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战后军队士兵安置的问题 　　刘邦在汉五年打败项羽称帝以后，最紧迫的问题，是如何安置好在战争中形成的那支庞大的军队，如何尽快地恢复农业生产，从战时转入和平时期，把啸聚在山林草泽中打家劫舍的人召回来，安置好他们的生产生活。《汉书?高帝纪》记载汉五年（公元二〇三年）： 　　“夏五月，兵皆罢归家。诏曰：‘诸侯子在关中者，复之十二岁，其归者半之。民前或相聚保山泽，不书名数，今天下已定，令各归其县，复故爵田宅，吏以文法教训辨告，勿笞辱。民以饥饿自卖为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军吏卒会赦，甚亡罪而亡爵及不满大夫者，皆赐爵为大夫。故大夫以上，赐爵各一级。其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非七大夫以下，皆复其身及户，勿事。’” 　　从诏令的内容看，其目的是为召集流民，释放奴婢，安置复员军人。诸侯子在关中者，指诸侯军队属下的士兵留在关中地区的，复之，是免除他们的徭役。秦代农民所服徭役很重，《汉书?食货志》载董仲舒所言：“古者税民不过什一，其求易兵，使民不过三日，其力易足。”“至秦则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秦朝农民徭役负担非常重，每年服役时间要一个季度。刘邦是押徒去郦山服役，中途人逃散了，于是大家一起逃亡山林。陈涉也是因县尉押九百人去戍边，因大雨误期，才被迫起兵的。这都说明徭役太重是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这里复之十二年，那就是免除他们十二年的徭役负担，使之安心农业生产。战后从关东回到关中的流亡者，半之，也就是可以有六年时间免除徭役。在外逃亡的，可以回到原来居住的地区，恢复他原来的爵位、土地以及房屋。秦的爵制，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大体上是二十等级，其云： 　　“爵，一级曰公士，二上造，三簪袅，四不更，（以上四级相当于士）五大夫，六官大夫，七公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以上五级相当于大夫一级）十左庶长，十一右庶长，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十七驷车庶长，十八大庶长，（以上九级相当于卿这一级）十九关内侯，二十彻侯。（以上二级相当于诸侯）” 　　这是爵位二十等级的名称。秦国的爵位是用来论功行赏的，功，是指军功，《商君书?境内篇》讲：“能得爵（甲）首一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古代军人中分二部分人，一部分是甲士，身份高，相当于西方中世纪的骑士。一部分是徒卒，身份低，是甲士的随从。这里是指能杀一个甲士，可以赏爵一级。这个爵的用途《韩非子?定法篇》说：“商君之法，斩一首者，爵一级，欲为官者，为五十石之官。斩二首者爵二级，欲为官者，为百石之官。官爵之迁，与斩首之功相称也。”这也决定了古代战争的残酷。其次便是上面所言根据爵位可以得到田宅。这里田一顷，是指耕田，宅九亩，是指今之宅基地与自留田。当时土地空旷，所以可以分配的土地比较多。再者，有爵位的人可以役使无爵的庶人。《商君书?境内篇》还讲到“其有爵者乞无爵者以为庶子，级乞一人。其无役事也，其庶子役其大夫月六日。”此外，爵位还可以用来赎罪、赎奴隶。如果官爵因事被夺者，那其身份便降为士伍，即士卒之伍。故爵位在那时是代表身份和地位的。汉承秦的爵制，“军吏卒令赦，亡罪亡爵及不满大夫者，皆赐爵为大夫。”这里指从军的士卒遇赦免罪，因为从军者有的是有罪的徒卒，可以免其罪，或者本来没有罪而丢失爵位的，都赐以大夫这一爵位。大夫是第五级，相当于大夫最低一级。原来有爵位在大夫以上的，都赐爵一级。七大夫，即七公大夫，爵位在此之上者，给予食邑，即有采邑，指有若干户为其提供赋役。在此下的皆免除其本身及户的一切徭役负担。除了上面那段诏令之外，刘邦同时还发布了一条诏令，其云： 　　“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诸侯子及从军归者，甚多高爵，吾数诏吏先与田宅，及所当求于吏者，亟与。爵或人君，上所尊礼，久立吏前，曾不为决，其亡谓也。异日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与亢礼。今吾于爵非轻也，吏独安取此！且法以有功劳行田宅，今小吏未尝从军者多满，而有功者顾不得，背公立私，守尉长吏教训甚不善。其令诸吏善遇高爵，称吾意。且廉问，有不如吾诏者，以重论之。 　　这一大段诏令，是对郡守、尉、令、长及其“属吏下达的命令，督促他们严格按照回乡有高爵的军官给予田宅及各种优礼。秦代的爵制有官爵与民爵之分，二十等级之中还有官民之分，在制士人的身份分为士、大夫、卿、侯，这二十级分别按次序属于四大等级。另外还有二个等级划分，以七级公大夫为界，自一级公士到八级公乘是民爵，自九级九大夫起到彻侯都是官爵。这篇诏令又有高爵与低爵的划分，七级公大夫与八级公乘则属高级。这二十级爵位的划分，与我们今天干部级别相似。百姓没有级别，工人、农民只有户籍的区分，提干以后，才有干部级别，十七级以下是一般干部，十七级以上属中级，十一级以上是高级干部。当年处理林彪和江青两案时，地方上十一级以上的干部，可以免予刑事处分，如马天水、王少庸、黄涛、冯国柱这些人都可不予刑事追究。我只有十八级，肖木是十七级，王知常是十九级，所以都要追究刑事处分。历史上等级划分现在除了这些级别外，还有科级、处级、局级、省部级等等，至于书记、市长、总理这些称谓都是官职的称谓，故爵、官、禄三位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有了这些关于爵位的基本概念以后，再来读这篇诏令便容易理解了。 　　刘邦在这篇诏令中，表达的是督促各地方官员，根据爵位，对复员的军官和士兵必须落实好田宅的分配，特别是对七大夫、八公乘以上的高爵，得高爵的都是诸侯身边的子弟兵，他们从军胜利有功回乡，刘邦声称已几次下诏令要地方官先给他们分配和安置田宅，他们对地方官提出的要求必须积极帮助落实。有爵位的人，君王对他们都表示尊敬和礼貌，现在他们长时间站在地方官面前有所陈请，地方官却不能早为决断。这种情况非常不好，当年秦国民爵公大夫以上，到官府见县令和丞尉的话，县令与丞尉都要作揖以礼相见，今天我刘邦给的爵位不应该被轻视，你们地方官怎么能傲慢地对待他们。而且法令上已明确规定，依照功劳的大小分配土地和田宅给他们。现在地方上的小公务员，没有参过军，家里是盆满钵满，而有功劳有爵位的人反而享受不到应有的待遇，这是背公立私的行为，是你们郡守和尉、丞对部属教训不善的表现，所以命令你们各级官吏，都要善待有高爵复员回乡的功臣子弟，这样才符合我的意愿。如果检查发现不按照诏令规定办的，我一定会从重处罚有关人员。 　　刘邦这一段诏令是督促地方官认真执行中央对于转业复员安置方面的政策。所以有这样的诏令，说明当时地方官员对此执行不力，亦可见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情况古已有之，近水楼台先得月，有好处地方具体执行的官员首先捞足，历来如此。不管这些命令落实情况如何，从这连续下达的二份诏令可以看到刘邦对军队的复员，士兵和军官的安置，奴隶的释放，流民的回归这些政策，对经济的恢复和社会的稳定是有益的，这是战争胜利取得政权以后，稳定大局必须要做的事。 　　———————————————————— 　　在《汉书?食货志》有这样一段文字叙述，汉初七十年社会经济总体的状况，其云：“至武帝之初 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 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乘牸牝者摈而不得会聚。守闾阎者食粱肉； 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谊而黜愧辱焉。于是 罔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并兼；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汉书?》卷二十四上）这一长段话，说明了二个侧面，一方面由于文景之治，七十年的休养生息，民富国强，不仅百姓人给家足，而且各级衙门也积储丰满，国库的财政收入丰厚，铜钱堆积如山，太仓的粮食陈陈相因，吃不完，街上骑马的成群结队，要骑公马，如果骑牝马还受人白眼，正如当今满街都是小轿车一般，官员的收入也比较稳定，家有肉食，而且世代相承，以至于他所担任的官职为其姓氏，如管仓、庾的便姓仓、姓庾，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以行谊为先，民风淳朴，百姓富足而法网也疏阔。另一方面也出现了富豪们骄奢淫佚，兼并强取，武断乡曲的现象。二者相较，百姓安居乐业，国家富足，这一方面占着主导地位。 　　汉初所以能出现这样一个比较丰衣足食的局面，归因于三点，一是刘邦对战后军队和流民的安置工作做得好，二是文景二代总的还比较节俭，上层集团的消费还没有恶性膨胀，汉孝文帝在位二十三年，班固的赞语，称其：“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 辄弛以利民。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身衣弋绨，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 无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 因其山，不起坟。”（《汉书?卷四》）班固这一段话，都是从《史记?文帝纪》搬过来的，司马迁离那个时代比较近，这个评语看来还可信，做皇帝了，要修一个平台，费百金也舍不得，宠爱的慎夫人穿黑色的粗布衣服，而且衣不曳地，这一点也不容易了。故汉武帝初年，社会财富的积累是靠先辈节俭而来的。 　　三是文帝年代，时时强调以农为本，他即位次年之正月便下诏：“夫农，天下之本也，其开籍田，朕亲率耕，以给宗庙 粢盛。” （《汉书?卷四》）以亲自参加农事劳动来强调以农立国的方针，到了九月间又下诏曰：“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务本而事末，故生不 遂。朕忧其然，故今兹亲率群臣农以劝之。其赐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 （《汉书?卷四》）十年以后即文帝十二年，他又下重农之诏书：以督促地方官府，其诏云：“道民之路，在于务本。朕亲率天下农，十年于今，而野不加辟。岁 一不登，民有饥色，是从事焉尚寡，而吏未加务也。吾诏书数下，岁劝民种树， 而功未兴，是吏奉吾诏不勤，而劝民不明也。且吾农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将何 以劝焉？其赐农民今年租税之半。” （《汉书?卷四》）次年六月，他又下诏曰：“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今廑身从事，而有租税之赋，是 谓本末者无以异也，其于劝农之道未备。其除田之租税。赐天下孤寡布、帛、絮 各有数。” （《汉书?卷四》）从这些诏令可见在文帝一代以农为本这个观念是贯穿始终的，这一条基本国策保障了汉初七十年国富民强、丰衣足食的局面。 　　从社会风尚讲，并不是没有奢风淫俗，问题是舆论上提倡什么，反对什么，这在贾谊的《治安策》中可以看到当时有炫富奢侈的风尚，但不占社会风气主导的方面，而贾谊是竭力批判这种倾向的，其云：“今民卖僮者，为之绣衣丝履偏诸缘，内之闲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庙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纫之里，緁以偏诸，美者黼绣，是 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贾嘉会召客者以被墙。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节适，今庶人 屋壁得为帝服，倡优下贱得为后饰，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 皂绨，而富民墙屋被文绣；天子之后以缘其领，庶人孽妾缘其履：此臣所谓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 天下亡饥，不可得也。饥寒切于民之肌肤，欲其亡为奸邪，不可得也。国已屈矣， 盗贼直须时耳。”（《汉书?卷四十八》）贾谊批判社会上这样一种骄奢淫佚之风，只要上层社会不提倡，社会舆论抱批判的态度，这种风气还形不成气候，好在文帝时，宫廷消费还保持着节俭的状态，那么少数富人的骄奢淫佚之风还不可能成大害。《礼记?缁衣》云：“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宫廷消费，趋向豪华，那么整个贵族集团的时尚，必然带动整个社会风气的变化，如果这样的话，一定对社会生产带来破坏作用。 　　———————————————————————— 　　与汉初可以对比的是，晚清五十年，在太平天国以后，关于湘军与淮军复员安置的问题，没有处理好，便是一个失败的案例，游民的泛滥在本质上是农民生存状态恶化的反映，所以近代社会有近百年的时间始终处于动荡不安定的状态，这是值得人们注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问题。 　　明清两代，社会危机都与游民问题息息相关，和游民相伴的便是各种秘密结社滋生于各地。如白莲教、天地会都是这种性质，朱元璋参加起义时，与元末的明教相联系，明教实际上也是以游民为基础的一个秘密宗教团体。社会上游民数量增加，那么秘密结社与秘密宗教的势力便在各地蔓延。现在我们称之为黑社会，它是社会秩序是否安定的一个客观指标，鸦片战争以后，社会分化的趋势加剧，它的一个结果是游民社会发展了。那时，上海等沿海口岸开放了，商业的发达，城市的发展，农民开始游离土地，找不到正当的职业，就成为游民，加上社会内部各种矛盾激化，那么游民为了自身的生存，势必在流浪漂泊过程中逐渐形成自己的组织，乞讨也要有帮派，才能生存呀。这就是天地会这类秘密组织产生的社会基础。太平天国起义便是依靠上帝会这个带有西方色彩的秘密宗教发展起来的，天平军一旦成为气候，一些地区的天地会自然成为他们扩大队伍的基础。在上海就有小刀会，与太平军相呼应。1852年太平军进入湖南时，曾国藩受命担任湖南团练大臣，组建地主武装镇压太平军，也就是后来的湘军，湘军成立之初，招募的都是湘乡一带朴实的农民，曾国藩认为“募格须择技艺娴熟，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民土气为上。其油头滑面，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概不收用。”“善用兵者尝好用乡山之卒，而不好用城市近水之人。”（罗尔纲《湘军兵志》）因此湘军的士卒最初皆出身于朴实之山乡的农民，但是几次作战以后，出入于打下的城市，便立即处于游民的包围之中，曾国藩便说：“大营驻扎之所，常有游手数千随之而行，或假充长夫，或假冒余丁，混扎于买卖街中，偷窃于支应局内。”（《曾国藩奏稿》一。严办土匪的请地方折）实际上行军所过很难摆脱游民的影响，部队战时扩编，也不得不吸收一部分游民参加到湘军的队伍中，会党也随之渗入湘军的队伍，鲍超是湘军的一支，他率领的军队叫霆军，他是以川军投湘军的，曾国藩便讲到“哥老会者，本起四川，游民相结为兄弟，约缓急必相助，军兴，而鲍超营中多四川人，相效为之，湘军亦多有。”（《湘军志气》）湘军中哥老会的发展与士兵及军官如何在战阵之中“患难相助”有关，哥老会结盟的组织在湘军中盛行的结果，势必在战时影响指挥系统作战指令的执行，平时则影响对军队的有效管理，军中会党林立的结果是“怯于公战，勇于私斗。”）军队中官兵之间的矛盾，士兵往往凭借哥老会作为组织手段进行反抗和斗争，曾国藩对哥老会在湘军中“相习成风、互为羽翼，抗官哗饷皆由于此，实乏禁遏之良法。”（罗尔纲：《湘军兵志》）可见曾国藩对此也无奈，打下天京以后，曾国藩急忙裁撤湘军，生怕这支部队在战后失控，湘军是如此，李鸿章的淮军也是如此。很难避免哥老会的渗透，左宗棠手下的部队也是如此。为什么？在军队内士兵有自身的利益关系，没有合法的组织形式，哥老会自然就成为士兵甚至将官互相援助的一种组织形式，当战争告一段落，裁撤军队，士兵到地方以后，没有好好安置就业，那么他们自然成为社会上游民组织的骨干，由于哥老会是分散的没有统一的组织，各开山堂，在社会上可以与各种利益集团结合起来，成为称霸一方的特殊势力，很容易被人利用。1864年7月曾国藩攻陷南京，半个月以后曾就开始裁撤湘军，到1866年曾国藩所部十二万湘军便陆续裁撤完毕，这些人被抛入了游民队伍。由于他们经历过战争，所以特别强悍，由于他们过惯了游民的生活，很难再回到土地上做老老实实的农民，那么他们就成为社会不安宁的因素，淮军在镇压捻军起义以后，也裁掉了五万人，加上各省裁撤的地方部队，有四五十万兵勇退役，再加上被打散的太平军与捻军的士兵流散于各地，再加上内战过程中大批逃亡的农民，也一时难以回归土地，那么社会上游民的数量便越积越多，而且他们有分散的组织，很难触摸到他们活动的轨迹和趋向，这是清末社会最不安定的因素，这些人年复一年没有糊口之资，栖身无地，流而为盗匪者，亦情势自然如此，把清末的裁军与刘邦胜利以后对士兵的安置比较一下，自然刘邦的办法效果好。为什么清末不能如此做呢？二者人口基数不同，刘邦那时不过三、四千万人口，清末十倍于它，没有那么多空旷的土地能容纳它，城市的规模不同了，城市成为游民主要的集结场所，对社会矛盾的反应比农村要敏感一些。孙中山早期组织的起义，都离不开会党，同盟会与会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清政府的统治已不能影响到城乡的基层，由于基础不稳固，加上帝党和后党的矛盾，中央政权内部不稳，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一旦有大的政治动荡，它的倾覆也就是自然之势。有的朋友如李泽厚、刘再复他们为辛亥革命打破了清末新政的可能而表示叹息，其实这大可不必，因为清政权的倾覆在光绪、慈禧去世以后已难以挽回，即便没有辛亥革命那个清末新政也难以造成清政权起死回生的格局。因为那个所谓新政，也是做戏讨好洋人罢了。 　　———————————————————————————— 　　要社会安定下来，必须处理好游民这个阶层，必需加强对基层政权的建设，这个问题是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真正得到解决的。人民军队从建军起，便在军队内建立党的组织，便排除了会党的渗透。 　　五十年代初，军队的复员工作做得比较好，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工厂和企事业尽量多安置一些人。当然，那时对待复员军人的待遇，还没有刘邦那时优惠，这与人口多、土地少的限制有关。发展军垦事业既是为了加强边防，同时也是变相的安置军人转业。与此同时我们加强了农村和城市基层政权的建设，农村有了合作社，城市也组织合作生产，还有打击了如一贯道那样的秘密组织，这样才从根本上解决了游民的问题，能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有了这些最基础的工作，城市的许多困难还是农村帮助解决的呀！这样前三十年工业化才有根本的保障。 　　这些年市场经济发展以后，人的流动性加强了，二亿多农民到城市打工，往返于城市与农村之间，这个流动既对农村也对城市有深刻的影响，游民问题再现了。无论农村还是城市都有这个问题，第一代农民工一旦失业，还可以回农村劳动，因为他们有农村劳动的习惯，有的在城市呆久了，回去事农也难。第二代农民工回去就更难了，他们没有农业劳动的锻炼，而且现在的农村教育，不是与农业劳动相结合。农村青年读书，只是为了跳出龙（农）门。城市化能吸纳多少农业人口，是有限度的，大量农业劳动力流向城市，势必影响农业生产，“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无饥，不可得也。”这个话还是有道理的。一旦遇到世界性的经济萧条进一步深化，失业率因此而上升以后，所带来的流民问题，毕竟是未来社会稳定的一大隐患，历史是我们的镜子，我们应该未雨绸缪，早作这样的思想准备，目前有些地方与黄赌毒相联系的黑恶势力的发展，一些基层政权的黑恶化，正是游民阶层泛起的表现。其实黑社会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伴生物，只要看一下美国的三K党，意大利的黑手党，一些国家的贩毒集团就可以知道了，资本主义为了压低工人的工资，制造产业后备军，这就为城市游民提供了来源。所以我们更要警惕外部黑社会势力对我们的渗透，如果它与一定政治势力结合，那就是非常危险的信号。故加强城乡基层政权的建设，整顿党的作风、反对腐败，仍是当务之急。有那么几个知识分子骂娘是成不了大事的，大可不必为之忌讳。至于城乡一元化，在大城市周边还有可能，从全国看还是长期奋斗的目标，因为我们人口多，农村人口占比高，而且流动人口量大，所以农村的稳定还是国家稳定的基础，农业还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再说，农业的现代化究竟怎么走，还值得进一步思考，现在依靠农业机械、化肥都离不开石油这个能源，长期的化肥和农药使用，对土地的板结、环境的影响、食品的安全都是问题，是否也应该考虑发展中国传统的农业，使之更接近有机生态的农业呢？如何取长补短？怎么走出一条不是照搬西方的，而是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的道路。这些都值得进一步思考。总之，农民的安居乐业生活富裕才是整个社会稳定的基础。（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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