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个时期吕梁的煤老板邢利斌7000万元嫁女引起网上热议。4月13日中国青年报的青年话题上，发表了何小方的一篇署名文章，为这种炫富现象辩解，认为“关键不是要求企业家不炫富，而是要努力证明其财富是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得来的。”反之如果他的财富是合法经营得来的，就有理由可以炫富吗？邢利斌的回应是他女儿的婚礼是与他的联盛集团十周年庆典合办的，总费用为1500万元，他当年以5.8亿元承包当地的兴无煤矿，化那么多钱办一个婚礼和庆典也够炫富了，至于他承包经营是否合法那是政府部门的事，我也无法置评其事。炫富是当今的一个比较普遍的社会现象，不仅富人这样干，有时穷人没钱，也会在婚礼上摆阔，借了钱来摆场面，靠打秋风收礼来摆场面，在农村结婚也要用八辆豪华小轿车来迎亲，摆几十桌酒席，这样的风气好吗？恐怕不好，对炫富的现象应该痛斥，它是社会风气败坏的征兆，一个国家要兴旺，靠节俭；一个王朝要成气候，也是靠节俭。奢侈炫富往往是亡国的征兆，无论正面还是负面的案例，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我们不妨各举一个正面和负面古代历史的案例作证。 　　 刘邦打败项羽以后，并没有因为胜利而庆功摆阔呀！《汉书?食货志》（卷二十四上）称：“天下既定，民亡盖臧，自天子不能具 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上于是约法省禁。” 醇驷，指马车要用同一颜色的马匹来拉车，不能具醇驷，就是不用纯一色的马匹拉车，用现代的比喻讲便是不乘豪华型如宝马等小轿车，功臣将相，即如萧何、周勃这一类将相连马车也没有，只能乘牛车。在这个问题上，项羽不如刘邦，项羽急于自咸阳还关东，他说：“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史记?项羽本纪》卷七）胜利了，便想着回故乡炫耀自己，骄傲是导致他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汉初国家统一以后，商人是受益的，《史记?货殖列传》（卷一百二十九）称：“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然而刘邦对商人们炫富是禁止的。《汉书?食货志》（卷二十四下）讲到“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 衣丝乘车，重税租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子孙亦不得为官吏。”可见在汉初，商人是致富了，然而赋税的负担很重，不能炫富，连穿衣乘车也有限制，到了汉文帝时，这个情况有变化了。建国初，毛泽东曾推荐田家英读《汉书?贾谊传》中的《治安策》说这是一篇好文章，在这篇治安策中有这么一段话：“今民卖僮者，为之绣衣丝履偏诸缘，内之闲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庙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今富人大贾嘉会召客者以被墙。”“今庶人屋壁得为帝服，倡优下贱得为后饰，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贾谊在汉文帝时那么大声疾呼地反对商人炫富，尽管汉文帝自己是以节俭为尚，但社会风气在变，贾谊能由微见著，这一点还是有益的，没有汉初六七十年的节俭，那来汉武帝国力强盛的时代。 　　 王夫子在《读通鉴论》卷二汉高帝十四，曾议论汉初禁遏奢风这件事，他说：“任子贵于国，而国愈偷，贾人不能使之弗富，而夺其富之骄，高帝初定天下，禁贾人衣锦绮，操兵，乘马，可谓知政本矣。”汉初有任子令，即以父兄荫任为郎，任子令具体规定“吏二千石以上视事满三年，得任同产若子一人为郎。”（《汉旧仪》）任子令为郎是可以执兵器宿为在宫廷廊下，它的长官为郎中，可以居君王之左右，拜郎的途经除了任子以外，还有以赀选以军功，以德行、才艺，汉代由郎官选补官吏，故其为入仕的重要途经。但在《汉书》、《史记》中以任郎为官者，只有袁盎一人，其原因大概是功臣官僚子弟，多为不肖子孙，徒以父兄荫任为郎，不以德才进，故在政治上很少有建树者，故王夫子言“任子贵于国”，指这些不肖子孙，如为国之贵势之家，由他们作事，必然贪得无厌，故云“而国愈偷”，故要限制世家子弟他们擅作非为，在现代生活叫拼爸，靠拼爸出身为官者，是很难真有作为的。出身好，还得靠自身的努力和奋斗，不是靠父兄的关系网。拼爸在某种意义上，是变相的世袭制度。对于富商，要限制他们以富骄人，也就是今之炫富，王夫子在三百多年前讲的话，还是说到点子上了，富人的炫富，如果其来源不正，当然得依法处理，如果是合法经营，炫富亦可耻，众人得唾之。任其泛滥，不加节制的话，那可是亡国的征兆。 　　 王夫子在上文之下，还说：“呜呼！贾人者，暴君污吏所极进而竉之者也，暴君非贾人无以供其声色之玩，污吏非贾人无以供其不急之求，假之以颜色而听其辉煌，复何忌哉！贾人之富也，贫人以自富者也。牟利易则用财也轻，志小而不知裁，智昏而不恤其安，欺贫懦以矜夸，而国安得不贫，民安得而不靡，高帝生长民间而习其利害，重挫之而民气苏。然至孝文之世，后服帝饰如贾生所讥，则抑末崇本之未易言久矣。” 　　 暴君污吏，最喜欢的是不法奸商，他们请客的时候，总有一批商人为他们买单的，这也是当今常见的一种社会现象，贪官污吏的声色之好，正是这些不法商人为他们提供的呀。一边是投其所好，另一边则是投桃报李，损的是国家的财富，工人的血汗和农民的土地，这二者之间的狼狈为奸，还见得少吗？当然问题的性质还有大小高低之分。“贾人之富也，贫人以自富也”，这个“贫”是动词，它的意思是商人之富是众人头上搜刮来的，此话说得通俗一点，就是若要发，众人头上刮。“牟利易，则用财也轻”，奸商们钱来得容易，摆阔也极。炫富实际上是暴发户的心理，一旦成为风气，它便具有很大的破坏性，大家都来摆阔的话，一方面在资源上是极大的浪费，难以为继，另一方面不具备经济实力的人，为了面子被迫摆场面，负债累累又何苦呢？礼尚往来，往往又成为大家沉重的经济负担，现在农村盖房结婚的礼金便是农民工返乡时难以承受的重担，拉动内需，决不能靠富人的炫富。这种恶劣的风气实际上是“欺贫懦以矜夸”。这样的风气如果不加以抵制，其结果只能是“而国安得不贫，民安得而不靡？”这话不是危言耸听，它确实关系到国家和民族安危的大问题。 　　网上对吕梁煤老板炫富嫁女的斥责实在是一种很好的现象，我不赞成何小方那样给富人炫富辩解，至于因炫富而亡国的现象确实也不少，最典型的案例是隋炀帝的炫富，杨广在短期内营东都洛阳，营苑囿，修运河，他乘龙船下江南，《隋书?食货志》卷二十四称：“造龙舟凤甗，黄龙赤舰，楼船篾舫。募诸水工，谓之殿脚，衣锦行袴， 执青丝缆挽船，以幸江都，帝御龙舟，文武官五品已上给楼船，九品已上给黄篾 舫，舳舻相接，二百余里。所经州县，并令供顿，献食丰办者加官爵，阙乏者谴 至死。”这样穷奢极侈，不顾后果的搜刮民脂，加上征辽、筑长城那些大的工程，那不逼着老百姓造反吗？结果被自己的禁卫部队绞死，时年五十。他就是一个由炫富而走上亡国之君，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用不着我进一步细说了。另外，满清的衰弱，也起于乾隆的炫富，他六次下江南，对沿途的老百姓而言，那可是如蝗虫出遍地的灾难。清代人扬州盐商的败落也与他们炫富有关，总之炫富与人，与己，与国都不是好事，对于这种丑恶的现象，应该如老鼠过街人人得而斥之那样，成为网上大家得以痛斥的对象。 　　 那么钱多的人，该怎么办？我们不妨学学陶朱公，春秋时，在越国有一个范蠡，帮助越王勾践雪会稽之耻以后，他就离开越国，飘洋过海，到了齐国，到了陶那个地方，自称朱公。据《史记?货殖列传》卷一百二十九云：“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与时逐 而不责於人。故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 疏昆弟。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后年衰老而听子孙，子孙脩业而息之，遂至巨 万。故言富者皆称陶朱公。”财富要能聚，也能散，聚散都要有道，司马迁说过：“富无经业，货无常主”，财富是流动的，不断的出现“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于其让不肖子孙来败落，还不如散之于社会，大家都来搞一点慈善事业，那样不仅造福于社会，也是造福于子孙。如陶朱公那样三散千金，其子孙还是受益的，从春秋战国到秦汉，是中国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时代，《史记?货殖列传》讲到那个时候，“若至力农畜，工虞商贾，为权利以成富，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 不可胜数。”尽管汉初禁止富人炫富，致富者自乡、至县、至郡处处皆有富人，不准炫富，不仅不是什么仇富，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为了保护富人和保护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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