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 　　 此文落脚于“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在思维方法上，对为学者应该有所启迪。做学问，搞研究工作，应该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只看大处，不讲细节，容易空泛；只讲细节，不从大处着眼，往往会迷方向。站在象牙塔中出不来，这往往是今天许多知识分子最容易犯的错误，宏观与微观是不可分割的二个方面，不讲宏观面的大背景，只看一件个别的事件，那往往是一片漆黑，丧失信心，迷失方向。我们对许多当代问题的认识之失误，往往是因为停留在“蚁观一祢衡”的水平上，这也许是古往今来知识分子的通病，在这个问题上，我就不指名道姓地说事了，以免引起无谓的争论。作为认识问题的方法论，这始终是当今知识界研究当代史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吧。是与否请大家议论，当然，青菜萝卜各有所好，谁也不勉强谁。做勤勤恳恳的蚂蚁，还是为翱翔蓝天万里的鸿雁，让各人去自由选择，历史自会让他们各得其所。 　　 　　（五）、裴松之及其《三国志》注 　　 　　下面我们介绍一下裴松之的注。裴是南朝宋人，字世期，河东闻喜人，《宋书》有传，称：“松之年八岁，学通《论语》、《毛诗》。博览坟籍，立身简素。年二十拜殿中将军。”“上使注陈寿《三国志》，松之鸠集传记，增广异文。既成，奏上，上善之，曰：‘此为不朽矣。’出为永嘉太守，勤恤百姓，吏民便之。”享年八十。以上是作者的状况。 　　关于裴松之的注，四库提要是这样说的：“综其大旨约有六端：一曰引诸家之论，以辨是非；一曰参诸书之说，以核讹异；一曰传所有之事，详其委曲；一曰传所无之事，补其阙佚；一曰传所有之人，详其生平；一曰传所无之人，附以同类。其中往往嗜奇爱博，颇伤芜杂。”四库总目提要对裴松之注的评述还是客观而公正的，裴注在字数上，要多过《三国志》原书数倍，裴注引用的魏晋人著作，多至二百十种，而在《隋书?经籍志》中能看到的不到四分之三。唐宋以后，更是十不存一了。就保留古代资料这一点讲，也是非常有史学价值的。故历史的著录，只凭一家之言那是最不可靠的，只有博采众说，在矛盾的陈述中，才能辨明事实的真相，说清论者是非的背景，才能得出比较客观公正的评述。裴松之注中，在引文之后，也往往加上自己对注文的评论和分析。故那种靠禁书的办法，希望一家之言以定是非，其实是最愚蠢的做法。有许多偷鸡摸狗的事，当时就见不得人，有许多欺人之说，是经不起别人的推敲的，他们的身后事谁与评说，至少他们自己是评说不了的。你权力再大，怎么管得了你身后人的嘴巴呢？防人之口，甚于防川，堵水是堵不住的，所以有什么必要害怕别人说话呢？那就把自己放在做贼心虚的位置上，何况现在通讯发达，出版的渠道那么多，反而使自己陷于在历史上弄虚作假的被动境地。自以为聪明，实际上反被聪明所误。陈寿的《三国志》，必须结合裴松之的注文一起来读，通过各种矛盾的陈述才能作出比较客观公正的判断，才能透视出各种陈述者各不相同的内心世界。 　　 　　（六）曹操写的自传——《让县自明本志令》 　　 　　《让县自明本志令》是裴松之注引在《魏武帝纪》建安十五年（公元二一〇年）之下，其所引注文出于《魏武故事》所载之是年十二月己亥令。全文如下： 　　“孤始举孝廉，年少，自以本非岩穴知名之士，恐为海内人之所见凡愚，欲为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誉，使世士明知之；故在济南，始除残去秽，平心选举，违迕诸常侍。以为强豪所忿，恐致家祸，故以病还。 　　去官之后，年纪尚少，顾视同岁中，年有五十，未名为老。内自图之，从此却去二十年，待天下清，乃与同岁中始举者等耳。故以四时归乡里，于谯东五十里筑精舍，欲秋夏读书，冬春射猎，求底下之地，欲以泥水自蔽，绝宾客往来之望。然不能得如意。 　　后征为都尉，迁典军校尉，意遂更欲为国家讨贼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然后题墓道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此其志也。而遭值董卓之难，兴举义兵。是时合兵能多得耳，然常自损，不欲多之；所以然者，多兵意盛，与强敌争，倘更为祸始。故汴水之战数千，后还到扬州更募，亦复不过三千人，此其本志有限也。 　　后领兖州，破降黄巾三十万众。又袁术僭号于九江，下皆称臣，名门曰建号门，衣被皆为天子之制，两妇预争为皇后。志计已定，人有劝术使遂即帝位，露布天下，答言‘曹公尚在，未可也’。后孤讨禽其四将，获其人众，遂使术穷亡解沮，发病而死。及至袁绍据河北，兵势强盛，孤自度势，实不敌之；但计投死为国，以义灭身，足垂于后。幸而破绍，枭其二子。又刘表自以为宗室，包藏奸心，乍前乍却，以观世事，据有当州，孤复定之，遂平天下。身为宰相，人臣之贵已极，意望已过矣。 　　今孤言此，若为自大，欲人言尽，故无讳耳。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或者人见孤强盛，又性不信天命之事，恐私心相评，言有不逊之志，妄相忖度，每用耿耿。齐桓、晋文所以垂称至今日者，以其兵势广大，犹能奉事周室也。《论语》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谓至德矣。’夫能以大事小也。昔乐毅走赵，赵王欲与之图燕。乐毅伏而垂泣，对曰：‘臣事昭王，犹事大王；臣若获戾，放在他国，没世然后已，不忍谋赵之徒隶，况燕后嗣乎！’胡亥之杀蒙恬也，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孙，积信于秦三世矣；今臣将兵三十余万，其势足以背叛，然自知必死而守义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忘先王也。’孤每读此二人书，未尝不怆然流涕也。孤祖、父以至孤身，皆当亲重之任，可谓见信者矣，以及子桓兄弟，过于三世矣。 　　孤非徒对诸君说此也，常以语妻妾，皆令深知此意。孤谓之言：‘顾我万年之后，汝曹皆当出嫁，欲令传道我心，使他人皆知之。’孤此言皆肝鬲之要也。所以勤勤恳恳叙心腹者，见周公有《金縢》之书以自明，恐人不信之故。然欲孤便尔委捐所典兵众，以还执事，归就武平侯国，实不可也。何者？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既为子孙计，又己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此所不得为也。前，朝恩封三子为侯，固辞不受，今更欲受之，非欲复以为荣，欲以为外援，为万安计。 　　孤闻介推之避晋封，申胥之逃楚赏，未尝不舍书而叹，有以自省也。奉国威灵，仗钺征伐，推弱以克强，处小而禽大。意之所图，动无违事，心之所虑，何向不济，遂荡平天下，不辱主命。可谓天助汉室，非人力也。然封兼四县，食户三万，何德堪之！江湖未静，不可让位；至于邑土，可得而辞。今上还阳夏、柘、苦三县户二万，但食武平万户，且以分损谤议，少减孤之责也。” 　　那一年曹操五十七岁，离他去世还有九年，这篇明本志令是因辞让兼封四县，食户三万而引起他让还阳夏、柘、苦三县、户二万的一份书表，而用命令的形式书写。这份《明本志令》叙述了他自二十岁举孝廉起，至这一年发布《让县自明本志令》的口述史，以明其本志为主题，阐述他扶持汉室之志是全文主旨。引起毛泽东这段批注的是卢弼关于这篇《明本志令》的注文，那么我们必须知道卢弼是何许人，他对这篇注文究竟说了什么，所以会引起毛泽东说他贴了“魏武不少大字报”，“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这二个针锋相对的批注，各自都有什么道理呢？ 　　 　　（七）卢弼与《三国志集解》 　　 　　卢弼是近代人，字慎之，号慎园，湖北沔阳人，生于清光绪二年（公元一八七六年），卢家世为塾师，其父亦为塾师，卢弼自幼好学不倦，先后肄业于湖北经心、两湖书院，曾受业于清末大师杨守敬，亦受当时列强瓜分的影响而专注于边疆地理的学习和研究，光绪二十四年，他曾在沔阳刊刻过严复所译的《天演论》，那时他可是一个要求进步的同学，曾与黄兴一起进两湖书院深造。光绪二十八年他与黄兴一起由官费赴日留学，入东京弘文学院速成师范，在东京与李书成一起创办《湖北学生界》，次年毕业回国，任直隶学校编译员，直隶军政司编纂员，其后两次东渡，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系，光绪三十四年毕业回国，应学部考试，获政法科举人，任七品小官，在民政部疆里司任职。后历任黑龙江抚署秘书官，黑龙江全省交涉总局会办，曾参预勘定中俄边界，为争回满洲里车站之权益出过力。民国时，继续留在黑龙江工作。袁世凯时，曾为政事堂秘书。黎元洪执政时，任平政院评事。在北洋政府时期他是一个小官僚，去职以后，长期从事善本的收集刊印工作。民国二十四年（公元一九三五年）写成《三国志集解》六十五卷，它是在七七事变以前交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打好纸型以后，由于战乱未曾出版，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成为第一部出版的线装书，毛泽东读的就是卢弼编集的这一本书。此书汇集诸书校语，取舍推勘，颇有创见。一九六六年八月，红卫兵破四旧时，卢弼受了惊吓，次年即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因病去世，终年九十二岁。 　　 　　（八）卢弼那几张大字报究竟说了什么 　　 　　卢弼在注文中批评曹操《自明本志令》的地方，有以下几处，曹操云：“孤非徒对诸君说此也，常以语妻妾，皆令深知此意。孤谓之言：‘顾我万年之后，汝曹皆当出嫁，欲令传道我心，使他人皆知之。’”这里是指他人指责他有“不逊之志”，所谓不逊之志，即是篡汉之心。卢弼批评曹操这一番话，弼云：“欲明心迹，何至令妻妾改嫁，择言不慎，一至于此，然临终遗令，卖履分香，登台奏妓，闺房恋恋，至死不忘，乃至汝曹出嫁之言，为奸雄欺人之语。”说曹操这句话是“奸雄欺人之语”的帽子是大了一些，一个人的思想随着他地位的变化而不断变化，那时表白自己没有所谓“不逊之志”，应该也是真诚的，因为建安十三年赤壁之战时，曹操打了一个大败仗，三足鼎立的局面已经形成了，根本谈不上称帝的问题。直到建安二十四年（公元二一九年），裴注引《魏略》曰：“孙权上书称臣，称说天命。王以权书示外曰：‘是儿欲距吾著炉火上邪！’”从《明本志令》中讲到袁术僭号于九江，下皆称臣，结果不好，刘表、袁绍都有这个心思，结果都不好，曹操并不想抛弃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个政治上的优势，放着一个汉献帝做傀儡对自己更加有利。故曹操在《明本志令》这些话倒不是为了欺人，还是那时候的真心话，他是创造条件，让儿子曹丕去以魏代汉而已。 　　又，曹操在《明本志令》中还讲到：“恐人不信之故。然欲孤便尔委捐所典兵众，以还执事，归就武平侯国，实不可也。何者？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卢弼在这一段话后批注曰：“上文但计投死为国，以义灭身之言，皆欺人耳。”卢弼这个批评也过了，所谓“投身为国，以义灭身”，无非是指操早年“为国家讨贼立功”的志向，然后死后在墓道上题“汉故征西将军之墓”，这些早年的志向也应该说是真实的，终不能说曹操起兵时，便有夺天下之野心。曹操在《明本志令》中说：“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这个话也是事实，袁术、袁绍、刘表、张鲁，这几股割据势力也确实是曹操平定的，华北中原地区的统一，离不开曹操的努力。如果这时曹操放下手中的兵权，那么不仅子孙不保，而且“己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这里讲的也是大实话。因此卢弼说曹操前面说的这些话都是“欺人之语”也过了，这些话都是真实的，是实情的表白，不要说曹操，就是现在我们也不会慕军队国家化之虚名而处国家分裂、内乱再起的实祸。还有曹操在《明本志令》中说自己在征伐中“推弱以克强，处小而禽大”，“意之所图，动无违事，心之所虑，何向不济，遂荡平天下，不辱主命。可谓天助汉室，非人力也。”卢弼在这一段话下面批注列举曹操所打过的败仗，说他“志骄气盈，言大而夸”。这个话也过了。天下没有常胜将军，从总体上讲，曹操在东汉末年军阀割据战争中，他确实是一个胜利者，他打败袁绍、袁术、陈宫、张邈、陶谦、吕布这些割据势力，在一定时期他们的力量都要比曹操强大得多，别人不说，官渡之战，是以弱胜强，以小禽大，这一点是客观事实，谁也否定不了。故毛泽东讲卢弼对曹操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这个话不是没有道理。至于对曹操让出三县一事，卢弼注认为这是：“文词绝调，惜出于操，令人不喜读耳。”那就显得有一点偏见了。毛泽东生前在和他女儿谈话时曾说：“曹操的文章诗词，极为本色，直抒胸臆，豁达通脱，应当学习。”当然这个评价，包括曹操这篇带有自述性质的《让县自明本志令》。正因为如此，他会说卢弼的这些批注“贴了魏武不少大字报”，而这个批注引发了一九五九年关于曹操评价的这场大讨论。仅就这篇《让县自明本志令》来论曹操，还是粗线条的，真要认识曹操的行事为人，那还得细读《魏武帝纪》，以此为纲，读《三国志》与《后汉书》，才能全面地、完整地、比较系统地认识曹操这个人一辈子如何为人行事。 　　 　　（九）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 　　 　　毛泽东批注的最后引李白诗：“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并云：“此为近之。”八极，是指极其辽阔的远方，典出自《淮南子?墜形训》，墜形，即地形，此言东西南北，山川薮泽地之所载，其有“天地之间，九州八极”，高诱注：“八极，八方之极也。”蚁观，指一个蚂蚁所能达到的地方，那就非常有限。此句意谓魏武是经营天下的王者，祢衡的视野与地上蚂蚁一样狭小，这二者如何能相比？毛泽东是借李白此句把祢衡比作卢弼，卢弼的注没有看到曹操经营天下之雄心壮志，他的眼光太狭小了。然而纵观李白全诗，还是非常同情祢衡的。《后汉书》有祢衡的传，详记祢衡生平之事。李白诗题为《望鹦鹉洲怀祢衡》，李白为什么望鹦鹉洲会想起祢衡呢？鹦鹉洲，在今湖北之鄂州，三国时曹操送祢衡至刘表处，刘表送祢衡至江夏太守黄祖处，黄祖在鹦鹉洲上宴客，人有献《鹦鹉赋》者，黄祖长子让祢衡作赋，“衡揽笔而作，文无加点，辞采甚丽。”后来祢衡为黄祖所杀。李白在乾元元年（公元七五八年）自川出江，流夜郎之际，过江夏，游鹦鹉洲，此洲在汉阳城西南二里大江中，明末为水冲没，遂不可见。宋人陆游的《入蜀记》还讲到鹦鹉洲上有茂林神祠，远望如小山，此洲亦是祢衡被杀处。故李白在鹦鹉洲上想起祢衡曾在此作《鹦鹉赋》。今录李白此诗全文如下： 　　“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黄祖斗筲人，杀之受恶名。吴江赋鹦鹉，落笔超群英。锵锵振金玉，句句欲飞鸣。鸷鹗啄孤凤，千春伤我情。五岳起方寸，隐然讵可平。才高竟何施，寡识冒天刑。至今芳洲上，兰蕙不忍生。” 　　全诗李白既是同情祢衡的遭遇，又批评他才高识寡，遭此天刑，故其末句才有“兰蕙不忍生”，李白哀他是与自己同病相怜。其首句对魏武能营八极是肯定的，所谓“蚁观”，也就是才高而识寡。毛泽东借这句诗肯定魏武帝，卢弼虽有才能，但见识短浅，因为卢弼写成这部《三国志集解》还是花了功夫的，而且是送到毛泽东案头的建国以后第一部出版的线装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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