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崇祯帝对三大案的处理 　　 　　这些还只是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九月，信王朱由检即位到十二月底发生的几件事，前后不过三个月时间，整个大局就发生剧烈的变化。尽管那时他们对东林党那么猖狂，气势那么嚣张，中国有一句老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时辰一到，统统报销。这个时候，魏忠贤与客氏及阉党一点回手的余地也没有，他们成了落水狗众人叫打了。崇祯要肃清魏忠贤与阉党的影响，还有许多事要做，一是内阁的领导班子要清理和调整，朝廷中阉党系统的官员要清洗。二是三大案与东林的事要翻案了，阉党在朝的官员要彻底清算。这都是在崇祯元年完成的几件大事。 　　崇祯元年五月，编修倪文璐上疏请毁《三朝要典》，《春明梦余录》全载其文，《明通鉴》卷八十一，节选其文曰： 　　“梃击、红丸、移宫三议，哄于清流，而《三朝要典》一书，成于逆竖。其议可兼行，其书必当速毁。盖当时起事兴议，盈廷互讼。主梃击者力护东宫，争梃击者计安神祖；主红丸者仗义之言，争红丸者原情之论；主移宫者弭变于机先，争移宫者持平于事后。数者各有其是，不可偏非。总在逆珰未用之先，虽甚水火，不害壎篪，此一局也。既而杨涟二十四罪之疏发，魏广微此辈门户之说兴；于是逆珰杀人则借三案，群小求富贵则借三案，经此二借而三案全非矣。故凡推辞归孝于先皇，正其颂德称功于义父，又一局也。网已密而犹疑有遗鳞，势已重而或忧其翻局；崔、魏诸奸始创立私编，标题《要典》，以之批根，今日则众正之党碑；以之免死，他年即上公之铁券。又一局也。由此观之，三案者，天下之公议，《要典》者，魏氏之私书；三案自三案，《要典》自《要典》。今为金石不刊之论者，诚未深思。臣谓翻即纷嚣，改亦多事，惟有毁之而已。” 　　崇祯帝听了大臣的意见后，“帝命礼部会词臣详议，议上，遂焚其板。”三大案的是是非非可以讨论，而《三朝要典》为魏忠贤歌功颂德的一面之词当毁。内阁的调整与阉党的清算则有一个过程，先是曹应秋与薛贞以阉党被劾而罢，刘一燝与韩爌复职，在阉党的内阁中掺砂子。首辅李国普因老病乞退时，荐韩爌、孙承宗自代，结果是来宗道为内阁首辅。崇祯元年的六月，削魏忠贤党冯铨、魏广微籍，而阁臣来宗道与杨景辰一起罢官，原因是他们曾先后任《三朝要典》的副总裁。倪元璐翻《三朝要典》时，来宗道说：“渠何事多言，词林故事，止香茗耳！”于是人们称来宗道为“清客宰相”。因毁《三朝要典》的事，他们二人只能请辞。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召见阁臣韩爌、李标、钱锡龙及吏部尚书王永光、都察院左都御使曹于汴等于文华殿，谕定魏忠贤逆案。《明通鉴》卷八十一载其事云： 　　“先是爌等不欲广搜树怨，仅以四五十人上。上少之，令再议，又以數十人上，上不怿，令以‘赞导’、‘拥戴’、‘颂美’、‘谄附’为目，因曰：‘忠贤一内竖耳，苟非外廷助虐，何遽至此！且内廷同恶者亦当入。’爌等以不知内侍为对，上曰：‘岂皆不知？特畏任怨耳。’阅日，召入便殿，案有布囊，盛章奏甚多，指之曰：‘此皆奸党颂疏，可案名悉入。’爌等知上意不可回，乃曰：‘臣等职在调，三尺法非所习。’上召吏部尚书王永光问之，以不习刑名为对，乃诏刑部尚书乔允升同审定之。” 　　人事上大换班的办法并不好，政事有其连续性，人事变动一大，烤一次烙饼，政事上往往要受大的影响，如辽事便受影响。行政机构的变动，势必影响效率，至少在人事交接上也需要时间，新手也要摸索一段时间，才能知道之前政事之轨迹。魏忠贤的逆案是在崇祯二年三月定下来的，由韩爌上奏，崇祯自己拍板定局。这类事崇祯冲在第一线并非上策，因为若有问题便很难回旋了。这类案子牵涉的人越多，那么士大夫之间由党议而引起的裂痕便会越深，这对大局的稳定非常不利，它的影响一直延续到短命的南明小朝廷。这次定案的过程，上下往复多次。 　　《明通鉴》（卷八十一）云： 　　“时定逆案，张瑞图、来宗道、贾继春皆不与，诘韩爌等，以瑞图、宗道无实状对。上曰：‘瑞图善書，为忠贤所爱；宗道为崔呈秀父请卹典，中有‘在天之灵’语；非实状邪？’又问继春，对曰：‘继春虽反覆，然持论亦有可取。’上曰：‘惟反覆，故为真小人。’于是三人者皆罹逆案。” 　　什么事总还要区别对待，滴水不漏、斩尽杀绝的办法不好，水至清则无鱼啊！《明通鉴》（卷八十一）所载崇祯亲自裁定的逆案如下： 　　“自魏忠贤、客氏依谋反大逆律磔死外，以六等定罪。曰‘首逆同谋’，崔呈秀及魏良卿、侯国兴、太监李永贞、李朝钦、刘若愚六人俱立斩；曰‘交结近侍’，刘志选、梁梦环、倪文焕、田吉、刘诏、薛贞、吴淳夫、李夔龙、曹钦程、许志吉、孙如洌、陆万龄、李承祚、田尔耕、崔应元、楊寰、孙应鹤、许显纯、张体乾十九人，俱斩，秋后处决；曰‘交结近侍次等’，魏广微、周应秋、阎鸣泰、霍维华、徐大化、潘汝祯、李鲁生、杨维苑、张讷、郭钦、李之才十一人及逆孽魏志德等三十五人，俱充军；曰‘谄附拥戴’，太监李实等十五人，亦俱充军；曰‘交结近侍又次等’，顾秉谦、冯铨、张瑞图、来宗道、王绍徽等一百二十九人，俱坐徒三年，赎为民；曰‘交结近侍减等’，黃立极等四十四人，俱革职闲住；又于诸人姓名下各注所犯，刊布中外知之。” 　　从万历末争国本起，到三大案，及天启时东林与阉党的斗争，到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才正式告一段落，其余波尚在，前后历时数十年。从争国本起，它本质上是争夺接班地位的矛盾，是为了争夺未来权力的斗争，背景是郑贵妃、福王与太子常洛之间的复杂关系。妖书案及三大案，本质上是这场斗争的延续，而三大案中的移宫案则是宫府之间争夺权力的斗争。东林与阉党之间的斗争，以三大案为口舌，本质上也是宫府之间权力的斗争。从天启五年起，是东林挨整。而天启七年到崇祯二年，则是阉党垮台的过程。这一场斗争是两败俱伤，整个明王朝伤筋动骨了。这是亡国的前兆，这场斗争采取残酷打击无情杀戮的办法，伤了元气。那样残酷地镇压东林党人，伤害了无数士大夫中间的精英，阉党中也不乏有才干之人，如冯铨在清初便对满清王朝统治的稳定起了重要作用。 　　朋党问题，是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都遇到的一个无法解开的死结，它是集权制度内部必然产生的一个派生物。《韩非子?扬权》：“党与之具，臣之宝也。臣之所不弑其君者，党与不具也。”朋党本质上是专制集权的对立物，故一旦朋党成势时，便会成为这个专制集权的国家机器即将解体的征兆。朝臣分朋结党，势必影响帝制的权威。《尚书?洪范》：“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问题是并非每一个帝王都能掌控好自己的权力，如神宗、光宗都安于宫廷生活，并不关注国家政事，熹宗的爱好是工匠的木工活儿，那么宫府之间争夺权力自然就很难避免了。而作为府的朝廷也会一分为二，那就是阉党与东林之间纷争不断，最后只能是一派压倒一派，其中便没有什么是非好讲。派系之间意气之争一旦情绪化、炽热化了，那就不是什么是非的争论了，而是你死我活拼命的互相杀戮，政局便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翻身烤烙饼，那还不弄得一个天下大乱嘛。东汉的“党锢之祸”是如此，唐代的“牛李党争”是如此，北宋的“新旧党争”是如此，明代的“东林阉党之争”亦是如此。反复党争的结果，那就是王朝政治结构的解体，最终走向崩溃，汉、唐、宋、明的灭亡都有党争这一段历史经历。政见上的争论，在党争后期都变得不再重要，争夺的核心是权力和利益之争。两派之间的人事关系很难共事，双方最终以杀戮为事，国就不成其国了。在中国要开放党禁，那真是需要慎之又慎，台湾地盘小，大陆地盘这么大，大规模的党派斗争，对国家来讲，只能是大伤元气。中国缺少派系之间互相共同遵守的法定的规则，往往只能采取非常的手段，结果往往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了。 　　 　　后记： 　　 明末崇祯帝这个人比较果断，果断有它的长处，也有短处。果断是能快刀斩乱麻及时地处理问题，这是他的长处；短处是处理问题时，容易粗疏，不细致，缺乏思想认识上的清理纠正，那么事物还会有反复。这个果断往往对问题的处置带来随意性，刚愎自用。崇祯时期内阁大臣换了五十人次，为什么？他刚愎自用容不得不同意见，这样内阁大臣们只能阿谀奉承，一切建立在顺从他意志的基础上，不能发挥内阁大臣集体的智慧。而且容易被小人利用，周延儒、温体仁这二个奸臣便是如此操纵崇祯时期的政局。 　　 崇祯初的两件大事，一是毁《三朝要典》，二是处置阉党相关的人物，应该说这两件事都是好事。然而《三朝要典》并非一毁就能了的，你得讲道理，它错在那里，要让相关的人都接受，才能了结，否则还是会有反复的。至于处理阉党，这个杀戒是魏忠贤许显纯他们先开杀戒，杀了东林诸贤，没有多久刀把子便戒在魏忠贤他们的脖子上了。再说，崇祯帝对阉党魏忠贤等杀戒一开，后来对大臣总督的杀戒很难终止了，《明史?郑崇俭传》（卷二百六十）载：“帝自即位以来，诛总督七人，崇俭及袁崇焕、刘策、杨一鹏、熊文灿、范志完、赵光抃也。”那个时期被杀的还有熊廷弼与王化贞，杨嗣昌是自杀的，这类事情靠杀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故史称：“帝愤寇日炽，用法益峻，功罪不假贷，而疆事寝坏，卒至于亡。”内阁大臣薛国观，因赃获罪，赐自缢死，周延儒是勒令自尽死。《明史?薛国观传》称：“辅臣戮死，自世庙夏言后，此再见之。”故杀戒一开，要止住很不易，内阁大臣如此，谁还敢说真话呢？总督的下场如此，将领在前线自然自谋生路了。所以崇祯年间，那么多总兵分别投降农民军或者清廷了。杀袁崇焕时，祖大寿就跑了，如洪承畴兵败以后，投降清廷也就很自然了。内阁大臣与军队的总督都想着自谋生路时，有多少人能为崇祯帝同生死共患难呢？李自成向北京进军时，还有谁愿意赤胆忠心来京师勤王替崇祯帝解围呢？当然有，明亡时，殉难的人还是不少，但人心散了，朝廷不能再得力于大臣和带兵的将领们了。内部矛盾斗争中开杀戒这是最犯忌的事，努尔哈赤那条遗训还是很高明的。至于处理阉党其他的相关人事，也太宽泛了，打击面太大，这样做，事后还是会有反复的，到了南明小朝廷，马士英、阮大铖一上台，这二件事又给全翻了，这样烤烙饼式的处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效果不好。 　　 在上层集团内部由于利益关系，发生派系的争夺，发生党争，这是很难避免的。这是社会客观矛盾在上层的表现，问题是你处理的方式要恰当。延安整风的方针，重点不是放在整人的事上，而是弄清思想，分清是非，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团结同志，向前看，我不喜欢高华那本红太阳如何升起的书，那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蹲下去一地蚂蚁，我们应该既要微观，也要宏观才行，看不到延安整风主导一面的收获和胜利，那怎么说得过去呢？那时毛主席讲的处理内部问题，“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方针还是对的，那可是我们党在十年内战中，对那时党内残酷斗争的一个历史性的总结。毛泽东在《蝶恋花?答李淑一》词的第一句：“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是杨开慧，那是国民党杀害的，柳是柳克荀，是共产党内部残酷斗争中被夏曦杀掉的。上述方针在延安整风中保证了党的团结和发展，没有延安整风，哪有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中取得的胜利，所以决不能忘记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好的传统。如明末三大案那样的事件，烤了两次烙饼，派系之间进行两次决斗，大上大下，并且开了杀戒，结果把一个明王朝折腾给没了，在这个问题上，崇祯不如努尔哈赤聪明。 　　 努尔哈赤这个上层集团的八旗制度，不是内部没有矛盾，在父子兄弟之间开了杀戒，但努尔哈赤能总结历史教训，立下祖训，在上层统治集团内部不开杀戒，这样即便有矛盾，亦能有适当的处理，不会闹成二大派系弄个你死我活，让整个国家机器散了架似的。 　　 努尔哈赤的《武皇帝实录》天命六年（天启元年，公元一六二一年）正月十二日，努尔哈赤与其子侄诸八旗王公贵族一起对天焚香祝辞，其中有云：“吾子孙中纵有不善者，天可灭之，勿刑伤，以开杀戮之端。如有残忍之人，不待天诛，遽兴操戈之念，天地岂不知之？若此者，亦当夺其算，昆弟中若有作乱者，明知之而不加害，俱怀理义之心，以化导其愚顽，似此者天理佑之，俾子孙百世延长，所祷者此也。自此以后，伏愿神祉不咎既往，惟鉴将来。” 　　 这条祝词，包括二点，一点是家族以内，诸王公大臣，有问题，不许开杀戒，天可灭之，也就是自然死亡，另一点是既往不咎，老账就不算了，不要动不动翻老账，这个问题与努尔哈赤在此之前，一时之愤曾杀其弟舒尔哈齐，即阿敏的父亲，并杀自己的长子褚英，他有鉴于许多部落都是在自相残杀中灭亡的，这件事发生在万历三十九年到四十年（一六一一到一二年）之间，努尔哈赤还有一条祖训，时间是在天命七年（天启二年，公元一六二二年），是努尔哈赤对身后事的关照，《武皇帝实录》天命七年，三月初三日： 　　“帝曰：继我而为君者，毋令强势之人为之。此等人一为国君，恐倚强恃势，获罪于天也。且一人之识见能及众人之智虑耶？尔八人可为八固山之王，如是同心干国，可无失矣。八固山王，尔等中有才德能受谏者，可继我之位，若不纳谏，不遵道，可更择有德者立之。傥易位之时，如不心悦诚服而有难色者，似此不善之人，难任彼意也。至于八王理国政时，或一王有得于心，所言有益于国家者，七王当会其意而发明之。如己无能，又不能赞他人之能，但默默无言，当选子弟中贤者易之。更置时，如有难色，亦不可任彼意也。八王或有故而他适，当告知于众，不可私往，若面君时，当聚众共议国政，商国事，举贤良，退谗佞，不可一二人至君前。” 　　 这一段文字，很有价值，努尔哈赤对继承人的要求，不是一个强者，而是一个善于纳言，并能团结大家的人，如果是一个强者的话，难免压在众人头上，激化内部的矛盾，有事大家商量着办，不要搞少数个人的小圈子，如果领头的人不合适可以更换，这里他强调的集体领导，当然在努尔哈赤之后的执政者皇太极与多尔衮，还都是强者，他们还是以实力为基础的，在八旗的王公大臣会议上，还是以实力为基础。但有事还是大家商量着办，不是一个人说了算。这是原始部落的民主制度的遗存，天命六年和七年这二条努尔哈赤的祖训，满清贵族是遵守的，这决定了亲贵之间没有你死我活的搏斗，对清王朝能延续二百多年至关重要，在这一点上努尔哈赤比崇祯要聪明，那个时期并行的二个统治集团，明皇朝与清帝国在智商上，就决定了他们谁胜谁亡的命运了，这些话迄今仍值得我们吸取。 　　 毛主席在《改造我们的学校》一文中，讲到那时我们党一些同志的不良状况时，他说：“不论是近百年的和中国的古代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还说：“（他们）对于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特别重要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百年史，真正懂得的很少。近百年的经济史，近百年的政治史，近百年的军事史，近百年的文化史，简直还没有人认真动手去研究。有些人对于自己的东西既无知识，于是剩下了希腊和外国故事，也是可怜得很，从外国故纸堆中零星地检来的。几十年来，很多留学生都犯过这种毛病。他们从欧美日本回来，只知生吞活剥地谈外国。他们起了留声机的作用，忘记了自己认识新鲜事物和创造新鲜事物的责任。这种毛病，也传染给了共产党。”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话，虽然是七十年以前讲的，似乎正是讲给我们现在的同志们听的。但这些话在我们许多同志中间早就忘到九霄云外了，看一下目前学术界刮的欧风西雨，就可以知道这个情况，比之七十年前的教条主义统治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包括中国历史的研究也什么都要请洋人来说话，听洋人研究中国的意见才时髦，才有“权威”，当然不是不可以听，我也看，也听，但要懂得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还是得靠我们自己。我们应该脚踏实地从努力学习和研究自己的历史开始，才能正确地认识自己，因为现实是从历史过来的，同时也提示着未来可能出现的各种状态。我讲明史无非提供一些从正面或者负面可以参考的案例而已，使我们前进过程中多一些聪明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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