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的生命总是短暂的，然而生命还会子子孙孙的延续下去，人到临终前总会对自己的一生有所回顾，对自己的子女有所交代，这个问题对普通人还好办，对王者特别是对王朝的创业者更其是一个难题了，往往不能如愿，历朝历代几乎都难以例外，此事姑且留待后说。 　　 陶渊明去世时，是六十三岁，他在五十七、八岁时，便对自己的儿子们作了交代，那时他写了一篇《与子俨等疏》，陶渊明有五个儿子，文的开头是“告戒俨、俟、份、佚、佟”，其中份与佚是双胞胎。他前妻去世后，又续娶翟氏，那最小的佟是翟氏所生。陶渊明早年对其子并没有任何刻意的要求，没有如某些现代人那样刻意地把自己的希望押在孩子是否优秀的身上，而是一切听其自然，没有剥夺属于孩子自身的童年。故他在四十多岁时，写《责子》一诗，称： 　　“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 　　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 　　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 　　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 　　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 　　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 　　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陶渊明集》卷三） 　　 陶渊明生前对自己的儿子当然有期望，这在《命子》一诗中可以看出，但不勉强他们。《责子》一诗，既是不满，又有教诲的意思，但也不勉强。比起当代人，他要自由率真得多，从一个人的成长看个人的努力固然重要，还有个人的出身与时代的际遇则不是个人所能选择和决定的。每个人的起跑线也不可能是完全平等的，即便在同一起跑线上，人生的轨迹亦各不相同，如果社会能为城乡不同的群体都提供一个健康成长的环境，那就非常理想了，即便如此，在风云际会中各人的契入点也各不相同，其结果自然不同，有许多事不能强求。故陶渊明《与子俨等疏》中，开头便讲：“天地赋命，生必有死，自古贤圣，谁独能免？”“穷达不可妄求，寿夭永无外请。”立志可以崇高，其结果不一定都能如愿，总之一切都是自然的，对一个人的寿夭穷达不能有非分的要求，否则只能自寻烦恼。接下来便说：“吾年过五十，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性刚才拙，与物多忤。”一生贫困穷苦，与自己“性刚才拙”有关，尽管自己“与物多忤”，这个“物”字，是指世慕荣利而完全物化的社会环境，尽管与世多忤但他心态还是平和的，并且自得其乐。他说自己“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这个宗旨在他一辈子的生活中，一以贯之，这也反映在他写的《五柳先生传》的文字中，《晋书》本传，亦称其“尝著《五柳先生传》以自况”，其文开头云：“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在这里陶渊明不标榜自己的姓氏与家世，其实他是东晋世家子弟，他的曾祖父陶侃，带兵四十一载，曾经都督荆、江、雍、梁、交、广、益八州诸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官至太尉、大司马，雄踞建业上游的实力派，终年七十六岁。史称其“媵妾数十，家僮千余，珍奇宝货富于天府。”有子十七人，陶渊明是陶侃的曾孙，其祖父陶茂，任武昌太守，在陶侃的管辖范围，他们家是集权贵和财富于一身的大家族。在陶侃去世以后这个大家族立马就衰落了，陶侃是以富贵遗子孙，反而贻害子孙，他那么多儿子为了权力和财富自相残杀，刚送“侃丧还长沙，（其子）夏与斌及称各拥兵数千以相图，既而解散，斌先往长沙，悉取国中器仗财物，夏至，杀斌，”不久夏病死，陶侃的另一个儿子陶称则为庾亮所杀，这个家族衰落了。没有看到陶渊明祖父陶茂的行状，不知是凶、是吉，陶渊明的父亲，根据陶氏宗谱，为陶敏，只知他在陶渊明十二岁时便去世了，故没有关于他事状比较可靠的记载。陶渊明的母亲孟氏，为孟嘉第四女，而孟嘉娶陶侃第十女，故陶渊明的母亲为陶侃的外孙女，大体上可以窥知从陶茂起，陶氏这一族系已趋于衰落。从陶侃到陶渊明是第四代。“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这是孟子说的，陶侃留下的权势和财富所导致的内斗，对他那么一大群子子孙孙，实际上是一切灾难的祸根。这对一个家族所以衰落的历史讲是如此，对若干个家族联合一起的统治集团，如北周、隋、唐的关陇集团而言也是如此。《周书》卷三十六末讲的八柱国，十二大将军，这二十家族集团，包括拓跋氏即元氏、李虎的家族、杨氏、独孤氏、于氏等处于权力结构核心的诸家族都在这些家族集团为了争夺国家权力而无休止地自相残杀的内斗中，分别趋于衰败而逐渐消亡，王朝则由西魏到北周，到杨隋是外公夺了外孙的权，到李唐中叶，开元以后，整个关陇集团一起败落了。如果有人去查一下，这二百年历史中，这二十个家族的历史，几乎没有一个有好的结局，都是很凄惨的伤心史。如若不信，不妨有心人去查一下。为什么如此？大利与大害并存，说到底还是“穷达不可妄求。”不是不可求，而是不可妄求，荣辱不能脱离个人及其家族所处历史环境。从个人和家族讲这世上没有长盛不衰的，故为人还是要荣辱不惊，一切听其自然的好，以淡泊为尚。也许这就是陶渊明在《五柳先生传》所以说自己“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氏”宁可以宅边的“五柳树”为号，强调自己“闲静少言，不慕荣利。”以有别于他当世那些世家子弟炫耀门第，出卖父祖声名之恶习。在这一点上，我的心与陶渊明是相通的，陶家门前还有五棵柳树，我家门口只有一棵老柳树，而且被虫蛀而折了一半，只剩半枝残柳了，这一辈子从来只求生活上得过且过，从未刻意追逐财富。而且对那些喜欢附龙攀凤嗜钱如命者，历来嗤之以鼻。 　　陶渊明在《五柳先生传》中，对自己生活的描述可以“安贫乐道”四字概括之。一方面是“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他安于贫穷，不以为耻；另一方面是“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这就是乐道，就是表白自己有一个“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孤傲不群之心志。在这一点上，我的心也是与陶渊明相通的，这一辈子也就与书本为伍。在学校里我喜欢读书，坐办公室也在读书，蹲监狱了，也以有时间读书为乐。一套二十四史，跟了我从家里到看守所，一起蹲监狱，然后一起回家，有的几乎被我翻烂了，我读书也喜欢动手，边读边圈圈划划，兴之所致，也就是“每有会意”，便不期然地也会在天头上批上几句，也就是陶渊明所说的“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的境界。当然，作文仍是我的嗜好，也就是“常著文章自误，颇示已志”罢了，至于“忘怀得失”，我这一辈子何尝汲汲计较于个人之得失，问心无愧，便心安理得了，惟淡泊才能明志啊！再说陶渊明前面这些话与他在《与子俨等疏》所言在观念上是完全一致的，然而他这样的生活境遇，对其子女讲，是使“汝辈稚小家贫，每役柴水之劳，何时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从那些话，还可见陶渊明作为为父者对子女生活上穷困的遭际，多少还有一点愧疚之心。关于身后之事，他对诸子还是提出了自己的希望，“然汝等虽不同生，当思四海皆兄弟之义”，要如“鲍叔、管仲，分财无猜，”那就是谁多谁少毫不计较，指鲍叔、管仲他们合夥分财时，管仲多了，鲍叔毫不计较，因为管仲确有实际困难。“虽不同生”是指其小儿子与前四子不同母，故下面还有一句“况同父之人哉！”虽不同母，亦还同父嘛。陶渊明为官时间不长，在晋宋换代之后，更说不上有什么政治权势了。家境那么贫穷，实在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诸子分割，在这一点上他与其曾祖陶侃有天壤之别。陶渊明终年六十三，去世以后，也没有看到有关他子女事状的记载，大概都平安无事，至少不会如他祖父这一辈，即陶侃诸子间为了争夺财富和权势自相残杀吧。也许这一点正是能够告慰于陶渊明在天之灵的。在他临终前，写了一篇《自祭文》，具体写作时间大概在他去世前的九月间，他在文中说：“天寒夜长，风气萧索，鸿雁于征，草木黄落。陶子将辞逆旅之馆,永归于本宅。故人凄其相悲，同祖行于今夕。”还说：“自余为人，逢运之贫，箪瓢屡罄，絺绤冬陈。”穷困了一辈子，说自己“勤靡余劳，心有常闲。乐天委分，以至百年。”虽然勤劳了一辈子，心情却非常闲适，没有思想上的负担，“识运知命，畴能罔眷。余今斯化，可以无恨”。表示自己这一辈子过得没有做过什么因对不起人而放不下的遗憾和包袱。由于他不喜欢世慕荣利之恶俗，故其“人生实难，死如之何？鸣呼哀哉！”因为如他那样的人，生活在世俗的包围中，实在太艰难，还是死了便能一了百了，实际上这也是对世慕荣利的一种抗争。这就是陶渊明对死亡的态度和对子女的关照。而这一切，正是陶渊明那许多作品得以流芳百世，为后人仰慕的地方，也是他在中国历史上胜于其父、祖辈的地方。世上记得陶渊明比知道其曾祖父陶侃的人要多得多吧！现在还是有人以自己父祖的出身和门第为荣，其实读一下陶渊明传，了解一下他家族的兴衰，不失为一服清醒的良药，“君子之泽，五世而衰”，这句话还是会不断为历史所应验的，靠拼爸出人头地的人们，能侥幸于一时，失意或许还到不了五世，因为社会生活节奏的步伐大大加快了，国家仍会不断地发展和进步。（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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