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这是原来写的内容，关于九?一三事件前后的细节，在我的“答政治不好玩是吗？”博文后面网友“后白河”最后两篇跟帖说得更加具体，许多事得靠大家来补充才能说得更清楚，一个人的经历和精力有限，我能做的也只是提出问题而已。 　　七．从你个人讲，有没有参与在上海的清查运动，它对你们写作组有什么影响？ 　　答：从此，上海空四军王维国系统，因为与小舰队的关系，也成为清查的重点了。那时复旦召开批判林的大会，复旦工宣队的负责人方耀华从会场出来，与我相遇，一副尴尬的脸相，两眼盯着我。我知道他是无辜的，但那时我也帮不上忙了，我没有参加专案清查的工作，无从帮忙，只能向他摆摆手，没有说过他一句话。那时在历史地理研究室的王耀宗，由于整个空四军来的军宣队都要撤回去了，我给工宣队说了，这个人我们这里还需要，便留下吧，这样他便转业成为复旦员工了。整个写作组也没有开展这方面的清查运动，只有王知常到王洪文那儿去参加清查运动。上海清查运动是王洪文负责，具体是戴立清他们管辖的，所以对清查运动的情况我全不知情。有一件事情，王洪文带了王知常去杭州参加浙江军区清查运动的事，在一百多人参加的会议上，王洪文讲，1971年3月16日，《文汇报》上那篇文章有问题，毛曾批评过。当时王知常在大会上就顶了王洪文，因此王知常就离开王洪文那儿，去市清查办工作，不久就回写作组了，他不高兴在那边干。我想毛泽东批评《文汇报》三?一六那篇文章，不是因为那篇文章的内容有什么问题，而是不应该由上海方面先发难，过早激化了矛盾，加速了对方狗急跳墙的步伐。其实，这二篇文章就文章论文章，都应该过得去。如果今天有人再找这二篇文章来看，都只是说了许多空话、套话，甚至连明显的政治指向都谈不上。只是那个时刻大家神经都太敏感了，八公山上，草木皆兵，患了政治敏感症，都误以为文章背后有什么政治目的。王知常由于不知道毛泽东批评过《文汇报》三?一六文章，便当面在上百人大会上顶撞了王洪文，使王洪文下不来台，王当时也没有计较。许多事都是这样，对一些提法太敏感，都与权力之争联系起来，如吴法宪在1970年3月宪法草案讨论上对张春桥根据毛前面的做法勾掉了“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立即猛烈地攻击张。会后陈伯达找黄永胜商量对策，最后报告叶群与林彪，林彪夸吴胖子放炮放得好，九届二中全会上的突然袭击就是这样起来的，他们那根神经太敏感了。在清查运动期间，徐景贤要查1971年1月6日那篇《路线、政权、世界观》文章的背景，与空四军究竟有什么关系。这在《文汇报》社引起很大的震动，查下来这篇文章的作者是采矿工程机械厂的一个工人作者程继尧所写，与空四军的卫东鹰没有什么关系。可见从张、姚起以及我们，对这篇文章的反应显得过敏了。造成那样的影响，与吴XX汇报的假情况也有关，导致反应过度。3月16日这篇文章写作的过程，吴XX是知情的，他又把这里的情况反映到空四军，所以林立果知道以后，他那根已经绷得很紧的神经更加紧张起来，促使他急于搞那个《五?七一工程纪要》的计划，使林彪跨出绝路的第一步。所以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林彪死活不肯出席，不肯讲话，才引起毛泽东认为庐山会议上那场风波没有了结，才有南巡吹风，这些话传到林立果、叶群那儿，他们更是草木皆兵了，把三中全会的准备工作视作对付他们的。9月12日林立衡离家出走，也使叶群与林立果紧张起来，害怕暴露他们的密谋，当晚叶群电话联系黄永胜，而黄在人民大会堂打牌，她误以为黄永胜已被抓了，才进一步急速地促成叶群、林立果拖着林彪仓遑出逃。回顾这件影响国家命运的大事，却由一系列小人物、小事的误会等许许多多偶发的因素推动下走向历史悲剧。对林而言是走向毁灭的道路，对毛泽东而言何尝不是一次重大的打击，使毛面临如何向全国人民交代，作为接班人的林副主席怎么会有如此结局。对这一场文化大革命岂不成了绝大的讽刺了吗？这在毛心理上不可能不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当然我们不会因此否定林彪在历史上曾有过的功绩。现在回过头来分析这件事，仍然有它的必然性。因为在庐山会议上毛林双方的裂痕已很明显了，毛、林二个人的性格都是非常倔强的，有问题都是硬挺到底的，且两个人又都是打仗出身，把军事上的谋略用到政治上来，那就非常危险了。林立果打的是出奇制胜，这个奇是出其不意，小舰队设计的方案就是想出其不意取胜的方案。毛泽东南巡的策略是旁敲侧击，敲山震虎，调动他出来活动，林彪窝着不作任何动作，也难处。这些谋略，在同志朋友之间，特别是高层领导人之间，最好还是不用和少用。有时聪明反被聪明误，同志朋友之间互相信任，善意地设身处地为他人设想，这很重要。这样的话，即使有什么误会，大家多沟通，不要轻易地上纲上线，矛盾总是可以得到缓解的。 　　八．那时一般都把与林彪集团的矛盾，划入路线斗争的范畴，你对这个问题的性质如何看？ 　　答：关于林彪的问题，在起草九大路线的时候就有裂痕了，记得最早中央决定起草九大报告的时候，是指定陈伯达与张春桥姚文元三个人一起共同起草的，陈伯达丢开张姚，一个人与林彪商量起草了报告，又迟迟不能交卷，时间紧了，毛就叫张春桥姚文元两人起草了，后来张姚告诉我，这份报告，是他们两人写一段，送一段给毛看，毛看一段改一段，最后由毛定稿的，所以林彪在会上念的九大报告，实际上他自己没有写过一个字，这一点对他来说也是非常不愉快的，对九大以后的方针路线，林彪有自己的看法，在九大会上他实际上是一个傀儡，他心里不满意。再说林彪在家里，连林豆豆与叶群和林立果之间的矛盾都处理不好，放手让叶群那样去处理国事就很难不出乱子。叶群那样宠林立果不正是害他吗？空军总办那些人，如周宇驰、于新野、王飞、李伟信这些人，攀龙附凤，政治上搞投机，吴法宪那样怂恿林立果，实际上都害了他。问题不仅仅是他们这几个人，由于林彪所处的位置，他们所干的那些坏事，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所造成的消极影响就难以挽回。后来林立果他们搞《五七一工程纪要》的活动，便不属于路线问题了。周宇驰、于新野与李伟信三个人在林彪他们起飞后三个小时，乘直升飞机外逃，驾驶员是陈士英和陈修文二个人，陈修文在与他们对抗中，被周宇驰打死。直升机落地后，说好三个人集体自杀，李伟信朝天开枪没有死，驾驶员陈士英被周宇驰打伤装死，所以也没有死，说明叛国外逃不得人心，陈修文被追认为烈士，留下两个活口，对直升机上的事可以说清楚了，《五七一工程纪要》的事也可以说清楚了。我与李伟信曾一起在提篮桥监狱关押过，他人绝顶聪明，干事就是太缺德了，就在提篮桥监狱，他也干缺德事，此人本性难改呀！关于路线问题，我有一个想法，如果目标一致，那么达到这个目标的路线往往可以有好几条。比如从我家里到外滩，可以有好几条路线走，可以由四平路吴淞路直达，也可以从邯郸路到鲁迅公园，由四川北路过北四川路桥转弯抵达外滩。从交通工具讲，可以选择地铁十号线，也可以乘公交车55路或者910路直达，也可以步行。解放初我们从复旦大学出发经常是步行的。只要目标明确，路线可以有各种情况。各国情况不同，革命的路线也可能不同。各个历史时期形势不同，由于对形势认识的不同，各人选择的路线可能有差异，当然在革命战争时期，有的路线可能是断头路，此路不通，事实证明毛泽东的路线由农村包围城市，使革命取得了胜利。但是我们要看到只要革命的目标一致，即使路线错了他们还是我们革命的同志。不必为路线争论过于贬低他们。在革命胜利以后，我们在路线问题上面也有很多争论，前三十年的路线有其合理的一面，也有失误的地方，但它为我们既留下很多经验，也有不少教训，但是它的目标是对的；后三十年的路线，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留下不少问题，目标还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前后这三十年在我们党的历史上都有它自己的历史地位。今后为了更好地建设我们的国家，在思想认识上，和选择的方针路线上，由于形势的变化，无论对历史和现实都会产生各种不同的意见，这是非常正常的。我们要允许这种不同意见的存在，千万不能把这种分歧变成你死我活的斗争。让实践来证明什么是正确的，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过去我们有一点绝对化了，动不动把路线上的分歧变成你我之间的敌对矛盾。这个不好，应该冷静一点，多讨论一下，试一段时间再讨论它的得失不好吗？凡事不能绝对化，对任何事物的思考，不能都定于一尊，应有一些自由度，因为真理都是相对的。如果都要定于一尊的话，那么在思想战线上便会形成万马齐喑的局面，对党反而不利，而且什么是真理，不是靠表面机器来完成的，因为在有的时候，真理往往在少数人一边。 　　九．你们写作组在清查运动中，有没有对吴XX做过什么处理？ 　　答：在空四军清查运动尾声时，吴XX出卖写作组情况的事被查出来了，情况告到我那里，我一直捂着，因为在我心目中他还是干了两件好事，林立果的讲用报告的油印稿是他找来给我们的，《文汇报》1月6日文章的背景是他告诉我们的，所以认为他还是有功的。至于他把我们这里的情况告诉空四军，有时候也难怪，空四军问他，他怎么办呢？他也有他的难处。写作组内本来就没有什么要清查的事，但是市革会办公厅的一些同志，也知道吴XX的情况，他们告状了。有一次康平路小礼堂放电影，吴XX也去了，碰到了徐景贤，徐批评我们没有警惕性，吴XX怎么还能留在这里呢？这样召集在写作组办公室及毛选五卷小组一部分同志开了二次生活会，我批评他怎么不知轻重，不守纪律，你把这里情况告诉那里造成的后果，任何努力都难以挽回。这二次小组会也没有太严厉地指责他，但他一直耿耿于怀，甚至认为写作组只有一个半好人，一个是高志仁，因为他没有发言批评他，半个是翁佩珍，她是打字员，也没有讲什么，平时关系也不错。本来写作组要他写检查，也是想保他过关，开批评会其实也只是走个过场，掩人耳目，事情过去就算了，也没有打算要作什么处理。后来隔壁康平路办公厅起草组那帮人，看到吴XX仍在余庆路食堂吃饭，就又告到上面去了，上面一发话，就保不住了。至于安置吴XX去哪儿，当时我考虑可以有二个去处，一个是空四军，在那儿他得挨整，一个是回《文汇报》，因为他来我们这儿是从《文汇报》过来的。选择让他去《文汇报》，是为了保护他，我们没有把他的情况告诉《文汇报》，四人帮被抓以后，因为是从我们那儿回去的，他又成了受迫害的英雄，后来他在《文汇报》还受到重用，成为《文汇报》的负责人之一。 　　我从九?一三事件想起《文汇报》三月十六日那篇文章，想起吴XX其人其事，好似蝴蝶效应，这个小蝴蝶，拍二下翅膀，通过空气力学传递，竟然会引起那么大的难以预料的后果，这完全超乎人们的想象。所以如何防微杜渐实在是一个难题。为此有人笑我是东郭先生，当然也不能说他是中山狼吧。我自己毕竟是书生，书生气足，不是搞政治的，写文章如搞自己专业来做，在现实生活中，没有直接经历面对面的重大政治斗争，所以缺少对现实政治的敏感性。其实在现实生活中，阶级斗争那根弦不能绷得太紧，不是说没有阶级斗争，但不能什么都往这根纲上靠，把什么事都说成阶级斗争。如果什么都上纲上线的话，往往使简单的事情复杂化了，小事变大了，容易伤害人与人之间正常的关系和感情。《文汇报》1月6日那篇文章作者程继尧，后来在我们下属经济组工作过一段时间，当然，当时我并不知情，在经济组我见到他时，我很热情，他似乎有一点戒心了。现在想来作为一个工人出身的业余理论工作者，能写一点文章也不容易，何况那个文章的事委屈了他呢！事后，他还在努力写作，仍与我们交往，我出狱以后，还见过他，他送给我名片，希望有来往。有一句老话：“一死一生，乃见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不以贵贱恩怨而变脸不认人，为人真要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啊！我记得林彪事件以后，王维国的女儿还曾来我家找过我二次，谈她父亲出事以后，她的恋爱对象的家里反对了，为此向我求助。对她的遭遇我深表同情，但我只能安慰她，由于她那恋爱对象的家长我又不认识，实在无从帮她了。后来我与马天水说起这事，想怎么讲一点政策吧。结果马认为我如此住在复旦不安全，要我搬出来住。为此徐汇区房地局通知我去看房子，我想我还要管复旦的事，怎么能搬家呢？我没有动。所以我跟当时市委领导看问题的视角不同，毕竟还是书生气足，缺少政治敏感性。 　　十．在九?一三事件以后，你们在思想工作、舆论工作上做了什么？如何来肃清《五七一工程纪要》所产生的负面影响？ 　　答：1971年到1972年，在九?一三事件以后，全国范围内的中心工作是对林彪事件在组织上的清查工作，1973年到1974年则偏重于对林彪事件在思想上的清理工作。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通过姚文元要我们标点古文，在史传方面有不少是属于组织处理上的一些历史经验，如《三国志》的《张郃传》、《张辽传》都是讲不要揪住别人的历史问题不放，他们原来都不是曹操的人，后来都是有功的。意思是对在林彪事件上有过失的军队干部不要揪住不放，该用的人还是要用，要讲政策，要区别对待。在诸子方面则偏重于思想方面的清理，对《五七一工程纪要》攻击他为秦始皇的批判，选了不少历史上如何评价秦始皇的文章，批林批孔便是这样开始的，尊法评儒也是由此衍生下来的。毛主席要我们标点的柳宗元写的那篇《封建论》就是其中一篇，我们写了一篇《读<封建论>》的文章，讲的还是“历代皆行秦政法”，郡县制优于分封制，为秦始皇说话。如果现在把《五七一工程纪要》与毛后来要我们标点注释的八十六篇古文联系起来读，就可以知道毛泽东同志读这些古文，大部分是为了批判《五七一工程纪要》及处理林彪事件的善后。那些词赋则反应了毛主席郁闷的情绪及其对生死的考量。毛主席写的致郭沫若的那首诗，并不是对着郭老的，是转一个弯对着林彪他们的。前一个时期《文汇报》上有复旦哲学系的教师发文说这是逢君之恶，我还在博客上撰文反驳了他。难道林立果那个《五七一工程纪要》对B52的攻击是对的吗？现在许多朋友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还有不少糊涂观念，他们不知道当时的历史情况，这也难怪。九一三事件，受打击最大的还是毛泽东，他身体从这次事件后开始变坏的，发生过一次心肌梗塞，后来他要我们标注《枯树赋》，不同意移栽说，认为树所以枯萎是外部摧残的结果，他这个认识，实际上与林彪事件有关。毛泽东同志直到生命的最后阶段，还在背诵庾信的《枯树赋》，以宣泄他内心世界的郁闷，可见其影响之深，到去世前这件事还是他心上的一块阴影。但这些就无法在这篇谈话中慢慢细说了，而且这方面的内容很多很多决不是一篇谈话所能穷尽的。（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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