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 　　 宫府之间的矛盾，也就是前朝与后宫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的背景与明朝统治的架构有关。朱元璋废丞相，由皇帝直接面对前朝的六部九卿，然而继承的君主不可能像朱元璋那样日理万机。于是有内阁大学士的机构，它本来是从翰林院选出若干人为君王的秘书班子，协助帝王处理朝廷事务，各个衙门的奏疏汇总到内阁，由内阁票拟，也就是代替他草拟圣旨，以处理各项事务，由皇帝审阅以后批红。后来的皇帝都忙于宫廷的糜烂生活，就把批红的事务交给宦官，司礼监的秉笔太监来做，那样的结果，后宫帝皇最终决策的大权便落在宦官的手上，他们成了口含天宪的人物。皇权的分割在内阁与宦官之间，前朝的六部九卿是执行的行政机构，然而都察院下属的六科给事中，及御史们有发表言论批评朝政的大权，它相当于唐代的门下省，执行着对决策封驳的职能，故对决策权的争夺出现在宦官、内阁、外朝特别是言官之间。然而在帝皇制度下谁掌控着帝皇，谁就能掌控最高的统治权，因此宦官有它优先的地位。政府机构正常运转的前提是后宫的宦官与内阁及前朝之间紧密的配合，才能作出比较正确的决断，并顺利付之实施。如神宗即位时，只有十岁，但内官有冯保，内阁有张居正，配合得好，对前朝通过考成，也有条有理，许多政策措施，如一条鞭法得以有效实施。反之如果这三角关系处理不好，发生分裂，各种矛盾便随之而生。三大案的问题，都与后宫有关，与神宗时的郑贵妃、光宗的李选侍有关。而熹宗的魏忠贤与客氏，又与她们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对三大案的追究，对他们不利，外朝的言官们，则利用三大案来设法让熹宗摆脱魏忠贤与客氏的影响。故三大案成了外朝与后宫，也即后来东林与阉党纠结不休的大事，在这场生死搏斗中，内阁处于二者之间，希望调和矛盾结果两头不讨好。而熹宗又是一个不好管政事的人，他无法摆脱身边客氏与魏忠贤的影响。在熹宗后期，这场斗争最初的胜利者属于魏忠贤，东林诸贤受到残酷镇压，它使朝廷的整个架构，受到了致命的伤害。这是我们事先要了解的东林与阉党这场斗争的历史背景及其相互关系，这虽然是统治集团上层内部的权力斗争，它的后果则往往影响整个社会的走向。这个后果最初在吏治腐败，辽东问题失策上显现，到了崇祯它促使王朝走向灭亡的历程。了解这一段历史，使我们对邹元标公允平和的议论有更多的认同，对内阁大臣从方从哲，经刘一燝、韩爌到叶向高他们调和二者之间的纠结可以多一份理解，东林与阉党之间你死我活的争斗，只能是两败俱伤，这对我们了解明何以亡的历史教训仍是非常有益的。当然，这仅仅是一个案例，历史不会重复，但往往在某些节点上会出现一些相似之处，所以读历史对我们理解生活及如何自处还是有益的。在历史上许多案例都会对后人有所启迪。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无论其成或败，其经验或教训，都是我们民族文化最宝贵的财富。西方哪一个国家有我们这么丰富的历史记录啊？在这个问题上，千万不能自轻自贱，丢掉家里的珍宝，去捡别人的垃圾，人家不会有好果子给你们吃的。 　　—————————————————— 　　四．天启开局宫府之间的内在矛盾 　　 　　移宫案中有一细节，在《明史?刘一燝传》载光宗常洛驾崩时的情况，其云： 　　“明日九月朔，帝崩。诸臣入临毕，一燝诘群奄：‘皇长子当柩前即位，今不在，何也？’群奄东西走，不对。东宫伴读王安前曰：‘为李选侍所匿耳。’一燝大声言：‘谁敢匿新天子者？’安曰：‘徐之，公等慎勿退。’遂趋入白选侍。选侍颔之，复中悔，挽皇长子裾。安直前拥抱，疾趋出。一燝见之，急趋前呼万岁，捧皇长子左手，英国公张惟贤捧右手，掖升辇。及门，宫中厉声呼：‘哥儿却还！’使使追蹑者三辈。一燝傍辇疾行，翼升文华殿，先即东宫位，群臣叩头呼万岁。” 　　可见当时是刘一燝持熹宗左手，张惟贤捧右手，抱着熹宗摆脱李选侍的羁绊，到文华殿即东宫位，然后入慈庆宫。熹宗要即位，必须在乾清宫，所以才有移宫的问题。把熹宗在慈庆宫的生活托给王安，然后才有周嘉谟及左光斗疏请移宫。而首辅方从哲抱折衷调和的态度，刘一燝说：“本朝故事，仁圣，嫡母也，移慈庆。慈圣，生母也，移慈宁。今何日，可姑缓耶？”这是以当年穆宗去世以后，神宗即位时的情况为依据，逼李选侍移宫。九月初五日，是刘一燝请熹宗降旨让李选侍移宫，并伫立宫门以俟。在这样被迫的情况下，李选侍不得已只好先移仁寿殿。从移宫的过程，可以知道方从哲是主张从缓。由于熹宗初六日要登基了，如果李选侍仍在乾清宫，那么李选侍还能掌控后宫的权力，凌驾于前朝官府之上。移宫以后，熹宗才真正能自主地执掌权力。从三大案的情况看，方从哲始终居于中间缓和宫府之间的矛盾，尽量不要用激烈的方式来处置问题。移宫以后，方从哲自然成了言官们攻击的对象。先是御史王安舜劾方从哲，接着有御史郑宗周、郭如楚、冯三元、焦源溥，给事中魏应泰，光禄少卿高攀龙，主事李维祺等先后上疏，弹劾方从哲在三案的处理不力之罪。这样方从哲只能上疏求退，前后六次上疏求去，至十二月，方从哲才罢官回籍。这样刘一燝与韩爌便成了熹宗初年内阁的主心骨，实际上便是光宗詹事府的詹事与少詹事来接手内阁的事务。然而政务的处理有它的连续性，还得请神宗时期的老臣出来主持政务。万历后期，尽管党论已起，而叶向高在相位，还是能调剂群情，辑和异同，为人也还是正大光明，厚道待人。，故在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回朝为首辅。叶向高先后在神宗时为首辅长达八年，这时再回内阁任首辅，距他离开权力中枢也已有六年时间了，这中间已经发生过许多重大事件，要平复宫府之间的矛盾变得更加困难了。请叶向高出山，还是为了协调宫府之间的矛盾，使朝廷内部的党议得到平息。 　　内阁的情况是如此，后宫的情况又如何呢？熹宗登基以后，当然要报答曾经长期在身边伺候他生活的客氏与魏忠贤，而客氏与魏忠贤同熹宗那种特殊的关系，当然也为他们提供了利用熹宗的地位弄权的机会。问题是朝廷的言官看不清这一重要变化，往往是对着干，结果反而适得其反，变成宫府之间的对立，内阁的辅政大臣在中间很难相处，最终也一分为二，有一部分人倒向魏忠贤和客氏，成为助纣为虐的人了。 　　熹宗即位以后，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正月，朱由校便下诏：“给奉圣夫人客氏田二十卿为护坟香火赀。”又诏：“魏进忠侍卫有功，待陵功告竣，并行叙录。”（《明通鉴》卷七十七）这个诏令，立即引起御史王一心抗疏，认为这样的诏令“于理为不顺，于情为失宜”。四月间，熹宗大婚，那一年他只有十六岁，随即立皇后张氏。紧接着，“时大学士刘一燝及御史毕佐周、刘兰请遣客氏出外，上恋不忍舍，曰：‘皇后幼，赖媪保护，俟皇考大葬后议議之。’”“又以大昏礼成，荫魏忠贤侄二人，忠贤即进忠賜名也。给事中程沅、周之纲奏：‘祖制，非军功不袭，国典不宜滥与。’不听。”（《明通鉴》天启元年，卷七十七）这两件事，客氏与魏忠贤看在眼里，心里当然非常不高兴。 　　五月间，魏忠贤与客氏串通后矫诏杀了光宗常洛的伴读王安，从而夺取了宫廷内部的大权。《明通鉴》载其事云： 　　“初，忠贤始进，自结于安名下。魏朝已朝与忠贤争客氏，安怒之，遂逐朝。而忠贤、客氏日得志，忌安甚。先是，上以移宫之议起自安，颇德之，命掌司礼监，安以故事辞，客氏劝上从其请，寻与忠贤谋杀之。忠贤犹豫未忍，客氏曰：‘尔我孰若西李，而欲遗患耶！’谓选侍也。至是嗾给事中霍维华劾安降充南海子净軍，而以刘朝为南海子提督，使杀安。朝故李选侍私奄，以移宫盗库下狱宥出者。既至绝安食，安取篱落中萝菔啗之，三日犹不死，乃扑杀之。由是客魏相为表里，凡安名下诸奄，悉斥逐之。”（卷七十七） 　　这里可见客氏讲的话最狠毒。在权力的争夺上，如果手软，那就会如李选侍那样挨整。魏忠贤与外朝给事中霍维华勾结，让他上疏弹劾王安，让王安去南海子，那个地方就是后来故宫旁边的中南海，在明代那儿是君王打猎的地方。这样魏忠贤借着熹宗的信任，窃取了宫廷的大权。后宫也是一朝天子一朝臣。《明通鉴》称： 　　“忠贤不知书，颇强记，猜忍阴毒，好谀，上深信任之，命阅章奏，以司礼监王体乾及李永贞、石元雅、涂文辅等为腹心，凡章奏，永貞等先阅，视钤识欵要白忠贤议可否，然后行。上性机巧，好亲斧锯锥凿髹漆之事，每引绳削墨，忠贤辄奏事，上厌之，谬曰：‘朕已悉矣，若辈好为之。’自此忠贤遂擅威福焉。” 　　这里有一段话值得注意，即熹宗此人“性机巧，好亲斧锯锥凿髹漆之事”，即他喜欢木工的事情，也许是一个能工巧匠，但不是做皇帝的料。他与武宗正德皇帝一样，喜欢吃喝玩乐，正是这一点，让身旁的宦官得以借此机会弄权以作威福。每一次当皇帝一心在“引绳削墨”时，魏忠贤就去奏事，这就为魏忠贤排斥异己、整治东林言官提供了大好机会。《明通鉴》在此引《三编》御批曰： 　　“明事至熹宗，势已一蹶不振，乃复身亲贱伎，欲与巧匠争工，其为客魏炀蔽，实由自取。但自古阉奴乘隙为奸，亦自师承有本，如秦赵高，候二世燕饗，促令李斯奏事以激其怒，唐仇士良教其党云：‘天子不可令常闲，娱其耳目，无暇及他事，然后吾辈可以得志。’观忠贤故智，前后如出一辙，可见宵小肺肠不谋而合。无如昏庸君，明知覆辙而蹈之可慨也夫！” 　　这一段分析还是有道理的，宦官操控皇帝的手法，自秦以下几乎都是如此。问题是皇帝往往忘了自己的角色之职责所在，换一句话说也就是玩物丧志了。一个普通百姓和官僚可以如此，不会有什么严重的社会影响，一个帝王如此做那就后果严重了。其实明神宗万历也是这个问题，作为他个人可以喜欢郑贵妃和福王，但由于这件事影响整个国事的处理那就不行了，不爱江山爱美人，你可以不做皇帝，那倒也是一说。如果以皇帝的身份牺牲江山去爱美人，达不到目的，就消极怠工，以懒散无所作为来应对满朝文武，使自己沉醉于糜烂透顶而又无休无止的宫廷生活，沉醉于无休无止的搜括社会财富来满足身边后宫宦寺的贪欲，那就荒诞不稽了。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一书中，在这个问题上称赞明武宗敢于荒诞的勇气，认为万历皇帝没有正德那样的勇气而消极懒散，称他缺乏正德帝那样的勇气，说他从小开始就没有一天体会到自由的意义，也不是凭借自己的能力去获得臣下的尊敬，他最有效的武器乃是消极抵抗，即老子所言无为。这样去为万历帝辩解，那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观念和行为准则，不能以西方近现代追求的个性自由和解放这样的价值标准来评判几百年前的明神宗万历皇帝。对神宗来说是如此，对熹宗来说也是如此，他与“巧匠争工”，从个人行为上讲，能说他什么不对呢？问题是他身居君王之职，就不能乐此不疲了。 　　这一年的九月，光宗葬于庆陵。《明通鉴》载： 　　“是月，遣客氏出宫，时大葬毕，阁臣刘一燝等请遵前詔，不得已始遣之，然思念流涕，至日旰不御食，已宣谕复入。” 　　这又引起廷臣一片反对的声音，《明通鉴》续云： 　　“吏科给事中侯震暘奏言：‘皇上于客氏始而徘徊眷注，稍迟其出犹可言也，出而再入不可言也。宫闱禁地，奸璫群小睥睨其側，内外钩连，借丛炀灶有不忍言者。王圣宠而煽江京、李闰之奸，赵娆宠而构曹节、王甫之变。（按：事见《后汉书?宦官?曹节王甫传》赵娆是后汉桓帝的宠姬，曹节、王甫都是宦官，他们是诛杀外戚窦武的领头人。）幺麽里妇，何堪数昵至尊哉！’上怒，会給事中倪思辉、朱钦相相继疏劾，并贬三官。大学士刘一燝等先后论救，不报。同官马鸣起复抗疏谏，且言客氏六不可留。上议加重谴，以一燝等言夺俸一年，御史王心一复疏论之，遂与思辉、钦相并贬。廷臣请召还者十余疏，俱不省。” 　　可见熹宗在生活上对客氏的依赖，到了无法割舍的程度。客氏是他的奶妈，是他的保姆，说明他还没有脱离孩子般的稚气。故所有在这个问题上忤他意志的一律给予贬官夺俸，刘一燝居间论救，也不报。也正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刘一燝违忤了熹宗，得罪了魏忠贤与客氏，故魏忠贤才唆使给事中霍维华等交章劾刘一燝结交王安，刘一燝在众御史攻击下，只能上疏乞归了。魏忠贤从中传旨，允其归。故在刘一燝去职之前，请叶向高回来主持内阁事务，调和宫府之间的矛盾。 　　在移宫的问题上，杨涟、左光斗这些倾向于东林的官员还是有功的，熹宗还是想重用他们的，如贾继春那样为李选侍说话者便被削籍了，东林的人复职在位一开始还是想缓和矛盾。不妨以邹元标为例。邹元标是嘉靖时中的进士，张居正执政时，他以观政刑部，敢于与张居正相抗争，反对张居正夺情，为此而谪戍都匀卫。张居正去世以后召拜吏科给事中，因慈宁宫灾，得罪了神宗万历，下调到南京，移疾归里。他是江西吉水人，回乡讲学，从游者众，名高天下。光宗即位，召拜大理卿。天启元年四月还朝，故宫府的矛盾，他是置身事外的，故进和衷之说。其云： 　　“今日国事，皆二十年诸臣酝酿所成。往者不以进贤让能为事，日锢贤逐能，而言事者又不降心平气，专务分门立户。臣谓今日急务，惟朝臣和衷而已。朝臣和，天地之和自应。向之论人论事者，各怀偏见，偏生迷，迷生执，执而为我，不复知有人，祸且移于国。”（《明史?邹元标传》卷二百四十三） 　　此话还是有道理的，言者不能以过激为尚，“偏生迷，迷生执，执而为我”，那就成为唯我独尊，不能换位思考了，也就是“不复知有人”，其结果是“祸国殃民”，无休止的派系斗争，文革中的派仗便是由此而来。邹元标这一番话至今还是有益的，言的自由是有度的，言是为让人接受，可以改正错失，不是用来煽动情绪冲动，如果那样的话，有害无益。还是他提出招纳赵南星、高攀龙、刘宗周诸东林著名人士，熹宗对他的建议皆褒纳之。史称： 　　“初，元标立朝，以方严见惮，晚节务为和易。或议其逊初仕时，元标笑曰：‘大臣与言官异。风裁踔绝，言官事也。大臣非大利害，即当护持国体，可如少年悻动耶？’时朋党方盛，元标心恶之，思矫其弊，故其所荐引不专一途。”（《明史?邹元标传》） 　　“王德完讥其首鼠，元标亦不较。南京御史王允成等以两人不和，请帝谕解。元标言：‘臣与德完初无纤芥，此必有人交构其间。臣尝语朝士曰：‘方今上在冲岁，敌在门庭，只有同心共济。倘复党同伐异，在国则不忠，在家则不孝。世自有无偏无党之路，奈何从室内起戈矛耶？’’”（同上） 　　邹元标这些言论还是公允平和的。言官言事，与大臣处事，二者的态度应不一样。大臣的言论决不能哗众取宠，讨好受众，那是会误国害民的，何况那时辽东问题正在日益加重，这时同室操戈，那还不是自取亡国之祸吗？他这些话应该说得到了双方的认可，也得到熹宗的认可，故当年的十二月改任吏部左侍郎，未到官即拜左都御史，希望他能平息御史们过激的言论，以免挑起事端。从观念和宗旨上讲，他与首辅叶向高是基本一致的。与此同时，高攀龙进光禄少卿。（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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