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 　　 我在微博上发了孙承宗对挺击案的意见，有朋友又提出红丸案与移宫二案，合起来这是明末的三大案，要讲这三大案，不是微博那点文字能讲清楚的。我最近上课的一次讲稿中，讲了三大案，它与天启年间的东林与阉党的党争紧密相连，这次讲稿的题目为《晚明的剧变和明帝国的崩溃》之下，其中的起始二小节，讲的便是三大案，在此之前，还有妖书案与王国乾放炮上疏案，这一切都与福王常徇有关，故将其一并转载在博客上，供大家参阅。整个这一堂课从所历时间上讲大体上在万历四十二年以后经天启七年到崇祯元年，前后十三四年时间，大体上在公元一六一五到一六二八年之间。这个阶段是明亡之前奏，明所以亡的种种矛盾都在这个阶段趋于激化了，这次讲稿我讲了四个专题，可分为二个部分，第一部分讲明末的三大案与东林、阉党之间的党争，三大案是党争激化的导火索，发生三大案时，三大案本身是小事，因为涉及交接班问题，故成为大案要案了。神宗万历的宗旨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内阁叶向高、方从哲的意见也是如此，但开始是东林不肯罢休，以后是阉党对东林的残酷打击，结果烤了两次烙饼，两面都烧焦烧黄了。明王朝由此大伤元气。庙堂之上闹派仗，势必影响庙堂之外，第二个部分中也包括二点，一是讲满洲的兴起，也就是建州左卫的努尔哈赤如何崛起，明廷边吏的腐败为努尔哈赤崛起提供了机会；二是讲明廷在辽事处理上的失策，明边疆不是没有能臣，如熊廷弼、孙承宗及袁崇焕都是一时的豪杰，由于庙堂上的党争，使他们都成为悲剧人物，魏忠贤借熊廷弼之事追赃，坑东林诸贤，不仅坏了边事，使整个国家机器也散了架，连年的辽事不息，国家陷入了财政危机，促使辽事战守不定，抚和不定，这个仗打不好了，为了保障辽饷的供给，三次加派辽饷，农民的负担重了，军饷不能保障，结果是士兵哗变，加上灾荒，于是叛卒、逃兵、驿卒、饥民、难民、响马一时皆起，星星之火，迅成燎原之势，明就在这内外夹击的形势下亡了，最后崇祯帝吊死在煤山。对许多事的思考不能单从理念出发，拿小事去上纲上线，把小事闹大，这样后果不好，故凡事只能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去处理复杂的问题。理念只能是参考的因素。我们不在乎个人的利害得失的结局如何？而在乎大局如何更对大多数人有利，既考虑眼前的矛盾，也想到长远的影响。如何使付出的代价最小最小，这就是庸人与英雄之间的区别。在应对危局时，如何使理性战胜情绪，这很难很难，读史能这样去思考，才能真正获益。如果真要能对现实有所感悟，真正对未来有所启示的话，它往往来自历史上无数经验教训的启迪。故我先把三大案的来龙去脉介绍给大家，如果大家有兴趣，我再介绍东林与阉党斗争的历史过程，那可太惨烈了，这是中国历史最惨烈的一次党争，也是后果最严重的一次党争。希望能听到大家的议论再定。中国历史上那么许多王朝覆灭的案例，明所以亡是一个很值得反复玩味的历史案例，这可是中国历史上最富有魅力的地方。讲我们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最宝贵的便是这五千年文明史中处于各种境遇的那么丰富之有关国家、地方集团和个人言行成败得失的案例。这可是一个最宝贵的宝藏，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就看我们有没有眼力去吸取其中古人曾为之付出以生命为代价的无穷无尽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我的许多朋友喜欢上西天取经，其实有许多事，我们古已有之，到西天取经我不反对，但不能忘了祖宗。什么事都数典忘祖，那就不太好了。读此文时，大家不妨与今年第六期《炎黄春秋》的文章对着看，会有所悟的，当然这个悟，因人因事有所异，这才是常态，和而不同嘛，否则的话是同而不和。 　　附，十三、十四二节目录，准备分上中下三次刊载。 　　 　　十三、妖书案和福王之藩 　　 　　（一）妖书案 　　 　　神宗万历所以迟迟不立太子，说到底他喜欢郑贵妃，想有机会立郑贵妃之子常洵为太子。但碍于立嫡立长子的传统，孝端王皇后无子，又长寿，她到万历四十八年才去世，几乎与万历同时。皇后王氏是四月去世的，万历是四月不豫，七月去世。故郑贵妃又无法立为皇后，也就没有机会立常洵为太子。常洛在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十月正式立为太子，那是因万历的母亲李太后的干预。然而常洛立为太子以后，其地位仍岌岌可危。 　　万历三十一年（公元1603年）有妖书案，当时有一书题为《续忧危竑议》三百余言，其词假郑福成为问答，郑福成谓郑氏子福王当成也。大略谓：“东宫不得已立之，而从官不备，寓后日改易之意。其特用朱赓，赓者更也。”这个话是表示太子今后还可能更换，这本传单式的小书，一夜之间自宫门迄于街巷皆传遍。那时朱赓是殿阁大学士，在自己宅内得此书，于是上报神宗，请缉其人，乞归不允。神宗为此大怒，因为这公开挑起宫廷内部核心权力结构的矛盾和斗争。于是下令厂、卫搜缉，要查清造作此书的人。这引起朝廷和内阁的议论，有人认为此书出于清流，目标是攻击阁臣沈一贯。有人怀疑是阁臣沈鲤的门生郭正域所为，使内阁与朝廷人心惶惶。皇太子在东宫，谓近侍曰：“何为欲杀我好讲官。”神宗为此召见常洛，安慰他，“太子泣，上亦泣。”谕之曰：“我之慈爱教训，尔宜知之。尔之纯善孝友，我亦知之。近有捏造妖书者，离间我父子，动摇天下。已有严旨缉捕正法，尔宜安心读书，勿存惊惧。”结果是皇太子再遣阉人语阁臣：“先生辈容我，乞全郭侍郎。”沈一贯、朱赓请宽疑狱，而沈鲤上章引咎，乞归，神宗的意见还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最后把这个案子坐在废黜的生员皦生光身上，由东厂司礼太监陈矩上妖书案，移皦生光刑部论斩，这个案子就这样不了了之。传说这份传单出自武英殿中书舍人赵士祯，后赵士祯疾笃自言此事，“肉碎落如磔。”这就是与争国本相联系的妖书案。 　　 　　（二）王曰乾皇城放炮上疏 　　 　　福王是万历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三月之藩的，在此之前的万历四十一年六月，便发生锦衣卫王曰乾，入皇城放炮上疏的事件。《明通鉴》（卷七十四）载此事云： 　　“曰乾遂讦奏：‘郑妃内侍姜严山与学等及妖人王三诏用厌胜术诅咒皇太后、皇太子，欲拥立福王。’上震怒，绕殿行半日，曰：‘此大变事，宰相何无言？’会向高奏至，言：‘此事大类往年妖书。然妖书匿名难诘，今两造俱在，一讯即情得。陛下当静处之，稍张皇则中外大扰，至其词牵引贵妃、福王，尤可痛恨。臣与九卿所见皆同，敢以闻。’上读竟，太息曰：‘吾父兄子弟全矣。’明日，向高又言：‘曰乾疏不宜发，发则上惊圣母，下惊东宫，贵妃、福王皆不安。宜留中，而别谕法司治诸奸人罪，且速定明春之国期以息群喙，则天下帖然无事。’上尽用其言，太子诸王乃得相安。” 　　《明通鉴》这一段话，亦出自《明史?叶向高传》。王曰乾这个人实在是小人，是苍蝇，苍蝇不叮无缝之蛋，福王长期不之藩，难免引起朝野各种猜测，于是有人借此进行投机。王曰乾放炮上疏如果当真，不就是汉武帝时巫蛊事件的变相再现吗？如果藉此搞大案，那不就上下左右都乱套了吗？次年二月，皇太后崩，三月福王之国。福王之藩是这个大背景下不得不然的一个举动，借此平息纷争。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福王之藩的次年，又发生了梃击事件。 　　 　　（三）福王之藩 　　 　　万历四十年（公元1612年）阁臣叶向高请福王之国。神宗有八个儿子，除了长子常洛以外，神宗喜欢的是郑贵妃生的第三子常洵。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册立常洛为皇太子时，同时封常洵为福王，常浩为瑞王，常瀛为桂王，各有封地。福王的封地在洛阳，同年福王的婚费达三十万，在洛阳为其营建宫邸的费用达二十八万两，十倍于常制。到万历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三月，福王常洵之国，临行出宫门，召还数四，期以三岁一朝。宫中明珠异宝、毳饰绮绸多以资常洵。还下诏赐庄田四万顷，河南田地不足，取山东、湖广田益之。奏乞大学士张居正所没产，及江都至太平，长江沿岸荻洲杂税及四川盐井、榷茶银以赐福王。为了圈地，派其伴读、承奉诸官假履亩为名，乘传出入黄河南北、齐楚诸地，所至骚动。这实际上是给福王常洛未立为太子的补偿。从人品上讲，常洵这个人很差。《明史?诸王、福王传》称： 　　“常洵日闭阁饮醇酒，所好惟妇女倡乐。秦中流贼起，河南大旱蝗，人相食，民间藉藉，谓先帝耗天下以肥王，洛阳富于大内。援兵过洛者，喧言：‘王府金钱百万，而令吾辈枵腹死贼手。’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方家居，闻之惧，以利害告常洵，不为意。十三年冬，李自成连陷永宁、宜阳。明年正月，参政王胤昌帅众警备，总兵官王绍禹，副将刘见义、罗泰各引兵至。常洵召三将入，赐宴加礼。越数日，贼大至，攻城。常洵出千金募勇士，缒而出，用矛入贼营，贼稍却。夜半，绍禹亲军从城上呼贼相笑语，挥刀杀守堞者，烧城楼，开北门纳贼。常洵缒城出，匿迎恩寺。翌日，贼迹而执之，遂遇害。” 　　李自成攻陷河南府洛阳的过程，《明季北略》卷十七《李自成陷河南府》条记载更具体，其云： 　　“李自成围河南府，福王募死士力战，斩获颇多。总兵王绍禹兵有呼于城上者，贼亦呼而应之。绍禹兵执副使王充昌于城上，绍禹驰解之。诸军曰：贼在城下，总镇其如我何？挥刀杀守陴数人，贼缘堞而上，叛兵迎之，贼入，福及王世子惧，缒城走，士民被杀者数十万，贼焚福王府，执副使王充昌以下，俱不死。惟一典史不屈见杀。自成发藩邸及巨室米数万石，金钱数千万，赈饥民。丁酉，自成迹福王所在执之，并执前兵部尚书吕维祺。维祺谓王曰：名义甚重，毋自辱。内官崔升，甫十三岁，劝王宁死勿屈。抱王不去。贼杀王，并见害。王体肥，重三百余斤，贼置酒大会，以王为菹，杂鹿肉食之，号福禄酒。” 　　这里面有夸大处，吃福禄酒这件事，反映了明代藩王在民间积怨太深。福王所以有这样的结局，与神宗对他的宠爱太深也有关系。如此遭遇的宗室藩王，不只是福王一人，读一下《明史?诸王传》各地的藩封，在农民军所过之处都有这样的遭遇。如襄王翊铭在襄阳为张献忠所杀，瑞王常浩，在重庆为张献忠所杀。在宗藩问题上，往往爱之愈深，也是害之愈甚。当然从总的讲，明代二百多年，对藩王的限制还是很多的。《明史?诸王传》（卷一百二十）的赞语，反映了藩王们生活的另一侧面。其云： 　　“有明诸籓，分封而不锡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盖矫枉鉴覆，所以杜汉、晋末大之祸，意固善矣。然徒拥虚名，坐縻厚禄，贤才不克自见，知勇无所设施。防闲过峻，法制日增。出城省墓，请而后许，二王不得相见。籓禁严密，一至于此。当太祖时，宗籓备边，军戎受制，赞仪疏属，且令遍历各国，使通亲亲。然则法网之繁，起自中叶，岂太祖众建屏籓初计哉！” 　　实际上亲属关系较远的藩属，由于他们命名、婚配都需要礼部报批，所以有的人白首到老都不能婚配，甚至骨朽而未名。自万历末至崇祯元年，宗藩贫者请名及婚配的奏疏积千件，这一次因礼部尚书何如宠之请，“贫宗得嫁娶者六百余人。”（《明通鉴》卷八十一）故生在帝王与富贵之家，很多时候并不是一件幸福的事，崇祯对其长公主讲：“汝奈何生我家？”贵族官宦子弟，要懂得自己出身优越并不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要懂得“福兮祸所倚”这句话还是非常有道理的。（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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