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 　　明代后宫与前朝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是长期在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明宪宗成化二十一年（公元一四八五年）都给事中，李俊上疏讲到内侍的专横，他讲到“今之大臣，其未进也，非夤缘内臣则不得进，其既进也，非衣凴内臣则不得安。”（《明会要》卷三十七，职官九）这是明摆在前朝面前的传统陋习，张居正执政时，内侍没有冯保的支持是很难成事的，无论你喜欢还是不喜欢，在这样的环境下，你只能寻求一个内外平衡的关系。东林诸贤在这个问题上，过于理想化了，你没有办法改变熹宗依存客氏、魏忠贤，就只能在容忍的基础上寻求内外平衡。如何处理好国事，有争必有所让，水至清则无鱼，东林在如何对待魏忠贤、客氏的问题上，想得太简单了。邹元标主张的“大臣非大利害，即当扶持国体，”“偏生迷，迷生执，”这些观念并没有贯彻到底，缺乏换位思考，对付这些人，要用对付小人的办法，很难斩尽杀绝的。给他方一个立足之地，也就给自己一个立足之地了。作为正人君子，当然不能与小人们同流合污，但为了国事，总要团结多数，限制小人的影响，同时还得让他们有一个生存的空间吧，不能贪图一时之痛快，来一个斩尽杀绝，这样做的结果往往适得其反。君子之间，谋道不谋利，对小人有时得让一点利，不是为了讨好，而是为了减少正事的阻力，东林诸贤在这一点上眼光看得不远，故有缺陷。毛泽东讲过，给出路的政策，他们不懂，所以后来吃亏了。 　　天启时，宫府之间矛盾的激化，有一个积累的过程，始于天启元年，黄克缵请求宽恕盗宝、诸阉的事，放别人一码，那个事便要好办一些。焦源薄《纲常》一疏逼人太甚了，重提三案，其实并不策略，加上王之寀《复仇疏》、邹元标《红丸案疏》，那当然会引起魏忠贤的反击，小人的反击，当然不会如东林君子那样明枪交战，而更多的是暗箭伤人。许多事，往往是由小而大，拿小事做大文章，这个做法并不好，周宗建与郭巩之间的矛盾本来是他们个人之间的纠结，偏偏要借题发挥，造成后宫与前朝之间的对立，误己误国。从天启元年，到三年，是矛盾不断积累的过程，东林诸贤咄咄逼人，使矛盾扩大化，是一个教训。正人君子对自己应严格要求，对别人则应因人而异，否则的话，便“不复知有人”了，这方面的教训，古往今来很多很多。 　　跟帖中提到齐、楚、浙三党的事，万历年间，前朝也是有派别的，内阁大臣有派别的分歧，小臣与小臣亦有党比，在科举考试中，有座主与门生的关系，座主复推座主，内阁大臣亦多有党羽，在万历四十年以后，才有齐、楚、浙之分，在京察和外察的过程中，吏部铨选和黜涉往往是与各派分化组合的过程相联系，各个派系又往往以地域为分野，《明史?夏嘉遇传》（卷二百三十六）云：“台谏之势，积重难返，有齐、楚、浙三党鼎峙之名。齐则给事中丌诗教，楚则给事中宫应震，浙则给事中姚宗文。”这三党在万历末年显赫一时，连东林这个名称也是三党加上去的。天启初年，东林以三大案得势，而江南的东林又与秦地的士子联系紧密一些，故东林本身也是处于党外有党，党内有派的状况，天启四年以后，魏忠贤专了权，那三党不得志的人全都倒向魏忠贤，成了阉党。那时魏忠贤以顾秉谦、朱国祯、朱延禧、魏广微入阁，便是魏忠贤在齐、楚、浙三党中物色的人，让他们进入内阁作为自己的代理人，导致外朝的分裂，这就为魏忠贤进一步整东林诸贤创造了条件。从明末的党争，可以知道中国历史上党争形成的历史过程，那些党和派，与现代政治生活中的党派是两回事，他们开始是科举考试中，通过一种以文会友的方式，以地缘与血缘关系形成的关系网，是靠座主门生关系的人脉形成的关系网，靠历史上某种职务上联系的夤缘关系形成的关系网，他们开始并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和主张，也没有严密的组织系统，都是为了权力和利益的争夺所形成的相互关系，随着矛盾的深化，才有自己的一些政治主张，在斗争中形成分野。在这些派别之间，各自都有君子、有小人，东林党君子多一些，也有小人；阉党中有能干的，卑微小人要多一些。其实黄克缵、毕自严这些人并不坏，东林容不得不同意见，把他们逼走了，如熊廷弼本是楚党，后来才转入东林，人还是会变的。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的党争，往往以人划线，讲究个人出身，搞关系网，在人事圈子上，打击一些人，拉拢一些人，搞小圈子，拉帮结伙，那样搞的结果，往往是误国、害人、坑己，所以这决不是一个好的传统。从历史的视角讲，东林与阉党的斗争，我同情东林，赞赏他不屈于强暴的那种抗争精神，但以那样一种方式进行的党争，于国、于民、于己都不是一件好事。故研究明末的党争，对我们分析中国历史上那些所谓的党社和派系，观察他们各自之长处和短处还是有益的。一方面我们得承认它是一种客观存在，毛泽东曾经说过，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党外无党，党内无派，千奇百怪。问题是如何才能把它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来，这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既不是一味姑息，更不能简单化粗暴地处理这类问题，这需要有高超的政治智慧，才能恰如其分地处理好。有些事即便当时处理了，如崇祯初年对阉党的处理，但过若干年后又死灰复燃，所以难啊！无论如何如东林与阉党那样你死我活的斗争方法就是一场悲惨而令人深思的历史教训。 　　—————————————————————— 　　 　　五．宫府之间矛盾的激化 　　 　　那么宫府的矛盾为什么又突然激化起来了呢？ 　　那是由于刑部尚书黄克缵，承魏忠贤之意请求宽恕盗宝诸阉，这件事牵涉到魏朝，是他在移宫时盗宝落地被发现而立案审查的。在移宫案之前，是李进忠，即魏忠贤为选侍谋划，史称： 　　“戊寅，选侍用李进忠谋，邀皇长子同宫，王安忿然宣言且逮杨、左。杨涟遇进忠于宫门，问选侍移宫何日？进忠摇手曰：‘李娘娘怒甚，今母子一宫，正欲究左御史武氏之说。’涟咤曰：‘误矣！幸遇我。皇长子今非昨比，选侍移宫，异日封号自在。且皇长子年长矣，若属得无惧乎？’进忠默然去。科道惠世扬、张泼从东宫门来，骇传今日选侍垂帘，逮光斗。涟曰：‘无之。’”（《明史纪事本末?三案》） 　　“己卯，选侍尚无移宫意。杨涟上言：‘先帝升遐，人心危疑，咸谓选侍外托保护之名，阴图专擅之实。故力请殿下暂居慈庆，欲先拨别宫而迁之，然后奉驾还宫。盖祖宗之宗社为重，宫帏之恩宠为轻，此臣等之私愿也。今登极已在明日矣，岂有天子偏处东宫之礼！先帝圣明同符尧舜，徒以郑贵妃保护为名，病体之所以沉锢，医药之所以乱投，人言藉藉，至今抱痛，安得不为寒心。此移宫一事，臣言之在今日，殿下行之亦必在今日，阁部大臣从中赞决，毋容泄泄以负先帝凭几辅殿下之托亦在今日。’疏上，涟复往趋方从哲。从哲曰：‘待初九、十二亦未晚。’涟曰：‘天子无复返东宫理，选侍今不移，亦未有移之日，此不可顷刻缓者！’内侍曰：‘独不念先帝旧宠乎？’涟怒曰：‘国家事大，岂容姑息！且汝辈何敢如是！’声彻大内。皇长子使人谕涟出，命司礼监按盗藏诸侍，收李进忠、刘逊等。选侍移居仁寿殿。”（同上） 　　从移宫的过程看，李尽忠亦即魏忠贤先是为李选侍出谋划策，移宫时他与魏朝、刘逊又是当事人，是王安保下来的。为什么由黄克缵来请求宽恕盗宝诸阉，因为这个案子本来是他具体处理的。《明史?黄克缵传》（卷二百五十六）载其事云： 　　“李选侍将移宫，其内侍王永福、姚进忠等八人坐盗乾清宫珠宝下吏。克缵拟二人辟，余俱末减。帝不从，命辟六人，余遣戍。克缵言：‘姜升、郑稳山、刘尚理不持一物，刘逊拾地上珠，还之选侍，而与永福、进忠同戮，轻重失伦。况选侍箧中物，安知非先朝所赐？’当是时，诸珰罪重，谋脱无自，惟请帝厚待选侍，则狱情自缓。于是流言四布，谓帝薄待先朝妃嫔，而克缵首入其言。帝不悦，责克缵偏听，命如前旨。” 　　黄克缵上疏请宽恕盗宝诸阉，其中便包括魏忠贤本人在内，因而移宫与盗宝始终是魏忠贤的一块心病。这个建议一提出，立即引起一部分官员的反对，御史焦源溥上《纲常》一疏，反击黄克缵。《明通鉴》（卷七十七）节录了这一上疏，其略云： 　　“光宗，神宗元子也，为元子者为忠，则为福藩者非忠。孝端、孝靖，神宗后也，为二后者为忠，则为郑贵妃者非忠。孝元、孝和，光宗后也。为二后者为忠，则为李选侍者非忠。贵妃三十年心事，人谁不知。张差持梃，危在呼吸，尚忍言哉。况当先帝御极之初，忽传皇祖封后之命，请封不得，冶容进矣。张差之梃不中，则投以女优之惑。崔文昇之药不速，则促以李可灼之丸，痛哉。先帝欲讳言进御之事，遂甘蒙不白之冤。今即厚待贵妃始终恩礼，而郑养性之都督不可不夺也。崔文昇不可不磔也。若竟置弗问，不几于忘父乎？李选侍一宫人，更非贵妃比，如圣谕阻陛下于暖阁，挟陛下于垂帘，及凌虐圣母状，臣子所不忍言者，今即为选侍乞怜第可求曲宥前辜，量从优典，而移宫始末不可得而抹杀也，盗宝诸阉不可得而宽宥也。若置诸阉弗问，不几于忘母乎？” 　　这篇奏疏，又重提三案旧账，特别是移宫一案，对魏忠贤而言，更是心惊肉跳之事。更严重的是，“自是论三案者蜂起矣。”这更让魏忠贤无法忍受。宫府之间的矛盾，在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末又再度燃起。三案的问题是东林诸人起家的资本，对魏忠贤而言，这是压在头上的大石头，不翻掉这块石头，便难以抬头。故客、魏与东林在这时又成为势不两立的对立面了。 　　双方冲突也有一个矛盾逐渐积叠的过程。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二月，因梃击案削籍的王之寀复职，他上《复仇疏》重提梃击、红丸旧案。四月间，礼部尚书孙慎行又再论红丸事，劾方从哲庇李可灼。邹元标亦上疏论红丸案疏，支持孙慎行。于是方从哲自请削官爵，熹宗慰谕之。而给事中魏大中建议九卿议事，参议者一百多人，纷纷俱罪方从哲，唯刑部尚书黄克缵希内廷旨意庇方从哲。大学士韩爌出来说明情况，于是李可灼遣戍，崔文昇放南京，而方从哲则置而不问。这是东林诸人攻方从哲，主要是借梃击、红丸二案。但这对魏忠贤、客氏也是一个威胁，因为万历时，他们与郑贵妃、李选侍是站在一条战线的，故他们也要找机会反击东林党人。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的十月，给事中朱童业、郭允原等劾邹元标以讲学为门户。由于邹元标与冯从吾建首善书院讲学，元标疏辩求去。熹宗已挽留，郭允原继劾，魏忠贤传旨云：“宋室之亡，由于讲学。”冯从吾上疏辩称：“宋之不兢，以禁讲学故，非以讲学故也。”当初邹元标建首善书院时，御史黄尊素谓元标称：“都门非讲学地。”因为这容易惹是非。尽管叶向高从中调和，而邹元标与冯从吾皆罢官而归。于是攻其之群小击碎书院之碑，曝于门外，孔子之木主委弃路隅，经史典籍尽被焚毁，这实际上是魏忠贤与客氏给东林党人的一次下马威。修撰文震孟上“勤政讲学”疏，疏文中有：“近日举动尤可异者，邹元标去位，冯从吾杜门，首揆冢宰亦相率求退，空人国以营私窟，几似浊流之投詈，道学以逐名贤，有甚伪学之禁，唐宋末季可为前鉴。”“疏入，忠贤屏不即奏，乘上观剧，摘疏中傀儡登场语，谓比上于偶人，不杀无以示天下。上颔之。一日讲筵毕，忠贤传旨廷杖震孟八十，首辅叶向高在吿，次辅韩爌力争，会庶吉士郑鄤疏复入，內批俱贬秩调外，言官交章论救，不纳。震孟亦不赴调而归。”（《明通鉴》卷七十八，天启二年）从这里可以看到魏忠贤完全可以利用熹宗不亲政事、荒于嬉娱而中伤东林党人。在这种情况下，在朝的东林诸人没有回手的余地，但还未向死里打。 　　魏忠贤除了中伤暗害东林党人之外，也在朝中物色自己的代理人，让他们进入内阁，使之为虎作伥。《明通鉴》卷七十八，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正月， 　　“以礼部尚书顾秉谦、侍郎朱国祯、朱延禧、魏广微俱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预机务，时魏忠贤首结秉谦、广微，一时霍维华、孙杰之徒从而附和之，遂偕国祯、延禧入阁，阁中已有叶向高、韩爌、何宗彦、朱国祚、史继偕，又骤增四人，直房几不容坐。秉谦、广微庸劣无耻，忠贤得为羽翼，势益张，而二人曲事忠贤，俨如奴役。” 　　 　　六．东林党人的抗争 　　 　　东林与魏忠贤矛盾斗争的直接展开，是由于御史周宗建与给事中郭巩之间的矛盾。郭巩劾周宗建误辽事之封疆，而周宗建抗疏，则揭发郭巩勾结魏忠贤事，这样便直接攻击魏忠贤了。《明通鉴》节录其疏云： 　　“臣于去岁指名劾奏，进忠无一日忘臣。于是乘私人郭巩入都，嗾以倾臣，并倾诸异己者。巩乃创为‘新幽大幽’之说，把持察典，编廷臣数十人姓名为一册，思一网中之。又为匿名书，罗织五十余人，投之道左，给事中则刘弘化为首，次及周朝瑞、熊德阳辈若而人，御史则方震孺为首，次及江秉谦辈若而人，而臣亦其中一人也。既欲罗诸臣，以快报复之私，更欲独中臣，以释进忠之恨。是察典不出于朝廷，乃巩及进忠之察典也。幸直道在人，巩说不行，始别借廷弼，欲一阱陷之。巩又因臣论及王安，笑臣有何瓜葛。陛下亦知安之所以死乎？身首异处，肉饱乌鸢，骨投黄犬，古今未有之惨也。巩即心昵进忠，何至背公灭理，且牵连刘一燝、周嘉谟、杨涟、毛士龙辈，谓尽安党。请陛下穷究安死果出何人倾害，则此事即进忠一大罪案。巩之媚进忠，即此可为证据矣。” 　　《明通鉴》续云： 　　“疏入，进忠益怒。率刘朝等环泣帝前，乞自髡以激帝怒。乃令宗建陈交通实状，将加重谴，宗建回奏益侃直。进忠议廷杖之，阁臣力争，乃止，夺俸。会给事中刘弘化、御史方大任等交章助宗建攻进忠、巩，巩复力诋诸人。诏下诸疏平议，廷臣为两解之。乃严旨切责，夺巩、宗建俸三月。” 　　这件事虽然是周宗建与郭巩二人之间的相互攻击，但它对魏忠贤惊动甚深，至环泣于熹宗前。魏忠贤要把持朝政，首先要巩固自己在后宫的地位。他与客氏在后宫做了很多动作，《明通鉴》卷七十八载其事云： 　　“客魏肆恶，虑妃嫔白其罪，乃矫旨赐光宗选侍赵氏自尽，赵出光宗赐物列于庭，西向礼佛，痛哭自经。幽裕妃张氏于别宫，绝其饮食，天雨，妃匍伏承簷溜，饮之而死。皇后张氏素严正，数于上前刺客魏过失，是时后有娠，客氏密布心腹宫人，以计墮之，上因此乏嗣。又于上郊祀，掩杀上所宠冯贵妃，左右无敢言者。慧妃范氏以客魏谗失宠，李成妃为之乞怜，客魏知之，亦幽成妃别宫，成妃故鉴裕妃饥死，预备食物壁间，半月不死，斥为宫人。” 　　这样的话，宫闱之内，上至皇后，下至妃嫔，就不可能有不同的声音了，对客氏与魏忠贤噤若寒蝉。按理说，主宰后宫的应是皇后张氏，她在熹宗面前刺客、魏的过失，也不起作用，她毕竟年轻，还没有足够的政治斗争经验，在身边缺少羽翼。客氏对熹宗的影响，其形成也不是一朝一夕，皇后一下子也难以撼动它。正因为如此，他们能借着明熹宗的名义，垄断后宫的一切权力。他们对前朝的控制，那还得培植自己的党羽，并经过了一番激烈的斗争。（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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