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到网友guokuo1234跟帖：老爷子能不能请教一个问题啊，前几天看了徐景贤同志的回忆录《十年一梦》，里面有九一?三之后参观毛家大院的记录，关于林彪叶群一家的生活给我印象很深，这些情景是真的吗？毛家大湾确实如书里写的那样吗？ 　　答：看到你的跟帖内容，我知道大家都为林彪的结局惋惜，林彪毕竟是十大元帅之一，出身黄埔军校，参加过南昌起义，上了井冈山，他二十五岁时，担任红军主力二十八团的团长，不久就被任命为红军一军团的军团长，与彭德怀带的三军团是那个时期红军的主力兵团，抗日战争时，他是八路军115师的师长，打过平型关战役，解放战争时期林彪是第四野战军的司令员，打过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后来出任中南军区司令员，最终摔死在外蒙古温度尔汗。许多人想不通，这样一个身经百战的将军怎么会落得这样一个结局呢？徐景贤在《十年一梦》中描述的他二次参观毛家湾的景象与林的前半生戎马生涯自然对不起号来，所以你提出的问题，很多人会有相同的想法。林彪在1950年3月便迁居毛家湾，那里原来是高岗的住所，林彪居住的毛家湾我自己没有机会去参观，徐景贤在《十年一梦》描述的场景应该是真实的，他去参观的时间是林彪事件以后不久，那里的一切状况不可能有大的变化。这里我想说林彪的居住与叶群、林立果居所的状态应该分开，林彪在平型关战役负伤后，留下了后遗症，怕光、怕水、怕风，所以他居所的那些特殊的装修和布置，应该可以理解，不能责怪于他。前些年我见过林立衡与照顾林彪饮食的保姆，从与她们交谈过程中，可以了解林彪在饮食上由于忌口多，反而是非常简朴的。林彪与叶群鉴于林的健康情况早已分居了。林彪曾对叶群参与高层政治生活表示过反对，要叶群不能把政治局委员的头衔太当真。叶群的心态就不同了，对林立果娇惯放纵，她的因素更大，家庭中老夫、少妻、爱子之间的关系，林彪也不可能不受叶群与林立果的影响，听取她们片面的情况报告，毛泽东在林彪事件以后，反复讲过诗经上的那句名言：“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人的思想随着地位的变化而变化，接班人这个地位，某种意义上讲，反而害了林彪。他怕得而复失，毛要把文革初期个人崇拜的那些提法降温，林彪便多心了，矛盾由此而起，叶群与林立果推波助澜，吴法宪帮倒忙，便这样一步一步把矛盾推向极端。叶群与林立果是有野心的，那么她们的希望都是建立在林彪早日接班上，在林彪家庭内部，在叶群、林立果与林立衡之间又是水火不相容，林彪管不好妻儿，管不好妻儿与女儿的矛盾，林彪家庭内部矛盾弄得外人都知道，叶群与林立果许多反常的现象反而是林立衡对外透露的。中国有一句老话：为人要从正心诚意做起，然后是修身齐家，最后是治国平天下。如果从正心诚意讲，林彪的学养不够，靠卡片上的一些名言警句是不够的，如果没有深厚的历史和文化素养，那些警句反而会把人导入绝境。诸如他卡片箱中那句“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如果你信从它便会误入歧途。林彪是一个军事家，打过仗，兵法上有一条，叫作“出奇制胜”，如果在政治问题上，也玩弄这个办法，那只能侥幸于一时，从长远看非失败不可，在政治斗争上还是应该把正义放在第一位吧。林在政治上相对于毛泽东同志，只能甘拜下风，缚手缚脚。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的讲话，看起来声势浩大，但在天才问题上，理论上便输下来了，以后一着一着走的都是被动应对的臭棋，最终让儿子搞《五七一工程纪要》实际上是狗急跳墙的死棋，跨出了这冒险的一步就没有回头路可走了。九?一三事件成了历史的必然结局，然而这必然的东西往往通过许多偶然因素促成事物转化。整个林彪事件，我不处在漩涡的中心，但也多少沾到一点边，讲一点自己见到、听到、经历到的事情，或许对大家理解九?一三事件还是有益的。虽然这个事件离开现在已经四十年，它曾使我们党的事业遭受重大的伤害，所以总结它的教训，对后人应该说是一件有益的事。但在许多人看来，这是一块伤疤，去挖这个伤疤总有一种不愉快的感觉，我们可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痛啊！而是更应该懂得事物的影响是可以转化的，正确地总结了过去失误中的教训，而不是去追究任何人的责任，对大家还是有益的。就如当年要不要公布那个恶意攻击毛泽东为暴君的《五七一工程纪要》的问题，许多人主张不要公布，毛泽东自己反而坚决主张要公布它，让全党全国都知道。这就是直面一切的态度，事实证明，这样做有利于说清真相。有些人总是想拿这些伤疤来诅咒我们党，其实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清楚了，它的教训在那里大家明白了，那些嗜痂如癖的人，如蝇逐臭那样的借此诅咒我们党的现象自然也就烟消云散了。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不仅不是伤疤，反而是我们思想上的财富，所以直面比回避更有益，我们不直面，别有用心的人反而拿这个来指指戳戳，似乎真见不得人那样。真正摊开来了，说清楚了，我们在这个地方向前跨了，它反而会成为一件有益无害的事情。本着这个宗旨，我把下面这篇有关九?一三事件的文章发在博客上，供大家参考，和指正。由于全文较长，分上、中、下三篇发，每周发一篇。希望在跟帖上能看到大家的读后感和不同意见，也可以提出问题，我也会尽力作出答复，希望它也能成为一次有益的讨论，这可以是事实上的澄清，也可以是认识上的研究和分析，这样公开的讨论，有利于大家在这个问题上提高认识。 　　 前天读报，见9月1日新华社电，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强调领导干部应该努力学习中国历史。借鉴和运用历史经验是我们做好领导工作一个重要的思想方法，要懂得自己国家历朝历代兴盛衰亡的真实记录，从中吸取养料，从而不断提高自己的认识水平、精神境界和工作能力。多少年没有从中央听到这样的呼声了，这确实是一个令人欣慰的好消息，希望它真正能得到全党各级领导干部的重视和身体力行。习近平还强调要学习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史，学习建党以来九十年的光辉历史，当然，应该学习毛泽东同志如何运用中国传统文化中丰富的历史经验，如何带领中国人民走出困境，夺取革命的胜利，中华民族是如何从此可以独立自主地自尊自爱地处理自己的事务，不再仰仗外人的鼻息。我们要联系中共九十年的历史，一方面我们可以确认已经取得的巨大胜利，另一方面也能直面曾经有过的过失和错误，既有丰富的经验，也有不少深刻的教训。学习这曲曲折折的九十年中共历史，既可以发扬光荣的革命传统，激励人们意气奋发地争取更大的胜利，也可以从失误和曲折中吸取有益的教训，总之它是我们继续奋勇前进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讲党史，49年以前好讲，因为是一部共产党从小到大，虽然经历过失败，但它不断壮大和胜利的历史；49年以后的历史便困难一些，为什么？因为虽然我们也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但因为没有任何经验，是摸索着前进，所以经历了不少挫折和失误，所以伤疤较多。这里仍然有一个态度问题，是回避好，还是直面好，我想还是直面好。即便是失误和伤疤，也都是相对的，其中有得有失，即便是失，弄清楚教训是什么，对提高后人的认识有益，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一笔付了学费，或者代价的收益，是我们更珍贵的精神财富。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大无畏的精神，相信我们丢掉的只是枷锁，收获的是宝藏，这样做可以使任何敌对的思想倾向，再也不能利用这些失误来攻击和抹黑我们了，他们那种不屑一顾地嘲笑式的，不顾历史事实的攻击性言论，再也没有市场了。君子坦荡荡嘛！这是我对待以往许多历史事件的基本态度。当然在具体讨论这些历史事件时，尊重历史事实是第一位的，要客观，要过细，当然是指事件核心相关部分的人和事，不是那些闲杂人等不痛不痒的感慨，然后是分析它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最后才能作出评判，从中提炼出有益于后人的经验教训，并且让大家都能知道那时的是是非非，在这种情况下，敌人借此歪曲和攻击中国共产党便不可能产生什么重大的影响。相反如果采取回避态度，则等于埋下一颗又一颗的定时炸弹，一旦敌人引爆炸弹，其效果会如赫鲁晓夫秘密报告那样，杀伤力很大。这是我对许多往事思考和叙述的基本出发点，人到八十以上，还图啥呀！古人有一句老话，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说这些往事，研究历史，只有一个目的，希望它能造福后人。 　　 　　 　　 一．九?一三事件离开现在已四十年了，你回顾这件事的感觉是什么？ 　　答：九?一三事件离开现在已经四十年了，现在再来回顾这段历史，仍有痛彻心肺的感觉。回顾这一事件的起因，其中仍有不少教训值得人们深思。我虽然不在漩涡的中心，但也多多少少有一些意外的偶然因素牵连进去。我想就自己所见、所闻、所思说一点自己的感慨，或许对后人还是有益的。 　　引发九?一三林彪出逃事件的原因是林立果在上海搞的那个《五七一工程纪要》，所谓五七一是武装起义的谐音，所谓工程纪要，是指对这次密谋的策划，起这个名称是为了掩饰自己本来面目。而促使林立果下决心策划《五七一工程纪要》则与《文汇报》在1971年3月16日发表的一篇理论文章有关。这篇文章的题目叫《千万不要忘记党的基本路线》，文章作者用的笔名为方岩梁，为什么叫方岩梁，那是由毛主席的七律《和柳亚子先生》诗中的一句“风物长宜放眼量”取最后三个字的谐音过来的。这个笔名是写作组文学组常用的笔名，最早用这个笔名写杂文的是刘景清，以后成为文学组的集体笔名，执笔写这篇文章的作者是高义龙。他是我们文艺组的成员，比我年轻好几岁呢，但在前二年因患肺癌去世了。有感于此，有的事我再不说，人家不会知道了，因为我年龄也大了，留下的时间不多，为了对历史负责，我自己说与让别人再去考证这不一样，本着对后人负责，我想把这些事的过程说清楚，若有错失，别人也可以来更正和补充，这样做对后人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还是有益的。 　　二．这篇文章与《五七一工程纪要》是什么关系？ 　　答：《林彪事件完整调查》有一段李伟信的回忆，李伟信是林彪九一三逃跑以后，与周宇驰、于新野一起乘直升机企图越境逃跑的三人之一。这架直升飞机被迫降时，三人约定自杀以殉，为什么会这样，因为驾驶直升机反抗他们出逃的二个驾驶员，他们杀了其中一个，另一个子弹从胸前穿过，没有打死，结果周、于二人自杀，而李伟信是朝天开枪，故没有死，后来被判刑入狱，曾与我一起关在提篮桥监狱。他在回忆中说：“林立果谈到3月16日的上海《文汇报》，他认为那文章的上面有来头，应该看成信号，是舆论准备。” 　　林立果的谈话是在三月十八日，据李伟信在法庭上的交代，“林立果与于新野从杭州到上海，林立果在卧室对我和于新野说，根据目前形势要设想一个政变的计划。”“3月20日周宇驰到上海，当晚，林立果和周宇驰密谈后，叫于新野去。第二天，开始他们商量，后来叫我也去了。林立果说，这件事与首长谈过，首长叫先搞个计划。”这个首长，只可能是林彪本人，因为叶群另有“子爵号”这个代号，没有林彪的发话，林立果和其他人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那样去搞武装政变的计划吧！林彪在毛家湾有一个图书室，有好几只卡片箱，是林彪让他的图书馆管理员摘抄古人的名句警言，其中有一条成语是“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如果他信奉这样的警句，那么冒险搞《五七一工程计划》也就不奇怪了，他由对批陈整风的不满走向对抗而冒险走极端也就有其逻辑的必然了，林用念“政变经”对付别人，自己却又中了邪似的企图侥幸取胜地走上这条末路，这大概也是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吧！也许还与他军人出身，喜欢出奇制胜的习惯性思维有关吧！李伟信对这次密谋的印象是：“林立果认为林彪随时可能被赶下台，因此竭力主张策划叛乱，提前抢班。一是把文人势力搞掉，以保证林彪的地位不变，再和平过渡。第二是直接危害毛主席。周宇驰说，如果一定要这样做，也可以想办法。例如，把B－52软禁起来谈判，也可以在谋害后嫁祸于人，找几个人替死。那时反正首长掌权，有关事后的处理问题，首长可以出来说话。”这一段话，实际上反映了《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基本内容和他们的密谋，这里的所谓文人是指张春桥。林立果这个设想应该说他们在杭州时已有雏形。到上海时，文汇报3月16日文章，把他们实施政变的这些想法大大往前推进了一步。林立果在3月18日自杭州到上海时说：“刚才已经把我们在杭州研究的情况，给子爵号（即叶群）说了一下，她说在上海要隐蔽安全。”林立果在上海的活动事先与叶群通过气。 　　三．问题是为什么林立果会认为“3月16日上海《文汇报》那篇文章有来头，应该看成信号，是舆论准备”？ 　　答：那应该先了解一下三月十六日这篇文章怎么产生的。与这篇文章相关的，是《文汇报》在一月六日发表了一篇题目为《路线、政权和世界观》的文章，这篇文章署名蔡康成。记得那一天早晨《文汇报》的大样送到兴国招待所，张春桥、姚文元的餐桌上，张看这篇文章认为有问题，对姚说了，当时姚的秘书胡鼎君在场。下午张姚在中苏友谊厅开会议论市里四届党代会的事，胡鼎君把王知常找去见了姚，姚要他设法了解这篇文章的背景。王回到办公室以后，找了吴XX去摸这篇文章的情况。吴XX是放映员出身，在空四军服役时，参加了卫东鹰写作组，复员后被分配到文汇报评论部工作。1969年底，要准备出版毛选五卷，我们组织了一个七八个人的班子，为将来写宣传毛选五卷的文章做准备。当时选人的要求，一是工农兵出身，一是有一定写作能力，一是有一定的工作经历。吴XX因为曾写过一篇关于赤脚医生的调查报告，曾受到上面肯定。同时他又是当兵的，所以也被挑来。那时毛选五卷学习小组便设在康平路181号，离我们办公地点很近。王知常所以找他，是因为他在文汇报工作过一段时间，回去摸情况比较方便。在这之前，他还曾从空四军找来林立果的那份《讲用报告》，这份《讲用报告》是林立果在1970年7月31日，在空军大楼会议室作的报告，当时在空军很轰动，但是这份报告周总理和毛泽东办公室都批评过，张姚没有看到过，只是听说有这回事，王知常让吴XX从空四军弄来了一份报告的油印稿上送给姚。所以我们对吴XX还是信任的，这次派他去了解文汇报1月6日文章的背景，并没有告诉他为什么要了解此文的背景，他回来告诉我们这篇文章与卫东鹰有关，是反映林立果讲用报告的精神。后来事实证明，他所提供的是一个假情况。事实上这个文章与空四军的卫东鹰无关，与林立果的讲用报告也毫无关系，但就是这样一个错误的信息，促使上面作出反应，要写批评文章了。 　　其实，这篇文章的作者是上海采矿工程机械厂的工人程继尧。就文章而言，在当时来说要有什么问题的话，既然谈路线、政权、世界观，为什么不讲九大提出的党的基本路线呢？《文汇报》三月十六日署名方岩梁的文章《千万不要忘记党的基本路线》是由写作组文艺组的高义龙执笔，具体是徐景贤奉命抓的，是徐下令让《文汇报》用同样的版面和篇幅刊登。这个过程在我们写作组内部是公开的，吴XX却又把与方岩梁文章有关的写作背景情况捅给了空四军卫东鹰那儿，因此林立果才认为这篇文章是个“信号”，促使林立果加速《五七一工程纪要》的策划。1972年1月，中央下发《林彪反革命集团罪证材料》中有李伟信的笔供，说“林立果同他谈了上海《文汇报》3月16日发表的文章”，认为这篇文章有来头，“既然有来头，就应该看成是信号，是舆论准备。”林立果跨出了这一步，那就断了自己所有的退路。一旦这件密谋暗杀的计划暴露，那他一家人的下场就可想而知了，这是一条无法回头的绝路。这件事我所以没有直接参与，因为我正在忙着上海市第四届党代会的准备工作，起草决议和讲话稿。当时王知常在办公室留守，所以是他经手的。 　　当然，促使林彪集团那么紧张的，不仅仅是《文汇报》3月16日的那篇文章。3月15日，毛泽东在审改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万岁》时写下批语：“我党多年来不读马、列，不突出马、列，竟让一些骗子骗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在庐山闹出大笑话。这个教训非常严重，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3月30日，他又对河北省刘子厚在批陈整风会议检讨稿上批示：“上了陈伯达贼船，年深日久，虽有庐山以来半年时间，经过各种批判会议，到3月19日才讲出几句真话。真是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一人输了理，就怕揭，庐山会议上那种猖狂进攻的勇气，不知跑到哪里去了。”毛主席的这些批语实际上是对着林彪及其在军委办事组的四员大将，逼他们作检讨，这些批语是促使他们神经紧张的根本原因。林立果所以会如此采取疯狂一搏，也是极度恐慌的产物，这种恐慌心理叶群与林彪都有。从毛讲希望这样逼一下让他们老实检讨，可以让他们下台阶。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吴法宪、叶群、邱会作、李作鹏与黄永胜分别作了检讨。3月29日，周恩来带了军委办事组成员去北戴河向林彪汇报，要求林彪出来参加一下即将召开的批陈整风会。他们从北戴河回来，向毛主席汇报此行的情况，毛泽东对林彪的态度非常不满，指着吴法宪他们说：“你们已经到了悬崖的边沿了，是跳下去，还是推下去，还是拉回来的问题。能不能拉回来全看你们自己了。”然后他们被逼迫再作检讨。于是在4月15日到29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林彪是四月十九日回北京的，周恩来把会议文件和毛泽东有关批示送去林彪那儿，表示要林彪出席会议，并在会上讲话。林彪坚决不讲，也没有要出席会议的意思。 　　四．那么上海方面与这次中央批陈整风回报会议有关系吗？ 　　答：张春桥、姚文元是去北京出席中央工作会议的，上海还有王洪文与徐景贤去出席会议。肖木随他们作为秘书去参加会议，肖木的任务是为王洪文与徐景贤起草发言稿。王洪文发言的主题是批判陈伯达在安亭事件时的电报，徐景贤发言的题目是批判陈伯达的天才论。这个会议实际上是给林彪集团下台阶的会议。在吴法宪的回忆录中讲到：“会议开了十多天后，秘书组要起草总结，原来对我们错误的调子提得很高，而且言过其实，戴大帽子。后来由周恩来、黄永胜、李先念、张春桥他们多次修改，把一些过重的话都删去了。特别是张春桥，后来黄永胜告诉我，很多话都是张春桥提出删改的，对我们表示友好。这个稿子送给毛主席，毛主席亲自批示同意的。”4月29日会议结束时，“董必武带头鼓起掌来，大家都跟着鼓起掌来，一下子会议气氛变了，在热烈的掌声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都跑过来同我们几个人紧紧握手，表示团结。”吴法宪这一段叙述是真实的，肖木在场看到的情景与吴法宪回忆录的叙述也是一致的。看来毛泽东同志希望他们通过批陈整风会议彻底解决庐山会议九届二中全会的那一场风波。毛主席希望林彪出席讲几句话，把这件事最终了结。但林彪没有出席，也没讲话。那么毛还在等待，林则尽量躲避。这从七一年五一劳动节晚上，天安门城楼上看焰火林彪的尴尬状态也可以看得出来。林彪心里有鬼，也就是那个《五七一工程纪要》是他放不下的一块心病。那天晚上，林彪是被周恩来逼着非常勉强地来到天安门城楼看焰火，他一脸沮丧，坐在毛泽东对面，没有同毛泽东说一句话，几分钟后便不辞而别。然而毛泽东对林彪仍然抱着等待的态度，6月15日，林彪在不作任何表示的情况下，离开北京回到北戴河去了。前往送行的吴法宪讲那时，“林彪很沉闷，一句话不讲，和以往完全不同，很反常。”那时见过林的黄永胜也有这样的感觉。这当然使毛泽东失望，到6月下旬，毛泽东发现总参没有把中央批陈整风工作会议的文件传达下去，这才使毛感觉到庐山会议上的事还没有了结。从7月份起，毛的态度又转而对林彪集团的人强硬起来。周恩来在1972年5月的一次会议上说，批陈整风汇报会的文件，发给军事系统六十多份，可是军委办事组黄永胜他们扣住了，只发了七份，传达范围非常狭窄，去年7月被毛主席发现了，说要继续跟各地打招呼，他们的检讨是假的，庐山的事情还没有完，还根本没有解决，这个当中有鬼，他们还有后台。8月14日，毛泽东开始南巡去各地吹风。 　　那年四月间，他们去北京参加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我们留在上海，要撰写七一纪念党五十周年的文章，除了我与王知常之外，还有吴瑞武、顾澄海等七八人。因为是纪念党诞生五十周年，我们做的主要是排列党内历次路线斗争的历史。这个文章最后是由张、姚他们自己改定的，最终送毛审阅通过。题目是《纪念中国共产党五十周年》，署名是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刊头的照片还是毛和林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照片，下面的标注还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全文共有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的标题是“坚持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第二部分的标题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第三部分的标题是“重要的问题在善于学习”。在这篇文章中，引起林彪集团多心的是在文章的第二部分重提了《五一六通知》号召全党要警惕“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第三部分则讲到要“同那种口称小小老百姓，实则大野心家的人物相反”。这些话或多或少会引起林彪林立果他们的神经过敏，使他们神经上的那根弦绷得更紧了。这篇文章结束以后，张春桥对徐景贤讲，他们抓意识形态，我们也要抓意识形态，要市委成立写作组。七月七日，由徐景贤起草了一个正式的通知，宣布成立上海市委写作组，核心是我与王知常、肖木三个人，这样我们把分散在报社、图书馆的各组又集中起来，把康平路141号划归我们。这样我们三个人原来红旗组稿小组的办公室从康平路165号搬出来了。我们这个写作组，某种意义上是与林彪集团对着干的产物。但是从我个人讲，在政治敏感上还是比较迟钝的，因为毕竟没有处在漩涡的中心。徐景贤参加过庐山上的九届二中全会，所以因为上海空四军王维国方面的关系，他的警惕性比较高。复旦大学的军宣队也是空四军派的，复旦军宣队的负责人叫方耀华，是空四军的一个团政委，我与他之间，在复旦相处还比较协调，没有感觉到什么异常。我在学校抓的一些事，他还是比较支持的，如历史系谭其骧编历史地图的工作，他还专门派了空四军来的王耀宗做指导员负责那里的思想工作。那年八一建军节，方耀华请我去空四军参加那里庆祝建军节的大会，我也去了。那次会上空四军的政委王维国讲话，我也仔细听了，只觉得他讲话神气很足，没有什么异样。会后演出京剧《沙家浜》，是王维国的女儿演阿庆嫂，他们问我演得如何，我说她嗓子不错演得也好。我去看了这次演出回来，徐景贤的秘书张家龙打电话给我，问我为什么去空四军参加他们的庆祝会。我说复旦的军宣队是空四军派的，为了工作我也得去一下，这又成什么问题了，他也没有追问。可见市委几个书记的警惕性比我高，我还是有一点马大哈。那时王维国的儿子开后门在复旦物理系读书，空四军的干部子弟有一批人，因军宣队的关系进了复旦。对于这些事，我见了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没有说过一句话，也没有去汇报过任何这方面的情况，工作上还得靠他们支持，不能把关系搞僵了。这是我当时的态度，故在表面上大家都还太平无事，对林立果在上海的活动，对他在上海组织的小舰队及教导队的事，我都毫无知觉，一点感觉也没有。 　　然而从实际情况看，当时空四军对上海市委的活动是侦察得很严密的。因为张春桥与警备区的关系不那么好，所以市委书记处的警卫工作都是空四军派的，连张、姚所在的兴国路招待所的警卫也是空四军派遣的，他们定期要向空四军汇报市委的动向，连张、姚的办公场所都侦缉得非常清楚。《五七一工程纪要》的计划如果得逞，他们如何接管市委的设想早已有了，真有政变，那我们这些书呆子掉了脑袋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由空四军支左的单位可不少，如《文汇报》社，如果有事他们完全可以直接掌控。这些情况都是九?一三事件以后，通过清查才发觉的。（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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