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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者与平民百姓在生死问题上是平等的,这世界上没有长生不死之药。但王者如何面临死亡,那就与普通的庶民百姓不同了,这个不同在于他的身份,使他成为国家权力结构的枢纽。庶民百姓的家长去世时,只是家事如何安排,固然也会有为了利益而兄弟相争,但毕竟涉及面小,王者去世时,既有家事,更有国事交接班的安排,而国事的交接,实际上是国家权力的再分配,它涉及既存利益集团的相互关系,故利益纷争的关系就更大了,它们之间明争暗斗,各种手段往往无所不用其极,而王者他们又往往会把国事与家事搅合在一起,那就很难两全,有时候不仅不能两全,弄不好还会两败俱伤,甚至同归于尽。
在帝王制度下,帝王是终身制,但王朝存续不能寄托于某一帝王个人身上,他死了怎么办?贾谊在《保傅篇》开头就说:“殷为天子,三十余世而周受之。周为天子,三十余世而秦受之。秦为天子,二世而亡。”为什么有的朝代传承的时间长,有几百年时间,有的寿命那么短促,二、三十年便亡国了?如秦便是二世而亡。贾谊的结论是帝王交接班没有处理好,所以接班人培养的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了。他说:“天下之命悬于天子,天子之善在于早谕教,选左右。心未疑而先谕教,则化易成。”换一句话说,那就是要从娃娃抓起,王者也要定向培养。中国历史上的东宫制度,就是建立在这个设想的基础上。 关于东宫这个名词的来历,始见于鲁隐公三年(公元前720年),卫庄公娶于齐东宫得臣之妹,唐人孔颖达疏义称:“得臣为太子云,常处东宫者,四时东为春,万物生长在东,西为秋,万物成就在西,以此君在西宫,太子常处东宫也。”故历代皆以东宫代指太子,皇宫的建筑也以东宫居太子,这样便把太子与君王诸子之间的相互关系确定下来了。为什么要区分诸子之间的相互关系呢?因为在中国帝王制度下,帝王的权力是独占而不可分割的,庶民百姓父母的财富是可以在诸子之间平分的。那么在帝王的诸子之间便有一个权力争夺的问题,立太子便是确定未来皇位继承人的名分,是为了避免诸子之间的纷争。 那么,如何才能避免诸子之间争夺王位继承权的纷争,在《春秋?公羊传》鲁隐公元年的传文中,关于立太子有一条原则,“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即立太子时,如是嫡妻诸子之间,是以长不以贤,以年龄次序论。为什么要以长不以贤,因为贤与不贤,没有绝对的标准,长幼之间的次序是不可争的。如果嫡妻没有子,那么便“立子以贵”,即以母贵不以长,谁母亲的出身成份高,就立谁为太子,不是以年次长幼排序。它排列的原则,在同父所生的原则下,子以母贵,母以子贵,这一条选立太子的原则是为了杜绝诸子争夺王位继承权的纷争,尽管它是曾为后人所认可的法定制度,但它能排除接班人问题上的纷争吗?从中国帝王制度二千多年的历史看,这很难。为什么?帝王是国家权力的顶端,也是一切矛盾纷争的中心,如何驾驭国家权力,只能是在实际斗争中形成,它也是一定人际关系的结晶,它不是在深宫后院从娃娃抓起所能形成的。权力的交接不仅仅是父子之间个人的交接,而是权力结构中人际关系的交接。其中包括兄弟之间的利益分配,老人留下的妻妾之间日后的相互关系,朝廷与东宫班子之间的权力的分配与交接。故它牵涉到各种利益的相关方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那就非常复杂了。如果立长而不贤,将来无法执掌国家权力,那该怎么办呢?如晋武帝去世时,他儿子司马衷即位后是晋惠帝,他是一个低能儿,所以他会成为一个被他人玩弄的傀儡,而国家的权力实际上被虚悬在那儿了,那么权力的纷争便由此而起,接着便是八王之乱,国家权力由纷争而解构,于是便有五胡乱华西晋灭亡的格局。如果父子之间发生冲突时,怎么办呢?如果父王对诸子宠爱各异时,那么诸子与太子之间如何相处呢?这就牵涉到太子废立的问题了。如果一旦牵涉到东宫太子的废立问题,那就是利益相关方的矛盾会突然变成利害各方生死之间的较量,每一次太子的废立,都会有伤筋动骨的搏斗。为太子者,也有很多很多难处,君王若长寿,太子要一直夹紧自己的尾巴,这种日子也难熬呀!总之君王的即将死亡与权力交接的过程,必然是各种矛盾冲突最尖锐而又反复多变的历史时期。在帝王制度下,王者面临死亡时,如何处理好国事和家事的承续,实在是一个难题。南朝时,荀伯玉有一句名言,“君老不事太子”,但太子即位之后,他就难做人了,故在王者父子之间,其左右也有难言之隐,最好是避而远之。问题是有时候身不由己,很难离开这个是非的漩涡。无论什么人,一旦卷入这个漩涡,都会陷入极度的痛苦和烦恼之中,无论你处于哪个角色,谁也无法超脱。故在王位承续问题上的矛盾和冲突,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从大概念上说帝王制度的历史,就是如此过来的。中国历史上还缺少一部关于东宫的历史著作,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课题,我在这里只能讲一两个案例,说一个君王驾崩前后的历史故事,这也是对王者们面对死亡时候经常会百般思考而无法解脱的极其苦涩的难题。 我要说的第一个案例是刘邦废立太子的问题。刘邦的太子叫刘盈,是吕后所生。刘盈是汉王二年(公元前205年)六月立为太子的,这一年的四月,乘项羽东击田齐时,刘邦攻下了彭城,“收羽美人货赂,置酒高会。”结果项羽杀了一个回马枪,刘邦是落荒而走,父亲和吕后为楚军所俘,在逃跑的路上,为了快逃,刘邦把自己的儿子刘盈及女儿鲁元公主也推下车,是夏侯婴下车把他们二个人带回来的。六月间,刘邦回到栎阳(今陕西临潼北),才立刘盈为太子,那一年刘盈只有五岁,而且“诸侯子在关中者皆集栎阳为卫”,无非是把一群小孩子集中在一起,便于管理而已,并没有如何培养太子为将来的接班人的具体措施。直到汉王九年(公元前198年)才派叔孙通为太子太傅,那一年刘盈十四岁,应该接受教育,为今后接班准备条件。刘邦想废太子刘盈立赵王如意为太子,应是在汉王十年(公元前197年),《汉书?张良传》记载: “上欲废太子,立戚夫人子赵王如意。大臣多争,未能得坚决也。吕后恐,不知所为。或谓吕后曰:‘留侯善画计,上信用之。’吕后乃使建成侯吕泽劫良,曰:‘君常为上谋臣,今上日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卧?’良曰:‘始上数在急困之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以爱欲易太子,骨肉之间,虽臣等百人何益!’吕泽强要曰:‘为我画计。’良曰:‘此难以口舌争也。顾上有所不能致者四人。四人年老矣,皆以上嫚娒士,故逃匿山中,义不为汉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诚能毋爱金玉璧帛,今太子为书,卑辞安车,因使辩士固请,宜来。来,以为客,时从入朝,令上见之,则一助也。’于是吕后令吕泽使人奉太子书,卑辞厚礼,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 这四人,就是所谓四皓,借此四人说明太子羽翼已成,具备了将来接班的条件了。交接班的条件,太子要有为他工作的班子,朝廷的大臣们能接受他,否则的话,独木难成林。接下来是如何处置黥布反叛的问题,《汉书?张良传》云: “汉十一年,黥布反,上疾,欲使太子往击之。四人相谓曰:‘凡来者,将以存太子。太子将兵,事危矣。’乃说建成侯曰:‘太子将兵,有功即位不益,无功则从此受祸。且太子所与俱诸将,皆与上定天下枭将也,今乃使太子将之,此无异使羊将狼,皆不肯为用,其无功必矣。臣闻‘母爱者子抱’,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赵王常居前,上曰‘终不使不肖子居爱子上’,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请吕后承间为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将,善用兵,今诸将皆陛下故等夷,乃令太子将,此属莫肯为用,且布闻之,鼓行而西耳。上虽疾,强载辎车,卧而护之,诸将不敢不尽力。上虽苦,强为妻子计。’’于是吕泽夜见吕后。吕后承间为上泣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之,竖子固不足遣,乃公自行耳。’于是上自将而东,群臣居守,皆送至霸上。良疾,强起至曲邮,见上曰:‘臣宜从,疾甚。楚人剽疾,愿上慎毋与楚争锋。’因说上令太子为将军监关中兵。上谓‘子房虽疾,强卧傅太子’。是时,叔孙通已为太傅,良行少傅事。” 这四个老头,对这次与黥布作战的估计还是对的,让刘盈带兵,只会坏事。这件事张良帮了吕后,让刘盈在关中留后监军,张良为少傅,稳定了刘盈在朝廷的地位。从刘邦心理上讲,他只会感到刘盈太弱,很难成事。故打败黥布以后,刘邦反而更想易太子。 “汉十二年,上从破布归,疾益甚,愈欲易太子。良谏不听,因疾不视事。叔孙太傅称说引古,以死争太子。上阳许之,犹欲易之。及晏,置酒,太子侍。四人者从太子,年皆八十有余,须眉皓白,衣冠甚伟。上怪,问曰:‘何为者?’四人前对,各言其姓名。上乃惊曰:‘吾求公,避逃我,今公何自从吾儿游乎?’四人曰:‘陛下轻士善骂,臣等义不辱,故恐而亡匿。今闻太子仁孝,恭敬爱士,天下莫不延颈愿为太子死者,故臣等来。’上曰:‘烦公幸卒调护太子。’四人为寿已毕,趋去。上目送之。” 这是社会舆论的象征,说明朝廷大臣和社会舆论,都倾向于支持刘盈作为接班人的地位。刘邦也知道不仅是刘盈,而是他的母亲吕后是他死后实际掌权的人。那时刘盈还只有十七岁,还不可能掌握国家大事。朝廷大臣为什么会选择吕后呢?因为刘邦起家的过程,吕后实际参预其事,处置韩信与彭越,都是陈平帮助吕后设计谋划的,那时刘邦不在咸阳,吕后处事心狠果断,处理国家重大的事务,没有果断的敢作敢为是不行的,当断不断,是反受其祸呀。而且吕后与起事于沛县的萧何、曹参,以及张良、陈平、周勃、灌婴这一帮功臣宿将都有过长期共事的关系,选择刘盈,实际上是把权力交给吕后了。刘邦所以要易太子,是那几年他喜欢戚夫人和赵王如意,如果吕后掌权,他国事可以摆平,家事便很难摆平。刘盈废立的问题背后,刘邦考虑的是如何保全自己宠爱的戚夫人与赵王如意。但戚夫人缺少与朝廷大臣共患难的经历,没有处理朝廷政事的机会。吕后与戚夫人之间,让朝廷大臣选择的话,他们当然会选择自己已经熟悉,并共过患难的吕后,戚夫人对他们而言毕竟太陌生了。如果让戚夫人掌权,固然不能拿吕后如何,如意只有七、八岁,她掌控不了这个大局,吕后也不会允许她掌握朝廷大权。刘邦不在的话,后宫不见得会太平无事。对刘邦而言,国事与家事实难两全。国事与家事相比较,国事还是第一位的,所以他只能安慰戚夫人,于是在《张良传》中保留了刘邦为楚歌戚夫人为楚舞那曲无可奈何的悲歌。其云: “召戚夫人指视曰:‘我欲易之,彼四人为之辅,羽翼已成,难动矣。吕氏真乃主矣。’戚夫人泣涕,上曰:‘为我楚舞,吾为若楚歌。’歌曰:‘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翼以就,横绝四海。横绝四海,又可奈何!虽有矰缴,尚安所施!’歌数阕,戚夫人歔欷流涕。上起去,罢酒。竟不易太子者,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 从这一场楚歌楚舞,可以感受到刘邦与戚夫人对未来的悲剧结局是有预感的,而又是他们不能也不愿挑明的,他们都是无可奈何的。人是创造历史的主人,而历史又总是以苦难摆布着人们。刘邦尽管掌握着似乎是无限的最高权力,但也不可能什么都如自己的意愿。他只能顺着既有的人际关系,顺势而为,否则的话天下大乱。 刘邦还是在尽其全力寻找国事与家事两全其美的可能,他既然已经把国事托付给刘盈及其母亲吕后和与他一起建功立业的功臣宿将们,他又如何设法来保全他心爱的戚夫人和爱子赵王如意呢?《汉书?周昌传》讲到当时有一个分管玉玺的御史赵尧,在刘邦身边。史云: “尧侍高祖,高祖独心不乐,悲歌,群臣不知上所以然。尧进请问曰:‘陛下所为不乐,非以赵王年少,而戚夫人与吕后有隙,备万岁之后而赵王不能自全乎?’高祖曰:‘我私忧之,不知所出。’尧曰:‘陛下独为赵王置贵强相,及吕后、太子、群臣素所敬惮者乃可。’高祖曰:‘然。吾念之欲如是,而群臣谁可者?’尧曰:‘御史大夫昌,其人坚忍伉直,自吕后、太子及大臣皆素严惮之。独昌可。’高祖曰:‘善。’于是召昌谓曰:‘吾固欲烦公,公强为我相赵。’昌泣曰:‘臣初起从陛下,陛下独奈何中道而弃之于诸侯乎?’高祖曰:‘吾极知其左迁,然吾私忧赵,念非公无可者。公不得已强行!’于是徙御史大夫昌为赵相。” 为什么会想到周昌呢?因为在太子废立的问题上,周昌曾力保太子刘盈,为此,“吕后见昌,为跪谢曰:‘微君,太子几废。’”正由于有这一段情节,吕后不会对周昌下毒手吧。那么周昌能保全得了赵王如意吗?很难。《周昌传》云: “高祖崩,太后使使召赵王,其相昌令王称疾不行。使者三反,昌曰:‘高帝属臣赵王,王年少,窃闻太后怨戚夫人,欲召赵王并诛之。臣不敢遣王,王且亦疾,不能奉诏。’太后怒,乃使使召赵相。相至,谒太后,太后骂昌曰:‘尔不知我之怨戚氏乎?而不遣赵王!’昌既被征,高后使使召赵王。王果来,至长安月余,见鸩杀。昌谢病不朝见,三岁而薨。” 尽管刘盈与如意二个少年是同父异母的兄弟,感情很好,只要涉及到帝王权力争夺的纷争,吕后是斩草除根,丝毫也不留余地的。吕后处置赵王如意与戚夫人的过程,见于《汉书?外戚传上》,其云: “(太后)使人复召赵王,王来。惠帝慈仁,知太后怒,自迎赵王霸上,入宫,挟与起居饮食。数月,帝晨出射,赵王不能蚤起,太后伺其独居,使人持鸩饮之。迟帝还,赵王死。太后遂断戚夫人手足,去眼熏耳,饮瘖药,使居鞠域中,名曰‘人彘’。居数月,乃召惠帝视‘人彘’。帝视而问,知其戚夫人,乃大哭,因病,岁余不能起。使人请太后曰:‘此非人所为。臣为太后子,终不能复治天下!’以此日饮为淫乐,不听政,七年而崩。” 大利与大害相伴,帝王制度下,国事与家事搅合在一起,为了争夺王权,那么这个国家机构的化身,便成了吃人的机器。首先被吃的是自己的亲骨肉,为了继承国家的王权,那么父子、兄弟、夫妇之间都会成为互不相容的对象。这样的历史悲剧,二千多年来,一次又一次地花样翻新,但都跳不出这个亲人之间互相仇杀的格局,不知何时才能从根本上防止这样的悲剧重演。刘邦生前预感到会有这样的结局,他生前能平衡各种力量的矛盾关系,死后这个平衡便被打破了。事死如事生,往往只能表现在礼仪形式上,很难在权力结构上得到真正的落实。 在中国历史上,从来很少有一个帝王生前对身后的安排能如意的,刘邦是如此,其他人也一样。曹操有二十五个儿子,曹操在时,诸子之间矛盾便很深,曹操喜欢環夫人生的曹冲,史称其“仁爱达识”,“太祖数对群臣称述,有欲传后意。”可惜曹冲于建安十三年病故,那年他只有十三岁。“太祖亲为请命,及亡,哀甚,文帝宽喻太子,太祖曰:‘此吾之不幸,而汝曹之幸也。’言则流涕。”可见那时他们父子之间、兄弟之间便因“传后”的问题有猜疑之心了。此后在曹丕与曹植之间,曹操举棋不定,最终以曹丕为太子,为此而压曹植,借故杀了与曹植相善的杨修。曹丕即位以后,曹彰死得不明不白,陈寿评述曹氏对宗室诸王“禁防壅隔,同于囹圄”,“骨肉之恩乖,常棣之义废。”晋室的司马炎,立了一个白痴司马衷为太子,该废而不废,结果是八王之乱。隋氏杨坚废杨勇立杨广为太子,后悔莫及,连自己也死得不明不白。唐代李渊国事与家事的关系也没有处理好,玄武门之变,李世民与建成、元吉之间一场生死拼杀,对李渊而言,是永远挥之不去的伤痛。李世民自己父子关系也没有处理好,太子承乾与魏王李泰之间的争斗,俩败俱伤。《旧唐书?长孙无忌传》载李世民在俩仪殿对长孙无忌说:“我三子一弟,所为如此,我心无憀”因自投于床,抽佩刀欲自刺,可见其痛苦之难以名状。赵匡胤之死,刀光剑影,始终是一个迷,王者的交接班,由于把国事和家事搅合在一起。历代的创业之主都难以摆脱如何才能两全的困境。成吉思汗、朱元璋、努尔哈赤都没有在生前处理好身后事,故历朝历代创业的王者,他们到死也都有放不下的苦恼。在这里我只能略述一二,无法一一细说。若要细说,可是一部专门的著作,总之,国家大事,是全国百姓的公事,究竟怎么办?近百年来的中国历史在不断进步,我相信最终会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道路,当然不是照搬西方的模式,那只会乱套的,在这个问题上头脑一定要清醒。别给外国人的么喝迷糊了自己的眼睛,他们是唯恐中国不乱。(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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