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我的这篇文章，是顾训中先生与我一问一答而撰成的，我所以赶在九月四日发了此文之（上）当时是为了纪念九?一三事件的四十周年，后来因《领导者》杂志准备发此文，为免影响刊物的发行，故将此文之（中）搁下，现已在刊物上发表了，故这里续发此文之（中）。又及，刊物发表时，或许个别文字上有一些改动，因没有原则上的出入，这里就不作改正了。现在所发的是十问十答中之五问、六问，另外，我还想说明一点，这些事件是徐景贤他们处在第一线的，本来应该他来写，但他已去世四周年，所以只能由我来补白了，如果由他来说，或许会说得更加清晰生动一些，且他的文笔比我强。在五、六问答之后，我又补充了一篇补白，这是杂志上没有的，因是我后来读到才补充上去的。我见记忆杂志上发了周宇驰女儿向红同志写的《四十年有感》，她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九?一三事件的一些细节，大家读五问五答和六问六答以后，再读一下补白，可能认识会更加全面一些，因为她的记忆证实了林与毛在九大时思想路线上的分歧已经存在了，也证实了林立果政变的计划中确有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图谋，同时也证实了五?七一工程确有其事，从别的材料上也证实了林彪对四员大将的检讨是不满的，甚至对叶群的检讨也不满，林彪最终走上折戟沉沙的绝境也确有逻辑的必然性。毛泽东在林彪事件以后多次讲过《诗经》中“靡不有初，鲜克有终”那句话，林彪前期是有功的，但他没把初衷坚持到底，最后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从向红的点滴回忆中，也可以知道黄、吴、李、邱四员大将在九?一三事件上确实没有预闻，对《五七一工程纪要》的事，对去广州另立中央的事也并不知情。他们的事，本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以后，已经结束了，至于他们内心是否心服，那是另一回事，至少口服了，难怪他们以后写的回忆录，都有一口怨气，他们后来受审仅仅是受九?一三事件的牵连，如果审查下来没有牵连，应该告一段落的。从这篇点滴的回忆中，如周宇驰、于新野这些人也应该承认他们当初曾是好同志，会引出这样一个结局，最大的罪名应是林立果、叶群及林彪他们，人都已死了，也难以追究，即便有罪，把尸骨接回来也是应该的，他们是中国人嘛，让他们魂归故土吧！对任何问题的处置，应该是实事求是，合情合理，所以现在再说这件事不是为了指责那一位死者，而是为了让后人更好地吸取教训。历史是客观公正的，它不会因人的主观意志而改变。现在一些朋友，毫无道理地指责逝者，那是不地道的，连逝者都那么害怕，正说明他们是那么的胆怯和虚弱而已，以下我们言归正传。 　　 　　 　　五．那么促使林彪在九?一三走上绝路的直接原因是什么呢？ 　　答：应该是毛主席的南巡讲话，打破了他们武装政变的计划，他们是在极端恐慌的过程中落荒而走上绝路的，这个问题还得回顾一下毛泽东南巡活动的过程才能弄明白它。毛泽东从1971年8月15日开始的南巡活动，在当时我是一无所知。根据记载，毛泽东是8月16日到的武汉，在那里与刘丰、刘建勋谈话，又重提了庐山会议九届二中全会的事，说他们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就是反对九大路线，说他们因为我年纪老了，说他们急于要夺权，（这一点从向红的回忆，从九大报告起草的过程，毛泽东同志还是说对了。）实际上这次他们搞突然袭击的情况至今也还不清楚。前途有二个，一个可能改，一个可能不改，犯了路线错误要改也难。（那时毛主席对林还寄予希望。）现在我要抓军队的事，有人说军队是我缔造的，但不能指挥。还点了林彪的名，说他有许多话说得不妥当，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这不符合实际。还有一句话顶一万句，这句话是不对的，说自己一句话在他们那儿有时半句也不顶，陈伯达的话一句顶一万句。还说要培养年轻人，我们都是六十以上的人，要培养六十岁以下、三十岁以上的人。毛泽东这次谈话把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的结论，又全部推翻了。因为林彪的态度不明朗，军委办事组不彻底向下传达这次会议的文件，他怀疑他们背后还有文章要做。五一天安门城楼上，林彪的态度反常，他也看在眼里。这次南巡讲话的主题与过去不同，过去对着陈伯达，逼吴法宪、黄永胜、叶群他们检讨，希望林彪表一个态，作一点检查，想把事情了结。那时在北京的政治局委员们还在为召开三中全会和四届人大做准备工作，周恩来还讲了会安排他们的职务，黄永胜还可能是第一副总理，这些事周不可能背着毛干的。但林彪在四、五月间那个僵硬的态度使毛对林彻底失望了，所以在南巡讲话中，把矛头直指林彪了。8月25日在长沙与华国锋谈话，毛泽东还是讲他们在庐山的这次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否定二中全会已通过的三项议程，要改成讨论天才和要我当主席。他们名为反张春桥，实际是反我。8月27日，他在长沙与刘丰谈话，28日与韦国清、丁盛、刘兴元谈话仍是这个基调，还批评了林立果那个讲用报告说：“好的要表扬，但也不能过分，不能捧得太高。比如说超天才，二十几岁的人就这么捧，这没有好处，其实害了他。”这些话等于点了林立果的名。8月30日，毛泽东对在广东的军区负责人刘兴元、丁盛说：“你们和黄永胜的关系那么深，黄永胜倒了，那怎么得了呀！”这是给他们打招呼了，对林彪那边儿的几员大将要留一点儿心眼儿，要求他们给军队的高级干部讲清楚他给他们吹的这些风。8月31日，毛泽东到南昌，在那儿见了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谈的还是这些。9月3日，他在杭州对浙江省的南萍、熊应堂、陈励耘讲的也是这些话，强调“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不彻底，还没有总结”。在南昌通过程世清，毛泽东获悉了叶群与林立果一些反常活动情况，听到了林立衡讲，与林彪家里人来往，搞不好要杀头。这些情况引起毛的警惕。林彪他们怎么知道毛讲话的呢？是广东军区空军参谋长，把毛谈话的记录记在自己的香烟壳上，回家以后，给周宇驰打电话，然后于新野又与顾同舟通了一个多小时的电话。九月六日一大早，周宇驰把情况报告了林立果，于新野带着十五页电话记录，飞往北戴河，报告了林彪。9月6日，李作鹏到武汉，刘丰给李讲了毛讲话的情况，回去给几员大将说了，他们都有点慌了，只有吴法宪不知情。9月6日，在北戴河的林彪与叶群知道了毛在南巡讲话的一些内容，7日林立果给小舰队下达了一级战备的指令，8日林彪下达了行动的手令，于是他们策划在上海暗害毛主席。毛泽东是9月3日零点到达杭州的，9月4日和5日，汪东兴奉命向南萍、陈励耘等人传达毛泽东前几次谈话的内容。毛泽东住在刘庄的一号楼，毛泽东贴身的警卫长陈长江回忆，刘庄的工作人员都换新人了，警卫人员也换了。杭州的公安和警卫工作是空五军陈励耘在负责的，原来接待毛泽东的工作人员也反映了一些反常的情况，要毛主席多加小心，陈励耘还布置人向他汇报毛活动的情况。在杭州的时候，汪东兴便对警卫成员讲现在情况比较复杂，你们要提高警惕，防止有人搞破坏。毛对陈励耘有一点厌恶。9月9日，毛泽东的专列转移到绍兴的一条支线上，9月10日，毛泽东通知汪东兴立即把专列调回来，准备立即走。开始他不要汪东兴通知陈励耘他们，后来南萍、熊应堂、陈励耘及空五军军长白宗善都来了。毛泽东又与他们谈了前几次在武汉、长沙、南昌谈过的那些内容，但没有告诉他们马上要走。中午刚过，毛泽东说马上就走，临走时没有通知任何人，陈励耘却来了，没让他登车，只握了一下手，陈励耘问去哪儿，告诉他去上海，问要通知谁，说通知王洪文与王维国，实际上汪东兴已提前通知王洪文了。下午四点，专列离开杭州，下午六点十分停在虹桥机场旁的吴家花园专运站。列车停了，毛泽东没有下车，把王洪文等找到列车上谈话，汪东兴则部署警卫部队在周围加强警卫工作，甚至考虑离列车150米的油库，如果爆炸，列车要走也走不了，让人专门防卫。当时汪东兴是通知王洪文与许世友一起来，许世友没有来，毛只讲了几句话。王说已经给许打了电话，许下乡了。毛要王通知许世友在上午赶到，许世友是9月11日乘飞机在上午10点赶到上海，是汪东兴与王维国去迎接的，汪东兴让许世友上专列，没让王维国上专列。毛泽东与王洪文、许世友谈到十一点，说你们去吃饭吧，让王洪文请许世友吃饭，喝一点酒。王维国则一直守候在休息室，被王洪文拉着一起上锦江宾馆吃饭。送走他们，毛泽东立即对汪东兴讲，我们走，并且说谁也不要通知，马上开车。这样在下午一点十二分开车，王洪文接到机场警卫的电话，说专列走了。王洪文讲既然走了，那我们还是吃饭吧。下午三点许世友乘飞机回南京，王洪文跟着许世友去南京。专列在下午六点三十五分抵下关车站，毛泽东这一离开上海，王维国知道已经晚了，火车已离开上海境内，林立果暗害计划全部落空了。王维国在晚上十点给周宇驰也打了一个电话，告诉他主席从上海过去了，次日早晨七点让他儿子王大章去北京报信，王维国对他儿子说，庐山会议上的批评，在三中全会上要重提一下。总理来了一个电话，马上要开三中全会，接着召开四届人大，主席讲看来他们一有点怕，二有点要硬干，没有认真检讨，这种内部矛盾检讨一下便可以了。看来王维国并不知道《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具体内涵，也不知道林立果要在上海暗害毛主席的计划。这个密谋的策划，只有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王飞、江腾蛟几个人知情，上面林立果、叶群知道，但当时林彪知道的情况现在还很难说。而这个《五?七一工程纪要》只是几个毛孩子纸上谈兵，黄永胜他们几员大将既没参与也不知情。9月12日他们的计划还是南逃广州，当他们感觉行不通时，当天晚上改为北上，也就是北逃苏联了。为什么如此慌张呢？ 　　1971年9月12日下午一点十分，毛主席的专列停靠在北京丰台车站，据汪东兴的回忆，毛从8月15日出发南巡，到9月12日回京，历时二十九天，前后同各地负责人谈话十三次，而且每次谈话都是在专列上，打破了过去的生活习惯。列车在离开天津时，打电话通知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到丰台车站等候，没有通知军委办事组那几员大将。一点十分，列车进站后，便让这几个人上列车，了解北京的情况，点出陈伯达背后还有黑手。他给李德生一项任务，就是调三十八军一个师到南口待命，南口位于北京城西北，既可防北方苏联军队入侵，也可防北京城里发生动乱。谈话结束后，列车在晚上七点才回北京站，天黑才回到中南海。毛泽东这次南巡全程的过程就是如此。这次南巡，前后二个阶段，在到达南昌以前是火力侦察摸情况，到了杭州以后，感到事态异常，毛的行踪就显得难以捉摸，戒备森严了。毛开始怀疑林彪在背后可能有更阴险的密谋，毛与林都是打仗出身，在军事上都有出奇制胜的策略。奇者，出敌之不意，林立果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出的是奇兵，不是正常的处理党内分歧的手段，既然走出了这一步，这是一个没有退路的绝路，所以在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上，林彪没有乘机下台阶，讲几句话，作一点检讨，顺利收场。所以在9月8日下达给林立果准备行动的手令。当这一个计划完全落空，毛已平安抵达北京以后，特别是让李德生调三十八军一个师进驻南口以后，反映毛已下决心处理林彪的问题了。所以林立果与林彪、叶群才狗急跳墙，选择出逃这条最后的险着了。那时叶群打电话找黄永胜，黄永胜与吴法宪在人民大会堂打牌，所以没有找到人，她误以为黄永胜已经被捕，所以下决心立即出逃。这个慌乱的出逃过程，林完全是急不择路。飞机起飞以后，在蒙古坠毁。苏联方面分析飞机坠毁的原因，见机上有自内向外的弹孔，说明机舱内部驾驶人员与林立果有过搏斗，才有飞机迫降失事的结果。再说与林彪出逃的同时，周宇驰、李伟信也劫持一架直升机企图出境逃逸，但在空中与驾驶员搏斗，打死了驾驶员，随后被迫降，周宇驰和于新野自杀，而李伟信因怕死而没有自杀，才留下活口。从这些现象也反证了林立果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企图密谋暗杀的事件是真实的，否则无法解释林彪他们会如此慌张出逃的事件。九?一三事件已经过去四十年了，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这都是一个历史的悲剧，对党和国家造成严重伤害的一个历史悲剧。 　　六．九?一三事变前后，在北京的中央是怎样一种状态？ 　　答：九?一三事件发生前，在北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都在忙于准备中共中央九届三中全会，通知9月14日报到，九月十五日开会，准备过了国庆召开四届人大。大家都在忙着讨论《政府工作报告》，对林彪的仓遑出逃毫无思想准备，是林豆豆首先报告，林彪与叶群准备出逃，于是一面监视北戴河机场，一面请毛主席到人民大会堂。毛主席回北京时，黄、吴、李、邱并不知道，江青也不知道，黄永胜在人民大会堂讨论政府工作报告，林彪那架三叉戟飞机是十三日零点四十分起飞的，飞机航向都在雷达掌控之下，当它飞出国境时，总理请示，毛主席决定不打，放他走。毛泽东同志还说了“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意思是让他跑吧，不主张把飞机打下来。到了9月14日下午二点二十分，外交部接到蒙古大使馆关于三叉戟机毁人亡的报告，总理向毛主席作了报告，机上八男一女全部死亡，毛泽东说这是最理想的结果。政治局全体成员集合在福建厅，由周恩来宣布这一消息，大家紧张的情绪松下来了，周恩来说要好好吃一顿，大家还喝了茅台酒。后来我听徐景贤关于九?一三事件传达的时候，有一件事印象最深，事件发生后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集中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江青最后一个到会，毛泽东看到她来，说了一句好久不见，王者无私言。“王者无私”这句话出于《汉书?文帝纪》，汉文帝自代（今山西太原）至长安渭桥，“群臣拜谒称臣，代王下拜，太尉勃进曰：‘愿请间。’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无私。’太尉周勃乃跪上天子玺。代王谢曰：‘至邸而议之。’”这个典故说明即使夫妇之间也要公事公办，“好久不见”说明九大以后，江青成了政治局委员，毛与她之间是公事的关系，关于林彪的问题，没有与她私下商议过。那以后，江青要见毛也要经过请示报告，不是随便可以见的。只有无私，才能服众。毛泽东在林彪事件以后，曾经讲过最讨厌让自己老婆当办公室主任，他是指叶群为林办主任讲的。不仅林是如此，其他人也有这种现象，这样让老婆在自己管辖的部门工作影响不好。从当时讲，毛如此说是向与会者表示，在林彪事件这一点上，他出于公心，不是出于倾向江青的私心。这件事说明毛与江青之间也是公事公办，不是说明毛与江已决绝了的意思。从这次事件的过程看，林彪出逃是林家与小舰队策划的密谋，黄、吴、李、邱四员大将没有直接参预。尽管如此，在清查林彪集团案子时，他们也难以完全摆脱干系了。9月24日，黄永胜被叫到人民大会堂开会，从此黄、吴、李、邱四个人失去了自由，成为清查的对象了。 　　 　　 　　附白： 向红：四十年有感 　　 　　 先交代一下，周宇驰是什么样的人，在九?一三之前是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向红，周宇驰之女，一九七零年入伍，九?一三事件时，她未满十七岁。 　　 关于周宇驰的经历，她在回忆中如是说（其中附有本人说明）： 　　听我奶奶说，我们的爷爷很早就是地下党，后来参加了八路军，一穿军装就是干部；曾任四野某部的后勤干部，一直随着四野打到广东。我父亲从小当过儿童团长，在抗日中学毕业，入伍的前一年就入了党；他是搞宣传出身，入伍后不久在四野某部曾任干事并兼职战地记者，身上有两处辽沈战役中弹片留下的伤疤；组建空军时他所在的那个团去了空军第一航校，还是搞宣传。他是个政治上很坚定，工作上很有能力，性格上很活跃，很要求上进的人，所以才被挑去给刘亚楼司令员做了几年秘书。 　　我的小学经历，由于父亲的工作调动被分成了三段——从一年级下学期刚开学，我们家就从北京搬到了上海的空四军，住在四军军部对面门诊部的院子里；（说明：那儿离我住的地方不远，我住在复旦大学第一宿舍，我外出还经常经过那个地方。）四年级暑假前，又搬回了北京空军司令部大院。 　　去上海是一九六三年初，走的时候正是北京最冷的季节，大人的脸上也没有笑容，我隐隐约约听见什么“刘司令发火了”之类的话，给我的感觉，我父亲是犯了什么错误。 　　 （插话：那么周宇驰是因为什么事犯“错误”被下放基层最终调到上海来工作的呢？） 　　我理解父亲参加革命以来一直对革命事业抱有极大的热忱，忠心耿耿，积极努力，表现优秀，才会被挑选去司令员身边工作。父亲很正直，他不想回北京，是伤心了。后来我终于明白了父亲为什么调来调去。 　　 他给刘亚楼当秘书时，有一次上午到的大开本“参考消息”，他下午才送给刘司令看。刘批评了他。他解释，这只是一本参考消息，不是文件，并没耽误工作，遂不肯认错。刘的性格很闻名，他岂能允许别人反驳和异议，尤其是自己的秘书！就在一次党的会议上再次批评我父亲，好像说他工作“踢皮球”。但我父亲也很倔，有些不识时务，坚持不认错，刘亚楼大为光火！我父亲那时是少校，刘为此在空军就出台了一条新政：凡是少校军衔没有担任过指导员或教导员等职务的，一律下放一年，补课。这就是我父亲后来下放到江苏盐城高炮某部，担任了一年营教导员的原因。(说明：如刘亚楼那样当领导的，遇到下属不听训斥，不分青红皂白，便变着法子整人，这是霸道行为，这样的作风不好。) 　　据我哥哥向阳了解，文革前我父亲曾经被借去上海党校讲过课。我也记得他在空二师五大队当政委的时候，五大队这方面的宣传搞得有声有色，我父亲和飞行员的关系很好，经常谈心。父亲还有副好嗓子，他喜欢唱《革命人永远是年轻》、《我们走在大路上》这一类激扬、向上的歌曲。文革期间他被评为空军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在大院里讲心得。他身体很棒，在一航校时拿过东北军区速滑的名次，刚回大院还在灯光球场打过篮球，那应该是林立果还没到空军的事了。（说明：周宇驰命运的变化，都是林立果去空军以后的事，他本来是一个好同志，周宇驰所以会听命于林立果，因为他是林彪的儿子，吴法宪作为空军司令说过一切听命于林立果，怎能这样逼着人家去替他攀高枝呢？） 　　关于于新野，向红说： 　　于新野叔叔的父母都是新四军，是革命老干部；解放后他父亲是安徽人民广播电台的创办人，后来担任过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理论编辑部的领导，1958年支边调到宁夏人民广播电台工作。 　　关于林立果，向红也有一个细节描述： 　　记得是一九七零年五月二十号，那时我正在广州中山医学院医疗系读书，那天早上程洪珍开车到学校，把我接去度周末，“调研小组”的人当时都驻在广州白云山机场招待所。因为他们那里可以看到香港报纸和很多的外国杂志，我去了就会翻看，对报纸上连载的言情小说很痴迷。 　　一个上午，别人都各自忙碌着，洗衣机放在陈伦和房间的卫生间里，轰隆轰隆地响，我好奇地去看，顺便帮忙。他们住的楼层上有一个大饭厅，里面有部电视机架在那里，平时大家可以聚在里面看电视。那天我看见饭厅没有人，椅子都折叠好靠在墙边，只留了一把椅子正对着电视机摆放着，不知是几点钟了，电视里开始转播在首都天安门广场举行的毛泽东发表“五二〇”声明那个大会，我坐在椅子上看了看，就走开了。一会儿，该林彪讲话了，林立果从房间里出来了，有人很默契地开了瓶橘子汽水递给他，他就坐在那张椅子上，聚精会神，边喝边看，别人都走开了。我见大家都不进去，也不好贸然进去，就在门口看了一会儿，记住了林彪代读那篇毛泽东声明中“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那个“助”字的湖北口音特点。林彪讲完话，大会还没结束，林立果就站了起来，还是一副没有表情的表情，回房间了。我目睹了这一切，就自己一个人胡思乱想起来——不是说干部子弟应该谦虚吗？他只听自己爸爸的讲话，算什么呢？可是他父亲是林副主席呀！……要是我爸爸在台上讲话，我好不好意思听呢？(说明：从这个在白云机场招待所他们活动的细节，他们看些什么？读些什么？林立果在那儿不可一世的架势，他并不关心五?二Ｏ这个大会的意义和目的，只听完林彪讲话便拂袖而去，俨然天下只有他父子俩。) 　　在九大以后，林彪就流露出不满情绪，这在向红的记忆中有一段，周宇驰与他的兄弟的谈话，现将其摘录于下： 　　一九六九年“九大”以后，二叔来北京出差，后来他告诉我：那次我想打听一下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和你爸谈到政治上的、国内的、文化大革命的事情—— 　　我问他：国家这么搞，不是胡来吗？ 　　他说：都是主席搞的。 　　我问：将来怎么办？ 　　他说：他搞的，将来他负责嘛。 　　我问：你对像章感兴趣吗？ 　　他说：不感兴趣。 　　我又问：将来林副主席上台是什么政策？ 　　他说：搞经济建设，搞科学技术。 　　我问：对知识分子什么政策？ 　　他说：将非常重视知识分子。他根本不同意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观点，……但是谁给他（指毛）提意见他打倒谁，就整谁，像彭德怀、陈毅……江青和张春桥历史上有问题。 　　我父亲还说，有一次他和我妈妈到林彪家里去看了两个电影，其中有一部是苏联电影《祖国在召唤》，讲的就是国家建设需要知识，国家应该需要知识分子。 　　二叔的话，让我想起“调研小组”的一位叔叔也跟我讲过，我父亲跟他们讲过，林彪对文革的“看法当然有，跟毛泽东完全不一样。林说……马上改革！” 　　“九一三”事件之后传说毛家湾有一书法条幅：勉从虎穴暂栖身，说破英雄惊煞人。我不知道父亲讲的是不是真的，也可能是出自于林立果之口。这些话虽然听了真会“惊煞人”，但仍然使人感到那么有希望，那么真实，那么好！ 　　当时，二叔说：咳，这都是阶级斗争嘛。 　　(说明：据我所知，林彪与毛泽东在思想上的分歧在起草九大报告时就已显示出痕迹来了，当初毛泽东是责令陈伯达与张春桥、姚文元三个人共同起草这个报告的，但陈伯达丢开张春桥与姚文元一个人在林彪那儿起草报告，而又迟迟不交报告，毛泽东催过陈伯达还说过丑媳妇总要见公婆的，时间紧迫了，毛就让张春桥、姚文元直接起草了。九大以后，张春桥在兴国招待所，曾经对我讲起“九大”报告起草的过程，他们只是说这个“老夫子”，这是他们对陈伯达亲昵的称呼！急着要帮他忙，连人也找不到，不知他躲到什么地方去了，所以毛让张、姚两人起草了，是他们写一段，送一段给毛泽东，毛泽东再改一段，所以陈伯达报告起草好，送到毛那儿，毛泽东同志也生气了，不拆封，原件退还，这样陈伯达大为失落，说明那时张、姚对陈的态度还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地方，“九大”的常委，陈伯达还是排在第四位，后来才说陈那个报告是唯生产力论的报告，说明陈在林那儿起草的报告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其实毛也不是不要抓生产，是抓革命促生产，后来的三项指示中，也有要把经济工作抓上去。六九年初，我有一个学生曾在苏州天平山玩的时候遇到过林立果，二个人谈的非常投机，林说他在起草“九大”报告，以发展生产为中心，给我那个学生看过，后来一度要我那个学生参军，九?一三事件以后，没有去成，从这些迹象看，陈伯达在林那儿起草九大报告时，林彪与林立果是参与其事的，他们是有意不让张春桥插手此事，结果适得其反，待毛泽东改好“九大”报告，林彪他们已无话可说了，既然让林作报告，林事先应与毛商量报告的内容，他们之间为什么不多沟通呢？看来，周宇驰与其弟说的事不完全是无影无踪，向红现在来讲这件事，难免有一些后来添油加醋的成分，周宇驰所说的那些话反映的是林立果的情绪，如果从林彪讲，他不应该这样一百八十度的急转弯吧，那个政变经是他讲的，五?一六通知也是他举手通过的。文革前后整的许多人，比如彭罗陆杨，罗瑞卿与陆定一便是林彪一定要整的，在通过《五?一六通知》那次会议上，还要整朱德，还是毛泽东讲的，朱德是红司令，朱毛怎么能分呢？再说彭德怀，那次庐山会议是林彪发言的调门最高啊，杨、余、傅是林彪要整的，武汉七二Ｏ事件，林彪的调子最高，是毛泽东保护了他陈再道，王力、关锋揪军内一小撮背后有林的影响。毛说过林只要一方面军一军团的人，贺龙也是林彪坚决要整的，林彪怎能一翻脸便委过于人，周宇驰这样讲，是受林彪、林立果的影响，不能责怪于他，林彪在这些事上，是有案在卷，怎么也推卸不了的。再说，张春桥与江青在历史上都没有问题，张没有被捕过，那来叛徒的瞎说，张在地下入党，是发展他入党的人有问题，所以才在延安重新入党，说他们历史上有问题，完全是不实之词，这些事应该实事求是嘛，怎能无中生有呢？再说，“九大”报告还是他林彪作的，虽然不高兴，他也认了，党章上也写了他是接班人，那时毛对他还是信任的，问题是林立果想接他父亲班的野心失落了，所以才会恨恨地说出那些话，关于知识分子政策的那些话我相信也是真的，因为召开中央教育革命座谈会时，复旦的代表去发言是我定的调子：十七年是黑线专政，而军代表来的人是空四军的系统，他根据空军系统的意见主张是红线专政，这和周宇驰与他弟弟谈话的精神是一致的，为什么会这样？下面的同志会把林立果的言论当作林彪的意见，所以林立果的许多政治观念在空军系统是通行无阻的，从思想观念上讲，林立果对“九大”的不满也就很自然了。毛泽东说林彪反对九大路线这话一语中的。林彪与叶群那样宠自己的儿子，实际上反而害了他，他那种不满也不是出于政治上的坚定，这可以从他在广州白云机场上的表现看得出来，他那么醉心于西方的物质生活，自己生活也不检点，兴之所致，为所欲为，那怎么行呢？到底还是一个小青年，不经过反复的磨练，怎么可能挑大梁呢？“勉从虎穴暂栖身，说破英雄惊煞人”这一书法条幅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林彪是两面派，是《五?一六通知》批判的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最终林彪自己变成这样的人物了，政变的策划早就抱有破釜沉舟的决心，驾机出逃不是被迫的，落得折戟沉沙的下场也就很难避免了。从林彪、叶群对林立果的宠爱和放纵，实在是一个沉痛的教训，领导干部一定要严格管好自己的子女，一定要让他们到工农中去，先做一个普通劳动者，要接受苦难的磨练，才能成才。孟子说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苦其心志，从这一点上讲，让领导干部的子女上山下乡去苦几年，非常必要，这才是爱他们，不是害他们，不能如林彪、吴法宪那样让林立果过早地当空军作战部长，作了一个学习体会的报告便说什么天才、超天才，这岂不害了他，使他随心所欲，忘乎所以的胡作非为了。还有，在领导干部子女身旁总有一批抱大腿、攀高枝的人会百般奉承，吹吹拍拍，他们的行为往往使干部子女丧失警惕，忘乎所以起来，不仅害了自己，还毁了爸妈，这个教训，现在还富有新意啊！领导干部如何严格管束自己的家属和子女，还是必须时刻提醒的问题，不要让自己的英名毁于子女身上。作为领导干部的子女，无论你们从政还是从商，都要想一想，会不会有损于你们父母的形象。有的事，还得考虑是否会有损于国家的尊严和形象，要学会努力约束自己，低调又低调，可不能太张扬呀！更不能合伙抱团呀！) 　　向红关于九?一三前，十二日那天周宇驰境况的回忆，也值得一读，今摘录于下： 　　九月十号，接到我父亲拍去“母亲病重”的电报的二叔，带着三岁多的女儿从外地赶到了我家。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父亲已经常常忙得夜不归宿了。但那天晚上，我父亲特地回来见他，神态很正常。 　　二叔问他，妈没病呀，你怎么拍电报说妈病了？ 　　他说，最近要开九届三中全会，开四届人大，这是一个权力再分配的会。江青、张春桥要整军队这些人，形势比较紧张，北京是个火药桶，我因为和林立果的关系，已经卷到他们的纠纷里去了。今后我就顾不上家，也顾不上管妈了，你把妈带走，以后你要多照顾弟弟、妹妹们。这个“他们”是谁，当时二叔没问，他知道搞政治的人，忌讳别人问。 　　 　　二叔问：我什么时候走？我父亲说，不着急，先在北京玩玩，过两天再走。还说：你不用惦着我们，我们跟林副主席到广州去。家里你想拿什么就拿，有猎枪嘛，你拿走。他知道自己弟弟的爱好。 　　二叔看他情绪一点也不紧张，就像平时的样子，也没觉得情况很严重。他俩谈话时间很短，谈完他就走了，看来是专门回家跟弟弟交代怎样安置母亲的事情来了。 　　十二号晚上我父亲又回来了，他跟二叔说，你和妈准备准备，收拾收拾东西，明天早上有人给你们送车票来，把你们送到车站。我们也收拾东西走，去北戴河，然后和林副主席一起去广州。说着他把家里所有的积蓄大概有三千元，给了二叔，让他以后给母亲用。当然后来二叔被办班时，这笔钱都被搜走了，至今没有归还。 　　我哥哥和弟弟听说要去北戴河，很高兴，因为能见到林副主席了。 　　接着他告诉我奶奶：妈，我睡五分钟，你叫我。看上去他很累了。 　　我父亲和我妈妈收拾东西时，二叔不放心，怕眼下这事是因为军队之间的派系斗争闹的，就过去问他：到底怎么回事啊？他说，你不要问。 　　二叔还是问他：主席的态度是怎么样？是不是支持你们呢？ 　　他冲口而出：都是他搞的！ 　　二叔是他们兄弟中唯一的大学生，历来淡泊名利，对政治没兴趣。这在我父亲看来属于政治上不要求进步，所以哥俩经常辩论。 　　就在那个夜晚，他们的几番交谈揭开了中国红色铁幕最深的一角，揭示了一个涉及国家的最高机密。多年来，它犹如闷雷一直在我心头滚动！ 　　直到后来在里屋接了一个电话，我估计是林立果让我父亲“北上”的那个电话，他才显得有些着急了。他匆匆忙忙带着我妈妈和我兄弟走了，家里安静下来，就剩下二叔陪着奶奶，他的小女儿早就睡了。 　　谁知没过多久他们又回来了，我父亲自己上楼来，二叔问他，你怎么回来了？他说吴法宪在机场呢，走不了啦。二叔当时也不懂“吴法宪在机场”是什么意思。 　　他要马上送二叔去火车站，并且说：你把向阳带走吧！我把你们送走，你们买明天早上的车票走。妈就留下吧，要不家里没个人。 　　在去车站的路上，我父亲说：到时候什么都顾不了啦！谁也顾不了啦！ 　　我二叔当时就明白他的意思是要逃到国外去。“到时候……谁也顾不了啦”，这个“谁”指的就是家人。但要是我听见了这句话，无论如何也猜不到它的真实答案，我妈妈可能也是如此。我父亲从火车站回来，在我家楼下让妈妈和弟弟下车，车没熄火，马上又开走了，妈妈很不放心，匆忙中问了他一句：什么时候回来？他的回答淹没在汽车马达的轰鸣声里，妈妈隐约听他说了一句—— 　　别等我了！ 　　这句话就成了我父亲留给我妈妈的临终遗言。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 　　我哥哥回忆，我父亲在九月十二号晚上已经有了赴死的准备了。因为没走成，他知道事情已经败露，前途肯定是凶多吉少，从西郊机场回来的路上，他的心情可想而知。他一边开车一边说：过去都说，人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我现在也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了。 　　他是准备去死了。 　　于新野叔叔的爱人李雯阿姨也告诉我们——她在一九七一年暑假结束回西安第二军医学院以后，收到过一封“九一三”前于叔叔发自广州的信。信上说，如果以后有什么事，两个孩子就交给你了。于在信里的口气挺内疚的。 　　以前他俩之间就经常开这种玩笑，李阿姨说：我如果先死了，两个孩子交给你哦。于叔叔也说：我要是先死了，两个孩子就交给你。两人笑着，说：那就看谁先死吧。于叔叔最后这封信，等于是他的遗书，是向李阿姨交待后事。 　　他也准备去死了。 　　说明：从九月十日起，回顾周宇驰的活动，毛泽东的南巡讲话，及其在九月十日中午离开杭州，下午六点十分离开虹桥机场，九月十一日，毛主席在上海接见了王洪文、王维国、许世友，接见完，后者去锦江饭店用餐，毛主席的专列便出发回北京，九月十二日毛主席专列抵达北京，是李德生、吴德、吴忠在丰台车站等待，毛让他们上车了解北京的情况，四员大将都没有参与。从这个历程看周宇驰在九月十日，让自己兄弟回家把母亲托给兄弟照顾，从他讲话中要开三中全会，开四届人大，要整他们了，其实四届人大安排了四员大将的职务，黄永胜还是第一副总理，是总理的接班人哪，怎么不相信他们呢？是他们自己心中有鬼，主席南巡二十九天，一吹风便让他们乱了阵脚慌了神，一个人不能心中有鬼，一有鬼便会六神无主，周宇驰的行动，背后有林立果在指挥呀，周宇驰十日与家里人的告别是准备到广州去另立中央，从周宇驰安排家事的神情，可以看出来他对自己前途是一种很渺茫的感觉，如安排后事一般。在广州另立中央没有如他们设想的那么容易，广州军区不会听他们指挥的，四员大将事先也没有思想准备，凭于新野、周宇驰这两个人能调动得了吗？到了九月十三日，毛已回到北京，听到风声的他们感到绝望了，周宇驰、于新野对家人大告别的诀别姿势，他们见到吴法宪在机场都害怕，最后是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三个人逼着二个驾驶员驾了直升飞机外逃，被迫降后，周宇驰与于新野自杀，李伟信偷生，这个过程，可以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李伟信的口供应该说有相当的可信度。如果撇开是非，不以成败论英雄的话，那么在周、于、李三人中，我还是佩服周与于，死得还像一个人样，对于周宇驰女儿后来遭遇的被办学习班，受人冷眼，我是表同情的，她作为亲人叙述自己父亲及其经历，我是理解的，也表示敬重，至于她讲述事情的是非那便是另一回事了，那时她只有十七岁，四十年后的她也退休了，现在能让她这样说自己父亲和家庭的往事，说明我们这个国家还是很宽容的。（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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