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O一一年三月十八日，上午我去龙华殡仪馆参加李华兴的告别仪式。记得他于一九五六年九月考入复旦大学的调干生，此前是小学教员，做过一些机关的文书工作。六一年秋季毕业后，留校任助教，专业是中国近代史。他们那个班级我曾给他们上过基础课。他任教后与我往来不多。文革时那些事，早已是时过境迁，大家早已不放在心上了。我最后一次见到他，记得是在王零同志追悼会上，也是在龙华殡仪馆。他见到我时，主动笑着走过来与我握手，步子不稳。去年他中过风，起行已不方便，有一些蹒跚。如今他走得很突然，询问其亲属。得知他是与夫人一起买菜回家，上楼梯时，发病，从楼梯上倒下，后脑勺着地，顷刻而亡，终年七十九。他一九三三年出生，小我两岁。这几天我的儿女亲家庄柳才突然去世，故旧们迅即离去，更使我觉得生死只是悠忽之间，感慨系之。 　　这次已是我今年第二次去龙华殡仪馆告别逝者，在那种场合，去送别的都是老人。大家难免引起对生与死的感叹。我曾听到兄弟谈起，他苏州去年人口普查时，苏州市在籍的户口数是六百万，其中六十岁以上的有一百二十万，七十岁以上的只有六十万，八十岁以上的只有十八万了，九十岁以上的只有一万九千了，百岁以上的只有三百人了。这里七十以上能跨越八十岁的不到三分之一，八十以上能跨越九十的只有十分之一了，八十以后再向前迈，就很艰难了。到了那个年龄段，生死的问题总是会不断地拷问每一个人，特别是当重病在身时，越会感觉到生离死别难言之情，即便是伟人也不例外。 　　记得一九七四年毛泽东是在三月间重病以后，四月四日他与外交部工作人员谈话时，讲到他自己“一个月发两次烧，要恢复很困难”，那时他说话也很不清楚。也许那时他已感到自己不会再长久于人世了。所以在五月上旬，他通过姚文元要我们组织人员标点注释江淹的二篇代表作《别赋》与《恨赋》，这是围绕生离死别的两篇抒情作品，那时只感到毛泽东同志的心情太低沉了，我还体会不到过了八十的老人得病以后的那种心情。现在自己到了那个年龄段，今年也八十一了。前些日子胸闷心痛，出冷汗，走不动路。做CT，医院检查的结论RCA，冠状动脉全程多发钙化斑及少量软斑，管腔轻中度狭窄，LAD冠状近段多发钙化斑及软斑，致管腔中重度狭窄。医生建议造影，装支架。我祖父八十三这个病去世，我叔父八十八岁这个病去世的，现在再体会毛那时的心情，这个感受就大不相同了。那时离开他去世只相差两年半，他已经预感到与这世界离别的时刻越来越临近了，他很难明明白白地表达自己内心世界的情感之起伏波澜。处于他那个地位，他还顾虑因此而引起政局的变动，故只能借古人的作品来浇自己的块垒。如果我们设身处地地去感受他读这两篇赋的情景，我们自己现在的身心感受也会更加深切，对这位老人更增加一份尊敬和同情。 　　江淹是南朝跨宋、齐、梁三代的文学家。《梁书》与《南史》都有他的传，早年他在刘宋时曾追随宗室建平王刘景素，后因事受牵连下狱，他曾在狱中上书云：“士有一定之论，女有不易之行。信而见疑，贞而为戮，是以壮夫义士伏死而不顾者此也。”。刘景素览书，即日出之，举为主簿。南齐时官至中书侍郎，后从萧衍。即梁武帝，官至吏部尚书。史称“淹少以文章显，晚节才思微退，时人谓之才尽。”江郎才尽的典故，由他而来。留有《江文通集》，集中《别赋》与《恨赋》都是江淹的代表作，皆为他早年仕途很不得志时的作品，命运的低谷反而把他的文学创作推向了高峰。 　　我们先说《别赋》，它是以各种人物离别之悲情来表现“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的主题。全文在第一段的首句便点了题，末句则云：“故别虽一绪，事乃万族”，意谓同是别情，但各种人物离别的景况却千差万别。由此而叙说六种类型各有不同的人物离别时之情景，他用典写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刺客如聂政、豫让、专诸、荆轲、赵厕他们与亲人离别时那种“金石震而色变，骨肉悲而心死”的告别场景。他写了被征发赴边从征的战士与家人告别时，父兄对子弟送别的那种“攀桃李兮不忍别，送爱子兮沾罗裙”那种依依惜别难舍难分的情景。他写了在他乡游子们局促相遇时思念家乡的那种情景，如伍子胥与声子那样在异国相遇时，倾诉对离别祖国和家乡的遗恨，“视乔木兮故里，决北梁兮永辞。”便是游子回望与故乡诀别时那种心情，而“秋雁兮飞日，当白露兮下时，怨复怨兮远山曲，去复去兮长河湄”。则是送别者每当秋日，亲人们便是怀着怨恨远望前方遥远的山曲，看着离人沿着长河慢慢远去的足印，“讵相见期”，那还有相见之期。他还写了夫妇离别之情，情人离别后思念之情，写了修道者驾鹤仙归时，尚 且“惟世间兮重别，谢主人兮依然”，还免不了对世人的依依惜别。在《别赋》中打动毛泽东的也许是此赋中最后一段文字，其云： 　　“是以别方不定，别理千名，有别必怨，有怨必盈。使人意夺神骇，心折骨惊，虽渊、云之墨妙，严、乐之笔精，金闺之诸彦，兰台之群英，赋有凌云之称，辨有雕龙之声，谁能摹暂离之状，写永诀之情者乎？” 　　大意是从来分别的状况各有不同，分别的理由也各种各样。有分别，必有怨恨。有怨恨必有所表示。想到这种种离别的情景，怎能不使人心意惊夺，神情恐骇，骨折心惊。虽然有王褒（渊，指王褒，字渊）、杨雄（云，指杨雄，字子云）那样奥妙的辞赋，严安、徐乐（都是汉武帝身边有名的文人）那样生辉的妙笔，即使如当年汉代长安金马门外诸才俊，兰台那里学识渊博的名士，即使他们写作的文章有凌云之气，辩论起来如雕龙那样有声有色。然而又有谁能描摹那即使是暂别的那种深情厚意，何况是表达那永别时的各种悲情呢？ 　　在《别赋》的这一段文字中，根据毛泽东那时的心情，最被他看中的也许是“谁能摹暂离之状，写永诀之情者乎？”这一句。为什么呢？因为他感觉到自己留下的时日已经不多。在行将告别自己亲手缔造的共和国和广大人民之际，他那种难舍难分的感情，无法用语言来直接表达当时自己情感世界对生离死别的无限惆怅，他不能直接说出其内心世界的感情波澜，更害怕因此引起国内政治上的波澜，所以他只能这样细腻而又曲曲折折地流露隐藏在自己心底深处的那种“意夺神骇，心折骨惊”且又难以言表、极其复杂的对世人的眷恋。（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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