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一篇我讲的是创业之主在死亡之前如何交接班问题上的烦恼，那么贾谊在《保傅》篇设想的为了培养未来的王者，从娃娃抓起的东宫制度能定向培养出合格的王者吗？历史证明成功的几率很低，失败的例子则有很多很多。那些传统的东宫制度培育下的并不合格的帝王，在他们身后的交接班过程，则表现为另一番奇特的景象，我们不妨以明代中叶为例，看看明代东宫制度下培育的王者的状态及其交接班的状况。 　　明代从朱元璋建国号明算起，到崇祯吊死煤山为止，前后二百七十七年，换了十七个皇帝，我们选他中间一段，从武宗正德到神宗万历，前后一百二十年，这中间，前后四次交接班，共四个皇帝，看看他们交接班问题上所显示的状态。先说一下朱元璋晚年在这个问题上的思考。 　　朱元璋在即位后的第二年，即开始着手让中书省编《皇明祖训》，他在序言中说这本书前后花了六年时间，七次誊录，还让礼部正式刊印。他编这部书的目的是为了让自己子孙世世代代遵守，以保证王朝能千秋万代。我们从祖训的内容可以知道，他一直在修改和补充。他在书的首章讲“朕自起兵至今四十余年”，那么写这句话的时间，至少在洪武二十八年。那一年的秋八月，颁《皇明祖训条章》于中外，并下令：“后世有言更祖制者，以奸臣论。”朱元璋在吴元年便立长子朱标为皇太子，他比朱元璋死得早，洪武二十五年去世时，只有四十一岁，所以才立其子朱允炆为皇太孙，那一年朱允炆只有十岁，朱元璋是六十五岁。所以朱元璋才会在《皇明祖训》中考虑到将来自己驾崩以后，他的孙子即位为帝，诸子与朱允炆之间既是君臣关系，又是叔侄关系，如何相处的问题。在《皇明祖训》的首章中，朱元璋讲自己起兵四十余年，“亲理天下庶务，人情善恶真伪无不涉历。”他治国的才能是在斗争中历练出来的，故对各种“奸顽刁诈之徒”能“灼然无疑”地识清看透。对于在东宫制度下培养起来的嗣君，情况就不同了，他说：“嗣君宫生内长，人情善恶未能周知。”换一句话说，温室里培养出来的花朵，是经不起风雨摧残的，应对复杂的矛盾和斗争，只能靠实践历练的经验积累。这是东宫制度先天的缺陷，将来许多矛盾和冲突，未毕是这个年幼生长于东宫的皇太孙所能应对得了的。他对燕王的靖难之役似有预感，故他在祖训中，专门讲了诸王不得妄窥大位，在祖训中说：“王侯妄窥大位者，或无不自取灭亡，或连及朝廷俱废。”看来朱元璋在祖训中也预为设防了。他还规定了诸王与天子相见之礼，因为朱允炆是第三代，诸王是他长辈，故相见时，在朝是君臣之礼，在便殿则是家人之礼。但这些白纸黑字规定的祖训，并不能阻挡燕王朱棣起兵夺取侄儿的皇位，侄儿朱允炆毕竟没有应对实际问题的历练，当然斗不过带过兵有实战经验的叔叔朱棣。所以从朱元璋起，这一套东宫制度便很难培育出他理想的王者作为接班人来。 　　《明史》孝宗本纪的赞语称：“明有天下，传世十六，太祖、成祖而外，可称者仁宗、宣宗、孝宗而已。仁、宣之际，国势初张，纲纪修立，淳朴未漓。至成化以来，号为太平无事，而晏安则易耽怠玩，富盛则渐启骄奢。孝宗独能恭俭有制，勤政爱民，兢兢于保泰持盈之道，用使朝序清宁，民物康阜。”孝宗只有二子，一是朱厚照，即后来的明武宗，另一个是朱厚炜，三岁就夭亡了，所以接班人没有竞争对手，只有朱厚照一个人。朱厚照是四岁时立为皇太子的，那一年是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史称其“性聪颖，好骑射”，也就是贪玩。朱厚照是在弘治十一年（公元1498年）出阁就学，也就是在他九岁时便安排他到东宫开始读书。朱厚照还是小孩子，在其成长过程有一批小太监伴着他一起玩耍，在东宫则另有一套教育他的工作班子，有殿阁大学士兼太子太师，这是名义上的，实际是詹事负责。《明通鉴》卷三十八称： 　　“时东宫宦竖不欲太子近儒臣，数以事间讲读。詹事吴宽上疏曰：‘东宫讲学，寒暑风雨则止，朔望令节则止，一年不过数月，一月不过数日，一日不过数刻，进讲之时少，辍讲之日多，岂容复以他事妨之。古人八岁就傅，即居宿于外，欲令离近习，亲正人，庶民且然，况太子天下本哉！’” 　　从这一段话，可见朱厚照从入阁就学起，就经常逃学，亲近宦寺中他有一班小朋友。孝宗后期，刘健是内阁大学士，兼太子太傅，孝宗临终时，召刘健入乾清宫，“帝力疾起坐，自叙即位始末甚详，令近侍书之，已，执健手，曰：‘先生辈辅导良苦，东宫聪明，但年尚幼，好逸乐，先生辈常劝之读书，辅为贤主。’”（《明史?刘健传》）事实上明武宗“好逸乐”的个性已积习难改，他亲近的不是朝廷的正人君子，而是身边陪他一起玩的东宫阉竖。武宗即位，刘健起草孝宗遗诏时，以遗诏革除孝宗时的各种弊政，但他实际上管不住这个十五岁的小皇帝，影响武宗的是在东宫与他亲近的以刘瑾为代表的一群宦官。武宗在位十六年，终年三十一岁，这十六年他干尽各种荒唐事，成天忙着击球走马，放鹰逐犬。他在西华门外，别构院御，筑宫殿为室，谓之豹房，仿设廛肆，衣估人之衣，相互贸易。在宫廷内搞集市贸易，开设酒肆，有妇女当垆，武宗至，便杂出牵衣，蜂簇而入，醉宿其处，称其处为新宅，朝夕皆处其中，所有国事让太监刘瑾去办。 　　刘瑾失宠被诛，宦官张永接任。接着他又宠信江彬，与江彬一起微服私行。正德九年正月，宫中张灯，以新异奇巧之灯附壁，不慎延烧宫殿，乾清宫以内皆大火焚烧，火盛时，武宗往豹房临视，回顾光焰烛天，笑谓左右曰：“此是一棚大烟火也。”十二年八月，他又急装微服私行，出昌平，至居庸关，到宣府，在那儿建镇国府，把豹房的珍玩女御搬去，而且入民家索妇女，乐而忘返，称“家里”。京剧《游龙戏凤》，讲的便是正德在民间调戏妇女的荒唐事。他这次还随边兵出击，斩十六级，明官军死者数百人，他却要报捷京师，自称“威武大将军朱寿”，后来还手谕吏部称“镇国公朱寿宜加太师”。宁王在江南造反，王守仁平定了叛乱，他要亲征，让王守仁把宁王宸濠放了，让他再来征战，还是王守仁用献俘的办法取代了武宗的闹剧。然而武宗还是游了江南，至扬州、苏州，下诏要取琼花。在清江浦，渔于积水池，翻船溺水，从水中救起来以后一病不起，回到京师，死在豹房。武宗朱厚照从东宫太子到做了十六年皇帝的所作所为，可见朱元璋所言“宫生内长”的紫禁城很难培养出合格的王者来的。 　　武宗一辈子干的都是荒唐事，连儿子也养不出，所以也没有立过太子，只能找明宪宗的孙子朱厚熜来即帝位了。从武宗去世到世宗即位，这中间有四十多天，明廷实际上是内阁大臣杨廷和在执政。皇帝死了，照理要有遗诏，武宗死得很突然，哪有什么遗言，这时便由杨廷和以遗命的名义下达各种指令了。《明史?杨廷和传》云：“廷和遂以遗诏令太监张永、武定侯郭勋、安边伯许泰、尚书王宪各选营兵，分布皇城四门、京城九门及南北要害，厂卫御史以其属扞掫。”这是第一件事，加强皇宫和京城周围的保卫工作，以防突发性事变。然后借遗命革除武宗时一些明显的弊政，其传续云：“传遗命罢威武营团练诸军，各边兵入卫者俱重赉散归镇，革皇店及军门办事官校悉还卫，哈密、土鲁番、佛郎机诸贡使皆给赏遣还国，豹房番僧及少林僧、教坊乐人、南京快马船、诸非常例者，一切罢遣。又以遗诏释南京逮系囚，放遣四方进献女子，停京师不急工务，收宣府行宫金宝归诸内库。中外大悦。”这些事都是武宗死了以后才能付诸实施，但又是借武宗遗命来实施的。接着处置了江彬，然后才能迎世宗入紫禁城，由杨廷和起草世宗登极的诏书。后来武宗周围的亲近便有人干扰了，因为这份诏书把“正德中蠹政厘抉且尽”，“所裁汰锦衣诸卫、内监局旗校工役为数十四万八千七百，减漕粮百五十三万二千余石。其中贵、义子、传升、乞升一切恩幸得官者大半皆斥去。中外称新天子‘圣人’，且颂廷和功。”这份诏书便触动了武宗周围宦官及其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这样的政策调整，只有在遗诏和登极诏书中出现，因为王权的交接尚未完全实现，能不能完全兑现还是一个问题，一旦世宗开始掌握实权，情况就变了。因为大礼议，君相不和，杨廷和只能累疏乞休。故王权交接过程的短暂时间，反而成了调整弊政的一个机会了。 　　明世宗朱厚熜在位的时间长达四十五年，即位时十五岁，终年不过六十岁。明代中叶帝王的荒唐还各有特色，武宗是贪玩，而世宗则是迷信道教的长生不老之术。《明史?佞幸?邵元节传》云： 　　“世宗嗣位，惑内侍崔文等言，好鬼神事，日事斋醮。谏官屡以为言，不纳。嘉靖三年，徵元节（邵元节，龙虎山上清宫道士）入京，见于便殿，大加宠信，俾居显灵宫，专司祷祀。” 　　“先是，以皇嗣未建，数命元节建醮，以夏言为监礼使，文武大臣日再上香。越三年，皇子叠生，帝大喜，数加恩元节，拜礼部尚书，赐一品服。” 　　邵元节年老去世前推荐道士陶仲文，亦受世宗宠信。《明史?佞幸?陶仲文传》云： 　　“十八年南巡，元节病，以仲文代。次卫辉，有旋风绕驾，帝问：‘此何祥也？’对曰：‘主火。’是夕行宫果火，宫人死者甚众。帝益异之。” 　　“明年八月欲令太子监国，专事静摄。”（那一年太子载壑只有五岁，这件事由于群臣的反对没有实现。） 　　“帝有疾，既而瘳，喜仲文祈祷功，特授少保、礼部尚书。” 　　“帝自二十年遭宫婢变，移居西内，日求长生，郊庙不亲，朝讲尽废，君臣不相接，独仲文得时见。” 　　“简文武大臣及词臣入直西苑，供奉青词。”（青词是道教斋醮时，给上天的奏章或祝文，用朱笔写于青滕纸上，要用四六骈文。嘉靖时大臣要得到宠信，都要凭撰写青词的功力。严嵩是凭此取信于世宗的，历时二十年。徐阶亦是靠青词才取得世宗的信用。） 　　又，嘉靖二十八年，太子载壑十四岁时，行冠礼，过二天就死了。于是陶仲文创“二龙不相见之说”，“青宫虚位者二十年。”也就是世宗二十年时间不立太子。这个陶仲文得宠二十年，卒于嘉靖三十九年，终年八十。当时朝臣之间争宠与倾轧，往往亦借手世宗所宠信之方士，严嵩的倒台，与方士蓝道行有关。《明史?佞幸?蓝道行传》云： 　　“蓝道行以扶鸾术得幸，有所问，辄密封遣中官诣坛焚之，所答多不如旨。帝咎中官秽亵，中官惧，交通道行，启视而后焚，答始称旨。帝大喜，问：‘今天下何以不治？’道行故恶严嵩，假乩仙言嵩奸罪。帝问：‘果尔，上仙何不殛之？’答曰：‘留待皇帝自殛。’帝心动，会御史邹应龙劾嵩疏上，帝即放嵩还。” 　　最终世宗还是死于服食方士们所上之金石丹药，史称：“其方诡秘不可辨，性燥，非服食所宜，帝御之，稍稍火发不能愈、未几，帝大渐。” 　　这是世宗嘉靖在位四十五年的荒唐一生，迷信方士，最终死于方士所进之方药。嘉靖死了，那时是徐阶在内阁执政，《明史?徐阶传》称： 　　“帝崩，阶草遗诏，凡斋醮、土木、珠宝、织作悉罢，‘大礼’大狱，言事得罪诸臣悉牵复之。诏下，朝野号恸感激，比之杨廷和拟登极诏书，为世宗盛事云。” 　　这份遗诏，是徐阶与张居正商量着起草的。《明史?张居正传》称：“世宗崩，阶草遗诏，引与共谋。”世宗去世后，继位的是穆宗，即裕王载垕，世宗的第三子。他是三十岁即皇帝位的，徐阶调整世宗留下的劣政也只是一个很短暂的时间，穆宗也是一个嗜于声色的人。《徐阶传》云：“阶所持之争，多宫禁事，行者十八、九，中官多侧目，会帝幸南海子，阶谏不从。方乞休。”于是穆宗便赐其驰驿回乡了。 　　穆宗在位只有六年时间便去世了，神宗万历即位时，只有十岁，在他母亲李太后的支持下，实际执政的是张居正与中官冯保，才有万历前十年恢复和中兴的短暂时期。从明武宗、明世宗、明穆宗到神宗万历，可以看到在帝王终身制下，只有庸主驾崩，新帝即位的交替之际，紫禁城内的宫廷政治才有调整的机会。另一方面，皇子皇孙们，在深宫大院内，“宫生内长”的环境下长大的嗣君，很难知道人情善恶，这是一个皇朝衰败很难避免的历史原因。神宗万历皇帝没有成年时，还有他母亲和张居正、冯保管束着他，一旦等到他完婚成人，张居正去世以后，就再也没有力量可以约束他的行为了。神宗也是一个醉心于酒色财气的荒唐皇帝，为了满足宫廷生活的奢侈和挥霍，他更是嗜财如命，他直接派遣中官作为矿监和税使去各地搜括民脂民膏，在全国各地激起民变。万历三十年（公元1602年）有一个小插曲，那一年万历忽得急病，怀疑自己快要死了，向阁臣沈一贯托付后事，这才想到撤回导致民怨沸腾的矿监和税使。《明史?沈一贯》载其事云： 　　“帝忽有疾，急招诸大臣至仁德门，俄独命一贯入启祥宫后殿暖西阁。皇后、贵妃以疾不侍侧，皇太后南面立稍北，帝稍东，冠服席地坐，亦南面，太子、诸王跪于前。一贯叩头起居讫，帝曰：‘先生前。朕病日笃矣，享国已久，何憾。佳儿佳妇付与先生，惟辅之为贤君。矿税事，朕因殿工未竣，权宜采取，今可与江南织造、江西陶器俱止勿行，所遣内监皆令还京。法司释久系罪囚，建言得罪诸臣咸复其官，给事中、御史即如所请补用。朕见先生止此矣。’言已就卧。一贯哭，太后、太子、诸王皆哭。一贯复奏：‘今尚书求去者三，请定去留。’帝留户部陈渠、兵部田乐，而以祖陵冲决，削工部杨一魁籍。一贯复叩首，出拟旨以进。是夕，阁臣九卿俱直宿朝房。漏三鼓，中使捧谕至，具如帝语一贯者。诸大臣咸喜。” 　　谁知第二天神宗的病又好起来了，情况就又完全变了。《明史?沈一贯传》续云： 　　“翼日，帝疾瘳，悔之。中使二十辈至阁中取前谕，言矿税不可罢，释囚、录直臣惟卿所裁。一贯欲不予，中使辄搏颡几流血，一贯惶遽缴入。……当帝欲追还成命，司礼太监田义力争。帝怒，欲手刃之。义言愈力，而中使已持一贯所缴前谕至。后义见一贯唾曰：‘相公稍持之，矿税撤矣，何怯也！’自是大臣言官疏请者日相继，皆不复听。” 　　万历临死前与复活后判若二人，这个人贪性不改。再说中官中那些矿监税使，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以至于搏颡流血的样子，小人们为了财富，无所不用其极。皇帝及其周围是这样一群小人，那么复活以后的万历，问题更是变本加厉了。 　　万历在位四十八年，终年五十八岁，他安葬在明孝陵的定陵。大跃进时，对定陵作了发掘，1974年我去北京曾参观过万历的陵墓，有记录片介绍其陵墓的状况。《考古》杂志1959年第七期《定陵试掘简报》中，可以看到陵墓中共有金元宝103锭，在万历尸体下有79锭，孝瑞皇后尸下21锭，金元宝有大小两种，大的十两一锭，小的五两一锭。在金元宝底部还刻有“九成色十两”的字样。银元宝65锭，在万历尸体下面有30锭，孝瑞皇后30锭，孝靖后五锭。银元宝分五十两、三十两、二十两、十两共四种。以五十两的银锭最多，有四十四锭，二十两的四锭，十两的七锭，都放在尸体身下和两侧，元宝的背面还刻字，刻有银匠姓名，还标明银锭出自什么库房，如标明金花银是承运内库的银两，米银是太仓折色银两，还有刻上什么地方上交的税银，如“苏州府常州县三桥……捌年金花银五十两正，许伦”，其中许伦是银匠的姓名，从银锭背面刻字看，说明这些银锭大都来自江苏浙江二省的苏松地区和浙东、浙西。说明这些地区在明代商品经济最发达，也是税负最重的地区，万历夫妇在棺椁中带了那么多黄金白银，这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万历这个皇帝贪财之深，至死不悟，几十年寿陵的营建，耗费的财力更多得多。明所以亡的根子，实际上就种在万历的怠政和贪财之上。他去世时，皇太子以遗诏罢矿税、榷税及监税中官，这已经无法挽回败局了。 　　我讲明代中叶从武宗到神宗，这四个皇帝在生死之间的社会现象，它与一般平民百姓在死亡前后，关于生死问题的思考和处置是大不一样的。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原君》中有一些话，值得我们深思。他讲到历代的帝王，“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因而，“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汉高帝所谓某业所就，孰与仲多者，其逐利之情不觉溢之于辞矣。”得到天下以后，“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这样的结果，他说：“远者数世，近者及身，其血肉之崩溃在其子孙矣。昔人愿世世无生帝王家，而毅宗（即崇祯帝）之语公主，亦曰：‘若何为生我家！’痛哉斯言。” 　　崇祯帝对其长公主那句话是宦官曹化淳打开北京城的外城迎李自成，崇祯帝对其长公主说得。《明季北略?周皇后缢坤宁宫》载其事云： 　　“上闻外城破，徘徊殿廷。是夕，上不能寝。……周、田二氏语皇后曰：‘大事去矣。’各泣下。宫人环泣，上挥去。令各为计。皇后顿首曰：‘妾事陛下十有八年，从不听一语，至有今日。’拊太子、二王恸甚，叮咛再三，遣之出，随返坤宁宫，自经而死。上视之，曰：‘好！好！’召长公主至，年十五矣，公主号哭不已。上叹曰：‘汝奈何生我家？’左袖掩面，右手挥刀，主以手格，断左臂，闷绝于地，未死，手栗而止。” 　　次日，崇祯帝登万岁山之寿皇亭，即煤山之红阁，自经于亭之海棠树下，太监王承恩对面缢死。 　　那一年是甲申年，日期是三月十九日。崇祯帝吊死煤山，这是亡国之君的死，死得还壮烈。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是李自成进京以后的悲剧，崇祯帝的死，何尝不是一场悲剧。问题是出在国事与家事的搅合，以天下之事为一家之私产，公共利益成为一家之私利，然后逐利而行，最终只能如此以悲剧结局。崇祯帝对长公主讲“汝奈何生我家”，说明了他对明皇朝和自己临死的悲剧有所思考，把家事与国事搅合在一起，把公共利益化为一家一姓之私利，它的结果只能是远者数世，近者及身，最终落得一个血肉崩溃在所难免。同样是面对死亡，他们哪有陶渊明如此潇洒和自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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