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培恒于六月七日凌晨去世，北京与上海的报刊已刊登了好几篇纪念他的文章，我想补充一点他与我的交往，亦足以见其为人。他与我前后相处近一个甲子，记得五十年代初他在中文系，我在历史系，那时复旦的党组织在文学院只有一个党小组，我是小组长，他比我小三岁，比我晚一年进大学，那时文学院的党小组还有一些老人，若郭绍虞、章靳以、徐震等，我记得那时我们在第二宿舍（徐汇村）老先生家里一起过组织生活，听他们聊往日的趣事，后来分别独立成立支部了，我先后去了物理系、新闻系担任支部书记，他在中文系担任支部书记，在我印象中，他说话乡音较重，有一点口吃，故说话很慢。一九五五年反胡风时，他时任中文系支部书记，我任新闻系支部书记，我们两人一起住在淞庄（今第六宿舍）28号的楼上，我住前房，章先生后来，故住在后房，二人相邻，朝夕相处，市里召开批判胡风问题的党员干部大会，记得那时的宣传部长陈其五作报告，我对他印象恶劣，只觉得这人夸夸其谈，而思想和生活作风都不好。是他在会上点名批判章先生，原因是章偏袒了贾植芳先生，在我心目中学生维护老师，这本来是天经地义的事。这次会议以后，我看到他一个人默默无闻在自己小屋写检查，我说了一句“别太当回事，想开一点，反而有读书的时间了，我们进大学本来就是为读书而来的。”那时审判胡风这个冤案的，不是别人，就是王文正，这个人有一点汉代酷吏杜周的风格，办案看上面的颜色，“客有谓周曰：‘君为天下决平，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狱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汉书?杜周传》）因为他判案符合上司要求，升为廷尉，即今之最高法院院长，现在大家知道胡风案那是一个冤案，他又把自己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他就是这么一块料，又有何可言！反正没有做过什么好事。再说，后来章培恒搬离我住的地方，我只知道他在中文系资料室工作，反胡风以后，我回历史系搞教学并做一点党的工作和行政工作，二人只是路上相遇点头，有几年没有交往。文革中间，六九年起，我可以过问一些复旦的事，我在中文系开过二次座谈会，当时我鼓励刘大杰重新修改他的中国文学史，可以让章培恒当他的助手，这样便可能改变章培恒在中文系的处境，这也为章培恒研究中国文学史提供了一个契机，因为要刘大杰修改中国文学史，是毛泽东讲过的，毛读过刘编撰的这本中国文学史，肯定这本书，希望他修改再出版。刘大杰修改稿子后想送毛主席看，为此我让市委印刷厂排大字本，刘大杰在送书给毛泽东时，还写了信，是我通过中共上海市委机要交通的渠道送达中央的，毛泽东同志看了他的信以后，在信上还批了鼓励刘大杰的话，原件是我在锦江小礼堂给刘大杰看的，信的原件退回中央办公厅存档了。这对刘大杰是很大的鼓励，那时毛已八十出外，即便是大字本，也不可能从头细阅了，但说明毛泽东主席对中国文学史的编纂和研究，至晚年也是非常关注的。毛去世以后，是我与刘大杰一起成为毛泽东的治丧委员会委员，我和刘住在一间客房，一起去人民大会堂瞻仰毛泽东的遗容，以后章培恒在中国文学史上成就的原始起点是在这里。那时，我的老领导石西民同志还得来看我和刘大杰，问上海出版工作有什么困难，我乘机为上海要了一些纸张，那时印刷用纸还比较紧张。 　　 从七三年起，毛泽东要我们标点古文，有历史和文学二个方面，文学方面包括六朝人的赋、宋朝人的词，这些赋、诗词都是中文系章培恒、顾易生、王运熙他们几位一起做的，历史系负责史传和诸子的作品，历史系由谭其骧负责最后审定，中文系是章培恒负责审定。在这个方面章培恒也是尽心尽力了，当然也碰到过一些问题，如一九七四年五月上旬下达要我们注释庾信的《枯树赋》、谢庄的《月赋》、谢灵运的《雪赋》、江淹的《别赋》与《恨赋》，这几篇赋都是中文系几位教师做的，总的由章培恒先生负责，《枯树赋》的初稿是顾易生负责撰写，章先生审定的，上送的时间是五月下旬，可见时间非常紧迫，那时毛主席健康和心情都不太好，所以要读几篇赋，借以抒发内心郁闷的情绪。庾信的《枯树赋》我们是依照传统的观念注的，树所以枯萎，是由于移栽的原因，庾信是南朝的西梁人，出使北周被扣，心中郁郁不欢，故写此赋。但毛泽东对我们《枯树赋》的注文提出了不同意见，为此在七五年五月，还正式下文给我们，我找王守稼来，一起写了一份检查，由我署名上送毛泽东那儿，我特意关照，此事到我为止，不要下去传达，以免章培恒及顾易生他们紧张，更不能让工军宣队知道，以免他们去整人，再有什么事，我担着就是了，毛泽东那儿再没有对这件事追究，但我却更谨小慎微了。七五年八月五日毛泽东通过姚文元下达重新标点注释《晋书》中的《王敦传》、《沈充传》、《恒温传》、《刘牢之传》、《王弥传》、《苏峻传》、《孙恩、卢循传》这七篇传记，我一看这全是反面人物，那时上面政治斗争复杂，一下子集中那么多反面人物的传记，何所指呀！这些任务我都下达了，但没下去催促，上面不催也就拖过去了。在文革的中后期我与章培恒还一起合作过一个阶段，从我内心讲，是二个因素，一个是相信他有这个业务工作能力，能胜任这么重要的任务；一个是想支持他一下，帮他改善一下处境。人恶居下游，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说过：“负下未易居，下流多谤议”，人一旦居下游，那只有挨整的份儿，落井下石，本来是最保险的事，小人们都以此为乐，在那样的时刻，若要援人以手，弄不好还可能被拖下水，这是为人的难处，只有自己站稳脚跟的时刻，才能伸手援人。 　　 七六年“四人帮”被捕以后，我被判了十四年，关了十二年，这时我们二人换位了，此时是我居下游，当然各种谤议也纷至沓来，八八年末我保外就医在家，那就很少有人来看我了，那时章培恒的日子如日中天，他从日本讲学回来，报上的报道连篇不断，我没有去找过他，他来找我了，那时我每月的生活费只有二百元，他负责古籍所，有编全明诗的任务，课题有少量经费，所以他来找我看稿，每月给我二百元，那是雪中送炭呢！后来又让我搞“明词汇刊”的整理和标点工作，这样我可以得到一点稿费，多少可以弥补一下生活上的需要，让中文系的资料室对我开放，以方便我读书和工作。君子之交，待人以德。此后，他多次约我去他家吃饭神聊。学各有专长，我这里只讲他的为人，至于他的为学，非我所长。他送我其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我也读了，已有公论。 　　 关于中国文学史的编撰，刘大杰先生开拓的功绩不容抹煞，他早年撰写出版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奠定了这方面研究和介绍的基础。毛泽东同志读了这本书后，是称赞它的，所以还接见过他，鼓励他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今后有机会还可以把这本书修订好，文革时的七十年代初，他先修订了中国文学史中从先秦到隋，作为第一卷，它的第一版是一九七三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后，现在看来，还是不错的，可读性很强，以后继续修改唐以后，记得第二卷隋唐部分是我帮他用大字本排印的，他受当时儒法斗争史讨论的影响，掺和了许多题外的东西，所以还得继续改，这已是七五年夏天以后的事了。七六年毛泽东去世，他也因此受到刺激，身体垮了，这个工作进行不下去了。他早年患肠癌，动过手术，这次复发就难以挽回了，那时我身在囹圄已无能为力去帮助他。这样章培恒便可以在这个基础上重起炉灶，那就是他现在的这本中国文学史，其在思想上的束缚，比刘大杰先生少的多，可以讲人性问题了。其实人性问题，在中国思想史上是一个老话题，孟子讲性善，荀子讲性恶，二人的话都对，他们讲的人性，都是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他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性善、性恶这二种倾向都存在。人不仅有自然的属性，还有社会的属性，在社会属性中有个体与群体的关系，个体的生存离不开群体，所以维护群体与维护个体，都是人的本能；维护个人的利益、贪欲和享受也是人的本能；为了群体包括国家，民族的利益，牺牲自己的奉献精神，也是人性伟大的一种表现。文学作品中反映的是对人性的认识如何不断深化，净化的历史过程。在人生的各个阶段，从少年到老年，为母者，为父者，为爱情，为生老病死经历的种种考验所表现不同的认识，由低端向高端如何螺旋形地不断上升，这些几乎是文学作品永恒的主题。它不是人的本性有什么大的变化，只是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对人性的认识如何不断地发展，如何扬善驱恶而已，对善的表彰，对恶的鞭挞，随着社会的发展，这几乎是文学作品永恒的主题思想。文学史对人性的挖掘，实际上是一个人对人性中的社会性和个性的发展不断再认识的过程，章先生对中国文学史研究的一切工作，也就是在这方面作出了他杰出的贡献而已，恕我从历史研究的视角对文学史的发展作一点不那么准确的表述，希专家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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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11/6/19 10:14: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