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 　　这是去年五月末，为了参加复旦大学谭其骧师诞辰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提供的一篇发言稿，压在箱底快一年了，现将其在博客上分上中下三次刊载，供大家评说。 　　 谭其骧先生与我师生相从前后二十七年，相互之间情谊甚深，如果大家读过《悠悠长水——谭其骧前传》及后传，可以知道他是跨越新旧中国二个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他成长于上世纪的二、三十年代，那时代内忧外患不断，个人的生活因战争而颠沛流离，在历经艰难的状况下，他那爱国主义的精神始终矢志不渝，坚持发扬中国的传统文化，不媚外，不媚俗，新中国成立后，他走过的道路也不平坦。在艰难曲折的环境下，仍坚持自己学术研究的方向和道路，求真求是，到了八十年代初，终成正果。他的一生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骨气，在做学问上自始至终保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在为人上一辈子与人为善，不谋私利，从未做过什么落井下石的事情，到了晚年居然还申请入党，他一身所走过的道路，代表了上个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正途。为人，就应该如他那样，有一股子浩然正气。 　　 在中国历史上许多知识分子，他们的成就往往是在困苦、受难的过程中磨练出来的，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是先秦文学的顶峰，但他的一生受尽委屈，最终自沉于汨罗江，但千百年来，人们始终怀念他；中国史学的开山祖司马迁，他的一部《史记》是中国和世界历史上有永恒价值的不朽之作，如果读一下他写的《报任少卿书》，便可以知道，他是如何在忍辱负重的情况下完成这部著作的，他把这件事看得比自己生命还重。班固为写《汉书》，也下过班房，这样的案例我可以举出许许多多，做人要有志气，才能在艰苦的磨练中，既显示自己为人的骨气，又能创造出辉煌的成果。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典故，叫作“江郎才尽”，江郎是谁？姓江名淹，字文通，在南朝时，他历仕于宋、齐、梁三个朝代，是南朝著名的文学家，他有两篇有名的代表作，《恨赋》与《别赋》，毛泽东晚年还想着读他这两篇赋，记得是在七四年五月十日，毛泽东曾通过姚文元要我们组织人为他标点注释并印成大字本供他阅读，他不仅读了，还改了我们做的注释，并作为正式文件下达给我们。可见毛泽东对二赋的赏识，因为作品曲折地反映了毛那时的心情，江淹在《梁书》有他的传，早年也蹲过班房，在文章中说自己那时是“身陷幽圄，履影吊心，酸鼻痛骨”，说自己是“身非木石，与狱吏为伍，此少卿所以仰天槌心，泣尽而继之以血者也。”他自比于“史迁下室，如下官尚何言哉！”出狱以后，他仕途也不顺畅，在三十岁左右，曾受打击，从京都贬为建安吴兴令，建安地处闽浙边界，山高水险，地僻人稀，在他离京途中，写下“一伤千里，独望淮海风，远心何所类，天边有征鸿”的诗句。人穷而后文工，他的许多代表作都写于那个时代，他的《恨赋》与《别赋》也正是创作于那个时期。后来他仕途通达，做了豫章王记室，梁天监中为金紫光禄大夫，心宽体胖，反而写不出好文章来了。故史称其“晚节才思微退，时人皆谓之才尽。”江郎才尽这个典故便是由此而来。我说这个典故，亦有感于余秋雨前后变化的那种社会现象，如今知识分子的待遇比过去好多了，环境也比过去自由了，讲学与科研的条件也比过去好多了，然而个人主义思想在一些知识分子中泛滥了，追名逐利成为风气，甚至弄虚作假、坑蒙拐骗道德败坏的现象也屡见不鲜，故如今知识分子中品德败坏的新闻也时见报端。环境的改善，物质生活的提高，本来是为学术文化走向繁荣创造条件，但在某些人身上则起了相反的作用，让物质利益侵蚀了灵魂，他们往往以知识精英自居，不择手段地追名逐利，且满脑子只有“全球化”和所谓“与国际接轨”，反而把爱国主义的情怀置之脑后而变得非常淡薄了，他们笔头上喜欢挂几个洋人的名字，贩一些洋人不明不白的普世概念籍以唬人，说穿了，还不是借洋人以自重，其实反衬了他们不仅是文风不正，而且在文化知识结构上数典忘祖的无知和浅薄，在为人上缺少应有的骨气，他们那样做的一招一式还不就是为了招摇过市而又能自欺欺人而已。故而重温一下吾师谭其骧先生一生之为人和为学，对纠正某些歪风邪气，识别当今某些文人的堕落还是有意义的。我说的只是“某些”并无具体指称，只是为了“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如有对号入座而愤慨不已，也只能自作自受了。 　　 　　开头的话 　　 　　二、三月间，收到邀请我参加纪念谭其骧先生一百周年学术活动的信件，谭先生享年八十二岁，我今年也八十一岁，所以这封信再一次激起我为纪念谭先生说点什么的冲动。“历历往日事，分明在目前”，谭先生最大的功绩是他花了一辈子心血，三十多年的努力，绘就了八大册中国历史地图集。他从沿革地理出发，为中国历史地理学作为历史学和地理学之间的边缘交叉学科，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他在复旦大学留下了历史地理研究所，留下了一支能继承他事业的队伍。这些成绩是大家都知道的，用不到我进一步去阐释了。我想说的是什么样的精神力量支撑着他三十多年来矢志于此，是在什么样的大环境下实现他的理想，这能为后人提供哪些警示和启迪。在说这些问题之前，我想先说一下谭先生作出这些成果时所处的时代，在那个时候社会大环境之下，他是怎样矢志不渝地坚持自己所抱定的宗旨，这个大环境既有支持他的一面，也有困扰他的一面，我只想比较客观地说明这一问题。 　　从五〇年进复旦起，到七六年文革结束为止，我与谭先生断断续续相处二十七年的情景，始终让我难以忘怀，而这许多一起相处的日子，也正是我们国家建国三十年来革命运动激情澎湃的时代。我与谭先生相处的日子，我们之间是工作上的关系，它毕竟是一个小环境，它离不开外部的大环境，许多因素是由大环境决定的，我与谭先生都是在那个大环境中走过来的。谭先生一生在历史地理这一学科上的成就，也与这个大环境息息相关，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建国以来我们经历过那么多群众运动，作为群众运动，总还包含两个方面，既有其内在矛盾的必然性，又有它非理性的情绪性的一面。理性与感性是人认知不可或缺的二个侧面，如果没有激情，那什么事情都会缺少动力，而激情奔放的时候，往往又会出现非理性的情感冲动，也会坏事。 　　我写过一篇《谭其骧先生的二三事》，那是讲谭先生在土改中的生活。土改是一项群众运动，谭先生去安徽参加土改，是知识分子到实际斗争中接受教育和锻炼。谭先生以工作队员的身份下去抓一个自然村的土改，他作为上级机关的代表，当然还能使整个运动处于受控的状态。然而土改毕竟是一场群众运动，斗地主的大会，控诉地主剥削与压迫的大会，难免出现各种非理性的行为，打一下，踢一脚，会场上出现各种宣泄情绪的表现，这就看领导者的掌控了。谭先生在五河对一个自然村的土改掌控得比较好，制止了许多土改过程中非理性的行为，以及一些地方干部的私心杂念，最终赢得了当地村民一致的拥护，所以他们一再挽留谭先生留在那里，那时谭先生也动了感情。理性与感性这二者是可以一致的，然而不是所有群众运动都是那样可以处于掌控之下，取得理想效果的。实际生活中往往会出现许多非理性的情绪冲动的状态，一旦失控了，那会造成许多严重后果。而这种失控的状态，一旦身临其境，即使你头脑很清醒，也难以力挽狂澜，最多只能避开一阵子，慢慢来扭转其倾向。在这个大环境下，尽量做一些有益的事。 　　大跃进、文革便是一种运动失控的状态，要扭转乾坤，得花费代价。我们所处的地位，也只能尽力而为，自己也不可能始终保持清醒，往往处于似醒非醒的状态。而且许多事情往往带有很大的偶然性，譬如文革初期，一九六六年八月，发生在上海的斗鬼风，先不说这次事件的起因，只说谭先生挨斗，那就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八月八日上午，谭先生去学生宿舍看大字报，忽然听到有人高喊“这就是反动学术权威谭其骧”，一批学生一拥而上，将他团团围住，有人喝令他跪下，接着便是对谭先生残暴对待、折磨侮辱的一幕了。折磨到十点，这群学生才把他放走了。那时我不在学校，更不在场，即使在场，我也阻拦不了，最多事后做一些弥补。当天下午历史系的总支书记余子道同志也只能事后去谭先生家安慰谭先生，事前他也不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那时红卫兵“破四旧”的运动，个人的力量很难阻拦。当时我自己老家也被抄了好几次，父亲母亲因为是资本家，每天被迫去打扫弄堂。我知道以后，只能把父亲母亲转移到亲戚家，避开风口浪尖，让我儿子去代替他们劳动。那时搞这些非理性行为的都是中学的红卫兵，他们什么也不懂，他们认为自己搞的是革命行动。这其中当然可能有个别坏人出于私心，在背后唆使他们做这些事，但在当时形势下，没有组织的力量是无法阻止的。在事后也不能太多地责怪那些青年人，他们毕竟缺少人生的经历。 　　1967年文革运动高涨时期，历史地理研究室的工作被迫中断，有一年半的时间，我也无法干预学校的工作，那时张春桥要我负责全市文教组的工作，我不敢接受，为什么？我怎么指挥得了那些红卫兵？一旦卷入他们的派别之争，最后还不是挨斗嘛！工、军宣队进驻学校以后，学校的秩序稍稍恢复到可以控制的状态，我才能回学校做一点工作。 　　我讲这一番话，是说明回过头来追溯我与谭先生相处的日子，它离不开建国以来那三十年的大环境，那是一个革命运动激情澎湃的时代，群众运动不断的时代。那个时期，从总的方面讲，确有不少成就，但在那个大环境下，它既充满着热情，又往往有许多非理性化的过激的事情夹杂其间，它或多或少伤害了人与人之间基本的相互关系，包括师生之间的感情。总之，我们应该客观地历史地对待这个历史时期，在当时的大环境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谭其骧先生没有一蹶不振，反而只要有机会，他还是继续努力地工作，为自己的理想去奋斗。只有放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来考察谭先生在这个阶段所作出的贡献，才能明白它的来之不易。也许我不该在大家高兴的场合，一起来庆贺谭先生百年诞辰讨论他学术成就的场合，说这些非常扫兴的事，我想还是说一下好，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嘛。这就算我的开场白吧。 　　下面言归正传，想先说一下谭先生所以能取得成就，他如何为学为人的那些最基本的信念，正是这些信念支持着他一生坚持不懈努力奋斗。他留给后人最珍贵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他终身坚持的那些信念。 　　 　　谭先生的求真精神 　　 　　谭其骧先生是我的老师，从五〇年那一年进复旦起，我与他师生相处前后也有二十多年。七六年以后，与他相离了十二年，那是因为我被隔离服刑。即使如此，他还关心我，通过师母李永藩与我夫人张惠娟联系，表示关切。我出狱以后，还去他家探访过他几次。在过去与谭先生相处的日子，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求真以求是的精神。用谭其骧先生自己的话，那就是“求是师求真，要求是求真，必先辨是非真假”。真理是我们大家一心追求和奉行的目标，那么真在前，理在后，真是真实，研究历史的前提便是恢复历史本来的面目，理是说清事情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找出事物内在的规律。从是与非讲，还包括对事的价值取向。说到底还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立场问题，也就是如何能为广大人民谋取最大的利益，这是我们判断事物的是与非、正确与错误最基本的立足点。在真与理之间，真是前提，如果连真也不敢讲，那还有什么理好讲呢？要讲也是歪理，对于我们搞历史研究的朋友来说，求真是手段，达理才是根本目的。再以真善美这三者的关系讲，也是相对应的。真，有时不一定是美的，也许是丑的，不一定是善的，也许是恶的，真只有与善和美结合在一起，才是完整的。而善和美，便是对事物的价值取向，各人可以有不同的取舍，总还不能对不起养育我们的这片土地和绝大多数人民吧！我想这就是谭先生一生为学行事所遵循的基本道理，这也是他留给我们最宝贵的遗产。 　　我是五〇年进复旦，五二年以后，一直忙着做党务工作，先后在物理、数学、新闻系做党的工作，五六年才回历史系参加教学工作，那时我担任总支的统战委员，分管学术工作，从那时起联系谭先生绘制杨守敬历史地图的事，谭先生告诉我，这是毛主席在五四年交给吴晗的二项任务，标点《资治通鉴》与绘制一套历史地图。读历史书，没有图可不行啊！时间和空间是历史发展必不可缺的因素，弄不清事件的地理方位和那时的地理环境，怎么说得清事物得来龙去脉呢？这里就有求是与求真的内在联系了。因为是毛主席交代的任务，在我心目中，能帮助谭先生完成这一项任务，当然是非常光荣的事，也希望谭先生能尽快尽早地完成这项任务，让毛主席读史的时候有一份比较详细的历史地图放在手边，便于他研究和思考历史问题。这一点，我想与所有参与过杨图工作的同志是共同而又相通的，也曾经是参加杨图绘制工作的同志共同的目的。又如文革期间，由于群众运动的冲击，绘图工作一度停顿下来了，“九大”以后，学校有了军宣队，我可以回学校走走，看到绘图的工作停顿下来，我就想着怎么尽早让谭先生能恢复工作。我想了一个办法，让《文汇报》派记者采访谭先生，让他介绍杨图工作的来历，因为这是毛主席交下来的任务，然后由《文汇情况》报上去，引起张春桥的注意，后来张春桥看了情况，找我说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他让我去复旦设法尽快恢复这项工作，这样我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让历史地理研究室恢复工作，这是文革期间，文科最早恢复科研的一个项目，如果这不是毛主席交代的任务，没有这根令箭，那就很难那么早就恢复工作的，很难让被人称作“反动学术权威”的谭先生来继续主编地图的工作。 　　但是在如何完成这一个历史任务的态度上，谭其骧先生与其他人也有差异。如我这样，包括吴晗，都有一个急于求成的想法，希望尽早尽快地完成这一任务，实现毛主席的愿望。而谭先生强调的则是要完成这项任务必须建立在求真以求是的基础上，比如杨图绘制中关于国家疆域的范围，用什么作底图的问题上，是用《大清一统舆图》还是用今天共和国的地图作底图，吴晗与谭先生都发生过争执，吴晗是求快，谭先生是求真求好。尽管吴晗是领导，任务都是毛主席通过吴晗下达来的，而每次争执，最终都是吴晗曲从于谭先生。为什么？因为谭先生的意见正确，而且绘图的事，毕竟只能依靠谭先生来完成，别无他人。我相信，吴晗也懂得唯有如此，历史地图才能传世。同样也唯有如此，才能在一九八八年最终完成八册《中国历史地图集》的出版，这样做可以告慰毛主席的在天之灵。 　　吴晗那时所以有那样的想法，也很自然，不仅他有，我也有过，文革期间，杨图恢复工作后，是我在那里照管着杨图的工作，平衡杨图工作的内外关系，然而我也有求快的想法，希望尽早尽快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毛主席病重了，如果能早一天让他亲眼看到一册历史地图集，也能多少得到一点慰籍吧。记得七四年清图的工作扫尾时，为了尽快完成清图工作，对相关部门提出修改的合理意见，谭先生问我如何处理时，为了争取早日完成，我说了以不改为原则。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希望快一点完成清图的工作，不要因少数地名的修改耽搁图的进度。是我提出清图印好后，先送毛主席阅，因为这是他老人家最早提出的这个任务，这件事报告到张那儿，张阻拦了，说是待八册完成以后一起报送毛主席那儿。其实张也有苦衷，不便明说，他清楚地知道毛主席已病重，因为他实际上是毛泽东与周恩来二个医疗小组的负责人，有一段时间他在中南海为毛的医疗值班，他知道毛主席两手已拿不起厚厚重重的清图了，视力也不允许他看清地图上的点和线及各种文字标记了。从内心讲，其实他何尝不想让中国历史地图尽早地呈送给毛主席看呢？问题是已经太晚了。从谭其骧本人内心世界何尝不是想尽早把《中国历史地图集》尽早送给毛主席看呢？在他弥留之际，口中嚅嚅不息的还是毛主席，这一份心意大家都是相通的。尽管如此，求真求是还是压倒一切的，不仅是对毛主席负责，也是为了对祖国的历史负责，对中华民族的文明史的认同，这才是高于一切的，做人为学就应该有这样一种爱国主义的情怀！ 　　一九八九年三月，在社会科学院召开庆祝《中国历史地图集》全部八册出版的庆祝大会上，胡乔木同志代表中央讲了一番很中肯的话，第二天《人民日报》报导了他的讲话，他说： 　　“科学和科学家完全有理由受到社会的尊重和重视，科学事业是在困难与寂寞中成长起来的。政治家们对待科学和科学家，一要倡导、支持，二要保持一种客观的态度。政治家是掌握一定权力的人，很难承认自己是不正确的，当他对于周围事物用一种标准去衡量时，会认为某些合标准，某些不合标准。在这种情况下，就应要求采取宽容态度。 　　领导者要真正采取宽容的态度，就必须脱离自己长期生活中形成的固有观念，脱离自己的习惯和利害。为了让这种宽容真正实现，应有这种准备：即使认为某种意见是错误的，也要承认它有存在的权利。领导者不应让自己长期形成的习惯和利害影响自己对科学问题的判断，只有这样，中国的科学才能发展。” 　　到现在看来，胡乔木同志这一番话还是对的，科学的成功，只有通过求真以求是，至少不能把眼前的利害得失放在第一位，我是做党务工作出身，以后再做教学和历史研究的工作。从事过党务工作，或者叫做领导工作者，往往从即时的利害得失考虑得多，缺少求真求是的精神。这一点与搞科研工作的同志往往因视角的差异，产生不同的观念，实际上求真以求是才是根本的利益、长远的利益，作为领导者权衡的往往是眼前的利害得失，要宽容就是要尊重科学家所从事的科学研究，在自然科学上是如此，在人文科学上也应是如此。历史地理便是一门边缘交叉科学，既是自然科学，也是人文科学，地貌的变革是自然科学，疆域与政区的沿革是人文科学，二者关系密不可分，同样只能在求真的基础上求是。在杨图的领导工作上，吴晗是项目课题的领导者，谭其骧是课题的实际操作者，最终领导还只能尊重客观的规律。如果吴晗不是采取这样的态度，那我们今天也许看不到呈现在我们面前这八册《中国历史地图集》了。在我分管历史地图工作的这一个阶段，我这个思想还是明确的，有分歧时，最终是谭先生说了算，因为他是主编，我相信他的判断比我正确。在我心目中，他始终是我的师长，不管形势如何变化，这一点态度我没有变过。如何对待科学家，如何看待科学研究，我们是搞历史研究的，如何研究中国历史，研究中国近代史，特别是研究当代的历史，这更是我们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不能只看鼻子底下这点利害关系，许多问题要看得长远一些，求真与求是仍是我们的第一要务，而且文品与人品是紧紧相连的。所以为人作文缺少求真求是这样的精神，那么我们的研究，便很难取得真正的成果，很难成为传世的作品；那样做的话，从长远看不仅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是非常不利的，对相关的个人也是非常不利的。（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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