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刘邦如何论功行赏 　　刘邦打败项羽以后，与项羽进咸阳时一样，都会遇到一个论功行赏的问题，这实际上是既得利益再分配的问题，项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处理好，弄得天下大乱，诸侯王群起而攻之，楚汉相争你死我活地打了五年，以强大的项羽失败，弱小的刘邦取胜告终。这时候刘邦同样遇到这个问题，论功行赏，包括二个部分，一个是有大功劳的，如何论功行赏，这是指对萧何、曹参、张良这些顶端人物，其实还包括樊哙、周勃、灌婴、王陵这样一大批功臣宿将。另一批是功劳不大，过去与刘邦有过过隙，如雍齿那样的人物，后来也长期追随刘邦左右，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如果安置不好，这部分人也要起来作乱造反的。至于韩信、英布、彭越这一类诸侯王，他们有自己的领地，实际上都是刘邦打天下的同盟军，这些人如何处置，则又当别论。我们先讨论前面二批功臣宿将如何论功行赏的问题。 　　《汉书?萧何传》讲到当时论功行赏的情况，其云： 　　“汉五年（公元前二〇三年），已杀项羽，即皇帝位，论功行封群臣争功，岁余不决。上以何功最盛，先封为酂侯，食邑八千户。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坚执兵，多者百余战，少者数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萧何未有汗马之劳，徒持文墨议论，不战，顾居臣等上，何也？’上曰：‘诸君知猎乎？’曰：‘知之。’‘知猎狗乎？’曰：‘知之。’上曰：‘夫猎，追杀兽者狗也，而发纵指示兽处者人也。今诸君徒能走得兽耳，功狗也；至如萧何，发纵指示，功人也。且诸君独以身从我，多者三两人；萧何举宗数十人皆随我，功不可忘也！’群臣后皆莫敢言。” 　　论功行赏，功有大小，赏也有大小先后，有功将相大臣那么多，行赏还有先后次序，先封功劳大的侯一级，也就是爵位属于关内侯和彻侯这二十级中最高的二级。居然众功臣为此争功，长时间定不下来，可见这件事要做好也难，因为大家都有一个攀比的问题，有攀比必有争论，所以这一件事就是难题。项羽没有处理好，好事变成坏事，结果带来五年战乱。刘邦论功行赏，“岁余不决”，可见争论和分歧之多。把萧何先封为酂侯，大家不服，侯是爵位最高的一级，刘邦以狩猎为比喻，以功狗功人为喻说服大家，实在不容易了。论功行赏以后，还要依功劳大小排次序，而且要大家心服口服。《汉书?萧何传》云： 　　“列侯毕已受封，奏位次，皆曰：‘平阳侯曹参身被七十创，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上已桡功臣多封何，至位次未有以复难之，然心欲何第一。关内侯鄂（千）秋时为谒者，进曰：‘群臣议皆误。夫曹参虽有野战略地之功，此特一时之事。夫上与楚相距五岁，失军亡众，跳身遁者数矣，然萧何常从关中遣军补其处。非上所诏令召，而数万众会上乏绝者数矣。夫汉与楚相守荥阳数年，军无见粮，萧何转漕关中，给食不乏。陛下虽数亡山东，萧何常全关中待陛下，此万世功也。今虽无曹参等百数，何缺于汉？汉得之不必待以全。奈何欲以一旦之功加万世之功哉！萧何当第一，曹参次之。’上曰：‘善。’于是乃令何第一，赐带剑履上殿，入朝不趋。上曰：‘吾闻进贤受上赏，萧何功虽高，待鄂君乃得明。’于是因鄂（千）秋故所食关内侯邑二千户，封为安平侯。是日，悉封何父母兄弟十余人，皆食邑。乃益封何二千户，‘以尝繇咸阳时何送我独赢钱二也’。” 　　从这二段文字看，同样是论功行赏，刘邦比项羽要民主一些，项羽是以霸王自居，个人独断，刘邦则要大家一起讨论，宁可多花一些时间，在讨论过程中折衷平衡方方面面的矛盾，这样就平稳得多了，避免使矛盾尖锐化。刘邦并不是没有自己的主张，但要讲道理，讲得大家心服口服。在利益和权力再分配上要处理得各方面都满意是不容易的，先封萧何为酂侯，很多人就不服气，刘邦以功狗和功人为喻，前方战将才服气。在排位次的问题上，曹参和萧何谁排第一，刘邦感到自己在封侯时，已经反对过诸功臣的意见，因而此次感到为难。是关内侯鄂千秋站在他一边为萧何说话，三条理由都站得住。刘邦在前方溃败时，是萧何为他补给兵员，前方缺粮，是萧何保障粮饷供给，前方失地，是萧何保全关中作为刘邦的根据地，项羽就没有这样一个可靠的后方补给，所以失败了。这些理由说得大家心服口服，鄂千秋因此从关内侯升一级，成为安平侯，那是帮刘平安度过了论功行赏这一难关。 　　—————————————————— 　　记得在一九五六年，我们国家从供给制改为薪给制，对全国的干部重新确定一次工资级别，实际上也是一次利益的再分配，但是干部中间为此哭哭啼啼闹级别待遇的事例不少，那时毛泽东引了一句诗，“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批评我们的干部在战争艰难时期都能咬紧牙关挺过来，在工资级别上却因为升降一级的问题闹情绪哭哭啼啼，用那句诗挖苦我们一些同志在级别待遇问题上斤斤计较，还说了一句这事往后不再干了。即便在一个小单位，发一个年终奖，如果处理不好，也会有不少人为此闹情绪，不仅不能调动大家积极性，反而会添不少麻烦，何况是全国性的全面利益再分配这件事实在难办，它势必引起各种矛盾和积怨的爆发，制造内耗。文革的转折也在这个问题上，夺权以后如何重建革命委员会的过程，实际上是一次权力再分配，各种各样的派仗由此而起，军、干、群无论哪一方面，过去派别的利益全都沉渣泛起，闹得厉害的动刀动枪，搞武斗。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那件事，实际上也是权力再分配在中央引起的一场纷争，使党大伤元气。故一个相对稳定的权力结构关系决不要轻易地去打破它，一旦打破了，再重新稳定它，那是要付出重大代价才能取得新的平衡。楚汉相争，实际上是一次权力结构再平衡的过程，这是通过战争来实现的。论功行赏是利益的再分配，这历来是一个难题。 　　—————————————————————— 　　上面二段诏令讲的是当时高级干部之间利益再分配的问题。实际上不过涉及二十多人，在此以下的中级干部的利益再分配，同样是刘邦所面临的难题。我们不妨看一下《汉书?张良传》，看张良如何帮助刘邦处理这一难题的。其云： 　　“汉六年，封功臣。良未尝有战斗功，高帝曰：‘运筹策帷幄中，决胜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择齐三万户。’良曰：‘始臣起下邳，与上会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计，幸而时中，臣愿封留足矣，不敢当三万户。’乃封良为留侯，与萧何等俱封。 　　上已封大功臣二十余人，其余日夜争功而不决，未得行封。上居雒阳南宫，从复道望见诸将往往数人偶语。上曰：‘此何语？’良曰：‘陛下不知乎？此谋反耳。’上曰：‘天下属安定，何故而反？’良曰：‘陛下起布衣，与此属取天下，今陛下已为天子，而所封皆萧、曹故人所亲爱，而所诛者皆平生仇怨。今军吏计功，天下不足以遍封，此属畏陛下不能尽封，又恐见疑过失及诛，故相聚而谋反耳。’上乃忧曰：‘为将奈何？’良曰：‘上平生所憎，群臣所共知，谁最甚者？’上曰：‘雍齿与我有故怨，数窘辱我，我欲杀之，为功多，不忍。’良曰：‘今急先封雍齿，以示群臣，群臣见雍齿先封，则人人自坚矣。’于是上置酒，封雍齿为什方侯，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群臣罢酒，皆喜曰：‘雍齿且侯，我属无患矣。’” 　　从《汉书?张良传》这二段记载，可以知道刘邦讨论论功行赏的事，前后历时长达一年，可见此事之难办。第一批被封的不过二十多人，原来把张良封在齐，采邑多达三万户，他不敢要，多了遭忌，所以只要了一个留侯。大部分人还没封，一个个来处理，时间很长了，大家都在争功大小，如果摆不平要出乱子，但要摆平多数人，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怎么才能使大家安心慢慢等待，将来多数人论功行赏问题处理好了，即使少数人心理不平衡，那也不会成为大问题。雍齿封侯这个故事是解决如何使多数人安下心来的问题，关键是让多数人相信刘邦能公平对待自己。雍齿与刘邦之间的过隙在早期，刘邦从沛县起兵以后的事，雍齿原为刘邦的下属，《汉书?高帝纪》云： 　　“秦二年（公元前二〇八年）十月，沛公攻胡陵、方与，还守丰。秦泗川监平将兵围丰。二日，出与战，破之。令雍齿守丰。十一月，沛公引兵之薛。秦泗川守壮兵败于薛，走至戚，沛公左司马得杀之。……魏人周市略地丰、沛，使人谓雍齿曰：‘丰，故梁徙也。今魏地已定者数十城，齿今下魏，魏以齿为侯守丰；不下，且屠丰。’雍齿雅不欲属沛公，及魏招之，即反为魏守丰。沛公攻丰，不能取。沛公还之沛，怨雍齿与丰子弟畔之。” 　　这里周市是魏王咎的相，后来魏王豹是项羽封的西魏王，楚汉相争时，站在项羽一边，为汉军所破，在荥阳被杀。雍齿早期曾背叛刘邦投靠魏之周市，刘邦自薛回师，雍齿不纳刘邦，反为魏守城，刘邦攻城未能成功，因而心中对雍齿非常愤恨。尽管后来雍齿又回到刘邦手下，但这件事刘邦还是一直记在心头，想着找机会算账的，这在当时众人皆知。如今连雍齿这样与刘邦有宿怨的人也封了侯，那么其他人也就放心了。这是张良为刘邦出的点子，从而使大家多数人都能安心下来，知道封赏只是时间问题，只要耐心等待就行了。 　　封赏结束以后，大家还是担心，说不定哪一天刘邦说变脸就变脸。刘邦即帝位以后，会不会还有变局，那些功臣宿将们心中都还有顾虑。怎么才能使他们真正安下心来呢？这就是刘邦与功臣宿将们立下的白马盟誓，表示世世代代将信守承诺，决不食言。《汉书?高帝纪》之末，称刘邦“与功臣剖符作誓，丹书铁契，金匮石室，藏之宗庙”，所谓“与功臣剖符作誓”，便是指刑白马对天盟誓，用丹硃书写，并铸在铁券上，以示永久，用“金匮”即铁的盒子，以石为室，来放那个誓言，并且藏在宗庙，以示庄严隆重。在《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的序文中，讲了这个誓文的内容，那就是：“非刘氏而王者，若无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诛之。”也就是只有刘邦的子孙可以封为诸侯王，只有被刘邦封侯之功臣的子弟才能封侯，谁违背这个誓言，那么天下可以起兵共同讨伐他。这是为了把刘氏与功臣宿将之间的联盟关系凝固化，它标志着，汉王朝的天下，是刘邦与百余封侯的功臣宿将们一起打下来的，姓刘的世世代代称帝称王，而功臣宿将们世世代代为侯，永远不得变更。故誓文中称：“使河如带，泰山若厉，国以永宁，爰及苗裔。”《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意谓只有黄河之水少若带，泰山之石危坠，那时国乃灭绝，目的是通过帝室与功臣的共同努力，使王朝永远安宁，恩德延及子孙。盟誓的这些内容在王陵传和周亚夫传中也得到印证，那都是刘邦去世以后的事。《汉书?王陵传》云：“为右丞相二岁，惠帝崩。高后欲立诸吕为王，问陵。陵曰：‘高皇帝刑白马而盟曰：‘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今王吕氏，非约也。’太后不说。”《汉书?周亚夫传》中，事在景帝时，周亚夫为丞相，窦太后要封王皇后之兄王信为侯，景帝感到为难，“上曰：‘请得与丞相计之。’亚夫曰：‘高帝约‘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约，天下共击之。’今信虽皇后兄，无功，侯之，非约也。’上默然而沮。”在“白马盟誓”的背后，刘邦还有这样一层意思，即要保刘家王朝的天下，只靠刘姓子孙是有难处的，还得靠功臣宿将的子子孙孙一起来维系，故在刘邦看来，要维持这个王朝统治必然是一个带有世袭性的集团的共同需要。 　　这个白马盟誓靠得住吗？不完全靠得住，因为集团内部利益关系在变化，刘邦与萧何之间，在刘邦晚年就有矛盾，其传载：何买田宅必居穷辟处，为家不治垣屋。曰：“今后世贤，师吾俭；不贤，毋 为势家所夺。”《汉书?卷三十九》故萧何的子孙为酂侯者至王莽败乃绝，关键还是看你如何自处，萧何去世，曹参为相三年去世，百姓歌之曰：“萧何为法，讲若画一；曹参 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靖，民以宁壹。”《汉书?卷三十九》曹参也是汉高祖六年封侯的，他的侯爵传五代，汉武帝时被废了，张良封的是留侯，张的晚年避祸而弃人间事，成年闭门不出，死后传其子不疑，不久被汉文帝废了。陈平是孝文帝二年去世的，传至第四代陈何，坐罪被弃市死。周勃，比较张扬，在文帝时免相归国，有人告发他造反被关押，他说：“吾尝将百万军，安知狱中吏之贵也。”出来以后，在封国安度晚年，他儿子周亚夫，在评定七国之乱中有功，为宰相，然景帝认为“此鞅鞅，非少主臣也！”结果是饿死在狱中，封国亦绝。故“丹书铁契”并不一定可靠，因为社会关系，人事之间的相互关系是随着社会的矛盾而变化着的。 　　魏晋南北朝，是世家大族最辉煌长久的时代，实际上这些世家的后代日子并不好过。东晋南朝，以王、谢这两家世族名望最高，王家有王导，在东晋建国有功，谢家有谢安对东晋的稳定有功，他们的后代贯穿六朝，但日子不好过，大家知道，王羲之，他是王家的代表人物，以书法闻名于世，他的次子王凝之便被孙恩所杀，史载：“王氏世事张氏五斗米道，凝之弥笃。孙恩之攻会稽，僚佐请为之 备。凝之不从，方入靖室请祷，出语诸将佐曰：“吾已请大道，许鬼兵相助，贼 自破矣。”既不设备，遂为孙所害。” 《晋书?卷八十》谢安的孙姪辈若谢明慧，谢邈都为孙恩所害。在易代后，南朝刘裕的宋代，王、谢两家的后代日子也不好过，王家的王敬弘，官儿做得不小，但他步步留心，时时在意，宋文帝问他时政得失，他说：“天下有道，庶人不议”怕惹是非，那时相当于宰相的尚书?仆射何尚子去见他，他不见，他儿子王恢之，走马上任时，去见他，他也不见，他是不多说一句话，不多行一步路以避祸。谢家在刘宋时，出了一个谢晦，他官位很高，看他的人很多，门庭若市，他的哥哥，谢瞻，对他说：“汝名位未多，而人归趣乃尔。吾家以素退为业，不愿干 预时事，交游不过亲朋，而汝遂势倾朝野，此岂门户之福邪？”还说：“吾不忍见此。”《宋书?卷五十六》，后来谢晦为宋文帝所杀。还有一个诗人，谢家的谢灵运，由于太张扬，最终也为文帝所杀。唐人刘禹锡有诗《金陵五题》，其中有一首《乌衣巷》，其云：“朱雀桥边野草花， 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 飞入寻常百姓家。”乌衣巷是王谢两家故宅所在。刘禹锡的下一首诗是《台城》：“台城六代竞豪华， 结绮临春事最奢。 万户千门成野草， 只缘一曲后庭花。”台城是指金陵宫禁之地，结绮与临春皆为其寻欢作乐作长夜之饮的场所，后庭花是南朝陈后主最喜欢的一首曲子，但它是亡国之音，六朝世家子弟所寄身之地最终成野草丛生的荒地了，故贵族世家的出身门第并不可靠，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英豪，从来不以门第出身论人，所以文革时期“血统论”是一种极其陈腐的思潮。再说，“非刘氏不得王”这个观念也影响深远，西汉末农民起义，都要找姓刘的来当皇帝，绿林找了刘玄为帝，赤眉找了刘盆子为帝，最终是刘秀取得胜利，建立东汉，虽然他们都与刘邦有某种血缘关系。刘秀毕竟是打出来的，刘盆子是捧上去的。其实看一个人，仅凭其家世、出身成分是最靠不住的，能力不是凭血缘关系可以继承的。（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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