，这样不客观。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一个人的出身和成分，而在于他如何为人，我们的观念从来就反对唯成分论，重在表现嘛！个人的出身和成分是无法选择的，做人的道路是可以选择的，但靠出身和成分拼爹来为人的人，那是没有出息的表现。另一方面，因其父母而对其子攀龙附凤的更是小人也，对这一类人可要提高警惕，他们只会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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