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同志在纪念七一讲话中，提出在目前形势下，“提高党的领导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更为紧迫了，还说是否“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他还指出：“目前反腐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艰巨。”那么当前拒腐防变的重点在那里？重点在城乡违法违规用地的问题上。 　　7月19日最高法院，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布了杭州市与苏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姜人杰被执行死刑。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可见苏州、杭州这二个地方，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显赫，这二个被处决的副市长仿佛“约好了”都曾经担任主管城建工作的领导，他们的历史使命是把人间天堂的两个城市建设得更加亮丽，更加适合人民居住和生活的需要。然而这两个人所犯的罪行都是利用手中审批土地和管理城建领域的权力，违规操作，为自己掠取私利，数额特别巨大，使自己从天堂跌下了十八层地狱，不知他们如何向阎王殿那儿交账呢？从这二个人贪污受贿的数额都在亿元以上，可见审批土地和城建的领域可是一块滋生腐败最肥沃的土壤，这二个人都是前两年就被查处的，现在拿来示众，希望借此以警示这方面上上下下的官员。实际上这个问题，涉及二个方面，一方面是在地方上掌握土地审批及城建的官员，另一方面是房地产的开发商们。这方面的许多大案、要案都涉及官商之间的勾结，所有暴力强拆都与相关官商之间的实际利益息息相关，这条利益链正是血淋淋地寄身在城乡百姓身上的吸血链。 　　如果把这方面的新闻报道集中梳理一下，可以发现土地问题上的贪腐问题还远远没有得到比较彻底的惩治，更确切地说还在继续滋长蔓延壮大。中国有一个老话，叫作“安居乐业”，安居在前，乐业在后，没有安居，哪来乐业。衣食住行，是人民生存的基本权利，住不能安，年青人又如何安心工作呢？蜗居与群租现象的背后，是城市没有安排好年轻人居住的基本需要。那么多青年农民进城务工，为城市建设作出最大贡献，但大城市并没有为他们提供安居最起码的要求。看到蜗居与群租现象，最应该汗颜的是那些大城市市府的领导，是他们没有在政府的社会公共职能上尽职尽责。问题的根子，是负责城建的官员和开发商们，把人们安居的要求，看作自己谋利的机会和手段，房子盖了不少，空置率又那么高，另一方面蜗居与群租又层出不穷，问题的根子在分管土地的各级官员违规违法操作，与开发商们不择手段地囤地囤房谋取暴利，梗阻了安居问题上供需双方的合理配置。我们只要把今年七一前后相关的消息和评论排比一下，就能知道问题关键之所在了。 　　7月7日，国土资源部、监察部联合公布首次土地问责的结果，73个市县政府主要负责人受到纪律处分，24个市县政府负责人受到组织处理。 　　7月8日《第一财经日报》的社论便提出土地违法问责需要更严厉些，许多官员虽然遭到处分，都停留在记过警告层面，威慑力实在有限。尽管有的地方土地管理秩序混乱，问题相当严重，却无一官员因此下课。所以毛病出在问责无力，认为必须针对违法违规用地的相关各级政府的腐败和失责行为严格追究，决不手软。 　　7月13日，《京华时报》刊登评论文章，指出各地违法违规用地的重要原因就在于一些地方政府和官员自己也是参与者，成为极其有力的重要推手。土地在一些官员眼里，就是带来项目的福地，就是生产好看的GDP数字和高额财政收入的发源地，就是打造政绩，铺就升迁阶梯的根据他。“无边土地快快占，不尽利益滚滚来”——不管是从经济还是政治，抑或是个人利益角度考虑，土地上附着之利巨大，在利益驱动下，非法占地的冲动难以遏制。权力，财富都投入这场逐利的盛宴。在一些地方，本应为公众利益服务的公共权力，却沦为非法占地，牟取暴利的推手，故问题的关键在治权，限权。 　　7月18日，《人民日报》刊文称，据中国房地产评测中心2009年提供的数据，目前十大房地产企业的土地储备总量超过3亿平方米，可供各地开发七、八年，甚至十年以上；1998——2008年10年间全国用于房地产开发的土地，目前仍有40%囤积在开发商手中；2010年出让的住宅开发用地，还有近三十二万公顷尚未开发，其中保障房建设用地约占13%——14%。如果用这些土地换算成实际商品房供应，以平均容积率1.5每套住房90平方米计算，可增加5300多万套住宅，按人均30平方米计算，可解决1亿多人的住房问题。”由此可见囤地囤房是开发商牟取暴利的手段。囤地以后，再哄抬地价，进而抬高房价令开发商获取暴利，而这一切都是在牺牲百姓安居的基础上获取的。一面抬高地价，一面又官商勾结，以贿获地，如此获取的暴利更是难以计算了。从这里可以知道房价泡沫从何而来的深层次原因了。平抑房价，必须斩断官员与房地产商联合操控市场这两只黑手，我在上海郊区看到不少荒芜数年的农田，这些就是房产商囤的地吧。 　　7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布原杭州市副市长许迈永（其在土地问题上的贪腐行为见附注），原苏州市副市长姜人杰执行死刑的消息，这也许是政府表示对违法违规用地严惩不贷的决心，这是杀鸡给猴子看，猴子们是否会就此罢手，那很难说，更大的可能也许众猴群还是木知木觉，继续活跃在花果山上以与政府的政策博弈为嬉戏呢！ 　　7月20日新华社电，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近期加强土地管理的重点工作，“（一）切实加强耕地保护，确保耕地保有量不减少，质量有提高，（二）严格依法依规管地用地，坚决防止违法违规用地反弹，国土资源部门要抓紧清理整改高尔夫球场（全国97%高尔夫球场是黑户，这些非法的高尔夫球场的经营处于亏损状态，房地产商籍球场可以抬高房价，其生存靠的是房地产商的配套项目，而当地政府则借以作为招商引资的重大项目。）（三）加快规范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管理保障性安居工程用地的供应和储备用地，（五）加强和改善土地调控促进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 　　防止违法违规用地的最终目的是保护耕地，平抑房价。国家调控房价泡沫已经有二年了，效果究竟如何？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6月份全国70个大中城市新建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涨幅趋缓，但同比涨幅下降的只有三个，多数城市房价仍在上涨，其中二、三线城市涨幅已超过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成为领涨全国房价的主力军。看来房地产商与国家调控房价的博弈，一线城市受限购，处于相持阶段，他们便转战于二三线城市，如果二三线城市也限购的话，那么房地产商可能转战于县级城市。我保姆的家乡在皖南的泾县，他们县城也在大兴土木了，原来在二三线城市搞基建的泾县农民工，都回家乡去当建筑工人了。看来开发商玩的是游击战，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中央政府调控的政策玩的是阵地战，跟着开发商转，疲于应付，缺乏主动性；而地方上分管土地与城建的官员，则想方设法为开发商们打掩护战，用“限价令”来偷换“限购令”；一方面是为投资购房投机购房开后门，另一方面“限价令”可以在适当的时候悄悄地转化为“涨价令”或“限降令”。看来这是一场持久战，能不能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问题出在地方政府的官员与开发商之间有共同利益，外贼好抓，内贼难防。若内外勾结，便会使整个防线溃不成军，此有消息为证。 　　6月22日的《京华时报》报道在东莞市塘厦镇塘坑水库出现一个“湖畔山庄”的别墅住户群，包括镇委书记、镇长、副镇长，还包括纪委书记、房管所、规划办、公安分局以及其他机构的主要领导都在那里安家了。当地群众称其为塘厦的“中南海”，他们占地十八万平方米，占地的价格是每平方米300元，而当地百姓商品房的楼面价是一万五千元每平方米。东莞市纪委通报塘厦镇领导干部在湖畔山庄违规建别墅的问题基本属实，从这个案例，可以知道防止违法违规用地的阻力和根子来自何处了。 　　现在除了违规违法占有耕地之外，还有通过撤并农村学校来占用土地，移作他用的案例。他们可以不顾孩子上学的困难，占用学校的土地，移改他用牟取暴利，在浙江便有一中学被撤并引起农民下跪情愿的事件。 　　为什么违法违规占用土地的办法会层出不穷呢？也许这与土地和住房的商品化和市场化运作有关，资本一旦进入这个领域，就会显示他逐利的本能。记得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十四章原始积累引用《评论家季刊》上的一段文字：“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利润，它就能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动动乱和战争，走私和贩卖奴隶就是证明。”这段话在一百几十年以前的英国是如此，今天在中国的房地产领域也得到了印证。以300元每平方米地价，比一万五千元地价，它的利润超过五十倍，基层干部在这样巨大利润的诱惑下，能不动心吗？他们会把苏州、杭州二个副市长执行死刑当回事吗？在巨大利益诱惑下，那些大量囤地的房地产商，通过哄抬地价，能使他们已囤的土地获取多大的利润。不用盖房，单靠囤地便能大把大把地捞钱。不铲除产生这些现象的土壤，他们会乖乖地放弃自己肮脏的企图吗？能解决违法违规用地的问题吗？能刺破房地产的泡沫吗？能平抑房价吗？能从实质意义上解决农民工的蜗居和小白领的群租吗？我看很难，迄今我对房地产的调控，防止违法违规占地的措施能否真正有效，不敢对目前在这方面的努力抱乐观的态度。事实上政府在调控房价的时候，既怕涨，也怕跌，进退两难。城市化，地方的投入从哪儿来，靠土地财政。去年有二万亿以上的土地财政收入，这个收入从那儿来，靠土地出让金。其实地方政府土地融资的源头是一笔债务。房地产开发商支付的土地出让金，从那儿来，是银行的贷款；盖房出售，售房者的资金从那儿来，从银行来，是购房消费者的按揭，实际上是寅吃卯粮，提前消费。一旦泡沫破裂，势必给银行带来大量坏账，那就是金融危机。涨是吹大泡沫，不能再干了；跌是引起金融危机，美国的次贷危机就是由此而来的。住房商品化最终进入这样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在居民中间，有房的人希望涨，没房的人希望跌，而按揭的人则又怕跌，事难两全。在目前这种境况下，只能增加保障房廉租房建设来缓解住房困难人的燃眉之急，其实还应考虑青年人婚房的刚性需求，但房产商是不愿配合的，因为没有暴利啊！即便硬要房产商生产保障房廉租房，他们一定会想着法子甚至名正言顺地偷工减料，一个又一个保障房的质量问题便是由此而来，因为开发商他们不是慈善家，追逐暴利是他们的本能，故这事实在太难！ 　　胡锦涛同志讲到的几个考验中有二个考验，便是市场经济的考验、外部环境的考验。为什么说市场经济对党的执政能力也是一个考验呢？事物都是双重的，市场经济也是如此。对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公德而言，它也是双重的；它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这个积极性也是双重的；有靠自己努力劳动，通过市场交换获取收益的积极性，那是积极的一面；还有另一面，那就是投机取巧，钻法律法规的空子，垄断市场获取暴利，甚至偷盗诈骗这种行为也会泛滥起来；从体制上讲也是双重的，住房商品化，就是一个案例。这些年它推动我们盖了那么多住房，但在住房与消费者之间的配置上，它却是一个梗阻。一面有大量缺少住房的劳动者，一面是大量的空置房，为什么如此，因为居屋的功能变了，它不仅是保障人们居住的需要，而更是成为投资与投机的对象，成了资本的化身。从政府层面讲，它一面要保护耕地，另一面则只有不断地征集农民耕地，强拆居民用地才能维持土地财政，结果是群体性事件频发，这可是饮鸩止渴啊！改革不能与市场化划等号，政府的公共职能，如教育与卫生，不能完全靠市场化吧！有许多东西是不能商品化的，人格、国格不能商品化，官员可不能把权力也作为商品化放到市场上去交换，那不是买官卖官了嘛，那样会亡党亡国的。对外开放，改变了国家的外部环境，它对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影响也是双重的。我们可以由此引进海外的资金，和技术，通过出口加快我们经济发展的步伐；但要懂得海外资本进来，它的本性也是逐利的，打开窗户可以流通空气，但苍蝇蚊子也一起飞进来了，黄赌毒就是最近几十年泛滥起来的。我们许多党员干部抵御得了这个外部环境变化的考验吗？有相当多的干部抵御不了这二个方面的考验，被执行死刑那二个副市长，便是这方面的牺牲品。小到东莞塘厦镇那一帮乡镇干部，他们以权谋私的行为便说明抵御不了这方面的诱惑，完全忘了自己是百姓公仆的身份。至于那么多的开发商，他们已经是资本的化身了，只要看看报刊上的房地产广告，就可知道他们的劲儿还牛着呢？他们有足够的财力与政府的调控政策继续博弈下去，中国有一句老话，死了张屠夫，不吃混毛猪，怕他们什么呀！为什么不能让有自住房需求的人联合起来自己搞一个合作社，盖只能用来自住的非商品房呢？这个问题的障碍在那里？政府能否扶他们一把呢？当然我们还要发展市场经济，还要对外开放，要使党的各级组织真正经受得起这方面的考验，也许还得继续下猛药，只靠苦口婆心的劝说，恐怕是难以奏效的。尽管如此，我还是想耐心劝说一下，记得唐代柳宗元先生，写过一篇小品文，题目叫《蝜蝂传》，蝜蝂者蜗牛也，今录其文于下： 　　蝜蝂者，善负小虫也。行遇物，辄持取，昂其首负之。背愈重，虽困剧不止也。其背甚涩，物积因不散，卒踬仆不能起。人或怜之，为去其负，苟能行，又持取如故。又好上高，极其力不已，至坠地死。 　　今世之嗜取者，遇货不避，以厚其室，不知为己累也，唯恐其不积。及其怠而踬也，黜弃之，迁徙之，亦以病矣。苟能起，又不艾，日思高其位，大其禄，而贪取滋甚，以近于危坠，观前之死亡不知戒。虽其形魁然大者也，其名人也，而智则小虫也，亦足哀夫！ 　　这个故事对开发商与各级管理城建和审批土地的党员干部都还应是有启发的，不要智者小虫也，如蜗牛那样贪身外之物和不断地为追求政绩而希冀在仕途上向上爬了，还是学习张思德为人的精神，他虽然只是一个伙夫，由于他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所以还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与那个蝜蝂相比，可有天壤之别啊！关键还是如何为人的问题。千万不要似许迈永、姜人杰那二个副市长那样，死了还要上刀山下油锅地在十殿阎王那儿才能交账。当然除了官员和商人的素质问题外，还有体制机制上的问题，希望保障房的建设真能从根本上解决违法违规用地和堵住在这方面的贪腐问题，也许这仅仅是一个很渺茫的安慰人的希望，当然，成耶？还是败耶？我们也只能拭目以待了。 　　 　　 　　附注：7月26日《南方周末》刊文披露许迈永与杭州十年地产，是许迈永建立了杭州土地储备制度，借此垄断了全市土地收购、储备、开发、供应土地的权力，从而充当开发商的保姆。为了征地，他在郊区强行拆村建居，掠夺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当时商品房市场价5000元/平方米，而拆迁的补偿只有600元/平方米，西溪湿地强拆以后，楼盘开盘价为8500元/平方米。除集体所有的农田以外，就是占高校用地，让杭州的高校以土地置换的方式，卖地还债，创造了高校地产的模式。原来西湖区文教区的高校全部迁往郊外，在这些原高校所在地建起的房子，当时开盘价每平方米一万五千元。杭州地产发展的十年，是建立在剥夺农民血泪斑斑的基础上。许迈永贪腐的方法也是花样百出，他与开发商之间，或以低价购买房子，或持干股，或在海外设立账户，有港商答应送许迈永二千万美元，最终先后八次将830万美元汇至许指定的账户。又如浙大湖滨校区的一地块，拍了24.6亿元，浙江大学分得17.6亿元土地出让金，其余归入杭州市财政收入。校产是公对公，如果是农民集体土地，那么农民所得与政府所得则极不成比例了，经手的相关官员贪腐所得现在还无法计算。校区的土地置换，现在在中小城市亦时有所闻，那是拆并中小学的校区转为地产，它造成的后果，从长期来看还难以设想。有人讲这是政府、教育部门、开发商同盟瓜分土地上的利益，是一条利益链“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这个始作俑者不是别人，便是许迈永，现在报应了，问题是与他相关的那条利益链尚未切断，他创建的城市土地储备制度还在发挥作用，正在进行的违法违规用地仍在考验着国家行政能力，它真正得到控制，也许还是遥遥无期，因此而取得的土地财政收入，说不定最终还是那些官员的陪葬品呢？市场经济的考验，对外开放的考验，还正在继续，考验的结果究竟是什么呢？这个结果，也许对党执政能力的考验，我想最终它只能让历史事实来回答，这次处死许迈永及姜人杰的效果，也许不如当年处决刘青山、张子善的影响，缺少那时的声势，像是有气无力的样子，故威慑力量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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