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陈涉其人及其起兵的经过 　　秦末首先起兵反抗暴政的，不是刘邦和项羽，而是陈胜和吴广，所以还得讲一下陈胜这个人的性格，他是怎么起兵的，及其失败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陈胜起兵以后，能一呼百应？秦的失误在什么地方？ 　　《史记?陈涉世家》云： 　　“陈胜者，阳城人也，字涉。吴广者，阳夏人也，字叔。陈涉少时，尝与人佣耕，辍耕之垄上，怅恨久之，曰：‘苟富贵，无相忘。’佣者笑而应曰：‘若为佣耕，何富贵也？’陈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这一段话说明陈胜的出身很低，只是一个雇农，但有大志，希望自己能有大富大贵的一天，别人嘲笑他，他说“燕雀安知鸿鹄之志”，表示别人无法理解他的志向。这同样是立大志，与刘邦、项羽相比，陈胜的志向要低得多了，他的“鸿鹄之志”亦仅仅是个人的大富大贵。没有大的思想境界，就不知如何应对自己所面临的大局。《陈涉世家》接下来一段话是描述陈涉起家的过程。其云： 　　“二世元年七月，发闾左谪戍渔阳，九百人屯大泽乡。陈胜、吴广皆次当行，为屯长。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陈胜、吴广乃谋曰：‘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陈胜曰：‘天下苦秦久矣。吾闻二世少子也，不当立，当立者乃公子扶苏。扶苏以数谏故，上使外将兵。今或闻无罪，二世杀之。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项燕为楚将，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或以为死，或以为亡。今诚以吾众诈自称公子扶苏、项燕，为天下唱，宜多应者。’吴广以为然。乃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陈胜、吴广喜，念鬼，曰：‘此教我先威众耳。’乃丹书帛曰‘陈胜王’，置人所罾鱼腹中。卒买鱼烹食，得鱼腹中书，固以怪之矣。又间令吴广之次所旁丛祠中，夜篝火，狐鸣呼曰‘大楚兴，陈胜王’。卒皆夜惊恐。旦日，卒中往往语，皆指目陈胜。吴广素爱人，士卒多为用者。将尉醉，广故数言欲亡，忿恚尉，令辱之，以激怒其众。尉果笞广。尉剑挺，广起，夺而杀尉。陈胜佐之，并杀两尉。召令徒属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当斩。藉第令毋斩，而戍死者固十六七。且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徒属皆曰：‘敬受命。’” 　　《陈涉世家》这一大段话，讲的是陈胜起义的过程。陈胜与吴广是跟随去渔阳，今河北密云县西南，当时是秦国东北边镇所在，大泽乡在今江苏宿县之南。这些去北方戍边的都是这个地区附近的农民，大泽乡是他们集合屯营之地，陈胜、吴广只是屯地的屯长，负责安排食宿的。这次征发去戍边的是居住于闾左的，秦代徭役制度，可以区分为徭戍和谪戍二种类型，秦代的法律规定百姓满十五岁就要服徭役，到六十岁为止。农民服役的时间一年为一个季度，董仲舒讲过“古者使民不过三日”，商鞅变法以后，力役的负担三十倍于古，也就是每年每个壮丁担负的徭役时间大体上是一个季度。另一类是谪戍，是指因犯罪而罚充边的叫迁，或者叫“谪戍”。这种人一旦被强迫戍边，那就是终身制，就得终身在边疆服徭役，实际上是强制性的移民边境，服终身徭役。故陈胜说“戍死者固十六七”，因戍边本来是一种极其繁重而艰苦的劳役，故戍边的死亡率高达百分之六、七十。这儿“闾左”则又有许多不同的解释，贾谊在《过秦论》中说：“陈涉起匹夫，驱瓦合谪戍，旬月以王楚。”那么实际上是有罪的人居于闾左，故称其戍边为谪戍，这样的人都是被处刑罚以后仍在管制范围的有前科的成员，故其社会上的身份和地位特低。陈胜吴广他们为什么要在大泽乡发动起义呢？那是因为大雨后交通堵塞而误期了，即使去服役，依法要处死，逃亡的话也是死罪，那还不如起兵反抗，或许还能死里逃生，这是无路可走而被迫造反的。他们在这九百个戍卒中并没有什么威望，他们二个不过是大泽乡临时性担任屯长的角色，因而没有号召力，所以想起被冤死的扶苏，还有楚国的战将项燕，这样才能取得人们的信任，才有号召力。同时那时的人们还都非常迷信，罾，是渔网，在渔网中鱼的肚子内塞上书写了“陈胜王”的帛书，及吴广在深夜装鬼喊叫“大楚兴，陈胜王”，这样骗得人们相信陈胜有鬼神佑护，是未来的王者，才能取得戍卒们的信任和尊重。尉，负责管理和押送这九百戍卒，在秦汉时属县一级的官员，县的长官是令或长，县令或县长的副手叫丞，丞主刑狱囚徒之事，也就是分管司法。尉，大县二人，那就是大尉与右尉，小县一人，尉的职掌是分管缉捕盗贼，也就是管理社会治安，属于武事，因此更卒番上这类事，也是由县尉主管。《后汉书?百官志》本注曰：“尉主盗贼，主名不立，则推索行寻，案察奸宄，以起端绪。”这样的职能相当于现在的公安局长，或者武警总队的负责人。《陈涉世家》讲到“将尉醉”，这个尉便是统率这九百戍卒的负责人，将是统率的意思。陈胜与吴广要率领这九百人起事，必须首先除掉这负责统率九百戍卒的两尉，吴广先乘尉醉酒时激怒他，然后借故杀尉，陈胜协助杀死另一尉官，这九百戍卒便没有首领了，他们才能鼓动大家起来造反。“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样徒属才能听从陈胜吴广的号令。《陈涉世家》下面一大段话描述其起兵以后最初进展的情况，其云： 　　“乃诈称公子扶苏、项燕，从民欲也。袒右称大楚，为坛而盟，祭以尉首。陈胜自立为将军，吴广为都尉，攻大泽乡，收而攻蕲，蕲下乃令符离人葛婴将兵徇蕲以东，攻銍、酂、苦、柘、谯，皆下之。行收兵比至陈，车六七百乘，骑千余，卒数万人。攻陈，陈守令皆不在，独守丞与战谯门中，弗胜，守丞死，乃入据陈。数日，号令召三老、豪杰与皆来会计事。三老豪杰皆曰：‘将军身被坚执锐，伐无道，诛暴秦，复立楚国之社稷，功宜为王。’陈涉乃立为王，号为张楚。” 　　那时蕲县在大泽乡的西南角，今安徽宿县之南，现在也有一个蕲县，在湖北省。葛婴带兵是向西，如谯县，今之亳县，苦县，今之鹿邑，柘县，今之柘城，酂城在今永城的西北，都在河南、安徽交界之处，最后攻下的陈郡，即是今天的淮阳。秦国在那个地区各个县这时似乎没有任何防御的能力，这个地区原来都是楚国的地域，这也许与秦始皇在二十六年（公元前二二一年）平定六国以后销毁武器有关，分天下为三十六郡，“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宫中。”（《史记?秦始皇本纪》）各地既没有防御的军队，也没有足够的兵器。裁军销兵太早，所以一旦有乱，便没有可以防卫的力量。另一个因素是官民对立，《史记?陈涉世家》便讲到：“当此时，诸郡县苦秦吏者，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秦国的政策，本来民是“以吏为师”，吏怎么会一下子成为民的对立面呢？一九七五年冬，湖北云梦县睡虎地出土了陪葬的一批秦简，其中有一篇文章，题目叫《为吏之道》，这篇秦简的年代应在秦昭王到秦始皇之间，这批竹简的墓主是秦始皇二十年（公元前二二七年）入葬的，他是秦国在南阳的内史，名腾，在这样一个郡守一级官员墓中出土的竹简的简文中的《为吏之道》，也就是秦王朝为地方官规定的行为守则，其文云： 　　“凡为吏之道，必精系正直，慎谨坚固，审悉毋私，微密纤察，安静毋苛，审当刑罚，严刚毋暴，廉而毋刖毋复期胜，毋以愤怒决。宽容忠信，和平毋怨，悔过勿重。兹下勿陵，敬上勿犯，听谏勿塞。” 　　从这一段文字看，它是要求为吏者，必须遵守的道德修养和行为准则，涵盖了各个方面。简文中还讲为官者在修养上要能做到这些方面：“怒能喜，乐能哀，智能愚，壮能衰，勇能屈，刚能柔，仁能忍。”还说：“毋喜富，毋恶贫，正行修身。”看来，秦末官民之间如此对立，另有其实际原因。 　　 　　五、刘邦起兵的原因及经过 　　刘邦起兵的经过，《史记?高祖本纪》讲到： 　　“高祖以亭长为县送徒郦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到丰西泽中，止饮，夜乃解纵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从此逝矣！’徒中壮士愿从者十余人。高祖被酒，夜径泽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还报曰：‘前有大蛇当径，愿还。’高祖醉，曰：‘壮士行，何畏！’乃前，拔剑击斩蛇。蛇遂分为两，径开。行数里，醉，因卧。后人来至蛇所，有一老妪夜哭。人问何哭，妪曰：‘人杀吾子，故哭之。’人曰：‘妪子何为见杀？’妪曰：‘吾子，白帝子也，化为蛇，当道，今为赤帝子斩之，故哭。’人乃以妪为不诚，欲告之，妪因忽不见。后人至，高祖觉。后人告高祖，高祖乃心独喜，自负。诸从者日益畏之。” 　　这个故事与陈涉起兵的经过相似，陈涉有九百人被县尉押赴渔阳戍边，因大雨误期，而密谋起兵造反，然后借助鱼肚子的帛书“陈胜王”，才能威众以起事，说明那时的人们对鬼神非常迷信。刘邦也是押徒去郦山服役，与陈涉不同的是他押送的人中途逃亡了，于是干脆决定大家一起逃亡于山泽。后面赤帝子斩白帝子那是编的故事，可能是当时人编的，后人再添油加醋。从起兵的原因，可以看到那时民众负担的徭役太重，在咸阳要修阿房宫与郦山墓，那都是大工程，要从全国征发农民服役，北方要戍边，还要修长城，当然要征发大量的徭役，开辟南方的边疆也要派人戍边。征发那么多人充当徭役，是促使官民对立的根本原因。《史记?秦始皇本纪》讲到那时营建宫殿的状况，其云： 　　“乃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颠以为阙。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阿房宫未成；成，欲更择令名名之。作宫阿房，故天下谓之阿房宫。隐宫徒刑者七十余万人，乃分作阿房宫，或作丽山。” 　　这里阿房是地名，作宫于此，故名阿房宫，此建筑据现在考古证明确实没有建成，只作了殿的地基。隐宫是居住在此服役的囚徒，即多达七十万人，为营建郦山墓与阿房宫服役。我们现在看到的兵马俑，要有多少劳力才能制作出来啊！《史记》称秦王“关中计宫三百，关外四百余”，要维护这么多宫殿需要多少劳动力，加上修驰道，筑长城，戍边开疆，以及服兵役的，可以想见秦统一六国以后，过于急功近利，耗费如此大量的劳力，亦可见农民徭役负担之重。通过郡县的官吏如此大规模的征发徭役，自然加剧了地方上官民之间的对立，故郡县的守令丞尉往往成为起义农民报复的对象，“诸郡县苦秦吏者，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也就不是偶然的了。刘邦在沛县起兵，沛令首先成为民众泄愤的对象。 　　秦二世元年（公元前二〇九年）秋七月，陈涉起兵于蕲，至陈，自立为楚王，沛在北面，当然受其影响。《史记?高祖本纪》称： 　　“沛令恐，欲以沛应涉。掾、主吏萧何、曹参乃曰：‘君为秦吏，今欲背之，率沛子弟，恐不听。愿君召诸亡在外者，可得数百人，因劫众，众不敢不听。’乃令樊哙召刘季。刘季之众已数十百人矣。於是樊哙从刘季来。沛令后悔，恐其有变，乃闭城城守，欲诛萧、曹。萧、曹恐，逾城保刘季。刘季乃书帛射城上，谓沛父老曰：‘天下苦秦久矣。今父老虽为沛令守，诸侯并起，今屠沛。沛今共诛令，择子弟可立者立之，以应诸侯，则家室完。不然，父子俱屠，无为也。’父老乃率子弟共杀沛令，开城门迎刘季，欲以为沛令。……乃立季为沛公。……於是少年豪吏如萧、曹、樊哙等皆为收沛子弟二三千人，攻胡陵、方与，还守丰。” 　　刘邦为沛公，就是陈涉在秦朝统治打开一个缺口以后，原来因逃避徭役而亡命山泽之徒，与地方上豪吏收沛之子弟起兵杀沛令而成为一方的霸主了。从沛令被杀的过程，也可以看到秦二世时，地方政权几乎毫无还手余地。地方上的社会治安问题，不是到了秦二世才有，实际上秦始皇在位的最后几年便已有了，只是不成气候。中央由于秦始皇的威望还在，所以很快便被扑灭了，秦始皇突然去世，中央政权忙于内争，自相残杀，赵高专权，未能及时改变政策，缓解社会矛盾，继续无限制地征发徭役，激化社会矛盾。正如贾谊在《过秦论》中所言： 　　“（秦二世）重之以无道，坏宗庙与民，更始作阿房宫，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敛无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纪，百姓困穷而主弗收恤。然后奸伪并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众，刑戮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于众庶，人怀自危之心，亲处穷苦之实，咸不安其位，故易动也。” 　　故陈涉起兵，所以会一呼百应，是那个时代内外矛盾的产物。偌大一个大秦帝国，竟没有一个人忠心耿耿为其守土保国，可见这是大势所趋。秦二世与赵高的倒行逆施，自坏长城，只是加速了这场矛盾的爆发。故刘邦的起家是那个时候的时势为他提供了机会，如果没有这样的机会，刘邦也不过是亡命山泽的一股盗贼而已，成不了大的气候。这是从时势讲，从刘邦在沛起家的状况，他这个集团的组成，亦还有其他集团不具备的优势。在这个集团内，有以樊哙、周勃为代表的流氓无产者而勇于斗争的群体，没有这样的群体便不可能在战场上冲杀，战胜其他的集团。还有如萧何、曹参那样县一级的基层官吏，他们有管理和组织的才能，更有谋略和长远的眼光，加上刘邦为人大度，能容得下人，好酒及色，能与这些流氓无产者混迹在一起，他在泗水做过亭长，自身也有斗争的经验，县衙门那些官吏他可以“无所不狎侮”。这样一个黑白二道的人物集合在一起，又遇上秦末天下大乱的时机，所以这个集团的潜能就无可限量，加上沛县二三千子弟的参预，在秦末大乱的格局下，自然会有贤能之士若张良与陈平，有能力的人如韩信向他靠拢。刘邦能不能成为一时之英雄，那就看他能不能乘势而为，能不能团结一帮能人才士在自己周围，并用其所长，能不能做到能屈能伸，因时而为。这是一个时势造英雄的时代，也为英雄们提供了让他们上演英勇、威武大剧的舞台，说到底也就是主客观能否配合得恰到好处。 　　 　　六、项梁与项羽起兵的原因与经过 　　项梁与项羽起兵，《史记?项羽本纪》有一段很精彩很生动的描述，其云： 　　“秦二世元年七月，陈涉等起大泽中。其九月，会稽守通谓梁曰：‘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之时也。吾闻先即制人，後则为人所制。吾欲发兵，使公及桓楚将。’是时桓楚亡在泽中。梁曰：‘桓楚亡，人莫知其处，独籍知之耳。’ 梁乃出，诫籍持剑居外待。梁复入，与守坐，曰：‘请召籍，使受命召桓楚。’守曰：‘诺。’梁召籍入。须臾，梁眴籍曰：‘可行矣！’於是籍遂拔剑斩守头。项梁持守头，佩其印绶。门下大惊，扰乱，籍所击杀数十百人。一府中皆慴伏，莫敢起。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谕以所为起大事，遂举吴中兵。使人收下县，得精兵八千人。梁部署吴中豪杰为校尉、侯、司马。有一人不得用，自言於梁。梁曰：‘前时某丧使公主某事，不能办，以此不任用公。’众乃皆伏。於是梁为会稽守，籍为裨将，徇下县。” 　　如果比较一下刘邦与项梁、项羽起兵的情况，二者有同有异。项梁与项羽是贵族出身，刘邦则是布衣出身。从人物性格上讲，刘邦大度，善于容人，故受沛人之拥戴。项梁有组织才能，项羽有勇气，力大无比。起事的时间都是七月陈涉起兵以后的九月间，可见陈胜起兵影响之大。从沛令与会稽郡守比较看，沛令是县令，郡守地位要高一级。陈涉起兵以后，在这个地区，“楚兵数千人为聚者，不可胜数。”（《史记?陈涉世家》）所以这二个官员才会感到秦大势已去，秦国再也无法挽救他们，因而思想动摇想起兵参加反秦的队伍。而沛令决定起兵之后又反悔了，所以被杀。秦国在地方上的郡守、县令，都不得人心，由于频繁的徭役征发，在当地都弄得天怒人怨，没有群众基础，所以他们想借助于山泽的亡命之徒，想在群众起来时占得先机。结果原来的秩序一旦动摇，他们自己却成为群众起事用来祭旗的牺牲品。项梁这个人世世为将出身，又有组织能力，还有侄儿项羽那样英勇善战的帮手，怎么会甘居郡守之下呢？会稽郡守，《汉书?项籍传》称假守，即兼太守的职务，名通，《楚汉春秋》云其姓殷。当他与项梁商议起事之时，缺少防备之心，反而为项梁提供了借他人头起事的机会。项羽带过江的江东八千子弟兵，便是借着会稽太守所佩的印绶召集起来的。秦国地方政权趋于瓦解时，也不是没有地方官被当地群众起兵拥戴的，那要看他平时为人及其在当地与群众的关系如何，如陈婴便是典型的例子。《史记?项羽本纪》云： 　　“陈婴者，故东阳令史，居县中，素信谨，称为长者。东阳少年杀其令，相聚数千人，欲置长，无适用，乃请陈婴。婴谢不能，遂彊立婴为长，县中从者得二万人。少年欲立婴便为王，异军苍头特起。陈婴母谓婴曰：‘自我为汝家妇，未尝闻汝先古之有贵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属，事成犹得封侯，事败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婴乃不 敢为王。谓其军吏曰：‘项氏世世将家，有名於楚。今欲举大事，将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於是众从其言，以兵属项梁。项梁渡淮，黥布、蒲将军亦以兵属焉。凡六七万人，军下邳。” 　　东阳在淮河以南，今安徽天长西北，秦灭楚后置县。令史，是县令身边的文书官员，地位不高。陈涉起兵以后，各地纷纷响应，东阳县是当地青少年自发起来杀其县令，几千人聚合在一起，没有领袖，由于陈婴办事公正、谨慎，所以立陈婴为其长。这种状况历来如此，直到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是革命党自己搞起来，都是下级军官，便一定要拖一个黎元洪出来当头头。这里面道理是一样的，因为他有威望，所以宁可以兵属项梁。陈婴的母亲反对称王，也有她的道理，称王风险太大，弄不好成为众矢之的，项梁是一棵大树，傍大树多少可以遮荫。黥布与刘邦一样也是草头王，那个时期江淮地区，“数千人为聚”的草头王不可胜数，而以项梁的威望最高，故项梁过江以后，江淮地区的草头王都带了人马归附于他，部队一下子扩充得规模很大，这是地方上各个山头汇合的结果。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异军苍头特起”，陈胜起兵时，也有苍头军，《汉书?陈胜传》也讲：“胜故涓人将军吕臣为苍头军，起新阳，攻陈，下之，杀庄贾，复以陈为楚。”那个“苍头军”的称呼在战国就有了，《战国策》称魏有苍头军二十万，所以称之苍头，因其戴青帽，身份与一般农民不同，所以称之异军。《礼记疏》谓：“汉家仆隶谓苍头，以苍巾为饰，异于民也。”《汉书?霍光传》谓其兄子禹“曾使其苍头奴上朝谒”，故苍头实际上是奴仆，《晋书?石崇传》云“有苍头八百人”，苍头军实际上是以奴仆充军。可见当时起义队伍中奴隶与谪戍的囚犯占了很大的比例。秦末群聚而起的案例与抗战时期八路军的发展壮大有很大相似性。当时国民党溃败，日伪政权一下子建立不起来，各地的山大王纷纷而起，这个时候八路军东进敌后，大量的失地农民、失业市民，在山大王统率下，都汇合到八路军名下，部队一下子扩充到几十万人。红军到延安时，不过二万五千人，队伍为什么发展那么快，无非是高举抗日大旗，到了这个原来权力结构处于无序状态的区域，华北广大农村地区自然成了八路军的根据地。项羽尽管勇敢善战，项梁有组织能力，但还得有一个智囊团为他出主意才行。刘邦这个集团先有萧何、曹参，后来有张良、陈平，有那么一批知识分子为他出谋划策才能取得发展。项梁、项羽这个集团同样如此，范增就起到这样的作用。《史记?项羽本纪》云： 　　“居鄛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计，往说项梁曰：‘陈胜败固当。夫秦灭六国，楚最无罪。自怀王入秦不反，楚人怜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今陈胜首事，不立楚后而自立，其势不长。今君起江东，楚蜂午之将皆争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将，为能复立楚之后也。’於是项梁然其言，乃求楚怀王孙心民间为人牧羊，立以为楚怀王，从民所望也。陈婴为楚上柱国，封五县，与怀王都盱台。项梁自号为武信君。” 　　范增是一个七十岁的老人，好奇计，也就是一个智囊人物。一个地区或者国家总需要这几方面的人，一个是领导者或者决策者，一个是参谋人员，他要善于观察分析形势，既能提出方案，又能上下一致地做好思想工作，一个是组织实施者，在政府机构是各级行政官员，在战场上，那是前方勇于冲锋陷阵的勇将，要分工于这三方面的成员相互配合得好，才能保障这个集团顺利地得到发展。如果这三方面的关系协调得不好，那就难了。 　　关于要立流落在民间牧羊的楚怀王的孙子姓熊名心者，那是因为这个地区原来是楚国统治的，历史有它因袭的因素，正如西汉末，在人们心目中只有姓刘的人才能称王称帝那样，绿林军要找姓刘的叫刘玄做王，即更始帝。赤眉军也要找一个姓刘的放牛娃做王，那赤眉军中的“诸三老、从事皆大会陛下，刘盆子等三人居中立，（这三个人是刘盆子与他的二个哥哥刘恭、刘茂，当年与王洪文一起进京的不也还有二人，华国锋与纪登奎）， 以年次探札。盆子最幼，后探得符，诸将乃皆称臣拜。盆子时年十五，被发徒跣， 敝衣赭汗，见众拜，恐畏欲啼。茂谓曰：‘善藏符。’盆子即啮折弃之，”刘盆子坐上王位，“而 犹从牧儿遨。”（《后汉书?刘盆子传》）这就是刘盆子了。从王洪文讲，他恐怕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刘盆子那样的人物。《韩非子?显学》有那么一句话：“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用现在的话讲，宰相要曾经在地方上掌握过全局的人中选择，将军要来自行伍出身，因为他们都经历过实际斗争的磨练。当时提拔到中央的三个人，一个在河南，一个在上海，一个在湖南都是中年便负责过全局的工作，当时一起上调这三个人物，应该说都是经过毛与周深思熟虑的。现在回过头来看，还应该说纪登奎在这三个人中，比较起来最成熟一点，他组织工作的能力，判别是非的能力比其他二人强，结果是王洪文“探得符”。毛所以要找王洪文，并要他读《后汉书》的《刘盆子传》，反映了既选择他，又感到没有把握的矛盾心理。所以选他无非因他工人出身，当过兵，文革造反起家，那时讲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正由于这一点，他可以成为造反派的代表人物。这反映了毛难以割舍的对文革的情结，没有把握的是他在叶剑英、李先念面前不过是一个儿童团，要他去指挥他们那不可能。所以毛要王洪文拜邓小平为师，能扶他一把，还因为在文革中王与他们在过去没有直接的冲突和矛盾，在他们与江青、张春桥之间可以有一个缓冲地带。他的前途是平衡好这二边的关系，倒向那一边都不行。但王洪文不懂得这一点，江青让王洪文为风庆轮事件的争论去长沙告状，问题出在这件事上，江青因小失大，班子的团结稳定是大局，风庆轮的争论是小局，所以毛泽东便批评王，有意见可当面谈，这么搞不好！毛为什么说这么搞不好呢？因为十大重组的领导班子，是老中青三结合，老的本来对文革一肚子怨气，为这么一件小事政治局的会议都开不下去，怎么能团结一致呢？毛还说王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团结，你回去要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还说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文件，王洪文听了这一番话能回去给江青说吗？谅他也不敢，对张姚会说一点，也不会太露，能给邓、叶说吗？也难，人家更瞧不起你，一腔苦水，只能往肚子里咽，当然也不会给上海马徐王传达，那时他垂头丧气也就难怪了。但王洪文恐怕并没有完全理解他当时所处的地位，其地位的稳固还不是靠江、张、姚的支持，关键是邓和叶能不能接纳他，那时如果要邓能接纳他，那么能不能做好江的工作是关键，不能跟着江瞎呼喝。但这也难，王是江与张一手扶持起来的，他怎么敢与他们去论理呢？怎敢违拗他们的意志呢？总之王失去了成为双方缓冲地带的条件，他没有那一股子虎气，发不出威来，左右两边都不把他当一回事，他有他的难处。 　　毛泽东要他读《刘盆子传》，其中另一层意思，无非是告诉他，靠别人来扶持是靠不住的，如果你靠在别人身上，那只能是一个过渡性人物，将来谁来当领袖，或许还是要在斗争中形成的。刘盆子最终是随赤眉军退出长安以后，一起当了光武帝的俘虏，毛泽东要王洪文读《刘盆子传》，在那时，谁都想不到它会变成了对王洪文的谶言了。光武帝刘秀是在斗争中形成自己地位的，扶是扶不起来的，靠别人扶，那就是刘备的儿子阿斗了。尽管有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辅佐，他最终还是被送到洛阳，说“乐不思蜀”以图自存，岂不可悲。楚怀王的孙子熊心，实际上也就是这样的人物，是项梁扶他起来，项羽根本没有把他放在心上，之所以没有马上收拾他，也只是碍于各个山头之间的相互关系，需要这个傀儡来平衡一下，等项羽称霸王时，楚怀王孙心便成为多余的了，项羽就让英布把他淹死在江中。最终王洪文只能是如楚怀王孙心那样的悲剧人物。 　　对王洪文当时的处境我还是同情的，七二年十月间，王洪文在上海要找《后汉书?刘盆子传》来读，我只是感觉不是好兆头，还没有把问题想得那么复杂，那时他刚去北京，没有安排什么实际职务，一九七三年八月，十大召开了，他的职务和地位变化，他势必成为矛盾的焦点了。毛泽东在七六年一、二月间，与毛远新谈话中说：“王洪文当时提得快了，没有考虑好，这是我的错误，此人没有经过风雨，以后恐怕要补课。”这话还是恰如其分的。在一般人心目中，王洪文作为造反派的头头应该是头上长角一个无法无天的人，其实不然，一九六七年安亭事件时，他也不是冲在第一线的，冲在第一线的是潘国平、耿金章、谢鹏飞他们，他是在幕后决策的人，另外他不是造反以后入党的，早就入党了，是国棉十七厂保卫科干部出身。在那么多造反派头头中，他比较听话，在联系上中央文革的张春桥以后，他是事事都去请示张的人。后来进中央以前，他在上海事事都是依靠张春桥的，张春桥去北京，他在主持上海工作时，是马天水起关键作用。毛泽东问张春桥关于王洪文的情况，张当然只能说好话。毛泽东不会知道他在上海靠张春桥扶着他，还有马天水这样的老干部左辅右弼地帮着他。人有二种角色，一种是令者，一种是受令者；令者是决策者的角色，比较有独立判断的精神；而受令者能很好地贯彻令者的意志，在实施过程中取得实际效果。毛泽东是令者，周总理是受令者。如果既不能令，又不受令，那绝物也。王洪文的才能他只能是一个受令者。后来让他去中央也不是他伸手去要的，周总理又很快病倒了，毛那时又重病在身，不能事事都去请示，即使毛泽东讲话了，也有一个理解的能力，和实施的水平问题，现在一下子把他从受令转变为发令者，突然要他去掌控这样的局面，现在他与张春桥的地位，两个人倒过来了，他不能再事事去请示张春桥，张也不能对他发号施令了。他怎么应对得了呢？那里的情况远比上海复杂，且是没有左臂右膀相助的局面。说实在的，要他主持好一次政治局会议也很困难呀！讲的每一句话要看看两边的颜色。高处不胜寒啊！他的结局，也许只是那个时代赋予他的那个命运，也许他的结局只能如此。听说，他发过牢骚，称这个活儿不是人干的。我们知道，一个好的领导班子，固然需要有一个有威望的好带头人，更需要班子中所有成员之间团结一致、思想一致、互相协调。有矛盾并不奇怪，问题是要有能力妥善处理矛盾，且大家都有顾全大局并能委曲求全的观念，在那时最缺少的就是这一点。 　　历史总会给每一个人以某种机会，你驾驭得了吗？历史的结局总是各种因素互动的结果，只有识时务者才能成俊杰。话说回来，问题的关键是能不能正确地认识自己所处的环境及其趋势，也就是正确认识形势，然后给自己一个正确的定位，从实际出发顺势而为，时势造英雄；当然，有适当的时机英雄也能造时势啊！记得王洪文在“十大”做修改党章的报告中，谈了一句“马克思主义反潮流”的精神，是毛赞赏的，也是毛加上去的，是毛对王的期望，也是毛对自己一生的总结。话是王洪文在台上讲的，文章是肖木起草的，肖木顺着它作了进一步阐释，可惜王洪文并没有真正理解其内涵呀！所以他缺少独立的精神，不能如毛那样驾驭左右，掌控局势，而是左右为难，后来只能如刘盆子那样回上海与自己一起造反的小兄弟们厮混了。 　　所以，任何一个人，不管你处在什么地位，多一点历史知识或许能帮助你冷静地观察所经历的一切事件，打破一切偏见，求得真知，或许还能启发你思考你眼前所面临的形势，帮助你正确地给自己定位，帮助你如何知己知彼地趋利避害。一部中国历史，它能为你提供许许多多案例，每个案例都有错综复杂的矛盾，不断地剖析这些案例，会为你提供无穷无尽的智慧，那比西方课堂上讲的那些案例要丰富得多。毛泽东熟悉中国历史，无非是对历史上各种类型成或败的案例，能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地让这许许多多案例因时因地地能为我所用。毛泽东总能从古人身上看到今人的影子，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既要看透古人，更要看透今人，达到古为今用。这可不是前些日子平遥那个县委副书记，装扮清代的县太爷作小丑来吸引游客，那既是戏弄古人，也是有失身份地戏弄自己。 　　过去照搬苏联那套洋教条不行，失败了。现在照搬美国那套教条，前途也不妙；在洋人面前自轻、自贱、自卑，什么月亮也是美国的好，那是没有出息的表现。现在美国自身的日子也不好过，华尔街成了过街的老鼠，那么多美国的老百姓要去占领华尔街，奥巴马的日子也不好过，民调的指数在直线下降，如果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再一次又一次搞下去，迟早美元世界货币的地位会动摇，随着美元霸主地位的动摇，美国世界霸权地位的倒塌也就不远了，毛主席关于纸老虎的预言迟早会应验，这可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呀！我并不希望这个日子早日到来，希望多给我们一些日子，如果这个日子一旦到来，我们可以做好何以自处的准备。我不是一个幸灾乐祸的人，只是想尽可能保全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不受或少受伤害。 　　《易》经《乾》卦中有两句老话：“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辩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如果从一个民族和国家讲，那就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这可是我们立国的传家宝阿！所以不能轻视对中国历史的学习。讲历史无非是正确认识发育在这块大地上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意义和影响，无非是把我们自己经历的近百年的中国历史想清楚，说清楚，因为它关系到我们未来的走向啊！无非是因时因地地把一个又一个真实的于当前有意义的历史案例说清楚，即便是惨痛的教训，说清楚它也能发人深省，如果真能把这做好，那就功德无量了。读历史，我们要学习毛泽东与众不同的读史嗜好，不完全在乎它结果如何，因为结果是受各种客观条件限制的，而在乎他的方法。它会使我们学得好一点，并终身受益。（待续）

浏览：1973

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11/10/9 11:5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