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封很好的来信，作者是朱刚的朋友，长期生活和工作在海外，周游过许多国家，可以从横向比较的角度来观察中国眼前的问题。他尖锐地提出了腐败的问题，它的根源在那里，他说中国人喜欢讲实惠，缺少信仰和理想，这个现象难道真是自古就有的吗？不是一直在批判建国前三十年的理想主义乌托邦思想吗？不是最近还有人在写文章要走出乌托邦吗？为什么现在的中国人缺少灵性了，讲实惠，唯钱是图了呢？这股思潮是怎么起来的呢？为什么物质生活比过去富裕了，但精神生活反而走下坡路了呢？ 　　中国古代还是有不少理想主义的东西，比如邓小平讲的小康社会的出处在那儿呀！在《礼记?礼运篇》，其中有二段话，一段讲大同，一段讲小康。关于大同，其云：“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关于小康其云：“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智，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行）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执（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讲小康生活是与大同的理想联系在一起的，孙中山便讲“天下为公”嘛！即便是小康也包括一部分理想主义成分，中国人是有理想、有信仰的，过去我们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和社会主义理想，那是因为我们的传统观念中有它的基础，所以如今不讲理想，不讲信仰，只图实惠和功利，大家都鼠目寸光这种庸人倾向的泛滥，究竟何时开始，怎么泛滥起来的，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至于茅于轼提出的那个命题对毛主席要由神变成人的议题，这本来是一个伪命题，毛泽东从来不把自己看成什么“神”，记得一九六九年，他在武汉的时候，他针对林彪称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的说法，向在场的工作人员说：“人的一句话怎么能顶一万句呢？一句话就是一句，不能是一万句，不能顶，更不能顶那么多，我的话怎么可能有那么大的力量，那是神了吗？这不是唯物主义，不是唯物辩证法。”说毛泽东是神，毛泽东自己也不承认，那么茅于轼那个要把毛泽东由神变成人，不就是伪命题了吗？他不过是借这个伪命题来把毛妖魔化而已，他与辛子陵之流遭那么多人咒骂，咎由自取，至于他的目的究竟为了什么，再前进一步，是不是要把毛主席像从天安门城楼上拿下来，把毛主席的遗体火化，把毛主席纪念堂移作他用，真要对付茅于轼，辛子陵这类小爬虫，其实很简单，只要在它头上洒一点盐，便化为脓水了。在当今讲究实惠一切向钱看，鄙视传统，鄙视理想主义的歪风邪气如潮涌的时期，它将起什么作用，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可能产生什么后果？过去我们看到过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诅咒斯大林，把斯大林遗体火化，还有戈尔巴乔夫的什么新思维，究竟带来什么后果，这一点大家都很清楚，他们引以为据的邓小平在1993年关于重新评价毛泽东的说话，其实邓小平这是绕一个弯子，给那些在文革曾经挨整而对毛不满的人的一个托词罢了，如果真想如此干，那为什么他自己不干呢？要仔细想一下他为什么这样说，有的话你其实只要认真想一想当年中苏论战时，是谁站在第一线与赫鲁晓夫论战的呀，是谁去莫斯科与赫鲁晓夫面对面斗争的呀！不是别人，是邓小平，双方争论的焦点就是不赞同他们对斯大林的评价，既不符合历史，更不公正，由于邓小平能言善辩，而且态度严峻立场坚定，所以赫鲁晓夫对毛泽东同志讲，你们那个矮个子好厉害呀！毛泽东说，你别看他个子矮，你斗不过他，赫鲁晓夫如何下台，邓是亲见亲历的，后来戈尔巴乔夫，邓也与他打过交道，不久就垮台了，邓怎么会忘记自己以往的光荣历史呢？做人的基本道理，一以贯之嘛，邓小平同志怎么会不懂呢？想一想，邓小平同志讲的四项基本原则就应该懂了，要透过文字思考其本质，邓这一段话，是堵住了当时受过委屈的一些同志反毛泽东的情绪，有一些话怎么能当真呢？对毛泽东功过的评价，再过几十年，一百年，让历史学家去评述嘛！现在毛泽东的神灵还护着我们呢！别把好心当驴肝肺，茅于轼与辛子陵之流看错了眼，大概误以为时机到了，所以大放厥词，造谣中伤了。辛子陵那样做，把邓小平同志的形象置于何地呀！目前群众的反应已经可以看出他的后果了。真让他们放肆，离开了毛泽东我们怎么纪念党的九十周年诞辰呀！我们还想不想纪念党的一百周年诞辰呀！我把话说到底，要牢牢记住前车之鉴，辛茅之流他们自己可能得到的结果也只能是狗屎一堆，我看，无论现在还是将来谁也不敢接这个烫手山芋，“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但如今出现这些辛茅等人的现象却值得我们去分析和讨论的。我怀疑他们想做国际反华势力在国内的应声虫吧！茅于轼便是这样的应声虫，他的每一项建议都是配合海外反华政客的叫嚣，所以有一个这样的反面教员不断给我们上课，也有好处，可以帮助我们提高警惕，让他的言论告诉我们，对他必须反其道而行之，从他身上证明邓当年反对对右派平反时采取一风吹的办法还是对的，茅于轼给他摘了右派帽子还不高兴，还讲自己就是右派，所以应该有所区别，极大多数右派是错划了，责任在我们地方和基层的一些干部，然而也有划对的，所以还是邓有眼光。总之，如辛、茅之流为了讨好外国人，挖自己祖坟的事，我们是不能干，也不会干的，谁要这样干，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人，还是辛、茅之流的小爬虫，都真该千刀万剐呢！ 　　不是什么都不准辩论。邓小平是指某个具体问题讲的，这不是普遍性的原则，真理越辩越明才是普遍性的原则。 　　真理究竟是什么呀？首先是真，就是事实真实面目；什么是理呀？理是弄清这事的来龙去脉，及其与方方面面的因果关系，还有从价值观念上讲，就是从什么立场上看，从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看，还是从少数权贵们的私利来看，辨明它的是或非，是善还是恶，这里既有立场问题，也有方法问题。故并非真即是理，记得今年6月15日的《中国青年报》有一篇文章，讲到济南一名小学四年级学生的作文，题目为《钱，我的最爱》，他在文章中说：“有说钱乃身外之物，简直就是屁话，没有钱，你怎么吃饭？没有钱，你怎么穿衣？没有钱，你住哪儿？没有钱，你怎么看病？。。。。。。”据说，校长给这篇文章评了一等，这个小朋友讲的是真话，是大白话，在生活中也是真实的，但不在理，理就有一个善恶是非的取向，我们不要怪小朋友，问题是校长怎么会给这篇作文评一等呢？我们究竟应该拿什么理去教育孩子呢？那么指导这种倾向，以最终经典的口号形式提出的是谁吗？不是别人，是我们一位大理论家于光远先生，他提出过一个口号就是“一切向钱看”。他把“向前看”变成“向钱看”了。尽管他后来作了改正，但这种思想在社会上泛滥了，我们能怪孩子吗？而且有校长在鼓励，说不定还有家长在鼓励呢？这件事，使我想起一个古人，两晋时有一个文学家，他的名字叫鲁褒，是河南南阳人，《晋书?鲁褒传》称其为“好学多闻，以贫素自立。元康（公元291-299年）之后，纲纪大坏。褒伤时之贪鄙，乃隐姓名而著<钱神论>以 刺之。”他称钱“为世神宝。亲之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则贫弱，得之则富昌。无翼而飞，无足而走。解严毅之颜，开难发之口。钱多者处前，钱 少者居后；处前者为君长，在后者为臣仆。君长者丰衍而有余，臣仆者穷竭而不足。<诗云>：‘哿矣富人，哀此茕独。’ 　　钱之为言泉也，无远不往，无幽不至。京邑衣冠，疲劳讲肆，厌闻清淡，对之睡寐，见我家兄，莫不惊视。钱之所佑，吉无不利。何必读书，然后富贵。。。。。。 　　由此论之，谓为神物。无德而尊，无势而热。排金门而入紫闼，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是故，忿争非钱不胜，幽滞非钱不拔，怨仇非钱不解，令问非钱不发。洛中朱衣，当途之士，爱我家兄，皆无已已。执我之手，抱我始终。不计优劣，不论年纪。宾客辐辏，门常如市。谚曰：‘钱无耳，可使鬼。’凡今之人，惟钱而已。故曰：‘军无财，士不来。军无赏，士不往。’仕无中人，不如归田。虽有中人，而无家兄，不异无翼而欲飞，无足而欲行。”（《晋书?鲁褒传》）鲁褒这一大篇作文，讲的也是当时真实的情况，是大实话、大白话，鲁褒是西晋末年的人，由于不能解决腐败之风，不久这个王朝就崩塌了，至于鲁褒说的那些现象，我们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还看得多，故读一下还能让人深思，而他与小朋友那篇作文区别之处，他是讽刺和揭露这种阴暗见不得人的思想和行为，而那篇作文是赞美钱的作用，并愿为之奋斗，那就有真而无理了，所以说弄清这个真理，或者说今天中国的腐败现象，讲究实惠的功利主义思想，究竟从何而来的呀！怎么泛滥起来，使当代的许多中国人为之丧失灵性的呀！这只有大家一起来讨论，才能弄个明明白白，也才能大家齐心协力来解决这个问题。其实，邓小平同志也作过解答，他说：“党和政府越是实行各项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党员尤其是党的高级负责干部，就越要高度重视，越要身体力行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否则我们自己在精神上解除了武装，还怎么能教育青年，还怎么能领导国家和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所以我希望我们的官二代官三代们读一下邓小平这段话，反省一下自己的言行，千万别把老一代的革命经历作为自己索取特权的资本。不是有人公开提出要“走出乌托邦”吗？其内核便是要否定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理想嘛，不是有人要共产党改名吗？这种改换门庭的事万万做不得，这些都是敌人心理战颠覆我们在我们队伍内部不知轻重的青年身上的反映。他们不懂什么是软刀子割头，掉了脑袋也不知道为啥。不是有人提出要搞新民主主义吗？其实是想倒退回资本主义而已，那时毛提出新民主主义是前进，现在重提新民主主义的口号，是想从社会主义倒退回去，此路不通呀！ 　　其中什么是制度上的问题，还得具体分析，什么是司法制度上的问题，什么是地方行政制度上的问题，什么是检察制度上的问题，什么是决策上是否公正的问题，如何防患于未然，那就有回避制度的问题，至于思想认识上的问题，那也只有通过辩论才能弄清楚，舆论上的封堵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只会使认识上更加糊涂。管意识形态的人，自己不仅要分辨香臭，还应该学会写文章讲道理，并且善于写好文章讲浅显而又深刻的道理才能让人们心服口服。如南方周末报道俞正声同志在交大给五千毕业生上党课，讲的道理，就说得比较平实，没有官腔，大家更容易接受一些，做宣传工作便应该如此。如果只知道摆起一付老爷面孔来管媒体，这个不准，那个敏感，那是管不住的。如果那样做的话，群众只会讨厌而不会亲近那么一付老爷面孔的呀！这二天南方许多地区发洪水成灾，我以为堵人之口如堵水，宜疏不宜堵也，做宣传工作，听取群众的意见，也应该这样。我在这里只是就晨亮的来信，提出问题，希望通过讨论来解决大家认识上的问题，目的只有一个，使我们国家和民族更加兴旺发达。我是学历史的，只能拿中国历史上的记载来说事，大家更能切合当今的生活，无论工厂、农村、海外的生活都比我用历史来说事会更加有说服力，我只能拿一点老古董来补充补充了。我只有书房中的生活，离开实际远了，所以只能掉一点书袋子上的东西了。但是有一点可以向大家表白的，我青年时代尽管天真幼稚，但我的理想和信仰始终没有变，当李庸夫代表市委宣布开除我的党籍时，我心中的理想火花并没有因此而熄灭，即便没有党籍，做共产主义者的信念不能变。坐班房时，读马列的书，读毛主席的著作我没有动摇，我没有丝毫怨恨，反而认为这是我读书、学习历史最好的机会，党给我时间了。在我心目中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指导我们前进的锐利武器，我相信我们党是坚强的，能克服身上的缺点，继续带领中华民族和我们的国家奋勇前进。这个信念不管我这个人再遇到多少委屈，我大概不会再变了，所以说中国人现在缺少信仰和理想，只能说有一部分人存在缺少信仰和理想的现象，不是全部至少从我个人讲，我是不会认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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