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这是我前一个时期写的短文，后来看到薄熙来的问题，现在中央正式立案审查，为便于吸取教训，我想这篇博文从个人修养上讲一点正反二面的历史故事，或许还是有益的。古人在《礼记?大学》中讲的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即便在今天，亦还是有意义的。为官须以为人在先，孔子在论语中讲过，“其身正，不令而行。”要正身，就要先正心，一个人心地正直了，行为也就端正了，这就是修身，自己正了，才能管好家，连家属也管不好，怎能为官呢？怎能取得人民的信任，怎能忠于自己的职守呢？我们大小官员都在治理国事，是老百姓的公仆，修身齐家是必不可少的功课。历史上对一个人的评价，往往不只在于他的事功，更看重的是他的人品，中国历史上三国时期是英雄辈出的时代，如诸葛亮在事功上比不上曹操和孙权，但后世歌颂他的作品超过任何一个人，关羽是一个失败的人物，但后人敬重他为人的道义，称他为武圣。我们不是不要政绩，政绩要经得起时间的检验，更看重他为人行事的品格。不是现在大家都在提倡国学，提倡儒学吗？恐怕应多讲一点修养，现在的中国不是乱世，是治世，是社会要求稳定的时代，那更要注重个人的修养，国家和社会才能保持持续的稳定。因此，看一下诸葛亮如何为人，作一点对比，于人于己都还是有益的。 　　—————————————————— 　　记得毛主席曾经说过：“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服务》）在三国鼎立那个时代，有一个人，他死了以后，千百年来不仅是历代的统治者，而且为广大底层群众所怀念，他的死重于泰山，其所以重于泰山，是在于他生时的人品。论事功，他不如曹操，论权势，他不如司马懿，但他鲜活生动的形象始终活在人民的心中，纪念他的祠庙，歌颂他的诗歌、小说、戏曲，超过中国历史上任何人。为什么？因为他的人品为其他历史人物所不及。这个人不是别人，他就是诸葛亮。 　　首先，他廉洁奉公。他是中国历史上唯一公布自己财产的丞相。刘备去世，他执政以后，第一个公布自己的财产，接受监督，并表示现在这些产业，其子弟衣食有余，不再让自己子弟谋取私财了，而且说到做到，终身不渝。《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称： 　　“初，亮自表后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及卒，如其所言。” 　　蜀汉的官员，与魏吴相较，要廉洁一些，这与诸葛亮起表率作用有关。官员不谋私财，这是正心，立身的第一条，也是官德的第一条，惟其不谋私财才能秉公处事，不仅是口头承诺，而且是公开透明，经得起事实的考验。这一点诸葛亮说到做到，古人能做到，海外为官者能做到（尽管其中有假），我们也应该能做到这一点，领导应该在这方面带头起表率的作用。为官是为了奉献，决不是为了谋私财，要过清贫的生活，要一辈子以清贫为荣，而不是一时作秀。那么多人热衷于考公务员，其中有没有油水太多的诱惑啊？值得警惕！ 　　其次，严格家教。《礼记?大学》上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紧密相联系的各个环节。一个人如果心术不正，那就说不上修身的问题。自己不作表率，那家中的子弟也管不好，何谈治国平天下。如果家教不齐，连自己妻儿子弟在外横行霸道无恶不作也管不住的话，治国平天下又从何说起。你又从何取信于民呢？“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其机如此。”（《大学》）诸葛亮在齐家这一点上非常严格，他的妻子是一个黄脸婆，《襄阳记》云：“黄承彦者，高爽开列，为沔阳名士。谓诸葛孔明曰：‘闻君择妇，身有丑女，黄头黑色，而才堪相配。’孔明许，即载送之。时人以为笑，乡里为之谚曰：‘莫作孔明择妇，止得阿承丑女。’”诸葛亮并不因丑而弃妻。诸葛亮得子较晚，曾领养兄子诸葛乔为己子，后自己有二子，长子为诸葛瞻，在诸葛亮去世那一年还只有八岁。他给兄长诸葛瑾去信云：“瞻今已八岁，聪慧可爱，嫌其早成，恐不为重器耳。”他对儿子有期望，亦有不满，故有《诫子书》云：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漫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 　　这是孔明在修身治学上对自己，也是对其子弟提出的要求，对功名利禄，必须淡泊才能明志。对治学则要宁静才能致远。在修身养性上不能怠慢和急躁，少年不努力的话，老大徒伤悲。诸葛瞻并没有辜负其父的期望，蜀亡时，他是以身殉职的。有的人望子成龙，结果成虫，而且害得自己也一起身败名裂，林彪在这方面便是一个反面的典型。他是摔在妻子叶群和儿子林立果身上的，一代名将落得个折戟沉沙的下场。薄熙来同志在这方面的教训也是深刻和惨痛的，干嘛把儿子送到虎口去呢？谷开来与海伍德的矛盾冲突，不会是单方面的，所以她出此下策，恐亦有难言之隐情，落人口舌，然后被国际反华势力制造事端，目的是借此扰乱中国的政局。目前这样的处置，对大局的稳定起了关键的作用，海外反华势力不会甘心，他们的野心大得很，目标是分裂中央，分裂党，在目前情况下，他们要再掀风作浪，恐怕也难了，大局已定了。那些谣言只会更加暴露他们险恶的用心，他们也太小看中国人民的火眼金睛了，它只会加深人们的敌情观念。至于具体的事件会依党纪国法。而对问题教训的思考应是举一反三多方面地去深入总结。使这个想来都令人痛心的教训真正转化为党和国家的财富。古今多少人，在修身齐家这个问题上不过硬，都还不懂得如何引前人之失为训。要懂得做裸官恐怕很难有好下场，至少在人民心目中，这样的人不可信，他们对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没有信心，又怎能托以国事呢？ 　　第三，诸葛亮执法公平公正，张裔曾留成都为诸葛亮丞相府的长史，“常称曰：‘公赏不遗远，罚不近阿，爵不可以无功取，刑不可以贵势免，此贤愚之所以佥忘其身者也。’”（《三国志?蜀书?张裔传》）诸葛亮自己也说过，“吾心如秤，不能为人作轻重。”即严格依法治国，执法不因人而异。另一方面经过他处理的人，他讲证据。如他处理李平也就是李严失职的问题，事情发生在建兴九年，“亮军祁山，平催督运事。秋夏之际，值天霖雨，运粮不继，平遣参军狐忠、督军成籓喻指，呼亮来还；亮承以退军。平闻军退，乃更阳惊，说‘军粮饶足，何以便归’！欲以解己不办之责，显亮不进之愆也。又表后主，说‘军伪退，欲以诱贼与战’。亮具出其前后手笔书疏本末，平违错章灼。平辞穷情竭，首谢罪负。”“乃废平为民，徙梓潼郡。”另一方面诸葛亮又与李平之子李丰书，称其父：“今虽解任，形业失故，奴婢宾客数十人，君以中郎参将居府，方之气类，犹为上家。君与公琰（即蒋琬，时任丞相府长史）推心从事者，否可复通，逝可复还也。”（《三国志?蜀志?李严传》）从这件事可以看到诸葛亮对李平的处置合情合理，没有株连他儿子。后来李丰还官至朱提太守，对有过错的人，也不往死里整，表示改了，还可以回来做官。三年以后，建兴十二年，李严闻诸葛亮去世，“发病死，平常冀亮当自补复，策后人不能，故以激愤死。”另一个因失职被诸葛亮表后主废为民的是廖立，“于是废立为民，徙汶山郡。立躬率妻子耕殖自守，闻诸葛亮卒，垂泣叹曰：‘吾终为左衽矣！’”（三国志?蜀书?廖立传））这二个案例反映诸葛亮执法严而有情，能让人心服口服。 　　第四，在为人上，他讲诚信，不搞阴谋权术。章武三年（公元223年）春，刘备在永安病危，自成都召诸葛亮去永安，属以后事。诸葛亮本传称： 　　“（备）属以后事，谓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 　　刘备这番话出于曹丕篡汉以后，既有先例，把话说到底，“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而诸葛亮在《前出师表》讲自己，“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当时蜀国的处境实际上是魏蜀吴三方最弱的一方，特别是魏蜀之间，魏强蜀弱，北伐是不得已而为之，如果不北伐，也只是坐以待毙。所以六出祁山，北伐中原，实际上是加强蜀北方的防御而已。他是知其不可而为之，所以他会说自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话。从诸葛亮的这些表白和作为，可见他出于至诚，并非虚情假意。刘备托孤后的十二年，他辅佐刘禅确是真心诚意，矢志不渝。当时一起与诸葛亮受托孤之命的还有李严为副，当时李严有与诸葛亮书，劝诸葛亮受九锡，进爵称王。亮答书曰： 　　“吾与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复相解！足下方诲以光国，戒之以勿拘之道，是以未得默已。吾本东方下士，误用于先帝，位极人臣，禄赐百亿，今讨贼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宠齐、晋，坐自贵大，非其义也。若灭魏斩睿，帝还故居，与诸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邪！” 　　从诸葛亮的答书，也可以知道他没有任何个人的野心。这一点他高明于同时期其他领军人物。到他去世以前的建兴十二年，作为被托孤的大臣，始终没有改变自己的初衷。说明他是可以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的真君子也。 　　当时，可以与诸葛亮比较的另一个人是司马懿，他们是同时代的人，司马懿长于诸葛亮二岁，诸葛亮五十四岁便去世了，司马懿七十二岁才去世。司马懿先后受魏文帝与魏明帝之托孤，但此人言而无信。魏文帝去世时，他是与曹真、陈群、曹休一起受遗诏辅立的。魏明帝去世时，“太尉宣王还至河内，引入卧内，执其手谓曰：‘吾疾甚，以后事属君，君其与爽辅少子，吾得见君，无少恨！’宣王顿首流涕。”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曰：“时太子芳年八岁，秦王九岁，在于御侧。帝执宣王手，目太子曰：‘死乃复可忍，朕忍死待君，君其与爽辅此。’宣王曰：‘陛下不见先帝属臣以陛下乎？’”魏明帝忍死以六尺之孤相托，结果司马懿乘曹爽带着齐王芳谒陵时，便在洛阳发动兵变，夺了曹魏的政权。陵土未干，他就翻然变脸，以诛戮异己为能事了。故李世民在《晋书》卷一的《宣帝纪》末，写了一篇制文，其云： 　　“文帝之世，辅翼权重，许昌同萧何之委，崇华甚霍光之寄。当谓竭诚尽节，伊傅可齐。及明帝将终，栋梁是属，受遗二主，佐命三朝，既承忍死之托，曾无殉生之报。天子在外，内起甲兵，陵土未干，遽相诛戮，贞臣之体，宁若此乎！尽善之方，以斯为惑。夫征讨之策，岂东智而西愚？辅佐之心，何前忠而后乱？故晋明掩面，耻欺伪以成功；石勒肆言，笑奸回以定业。古人有云：‘积善三年，知之者少，为恶一日，闻于天下。’可不谓然乎！虽自隐过当年，而终见嗤后代。亦犹窃钟掩耳，以众人为不闻；锐意盗金，谓市中为莫睹。故知贪于近者则遗远，溺于利者则伤名。” 　　李世民这番话，把司马懿这套阴谋权术，实在批判得淋漓尽致。这里所谓“明帝掩面”，是指东晋明帝时，“王导侍坐。帝问前世所以得天下，导乃陈帝创业之始，用文帝末高贵乡公事。明帝以面覆床曰：‘若如公言，晋祚复安得长远！’迹其猜忍，盖有符于狼顾也。”（《晋书》卷一，《宣帝纪》） 　　司马懿如此作为，连其子孙也无脸见人。李世民所言“虽自隐过当年，而终见嗤后代”，这话也是深刻的，在当时固能以权势堵住人们一时之口舌，时间久了，历史还会恢复它的真相，那个是是非非便自有公论了，连石勒都会取笑他“奸回以定业”。故司马懿在历史上的定位，不是他们父子自己所能定的。自以为可以一手遮天，实际上只能是“窃钟掩耳，以众人为不闻；锐意盗金，谓市中为莫睹”，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结果只会是大家心知肚明的知道此人所作所为不足为训。得逞只能是一时，遗臭却可能是万年。比较司马懿与诸葛亮这一千多年在人民群众中的社会地位与心理影响，后人只会怀念诸葛孔明的光明磊落，决不会去为司马懿不讲诚信的阴谋权术歌功颂德的。讲这二个一正一负的典型，是说明为国谋事，必须忠诚不二，言而有信。 　　历朝的正史，都是后朝修，对各朝的创业之主，一般都很少有微词，唯独《晋书》对其创业者留下如此评说，西晋这个短命的朝代，既不善始，也不善终，落得一个八王之乱和五胡乱华。一个人的死亡，是对这个人一生的总结，比较诸葛亮与司马懿，什么人的一生重于泰山，什么人的一生轻于鸿毛，在后人的心目中还不清楚明白吗？一个人在当时的权势并不起决定作用，当时的权势只有当时的作用，身后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流逝，权势的影响会慢慢消退，为人的品格慢慢在起作用。上个世纪中国历史上的领袖人物，曾有不少人独领风骚，如果过几百年回过头来再看，我想能给人民群众怀念的人物，也许还只有二三人，一个是孙中山，一个是毛泽东，只要看一下毛泽东如何对待其爱子毛岸英，其他人也许只能等而下之了；再其次便是周恩来，他那严于律己和治家，也许还能流芳百世。作为后人，在我们告别这世界时要扪心自问一下，自己这一生，可对得起先烈为之付出生命的伟大事业。我是治史的，深信历史自有公论，如若不信，咱们等几百年再瞧吧。自有后人会为我们这一代人作出公正的评述。关于死亡的思，确是死亡逐渐在逼近所引发的思考，只要生命不息，思考还会继续，诸葛亮的《后出师表》说过，“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嘛！（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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