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0日，下午四点，我散步回家，遇邻家老太，她告诉我，老头走了。我一惊，因为我前二天还见他健步外出，怎么一下子便走了。她告诉我是7日下午，去运光新村买菜，路上倒地，送岳阳医院急救，次日清晨便去世了。我问她老头几岁了，她说六十二岁。什么病？心肌梗死。怎么事先一点没有预兆？说他只是不时用手拍胸。我懂了，那是心绞痛。为什么不治疗一下？我说：“我今年八十二了，也是这个病，是心衰，已装了两次支架。这个病不可逆，但可以放慢它的病程。”她说，他们是外地来打工的，家在湖南，骨灰盒放在家里，看不起病呀！他们家二个女儿在上海打工，老太自己做钟点工，这一点收入，怎么经得起医药费的折腾呢？我为之感伤。 　　回屋不到半小时，陈守实师的孙女来电话，告知朱维铮在下午三点多走了，是钱文忠在网上第一时间发布的，要我保重身子。一个小时内二传噩耗，倏忽之间，生死两界，脑子一下子闪现的是江淹《恨赋》中最后一句话：“自古皆有死，莫不饮恨而吞声。”这二个逝者都会有遗恨呀！ 　　记得我最后一次见朱维铮是在今年1月11日傍晚，我去新华医院探视历史系的二个病人，一个是吴浩坤，因高血压突发住院。一个是朱维铮，因肺癌转移。先看吴浩坤，然后一起去看朱维铮。见他人是消瘦了，但精神还好，还能围着病床走几步。他给我抱不平，讲纪实频道大师栏目组做周予同先生的节目，因为采访我而被有关方面警告，他在我面前痛骂王春瑜在背后搞小动作，只见他愤愤不平之情。其实这些事，我根本没有挂在心上，反而是我劝他不要计较了，过去就算了，将来如果有当事人说起，这还会是一段特定历史时期，特定人物身上的一段可笑又是很有趣的事，因为在那个位置上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就是那样。使他愤愤不平的另一件事，是挂在他名下的十余名博士生，他对博士生招生制度也愤愤不平，还在想着他们论文答辩的事，还在想着要给他们上课。现在他也只能“饮恨而吞声”了。我邻居那个老头，同样也放不下自己妻子和二个尚未成婚的女儿啊！何尝不“饮恨而吞声”呢！ 　　朱维铮是六〇级的毕业生，他毕业以后便分配在我所在的中国古代史教研组，帮陈守实做一点教学辅导工作，不久周予同受任主编教育部部颁的教科书《中国历史文选》的工作，中国古代史教研组的教师与研究生都参加了这项工作，朱维铮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这本书只有我与陈守实先生没有具名，其他人都挂名了。大家撰写的注释稿由朱维铮汇总到周予同先生那儿，由周先生改定以后，他再拿来要我过目，在题解上我偶尔就自己所知做一点补充。通过这一件具体的工作，他就慢慢进入学术的殿堂了。这一本周予同先生主编的分为上下两册的《中国历史文选》至今仍是大学本科历史专业入门的教科书，无论其选目、题解、注释都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朱维铮得到了一次做学问基本训练的机会。那时我们也在《学术月刊》上发表一些论文，署名是集体姓名的拼合，如1960年12期上面发表的《论“四权”与中国古代农民战爭的关系》一文，署名便是陈嘉铮、龙德瑜，陈是陈守实，嘉是朱永嘉，铮是朱维铮，龙是赵人龙，德是研究生李祖德，他后来是《中国史研究》主编，瑜是研究生王春瑜。后来用一个集体笔名，那就是罗思鼎，那时是为了学习雷锋。这个罗思鼎小组最先是四个人，朱永嘉、吴瑞武、王知常、朱维铮四个人，四个人中，他是最年轻的一个。六四年时，是中共上海市委把我们调到华东局内刊写文章，那时是金冲及负责。三月十四日下午我出席他遗体告别仪式的会议时，屏幕上还闪现了一张五个人合影的照片，前排二个人是金冲及与我，后排三个人是王知常、朱维铮与吴瑞武。文革开始的时候，他与我在一起，到一月夺权时，他独立工作了，也作了一些有益的事。在遗体告别仪式上，还展示了他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工作证，那时他曾经是群运组的副组长，大概得罪了工总司的朋友，以后被派往《文汇报》北京办事处，搞简报，与艾玲在一起工作，《文汇报》的四一二炮打与北办传来的一些小道消息有关。以后清查五?一六时，所有参加北办工作的人都被办学习班，被隔离在原苏联领事馆的地下室有几个月，事后证明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学习班结束以后，朱维铮被安排去水产学院作了一段时间工宣队，他还写了在水产学院工宣队做的社会调查，我没有看到，徐景贤的秘书看到过，说蛮生动有趣的。但他已不能回到写作组工作了，因而回历史系。那时他的任务还是我布置的，如为毛主席标点古文时，要研究章太炎的思想和文章，所以文革后期那几年他一直能潜心读书做学问。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文革结束以后，他反而因祸得福了。这几十年我们其他三个人都还是在艰难中度日的，他反而是一路顺风，在教学与写作上都有成果。事物是辩证的，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依。这一路顺风对他也有害，他好胜逞强的个性，还有大量的抽烟，连续不断的拼命工作，反而损害了他的健康。论年龄他比我小五、六岁，本该是他为我送行的，现在反而是我为他送行了。为人处事上，他缺少一个平和的心情，也许这是他致病的一个重要原因吧。然而在我与他之间，不管是谁处于逆境，或者顺境，不仅没有落井下石，而且都还能心心相印，在这一点上，他还是非常善良的。大家对自己的老师，比如陈守实、周予同等先生，都没有丝毫违背师道的言行，在这一点上，我们之间都能互相告慰。从他一生的经历，可以知道，一个人要有所成就，离不开二个条件：一是环境要为个人的发展提供机会；一是个人要努力向上，并持之以恒，而环境的曲折，个人的磨难，看你如何对待，如果你把个人的得失看得太重，消沉了，那会埋没你的光芒，如果奋起不息，反而是造就思想文化和大师的机会。朱维铮在挫折时，没有消沉，以后的环境又提供了他成长的机会，从他身上，可以看到环境要宽容，个人要不屈不饶地努力，学术与文化才可能更上一层楼，跌倒一二次并不可怕，要能爬得起来，继续奋进。他在学术上的成果我就不具体说了。 　　人到了晚年，老病缠身，死亡逼近，自然会产生对即将到来的永别的思考，无论是伟人还是平凡的普通人，都会有各自不同的思考，这对我而言，不是恐惧，而是如何直面死亡的思考。 　　记得1974年5月10日，毛泽东一口气通过姚文元要我们为他标点五篇赋，其中包括庾信的《枯树赋》，谢庄的《月赋》，谢惠连的《雪赋》，江淹的《别赋》和《恨赋》。我们接受任务后，直奔复旦中文系，章培恒、王运熙、顾易生等好几位老师一起标点和注释这几篇赋。我们是在五月下旬上送姚文元转呈毛主席的，在标点和注释最终上送时，我都读过。我想毛主席是从《昭明文选》上挑选的，我知道毛泽东在文学上喜欢楚辞、汉赋，曾推荐过枚乘的《七发》，李善认为这是枚乘“说七事以启发太子”。汉代的赋比较长，南朝的赋都比较短，故称小赋。这次要我们标点的几篇赋，除庾信的《枯树赋》外，都属于南朝小赋中的名篇。赋的特点，是登高远眺而赋，睹物兴情，然后是写物图貌以寓情思。谢惠连的《雪赋》借着梁孝王兔园赏雪来刻画雪景，以写景为长。到谢庄的《月赋》，虽有体物写景之处，但是以抒情为长。而江淹的《别赋》与《恨赋》则是直抒生死离别之情了。 　　在江淹这二篇赋中，在情感上更触动毛泽东的是《恨赋》，如何直面生离死别的问题，那时实际上已摆在毛泽东面前了。1974年3月，周恩来的病情加重，每天都大量尿血，每周要输血两次。毛主席自己在1972年初发过一次心肌梗塞，抢救回来，到这时病情又有反复。1972年初，他去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时，追悼会结束，他由于站的时间久了，乘车回去时，脚抬不起来了，心衰引起下肢浮肿，脚一下子弯不过来了，是工作人员帮助抬上车的。他原来的鞋子穿不上了，要特制大的布鞋，皮鞋是不能穿了，因为脚肿，这个症状我现在也感到非常明显。5月30日，他会见李政道时，谈到事物只有相对对称，没有绝对对称时，毛泽东插话说：“我这个肩膀就是这边高这边低，我的眼睛这边好，这边差。”其实这也许是心脏衰弱的一种症状，我晚上卧床时，不能向左侧，只能向右侧，因为心脏在胸的左侧，脚肿左右侧也是不对称的。那个时期，毛泽东同志在接见外宾时，经常说起“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那时他已八十一、二岁了。还说“马克思已经给他发过请柬了”。这些话无非说明死神离他越来越近了，说这些话并非出于恐惧，而是直面，这是唯物主义者面对死亡的态度。也就是在这一年的六月中旬，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再度出现问题，经神经科和内科专家会诊后，决定第二次为毛泽东成立医疗组，包括心血管内科，神经内科，麻醉科，呼吸科，外科，重病护理等方面的专家。这个医疗组存续了二年多时间，直到他去世。再好的医疗条件，可以延长一些生存的时间，但毕竟是无力回天。然而他要面对的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死亡，大家都懂得，无论哪一个人死了，地球照样会转，太阳还是从东边起来西边落下。而他的地位决定了他势必要思考自己生前这一辈子，还有多少未了的事，必须赶紧做，或许还会思考身后会怎么样。他的地位与普通人不同，考虑的问题会更多一些，有许多话他不能明说、直说，也不能早说，他的一举一动，都要考虑后果，难呀！所以他想着读《恨赋》与《别赋》或许是想看看古人是怎么思考这个问题吧，或许想借此来透露一点他正在思考生死这一个大问题吧。（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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