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九十周年，应该有一部党史来纪念它诞生的九十周年。在今年的1月11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编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正式出版。中国共产党建立迄今的九十年，可以分成三个历史阶段，从建党到夺取全国革命胜利，这是一个历史阶段；建国以后，中共执政的六十年，前后各三十年，大体上是二个不同的历史阶段。这第二卷讲的是建国后的这三十年。第二卷中共党史，从着手编撰到正式出版前后花了十六年时间，三十年党史，修了十六年，据参与编撰此书的学者对《南方周末》的记者说，十六年来这本书修改过程中本身的曲折变化，“可以写一本书。”可见修撰之难，历程之艰辛。 　　何以如此之难，据《南方周末》1月27日的报导，曾主持此书编撰的石仲泉称，作为官修历史与学术著作不同，换一句话说官修史书与私修不同，私修的可以成一家之言，孟子称孔子修《春秋》：“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义则夫子自谓窃取之矣。”这所谓义，也就是“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也就是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所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是孔子私修的一本编年史，一切还是孔子说了算。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讲自己写《史记》：“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穷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汉书》亦起于班彪及班固先私修然后得到东汉明帝认可的。当然私修的著作，在是是非非上用不到通过执政者的审核批准，它可以“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传承华夏文明历史的二十四史，也就是周恩来在尼克松访华最后一天送给尼克松的礼品便是一套二十四史。那是告诉尼克松，你们要与中国打交道，要了解中国的国情和文明传统，就离不开这套二十四史。而二十四史中，最代表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前四史，都是私修的。《后汉书》是范晔修的，《三国志》是陈寿撰的，所以真正代表中国史学传统的正史是私修，不是官修。为什么私修能“成一家之言”呢？因为编撰者能有独立之主见，当然他们的是是非非并非没有人议论，班固便批评司马迁的《史记》，“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唐人刘知几便曾讲“《史记》则退处士而进奸雄，《汉书》则抑奸雄而饰主阙”。所以私修的历史著作难免有许多不足之处，甚至有许多为人所诟病的地方，在事件的考订，人物的评价，都可能有不同意见和争论。即便是孔圣人的《春秋》，王安石曾戏称为“断烂朝报”。尽管有各种不同的观念，并不影响这些著作在历史上应有的地位，从这一点上讲，任何历史著作对历史的记述和判断，都只能是相对的，不可能是绝对的，只能是大体上接近事物本真的面目，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会逐渐更加接近历史的真理，它需要时间的洗炼，这就为学术探讨和研究留下了比较大的空间。所以个人的历史著作，完全可以成为一种学术上进行研究和探讨的著作。 　　官修历史，与私修不同，它是官府直接掌控下修史，它有比私修优越的地方，因为庞大的历史资料，没有官方的背景是很难依靠个人的力量所能收集得到的，即使如司马迁与班固修史时，也得借助于石室兰台的藏书和档案，有许多事还得借助许多人共同的努力，不是一个人便能胜任的，众人拾柴火焰高。官修的史著，有二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官修前朝的历史，如我们今天重修清史、修民国史，一种是修当代史，若党史。班固修《汉书》，范晔修《后汉书》，陈寿修《三国志》都是修前朝史，但都是私修。官修前朝史最多的是唐初贞观年间，早在李渊武德四年起居舍人令狐德棻向唐高祖建议修梁、陈、齐、周、隋诸史，他建议修史的理由是那一段历史，“多有遗阙，当今耳目犹接，尚有可凭，如更数十年后，恐事迹湮没，无可记录。”即乘一些老人还活着，让他们早一点回忆记述那一段历史的经历，过十来年，人死了，那就无可记录了。现在许多朋友找老人们做口述史也是这个道理。到了贞观三年，在中书省置秘书内省，正式找人修梁、陈、齐、周、隋这五代的历史著作了，到贞观十年完成这五代史书，到了贞观二十年，李世民又下决心修晋书，由当时的宰相们，若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等领衔修晋史。那时依靠朝廷的力量，集中了一大帮子人，收集过去有关晋史私人修撰的著作和晋人的文集行状，编成《晋书》，而且李世民还亲自为晋宣、武二帝纪和陆机、王羲之二传作史论，即制文，这四篇制文还相当有份量。由于修史时，离开当事人比较久远了，所以也用不到有什么隐讳了，可以直书其事。关于晋宣帝，即司马懿本纪，李世民在制文中称：“及明帝将终，栋梁是属，受遗二主（指魏文帝与明帝），佐命三朝（指武帝、文帝、明帝），既承忍死之托（指魏明帝忍死等司马懿到御前托孤，事见《三国志?明帝纪》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云：“时太子芳年八岁，秦王九岁，在于御侧。帝执宣王手，目太子曰：‘死乃复可忍，朕忍死以待君，君其与爽辅此。’宣王曰：‘陛下不见先帝属臣以陛下乎？’”）曾无殉主之报，天子在外（指齐王芳出京城省陵），内起甲兵，陵土未干，遽相诛戮，贞臣之体，宁若此乎！尽善之方，以斯为惑。”司马懿先后受魏文帝、魏明帝托孤，结果在明帝去世不久，齐王芳出城省陵时，他发动宫廷政变，夺了国家权力，立即开杀戒诛异己，所以李世民说他“为恶一日，闻于天下”，连他的后代，东晋明帝听王导讲司马懿宫廷政变的故事，掩面覆床，无脸见人。“虽自隐过当年，而终见嗤后代，亦犹窃钟掩耳，以众人为不闻，锐意盗金，谓市中为莫睹。”李世民这些话讲得还是比较中肯，能掩过于当年，终不能欺世于后代。 　　至于李世民在《晋书?武帝纪》后的那篇制文，若就事而论，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他那样说，难免有为自己杀兄夺嫡逼父的玄武门之变开脱之嫌。晋武帝之子为司马衷，即晋惠帝，是一个白痴，西晋的灭亡，多少与这个白痴儿子为帝有关，因为皇帝是白痴，帝王的权力实际上空阙了，成为各种力量争夺和利用的对象与机会，导致西晋王朝的覆亡。李世民在制文中说：“惠帝可废而不废，终使倾覆洪基，夫全一人者德之轻，拯天下者功之重，弃一子者忍之小，安社稷者孝之大，况乎资三世而成业，延二孽以丧之，所谓取轻德而舍重功，畏小忍而忘大孝，圣贤之道，岂若斯乎！”这个话讲得还有一定道理，惠帝应废而不废，贻害无穷，这话许多人看了会有会心之微笑。 　　关于陆机传的制文写得也不错，陆机是陆逊的孙子，陆抗的儿子，父祖在孙吴都有大作为，他却经历了东吴的亡国，入晋又遇惠帝末的危机。论才能与文章，陆机与陆云这二个人都是“才堪佐命”，文章则“独步当时”，然而时代没有给他们机会，结果兄弟二人皆“死非其罪”。李世民在王羲之传的制文中，夸赞了其父子之书法艺术，其云：“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李世民这四篇制文，在史论中，当属精品。 　　从唐初五部史著加上《晋书》这六部史著，都列在二十四史之中，《晋书》尤为其中之精品，故官修前朝之史，亦还有其长处，帝王如李世民这样直接参加撰写史论，未尝不是修史过程中的美谈。有了官修的前朝史，并不排斥私人修史，在唐高宗时有李延寿撮近代诸史，撰《南史》与《北史》，《南史》起自宋，终于陈，《北史》起于后魏，终于隋，合起来有一百八十篇，唐高宗李治亲自为之撰序，可见官修前朝诸史以后，并不排斥私人重修，在体例、文字剪裁上各有差异，同样列入二十四史的行列。故官修与私修并行不悖，相辅相成，这件事在古代是如此，在当代也应如此。我们有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撰的党史，那么各地大中学校，为了适应教学的需要，以此为基础，另行编撰教学用书，那也应该是允许的吧。其他形式与党史相关的口述史、回忆录及研究著作也应该属于允许的范围，即使有一些矛盾和不同的观念，也是很自然的，因为历史只能在矛盾的陈述过程中，才显示其本真之面目，何况极大多数是相辅相成的。 　　 　　（二） 　　修史，无论私修，还是官修都离不开相应的图书文籍以及相应的档案资料。汉代的图书藏于兰台和东观，那里也就成为修史和编撰的场所，汉明帝同意班固继续修《汉书》时，便任命他为兰台令史，典校秘书，也就是可以看国家档案了，没有这些条件，班固也搞不成。东汉末，蔡邕在东观，与卢植、韩说撰补《后汉纪》，人称《东观汉纪》，这本书没有搞成。在东观编史，说明修史离不开图书和文档。在东汉末，东观、兰台属于秘书监管辖，秘书监的职能大体上有三条，一是掌管禁中图书秘记，二是综理经籍，三是编撰史著。在唐代秘书省是一个独立机构，它的任务也是二条，一是分管图籍档案，二是修史。秘书省的长官称监，官修前代史的长官，都与秘书监有关，修史与注经都离不开他们，如魏征、虞世南、颜师古都是秘书省的官员。李世民为了亲自参预修史的事务，分秘书省下属的著作局，另立史馆，把史馆设于宫内门下省之北，由宰相监修，那么秘书省的著作局停止了编史的任务，而图书文籍和档案仍在秘书省，还规定了诸司须报送相关的公文和事类，作为修史的史料。唐代的公文档案，大体上有三类，一是出自帝王的命令，即是下行的公文书，它的规格有制、敕、册、令、教，而由尚书省，相当于今天的国务院下达到州县的公文称符。二是下级呈送上级的文书如表、状、笺、启、牒、辞，表、状是报天子的，对天子身边的近臣也可用状，笺与启是给太子的，下级送达上级的可称牒，平行机构的公文来往称关、刺、移，这些来往公文的名称，我们可以从唐人的文集中见到相关的案例，这些公文档案是史馆的史官们修史的一个重要根据，除了这些公文档案作为撰史的资料外，还必须要朝廷君臣之间议事的记录，在古代这叫起居注，中国古代有“君举必书”的说法，即君王的一言一行都要记录在案，《礼记》中称：“左史记事，右史记言。”早在汉武帝时，便有《禁中起居注》，东汉明德皇后撰《明帝起居注》。唐代关于起居注的制度，开始有比较具体的说明，在门下省设起居郎，中书省设起居舍人。起居郎是记事的，起居舍人是记言的，也就是《礼记》中所说的“左史记事，右史记言。”《唐会要》在起居郎起居舍人条，记载李世民与起居郎杜正伦有一段对话，唐太宗说：“朕每日坐朝，欲出一言，即思此言于百姓有利益否？所以不能多言。”杜正伦进言道：“君举必书，言存左史。臣职当修起居注，不敢不尽愚直。陛下若一言乖于道理，则千载累于圣德，非特当今有损于百姓，愿陛下慎之。”从这一段对话，李世民君臣之间，还真把起居注当回事，某种意义上也是对君王言行的一种约束。撰写起居注的起居郎与起居舍人，按月要把这些档案记录移送史馆，以便史官编撰史著。在唐高宗时，朝堂议政，起居郎与起居舍人便分侍左右，秉笔随宰相入禁殿，命令谟猷皆得详录，其实这相当于现代重大会议的记录员，按月整理归档。故唐人修当代史时，资料的根据一个是图籍秘书档案，一个是朝廷重大会议的记录，此外还有各地上报的文书。州县每年的上计簿，其内容包括境内的户口、垦田、钱谷出入、盗贼多少，以至兵狱、关梁地理因革之事，现在也就是各省市年终政绩的报告。有了这些基本的素材，史馆才能着手修史。因此，古代史的修撰直接关系到帝王与在位大臣们生前身后的名声，自然也必然会引起他们对修史的关注。 　　 　　（三） 　　在中国古代，帝王不能直接干预修史的事务，史官有秉笔直书的权利。在唐太宗的时候，贞观初便开始修武德实录，以后开始修李世民自己的太宗实录，实录的资料来自尚书省的公文档案和起居注。李世民自己一再要看起居注，贞观九年十月十六日，李世民便出圣旨，要亲览起居注，那时谏议大夫朱子奢便提出：“起居注书帝王臧否，前代藏之史官，人主不见，今欲亲自观览，用知得失，臣以为圣躬举无过事，史官所述，义归尽善，陛下独览起居，于事无失，若以此法传示子孙，窃有未喻。”既然皇帝要亲览，那么怎能直书呢？到了贞观十六年四月二十八日，李世民与谏议大夫褚遂良又有一次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李世民对褚遂良说：“卿知起居，记录何事，大抵人君得观之否？”褚遂良回答说：“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以记人君言行，善恶必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李世民说：“朕有不善，卿必记之耶？”褚遂良回答说：“守道不如守官，臣职当载笔，君举必书。”在场的门下省黄门侍郎刘洎说：“设令遂良不记，天下之人皆记之矣。”接着李世民又与监修实录的房玄龄讨论，李世民对房玄龄说：“国史因何不令帝王观见？”房玄龄回答说：“国史善恶必书，恐有忤旨，故不得见也。”从中国修史传统讲，君王与朝廷大臣之间，所言所行，都应该有客观的记录，修史时史官应直书其善恶，才能为后人作鉴戒，如果君王与大臣要亲自审定史书所撰的内容，那要史官直书其善恶就难了。那么对史官只有二种选择，要么希风承旨，全身远害，要么排霜触电，无顾死亡。所以前代君王有不观起居注与当代史的说法，是为了正确客观地保存的历史记录，也是对君臣言行的一种约束，不能忘乎所以。当然这只是理想主义的要求，事实上很难做到这一点。朱子奢、褚遂良、房玄龄很难做到让李世民不亲自观览有关他的当代史，李世民也知道他们在修史时，不会书写他的恶迹，只是歌功颂德，但还是不放心，一定要亲自观览和审阅。李世民为什么一定要亲自审阅自己的实录呢？因为他有一块心病，那就是玄武门之变，他杀兄建成，灭弟元吉之一门，逼父禅位的事变，生怕后人议论他之是非，希望在自己手上作为定论。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千古身后事，谁与评说，这是他们身前永远定不了的，你要不受后人的议论，关键是自己行事正，否则的话，身后自有人来评述。如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便把玄武门之变的来龙去脉说清楚了，事实证明那就是一场流血的残忍的宫廷政变，李世民是罪魁祸首。当然唐太宗在中国历史上应该说是一个比较清明宽容的帝王，尚且如此紧迫地要干预当代史的编撰，何况其他中庸甚至不道之君主呢？由此亦可见官修史书之难。其实作为执政者，对史书的编撰，无论私修还是官修应该宽容一些，即使让别人骂自己几句，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说不定反而在历史上会留下美谈。如春秋时，晋国赵穿杀晋灵公，晋太史公书“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尽管这件事并非赵盾直接所为，但他有责任，他容纳了史臣，在历史上传为美谈。从史官而言，有一句老话，叫做“直如弦，死道边，曲如约，反封侯”，故宁可顺从以保吉，不违忤以受罪也。若齐国的太史书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史臣直道书事，往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然而这也是一个民族不屈不挠精神的一种表现。齐国的崔杼虽能逞强暴于一时，但留恶名于万古，孰得孰失，亦还值得人们，特别是执政者深思的。 　　唐代修史的官员毕竟拗不过李世民要亲览实录的愿望，贞观十七年，由宰相房玄龄监修的高祖太宗实录，共二十卷，李世民让谏议大夫褚遂良读给他听，“始读太宗初生祥瑞，遂感动流涕，曰：‘朕于今日，富有四海，追思膝下，不可复得。’因悲不自止，命收卷。”所谓李世民初生时之祥瑞，那当然是骗他的瞎话说李世民感动到流涕，也不知是真是假，说他追思父母养育之恩，亦还是为李世民说好话。由此可知由近臣、宰相监修国史所产生的效果了。实录中确有虚假逢迎的成份，但也不能说实录所记完全是虚假的，毕竟有许多事件的过程，我们也只能借助于实录窥其大概，通过读者的分析和判断，对事变应能作出比较接近事实的判断。故对前人修的当代史，我们只能抱着分析的态度，实事求是地去伪存真，逐步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对人而言，不因善而无视其恶，不因恶而抹煞其善。对事而言，任何事件都带有两重性，既有进步的作用，亦有其消极的一面。研究历史不完全在于对事件善恶的判断，而是应着眼于推究其来龙去脉和复杂的因果关系，任何绝对化的判断，只能是形而上学，无助于正确客观地认识历史的本来面目，也难以从中吸取对后人有益的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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