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刘邦称帝 　　刘邦最终打败项羽，是大家合力的结果，如果没有韩信、彭越、黥布一起出兵，刘邦是不可能打败项羽的。所以刘邦胜利以后，仍然是诸侯王各据一方，韩信是楚王，王淮北，都下邳，占据了原来项羽的势力范围。彭越有战国时魏之故地，号梁王。淮南地区属英布，为淮南王。赵地有张敖称赵王，燕地有臧荼为燕王，齐地当时还有田横在，实际上仍是战国末年列强割据的局面。刘邦称帝是大家公推的结果，《史记?高祖本纪》： 　　“五年正月，诸侯及将相相与共请尊汉王为皇帝。汉王曰：‘吾闻帝贤者有也，空言虚语，非所守也，吾不敢当帝位。’群臣皆曰：‘大王起微细，诛暴逆，平定四海，有功者辄裂地而封为王侯。大王不尊号，皆疑不信。臣等以死守之。’汉王三让，不得已，曰：‘诸君必以为便，便国家。’甲午，乃即皇帝位汜水之阳。” 　　《汉书?高帝纪》的记载，与此大同小异，汉王本来的地位与大家基本相同，现在推他为帝的理由是： 　　“先时，秦为亡道，天下诛之。大王先得秦王，定关中，于天下功最多。存亡定危，救败继绝，以安万民，功盛德厚。又加惠于诸侯王有功者，使得立社稷。地分已定，而位号比拟，亡上下之分，大王功德之著，于后世不宣。昧死再拜上皇帝尊号。” 　　所以推他为帝的理由是刘邦的功劳最大，其次是诸侯王之间的地分已定，刘邦的位号与诸侯王之间要有上下之分，所以要刘邦上皇帝之尊号。因此刘邦这皇帝是大家公推的，谁打下来的地方仍然归谁，诸侯之间的矛盾，过去是对着项羽，现在全对着刘邦来了。刘邦坐在皇帝这个位置上，心里不可能踏实，这需要智慧来稳定自己的地位。这个问题留在下面再说。 　　 　　十四、刘邦在洛阳南宫与功臣宿将之间对 　　项、刘二者成败原因的探讨 　　刘邦打败项羽称帝以后，先把都城定在洛阳，他在洛阳的南宫举办酒宴，与功臣们共同探讨一个问题，刘邦为什么能成功，项羽为什么会失败，换一句话，这次酒宴是一次总结经验教训的会议。刘邦之所以成功的经验是什么？项羽之所以失败的教训在哪里？无论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教训，都是值得人们永远去思考总结的东西。一九六二年，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讲的还是这个问题。对此《汉书?高帝纪》和《史记?高祖本纪》的记载是一致的，相差的只是几个虚词。今录《汉书?高帝纪》如下： 　　“帝置酒雒阳南宫。上曰：‘通侯诸将毋敢隐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对曰：‘陛下嫚而侮人，项羽仁而敬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与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与人功，得地而不与人利，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为我禽也。’群臣说服。” 　　刘邦与王陵的对话，都有事实根据，讲的都有道理。王陵这个人是汉高祖刘邦的同乡，都是沛县人，刘邦年轻时以兄事陵，王陵在沛县的地位比刘邦高。刘邦入咸阳时，王陵在南阳，并没有随刘邦入关。刘邦与项羽相争时，王陵站在刘邦一边，项羽以王陵的母亲为人质，逼王陵投奔项羽。王陵派人到项羽军中探望其母，其母在使者面前伏剑而死，遗言使者，要王陵一心事汉王。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到项羽不善于争取人。此后王陵一直追随刘邦，所以王陵在这个问题上敢于讲得那么直白，说刘邦“嫚而侮人”，换一句话说那就是有一点流氓腔，不知道如何以礼待人。这在刘邦接待郦食其的过程中可以看得很清楚，自己洗着脚接待自称高阳酒徒的郦食其，优点是他能从善如流。从礼貌上讲项羽比刘邦要高明一些，在与天下同利这一点上，刘邦比项羽高明。这是指最终追击项羽时，他对韩信与彭越的许诺，这件事当时是张良提的建议，事见《汉书?高帝纪》。其云： 　　“五年（公元前二〇二年）冬十月，汉王追项羽至阳夏南，止军，与齐王信、魏相国越期会击楚。至固陵，不会。楚击汉军，大破之，汉王复入壁，深堑而守。谓张良曰：‘诸侯不从，奈何？’良对曰：‘楚兵且破，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与共天下，可立致也。齐王信之立，非君王意，信亦不自坚。彭越本定梁地，始，君王以魏豹故，拜越为相国。今豹死，越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取睢阳以北至谷城皆以王彭越，从陈以东傅海与齐王信，信家在楚，其意欲复得故邑。能出捐此地以许两人，使各自为战，则楚易散也’。于是汉王发使使韩信、彭越。至，皆引兵来。” 　　故王陵讲的是大实话，刘邦最终打败项羽，靠的就是这“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与之，与天下同利也”。但是要懂得这是刘邦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当初韩信派人给刘邦讲要封他为假齐王，刘邦就发怒了，这是刘邦的本来面目，是张良和陈平在一旁提醒他，他悟性高，才马上换一个腔调，派张良去封韩信为齐王，稳住了韩信。而这次答应韩信为楚王，彭越为梁王，也不是心甘情愿的事，特别是楚王所王之地是项羽故地，五年的楚汉之争刚过去，刘怎么能放心。王陵这话正说在他的心坎之上，一时半刻还没有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 　　项羽进入咸阳以后，立即论功行赏，但给项羽埋下了五年战乱的祸根。如何论功行赏也是摆在刘邦面前的难题，怎么办？再说，那么多军队和士兵，战争基本结束了，如何把这支在战争中产生的庞大军队重新安排到土地上去，即解决军队的复员，流亡人员的回归故里，使农业生产得以恢复，社会得以稳定。既然当了皇帝，过去大家一起靠打打杀杀起家，现在成了君臣关系，如何建立朝廷的礼仪制度，这些都是摆在刘邦面前必须面对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处理现在先提出来，先考虑一下，把它放在后面来讲。 　　再说，刘邦自己说的他所以取胜原因是自己会用人，论谋略，张良的确胜人一筹，关键时刻，关键性的点子，都是张良出的。如刘邦入咸阳，要不要进秦宫室居留，固然樊哙谏在前，是张良说服刘邦的。在咸阳，项羽准备进攻刘邦，是张良设法为刘邦化解危机的。诸侯王自滩下至国时，是张良建议明烧栈道，以堵住项羽对刘邦的疑虑和追击，然后才有暗度陈仓，重返关中。刘邦定三秦以后，也是张良告诉项羽，刘邦得关中，如约即止，转移项羽的注意力，让项羽专心打击东边齐国的田荣，刘邦则联合诸侯乘虚而入，攻击彭城。刘邦在彭城大败之后，还是张良告诉刘邦，如何建立反楚的统一战线，有二个人可用，即彭越和英布，而韩信可使其独当一面。韩信定齐地，要刘邦封其为齐王，刘邦最初不答应，是张良提醒刘邦，让张良亲自去授韩信齐王印信。垓下之战，也是张良提醒刘邦要“所降下者，因以与之”，这样别人才有作战的积极性，所以说张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这话不假。实际上，在刘邦身边有一批这样的谋士和说客，如陈平、陆贾、隋何、郦食其等都发挥了很大作用。 　　至于带兵打仗，刘邦确实不如韩信，刘邦与项羽对峙，几乎十次有九次打的都是败仗，而韩信则每战必胜。在带兵的问题上，刘邦和韩信有过一段对话，《汉书?韩信传》称： 　　“上尝从容与信言诸将能各有差。上问曰：‘如我，能将几何？’信曰：‘陛下不过能将十万。’上曰：‘如公何如？’曰：‘如臣，多多益办耳。’上笑曰：‘多多益办，何为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将兵，而善将将，此乃信之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谓天授，非人力也。’” 　　这些话都是韩信被擒，由楚王改为淮阴侯后的对话，有一点奉承刘邦的意思。然而韩信是将才，而刘邦则是将将之才这一点不假。将兵的与将将的之间这一类相互关系的案例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如曹操、孙权，都是将将之才，在其手下带兵的大将只能听从他们的调度和指挥，这是战争时期军事指挥的分工造成的，有指挥局部战役的，有布置全局的，前者为将，后者为帅，帅即是将将之才。当代历史上也是如此，彭德怀、林彪、陈赓之类都是将才，但毛泽东是将将之才，他们之间只能是全局与局部的关系，局部服从于全局性的战略部署，只有二者配合默契，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这两类人物的品格和气度皆有其长处和短处。 　　刘邦赞萧何这几句话也是真心话，其与项羽相持于荥阳，屡战屡败，如果没有萧何在关中和巴蜀提供一个稳定的根据地，保障刘邦前方粮饷不缺，这才使刘邦能坚持下来。项羽所以失败，不是他不会打仗，他仗打得很好，与刘邦交手，几乎每战皆胜。彭城之役，项羽以三万精兵一下子击溃刘邦统率的五十六万大军，刘邦被打得抱头鼠窜。以稳定的后方根据地作支撑，要粮有粮，要兵有兵，才取得最终的胜利。否则的话那五年是很难坚持下来的。萧何有几件事，对刘邦影响甚大。刘邦攻进咸阳时，“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汉王所以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疆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萧何这样摸清了全国的基本状况，才能对全局心中有数。第二件事，在咸阳项羽分封诸侯时，刘邦去不去汉中任汉王的问题，开始刘邦怒项羽背约，欲谋攻项羽，“周勃、灌婴、樊哙皆劝之，何谏之曰：‘虽王汉中之恶，不犹愈于死乎？’汉王曰：‘何为乃死也？’何曰：‘今众弗如，百战百败，不死何为？’”（《汉书?萧何传》）这样刘邦才去汉中就国。第三件事是刘邦与项羽在荥阳相持时，“何以丞相留收巴蜀，填抚谕告，使给军食。”在巴蜀和关中，萧何能“计户转漕给军，汉王数失军遁去，何常兴关中卒，辄补缺”。没有后方坚强有力的支持，那就无法保障前方的相持战争了。项羽的失败，就是没有后方根据地的支持，彭越不断骚扰项羽的军储，项羽垓下之败，不是败于战，而是由于“兵少食尽”，得不到足够的补给啊！两者比较，可见萧何对刘邦取得战争胜利的重要作用。 　　 刘邦即皇帝位是大家推的，在即皇帝位以前，刘邦与诸王关系是肩并肩的，即皇帝位以后他与诸王的关系便不同了，不再是肩并肩的关系了，而是君臣上下之间的关系了，刘邦面临的是如何治天下的问题，不只是分蛋糕大家坐享天下的问题，天下有许多问题等待他去处理了。 　　刘邦与王陵这一段对话，是汉五年（公元前二Ｏ二年），刘邦并没有接王陵的话头，在刘邦心头并不甘心“功城略地者，因以与之”，刘邦与韩信的矛盾，在韩信请封假齐王之时已经埋下了，项羽一死，他便夺军权，把韩信从齐王改为楚王，接着在陈缚韩信至洛阳，以为淮阴侯。陈豨反，吕后用萧何计缚韩信于长乐宫斩之。刘邦与彭越、英布的矛盾是同一回事，韩信讲的“狡兔死，良狗烹”是韩信自己的感慨。事实上打天下与坐天下不是一回事，打天下的人是武将，并不一定能坐天下。打下天下以后面临的不能只是谁坐天下的问题，那时更主要的不是谁来坐享其成的问题，而是大战以后如何治理天下的问题，是一个国事管理问题。因为治天下的问题不再是过去打打杀杀，互相较劲的过程，而是如何建立社会秩序，如何使民众有一个安定和富裕的生活，这不是靠武力强迫所能实施的。战争基本结束，留下骄兵悍将不加约束地在分蛋糕上互相攀比的话必然后患无穷。陆贾对刘邦讲的“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乎？”这话还是有道理的。治天下是文臣的事，因为那得靠恢复和发展生产与礼仪教化来解决，陆贾在刘邦面前称说诗书，也就是这个道理。那么打天下时的功臣宿将限于知识文化水平不高自然应后退一步，因为以军人治国太粗，用拳打脚踢那个打天下的本领来治天下有一定的难度。再者军人们只善于以力服人，不善于以理服人，只善于以势压服，还不行的话，就会动刀动枪了，这种方式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秩序问题。海外有军人不干预政事，这一条有它一定的道理。将领们参与政事的话，要脱下军装，离开军队，邓小平不当元帅也就是这个道理，他从政了。所以在我们这儿是党指挥枪，不是让枪来指挥党，也是这个道理。在《汉书?爰盎传》（卷四十九）有爰盎与汉文帝的一段对话，“绛侯为丞相，朝罢趋出，意得甚。上礼之恭，常目送之。盎进曰：‘丞相何 如人也？’上曰：‘社稷臣。’盎曰：‘绛侯所谓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是要治国，周勃厚重少文，让他治国是有难度的，你要了解社会各阶层的矛盾，知道如何去应对，那就不是周勃这一类打天下的功臣所长了。文革期间，让军队直接干预地方事务，有稳定局面的积极作用，但副作用也很大。凡是大规模的武斗和派仗，都有军队的背景啊！因为他们更多地靠压服，不是靠说服，如何善于以理服人，即便你讲的道理是对的，但还要善于表达啊！要掌握好说理的技巧，有理有节，循序渐进地掌握好时机，才能使人心服口服。当然文人治国，也得有政权机关组织体系的配合和贯彻执行，有武人的理解和支持，否则，也只能是徒有一番空议论罢了。 　　汉文帝时，要启用年轻的文人贾谊，周勃这个丞相与灌婴们便容不得他。《汉书?贾谊传》云：“天子议以谊任公卿之位。绛、 灌、东阳侯、冯敬之属尽害之，乃毁谊曰：‘雒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 乱诸事。’于是天子后亦疏之，不用其议。”所以贾谊只能被下放去作长沙王太傅了。宋高祖所以杯酒释兵权，也就是这个道理，宋代重文轻武，是吸取了五代十国战乱的教训。记得毛泽东曾在各次讲话中推崇贾谊是秦汉时代年轻有为的历史人物，他对贾谊之死，深表惋惜，毛在一九五八年写信给田家英，要田家英去读《汉书?贾谊列传》中的《治安策》，说“这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认为“全文切中时弊，有一种很好的气氛。”说这“值得一读”，为什么说《治安策》是一篇好文章呢？贾谊有这么一段话，其云：“孔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毋讼乎！’为人主计者，莫如 先审取舍；取舍之极定于内，而安危之萌应于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 一日而危也，皆以积渐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积，在其取舍。以礼义治之者， 积礼义（即发展文明，靠文化来强国）；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刑罚积而民怨背，礼义积而民和亲。（我们不是也强调社会和谐嘛！）故世主欲 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异。或道之以德教，或驱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 德教洽而民气乐；驱之以法令者，法令极而民风哀。哀乐之感，祸福之应也。”贾谊这一段话很有道理，周勃是写不出这样好文章来的，《治安策》讲的是治国之道啊！所谓德教者，文化建设也，礼乐者文化也，我们不是要建立文化强国嘛，文化也可以作为我们的支柱产业，有的可以走市场化的道路，如出版、电影、戏剧之类；有的则属于公益事业性的，如博物馆、图书馆这一类非盈利性的；有的还可以走出国门去宣传我们的文化，并挣外汇，但最根本的还是道德礼教，以化吾民俗，也就是通过文化教育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对民间的一些违法行为不能只靠刑法，法治不只是依靠刑法来治国。前一个时期中央电视台的法治在线对于三胞胎的爷爷被判刑的报道，那就属于“法令极而民风衰”，问题是我们如何进行宣传教育，如何帮助他们克服经济上生活上的困难，才是正道，靠刑法治国，有一定的需要，但副作用极大。现在叫文化强国，古人讲：“化成俗定，则为人臣者主耳忘身，国耳忘家，公耳忘私， 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义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诚死宗庙，法度之臣诚 死社稷，辅翼之臣诚死君上，守圄扞敌之臣诚死城郭封疆。故曰圣人有金诚者， 比物此志也。彼且为我死，故吾得与之俱生；彼且为我亡，故吾得与之俱存；夫 将为我危，故吾得与之皆安。顾行而忘利，守节而仗义，故可以托不御之权，可 以寄六尺之孤。此厉廉耻行礼谊之所致也。”（同上）贾谊这段话讲得非常精辟，君臣（现在不是君臣关系了，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是同志之间的相互关系）、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间的相互关系，大家都能相依为命，那还争什么呢？这只有教化，也就是道德礼仪才能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达到这样自然而又和谐的境界。 　　我们现在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市场经济本质上讲，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非资本主义的，都有市场经济，因为它是建立在商品交换的基础上。在中国古代早就有市场经济了，只要有商品交换就有市场，只要有货币就有市场交换的价值尺度，就有市场经济了。早在二千年前，司马迁在他的《史记?货殖列传》中曾非常清楚地描述中国从春秋战国以来到汉代就有相当发达的市场交易行为。大家进入市场交易行为的驱动力是什么？是利益啊！他说：“谚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史记》卷一百二十九）我们现在搞市场经济，不是也强调市场的博弈和竞争嘛，搏什么？争什么？搏利也，争利也。发展市场经济的长处是驱动人们去努力和奋斗，但这个背后驱动人们如此去做的动机是什么呢？是利益的追逐，而这个物质利益的追逐是没有止境的，那就是贪欲，所以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这样的结果是物欲横流。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如果只有利益的计较，那么即便在家庭的父子、兄弟、夫妇之间亦难有真正和睦相处的关系。事实上人与人之间利己与利他是互相依存的，即便在夫妇之间，只有一方快乐是不可能有快感的，只有双方配合才能快乐的享受，这是最简单明了的道理。如果一旦互相过分地计算利益，最终便只有离婚的份了。在家庭内是如此，在整个社会也应该如此。其实商品交易也是以利他为前提的，出卖的商品要他人感到受益和有使用价值，他们才会买呀！不是你想卖就能卖掉的。市场经济建立的前提是有益于社会，有益人类，不只是为了满足个人的私利。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 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 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孟子》卷一，梁惠王），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篇讲义利之辩的文章，我们不是要建立文化强国嘛！文化的核心是精神，是人的灵魂，说到底就是要讲道义，讲奉献的精神，讲自我牺牲的精神，当然，我们也应该尊重每个人的个人利益，个人权益。文化产品的生产者是知识分子，首先他们要有崇高的精神，才能通过各种载体生产出高尚的产品来，如果他们的灵魂也浸透了铜臭，那么假丑恶的东西也势必泛滥成灾。灵魂是什么？高尚的精神是什么？说到底就是一个义字，知识分子堕落了，那么文化就会堕落为低俗的东西。现在有一些报刊上的文娱版，我就很少看了，只感到目前的文娱节目低俗的东西太多，桃色新闻的报道太多。《礼记?乐记》有这么一段话，其云：“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比于慢矣！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诬上行私而不可止也。”故娱乐的问题不仅是休闲，它也有对人们思想导向的问题。当然义与利是辩证统一的，只讲利，不守诚信，最终是不可能得利的。自从提倡市场经济以来的这些年，在一些人身上表现出唯利是图的倾向，为了一点蝇头微利，不讲诚信，坑蒙诈骗什么手法都使出来了。人与人之间失去诚信以后，市场交易的法则也破坏了，故市场经济的利益驱动是带有二重性的。我们要发展市场经济，作为一个企业还得讲诚信、讲道义、讲社会责任，纯粹地追逐个人的利益不应该是为人的人生的目的。如果不提倡批判唯利是图和利润挂帅，这种市场经济便对人际关系有极大的破坏作用。不认识这一点，盲目地提倡一切以利润挂帅，以及一切向钱看，靠人民币解决一切问题，这些现象正是滋生行贿受贿贪污腐败的富饶土壤，那必然是弊大于利。 　　我们为什么反垄断呢？因为垄断了就不可能有公平的竞争，垄断了也就不可能有自由选择和公正，哪里有垄断，哪里就有暴利，哪里就会损害公众的实际利益。在反垄断问题上，我们在积极对外开放的前提下，还首先要小心别让外国垄断企业利用他们资本和技术的优势来垄断我们的国民经济。那么多大卖场为外国资本所垄断，于是大卖场所在地区的小商小贩就失业了，便民的小店主也关门大吉了。如果将来如电力、电信、银行、金融等也让外国资本垄断了，那么我们的民族经济便危险了，反垄断首先要反外国的垄断啊。在国际市场上，首先是外国垄断资本垄断了大宗原材料的价格，我们需要铁矿石，需要原油，他们便提高这些原材料的价格。 　　我们不赞成贫富两极分化，因为这样的话，社会很难稳定。贾谊说过：“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 天下亡饥，不可得也。饥寒切于民之肌肤，欲其亡为奸邪，不可得也。国已屈矣， 盗贼直须时耳，”（汉书?卷四十八）。如今社会奢风十倍于古，这不是盛世的象征，而是乱世的先兆，贾谊这些话还不值得我们警惕吗？贾谊《治安策》能写出来，周勃就写不出来了，没有深厚的文化和知识底蕴，是不能认识到这一点的。毛泽东讲周勃们厚重少文，正是指出了周勃在新形势下的致命弱点。 　　我们今天重新提倡建立文化强国，最根本一点还不正是为了在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抵制它所带来的道德上的堕落。有人认为这些问题是市场经济不完善的结果，此话错矣。这个问题不可能靠完善市场经济来解决，世界上没有完善的市场经济，美国的金融市场是最“完善”的吗？这次世界金融危机便是从美国的华尔街开始蔓延开来的，在美国出现占领华尔街的行动已坚持了二个多月，清场以后，示威者又回来了。他们勇敢的行动我是支持的，那些金融巨头对个人利益的追逐，不正是表现了“千乘之王尚犹贫”嘛！奥巴马对占领华尔街表示理解，说明他还比较聪明，否则的话，事态的发展会从占领华尔街变成占领白宫的，会从美国的经济危机变成政治危机的。所以我们怎么能迷信新古典主义自由经济学那一套东西呢？我的一些朋友太迷信这套东西了，在人的行为背后，除了客观法则之外，还有人的心理因素，不抵制人的贪欲是很难解决问题的。回过头来说，贾谊在《治安策》中说的这一番话还是很有道理的，得限制一下富人们无穷无尽的贪欲，要批判为富不仁的行为，揭露其陋恶的内心世界。有人问我，你对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市场经济怎么看，我说：一要大胆地用，坚决地用；二要好好分析，事物都有二重性，故要不断地揭示它的消极作用。过去不是有一个“一批二用”的说法吗？对市场经济就应该如此，在过去没有大胆地用，坚决地用；那是失误，后来大胆用了，但没有认真地批它的消极作用，所以会带来一系列问题。贪污腐败根子就在于市场经济中唯利是图、贪欲的恶性膨胀，它危害人民，不搞一点分析批判怎么行呢？用不着害怕因此会损害市场经济的发展，因为趋利是人的本性之一啊！市场有谋利的机会怎么会不去呢？司马迁在《史记》的《货殖列传》中既为那些大商人列传，介绍他们事业的成功，最后又批判了他们。司马迁说：“由是观之，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 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岂所谓“素封”者邪？非也？”（《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这个“非也”就是批判，靠贸易取得的千金巨万是不稳定的，与王者的社会地位是二个事，王者靠德泽而兴啊！所以还得讲教化，讲礼乐兴邦，要强文化，强德性才是真正的强国，如果光多有几亿美元，别人可以变一个戏法就把你的东西变成他的了。 　　在《汉书?贾谊传》还有一段很精辟的议论，他批评亡秦之旧俗，今复见于汉初了，贾谊说：“秦俗日败。故秦人家富子壮 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指家里富了便闹分家，家里穷了便到富家去当招女婿。）借父耰锄，虑有德色；（谓把耕具借给父亲用，便是对父亲的恩德了，指为子者不知孝道，不孝的情况今天也有啊！）毋取箕帚，立而谇语。（谓母亲取他儿子家的家用器物，媳妇就碎言讽语的，让老人心里不痛快。）抱哺其 子，与公并倨；妇姑不相说，则反唇而相稽。（谓妇姑之间，经常吵架。）其慈子耆利，不同禽兽者亡几耳。（谓慈爱其子而贪嗜财利者，仅小异于禽兽尔。）”这些问题看起来都属于家庭内部的和谐相处和必需的伦常关系，在低俗的风气下便很难维持，这就是德教的问题。接下来贾谊还说：“曩之为秦者，今转而为汉矣。然其遗风余俗，犹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竞，而上亡制度，弃礼谊，捐廉耻，日 甚，可谓月异而岁不同矣。逐利不耳，虑非顾行也，（谓其逐利而行，不考虑所行之善恶，让低俗的东西风靡一时，那么人们的行为就不知廉耻无所顾忌了。）今其甚者杀父兄矣。盗者剟 寝户之帘，搴两庙之器，白昼大都之中剽吏而夺之金。（指盗者公然偷盗宗庙的礼器，甚至在白天也在都市大街上公然实施抢劫）矫伪者出几十万石粟，（此谓贪官伪造文书，贪污仓粟几十万石）赋 六百余万钱，乘传而行郡国，（此言娇伪之人诈言诏令，妄作赋敛，贪污入私，其数多至六百余万钱，相当于现在上亿元的财富，然后公然用公车游历郡国各地，过休闲的生活），此其亡行义之尤至者也。（这是讲社会秩序和吏治已败坏至极也。）而大臣特以簿书不报，期 会之间，以为大故。（此言公卿大臣只知道公文来往和忙于开会，不知道如何正风俗，厉行道义也）至于俗流失，世坏败，因恬而不知怪，（指这些执政的大官们，对世俗败坏，竟安然而不知其怪，那也就不会想办法去改变这种状况了。）虑不动于耳目，以为 是适然耳。（说那些公卿大臣，即今之省部级以上的干部们，不会用耳朵去听一下民间的呼声，不会用眼睛去观察分析，不会用脑子去想一下，反而认为这些丑陋的社会现象，是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的产物，只要多立一些法条，多建一些制度就可以了。）夫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乡道，类非俗吏之所能为也。俗吏之所务， 在于刀笔筐箧，而不知大体。（所谓俗吏是指那些只会等因奉此，在公文上做表面文章，不会下基层去解决实际问题，或者忙在会议上讲官话套话，搞一点形象工程，骗骗领导，然后寻找仕途升迁的路径）”（《汉书?卷四十八》）贾谊的这一番话，不仅切中那时的情况，亦切中当今之时弊，读来一切恍若眼前。毛泽东当年要田家英读“汉书?贾谊传”实寄厚望于田家英也。那时田家英也还算是一个青年人吧！不知田家英读懂没有。 　　看不起年轻人，瞧不起摇笔杆子的现象，古今是相通的。如许世友那样既看不起文人，看不起拿笔杆子的人，又自己不好好学文化，提高思想理论和文化素养，这种人只能是莽撞的一介武夫。对领导者的要求，在战争时期与和平时期大不相同呀！（待续）

浏览：1969

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11/11/20 11:1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