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尼克松访华之一—毛泽东与尼克松的会谈 　　 　　尼克松是在一九七二年二月十七日十点三十五分，自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飞往北京的。他们的飞机进入中国境内以后，先在上海稍作停留，这个时间是二月二十一日上午九点，飞机是在虹桥机场降落的。为了迎接尼克松的抵达，虹桥机场还悬挂了中美两国的国旗。以国宾的格式来迎接尼克松的到达。我作为上海方面的代表之一，在八点以前便在机场的贵宾室守候，记得北京来上海迎接尼克松总统访华的有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章文晋、唐闻生、王海容，还有章舍之、沈若云、唐龙彬等，那时我们都在候机室相聚。乔冠华显得那么谈笑风生，一脸和蔼可亲的笑容，实际上他肩负重任，要与基辛格落实上海公报的全部内容和准确地以文字表达双方的意愿，而让姬鹏飞外长去与国务卿罗杰斯谈判。九点飞机降落时，作为上海地方的代表共四人，冯国柱、张敬标、黄涛和我四个人迎接尼克松下航梯，是尼克松夫妇面带笑容地先走下航梯，并友好地一一与我们握手。然后引导他们一行进入虹桥机场的候机大厅。上海方面为他们准备了一餐非常丰盛的早餐。基辛格在回忆录中，还对这顿早餐说：“中国人殷勤好客名不虚传，准是认定不文明的外宾快饿坏了，因此以创纪录的速度给我们送来了丰盛的早餐。这一下子使白宫的工作人员心里为难了，从此尼克松会要求他们加快宾夕法尼亚大街的服务速度”。这顿早餐是上海锦江饭店的厨师们准备的，是上海外事组的负责人员冯国柱亲自安排的。用餐以后，乔冠华陪同尼克松他们登机前往北京。这时上海市的党政负责人员王洪文、徐景贤、王秀珍、王少庸皆抵机场。在航体前为尼克松飞往北京送行。尼克松专机到达北京的时间是上午十一点三十分。在北京迎接尼克松的有周恩来总理、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外交部长姬鹏飞、北京市革委主任吴德，以及林佳楣、许寒冰等。在航体前，迎着寒风不戴帽子迎接尼克松的则是周恩来总理，此外则有叶剑英、李先念、郭沫若、吴德等。尼克松为了弥补当年杜勒斯在日内瓦拒绝与周恩来总理握手的缺憾，特意让他随从人员，包括基辛格和国务卿罗杰斯都慢一点下航梯，让摄影师们留下他与周总理在航机旁亲切握手的历史镜头，而且这次握手是尼克松先伸出手来，主动与总理握手的。尼克松在他自己的回忆录中讲到他知道“1954年在日内瓦会议时，杜勒斯拒绝同周恩来握手，使他深受侮辱。因此，我走完梯及时决心伸出我的手，一边向他走去。当我们手相握时，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在离开机场的轿车内，周恩来总理对尼克松总统说，“你的手伸过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二十五年没有交往了呵”所以，这一张照片便成为反映中美关系转折带有历史意义的照片。首都机场也悬挂着中美两国的国旗，尼克松走下航梯后，还和列队在航梯旁迎接他们的国家领导人一一握手。接着奏美国国歌和中国国歌。尼克松由周恩来总理陪同下检阅陆海空三军的仪仗队。然后由总理陪同尼克松乘车前往钓鱼台国宾馆。尼克松的随行人员除基辛格和罗杰斯之外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团队，包括保卫人员，后勤及通讯技术人员。此外还有庞大的新闻工作者和专机机组的人员，记得当时有一架专机是留在上海的。王少庸等还上美方的专机去参观，回来对我称赞美方技术的先进。美方有一些通讯设施也留在上海虹桥机场，便于他们对外发布新闻。 　　 　　在北京机场，由总理陪尼克松领着车队驶向钓鱼台国宾馆。车队经过天安门及人民广场时，本来他们期望会有成千上万的群众列队欢迎尼克松的到来，因为那里本来便是人群聚集的场所，然而当他们车队经过时，那里却空无一人。为什么如此，为了安全，我们事先清了场。所以他们有一些失望。记得尼克松他们是安排在钓鱼台国宾馆最大的两栋楼，四号楼与五号楼。由总理的夫人邓颖超在那里迎接尼克松总统一行。她把他们引进宽敞的会客室就座。有大沙发在客厅排成了一个圆圈，在场的中方人员有叶剑英、李先念、姬鹏飞、乔冠华，给他们送了茶水，周恩来总理与他们谈笑中告诉他们，晚上要举行国宴来欢迎他们。在宴请之前，大家需要休息一下，并一一与美方代表团的每一个成员握手打了招呼。这样，在会谈之前便形成了一个非常友好的氛围，互相之间似乎早已有着非常亲切的私交，为以后的谈判创建了一种亲切和谐而非常轻松的感觉，虽然双方实质性谈判尚未开始。 　　 　　他们用完午餐，一个多小时以后，下午三点三十分，尼克松正在准备洗一个淋浴，那时周恩来在会客室找基辛格，直接对他说：“毛主席想见总统”。基辛格问他能否带基辛格的助理温斯顿·洛德。总理同意了，总理还说，“主席已经请了总统，他想很快和他见面。”然后基辛格去请尼克松。尼克松在他的日记中，这样记载这件事，“这时亨利气喘吁吁地走进房间告诉我，周在楼下，说主席现在就想在他的住所见我。亨利下楼了，我等了大约五分钟，然后我们乘车去毛的住所。” 　　 　　关于毛泽东的居室，基辛格做了非常细致的描述，他在回忆录中说： 　　 　　“我们的车接近毛泽东的住所时通过一个红色的大门（按：即中南海的新华门），门前有两个人民解放军战士毫无表情地注视着东西走向的宽阔大街，……绕过红楼，我们经过一条通道，开头的一段路，两旁都是平常的房子，看不出那些外表平庸的墙院后面有些什么样的建筑。过了一大段路，两旁的房屋不见了，这里一边是湖（南海），一边是树林。毛泽东的住房单独在一处。眼前看不到有特殊的安全措施。轿车一直开到正门前的门廊下，我们走进一间小会客室，然后穿过一条宽的过道，我来访问时至少有两次看到这里摆着一张乒乓桌。” 　　 　　“走过过道，就来到了毛泽东的书房。这是一间中等大小的房间，四周墙壁的书架上摆满了文稿，桌上地下堆着书。这房间看上去更像是一位学者的隐居处，而不像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全能领导人的会客室。在我最初几次访问时，房间的一个角落里摆着一张简易的木床，后来就不见了。我们第一眼看见的是一排摆成半圆形的沙发，都有棕色布套，犹如一个俭省的中产阶级家庭因为家具太贵，更换不起而着意加以保护一样。每两张沙发之间有一张铺着白布的V字形茶几，正好填补两张沙发扶手间的三角形空隙，毛泽东身旁的茶几上总堆着书，只剩下一个放茉莉花茶杯的地方，沙发的后面有两盏落地灯，圆形的灯罩大得出奇。来访者一进入房间，毛泽东就从沙发上站起来。他总是站起来迎接客人的。” 　　 　　我们从基辛格的回忆录中节录那么一长段对毛泽东的客厅兼书房的描述，可见且不说他 比现在省市一级，甚至那些县和乡镇一级政府有的办公大楼及其负责人的办公室和会客的客厅也要简朴的多。相比之下，当代人缺少的是读书学习的氛围，增加的是摆阔的排场。看看基辛格当年所描述的毛泽东的居所，比一下毛泽东有多少亲属，包括自己的妻子、兄弟、儿子为革命付出了多少生命和鲜血，他连稿费也没有留给自己的子女，让自己的孩子做一个普通的劳动者。而我们有一些同志的子女现在的状况又如何。他们手上有多少巨资，多少豪宅，更有甚者，怎能出巨资去澳洲买豪宅，弄得臭名远扬。相比之下，不知道你们是否感到汗颜而无地自容呢？还是以功绩之居，认为是自己应得的呢？你们的功劳再大，与毛泽东相比又如何？说实在的，我真为你们的所作所为害臊而难以启齿呢！两种为人的风格相比，究竟哪一种风格更好，读者自会明白。居处陈设的不同也反映了一个人为人的不同风格。事实上居处陈设的豪华，并不会给他添几分光彩，真正让人钦慕的风度，伟人的风度是依靠自己思想的品格和为人行事风尚表现出来的，靠摆阔和奢华除了增加一点铜臭味，其他不可能给主人的人格带来任何风采，即使死了也会被后人指着后脑勺诅咒的。他们那有一点革命者的气质，完全是旧社会腐朽得臭气冲天官老爷的架势，可耻可悲。 　　 　　关于这次尼克松和毛泽东的会见，尼克松在日记中记载：“他伸出手来，我也伸出手去。他握住我的手约一分钟之久，这一动人的时刻在谈话的记录里大概没有写进去。” 　　 　　“显然，他有一种非凡的幽默感，他不断吸收亨利参加谈话。这次谈话本来料想，不会进行十分钟或十五分钟，却延续了接近一个小时。” 　　 　　基辛格在回忆录中也记载了这次毛泽东与尼克松的会见，他说： 　　 　　“除了召见是突如其来的以外，接见并无任何仪式。房间内的陈室就和屋子的外观一样简单朴素。毛泽东就站在那里边，周围都是书。他在中国人当中身材是高大魁梧的。他微笑着注视来客，眼光锐利而微带嘲讽。他的整个神态似乎在发出警告说，他是识透人的弱点和虚伪的专家，想要欺骗他未免是徒劳的。或许除了戴高乐以外，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像他是有如此高度集中的、不加掩饰的意志力。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身旁有一个女护士协助他站稳。他成了凌驾整个房间的中心，而这不是靠大多数国家那种用排场使领导人显出几分威严的办法，而是因为他身上发出一种几乎可以感觉得到的压倒一切的魄力。毛泽东的存在本身是意志的巨大作用的见证。” 　　 　　“毛泽东几乎从来不一个人独白，这同我认识的所有其他政治领袖相反。他不像多数政治家那样，要旁人给他准备讲稿，然后记诵而装作即席讲话，或者照本宣科。他轻松自如，似乎随随便便地引导着苏格拉底式的对话，从中表达出自己的真意。他在开玩笑中夹带着主要的论点，牵着对话者转来转去，找机会插几句时而富有哲理，时而冷嘲热讽的话。总的效果是，他的主要意思被包含在许许多多离题很远的语句当中。意思是表达出来了，同时规避了义务。” 　　 　　要了解毛泽东与尼克松之间谈话的精神，应该把基辛格与尼克松的二本回忆录结合起来，或许能比较完整地掌握这次谈话的过程和它的基本精神。尽管这些谈话都是在半开玩笑的方式下进行，实际上既有深刻的哲理，也规定了今后政策的基本走向。在以后的谈判和历史发展中逐渐清晰又深度地展现出来。如在尼克松与毛泽东握着手的时候，毛却半开玩笑地说，“我们共同的老朋友蒋委员长可不赞成了。”同时他挥动了一下手，这个手势可能指我们的会谈。毛在与尼克松谈话时说到我们与蒋介石之间互相对答为“匪”的称呼时，便说：“其实，我们同他的交情比你们同他的交情要长得多。”在基辛格的回忆录中讲到从那次会见以后的任何一次会见中，毛泽东从来没有对台湾问题表示过不耐烦，没有规定过任何期限，没有进行过任何威胁。“我们可以暂时不要他们。过一百年再说吧”“为什么要这样匆匆忙忙呢？”“这个问题（台湾）不是大问题。国际形势才是大问题。”“台湾事小，世界事大。”把它当做中国内部的一项不甚重要的争端，在中美之间应把在台湾问题上的分歧暂时搁置起来，然而只能是一个中国，不能是一中一台，或二个中国。这样的话，中美之间才能就国际问题寻求共同点。那时，国际形势的大问题，只有中美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才是大问题。 　　 　　尼克松曾经在飞机上对乔冠华说过毛泽东是可以同他谈哲学的人。毛泽东开玩笑地说，对于哲学，这可是个“难题”，对于这个题目他没有什么有意思的话可说，可能应该请基辛格博士谈一谈。当尼克松列举了一系列需要共同关注的问题时，毛泽东客气但又坚定地回答说：“这些问题不是在我这里谈的问题。这些问题应该同周总理去谈。我谈哲学问题。”毛指着基辛格说：“只争朝夕”，指那些具体的国际问题，则应由总理与基辛格去讨论，而且需以“只争朝夕”的精神抓紧。至于在毛那里，毛说：“我觉得，总的来说，我这种人说话像放空炮！”“比如这样的话：‘全世界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建立社会主义。’”这是讲意识形态上的问题，实际上，只应各讲各的，放一点空炮而已，要尼克松不要把天安门城墙上的那些标语当一回事。尼克松凑上去讲：还有“像我这种人，”我说：“匪帮”，指打倒的对象包括尼克松和蒋介石，毛则微笑着说：“你，作为个人，也许不在打倒之列。如果你们都被打倒了，我们就没有朋友了。”看起来只说笑话，实际上是在定格中美之间的互相关系，就是朋友关系，既然是朋友关系，才能大家心平气和地坐下来讨论共同的问题，为了套近乎，讲到美国大选时，毛说：“上次选举时，我投了你一票”。尼克松回答说：“毛是在两害之中取其轻的。”毛开心地接口说：“这些右派当权，我比较高兴。”这是毛希望通过尼克松突破中美关系延续二十年的僵局。在尼克松叙述自己如何从反共立场转变到北京来的那一段历程时，讲到日美关系，尼克松说：“我知道我们双方对日本问题的意见是不一致的，但是，从中国的观点来看，日本是保持中立并且完全没有国防好，还是和美国有某种共同防御好呢？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们绝不能留下真空，因为，真空会有人来填补的。例如周总理已经指出，美国在到处伸手，苏联也在到处伸手。问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危险究竟来自何方？是美国的侵略，还是苏联的侵略？这些问题都不好解答。但是我们必须讨论这些问题”，尼克松讲的是中美两国外交政策的利益是一致的，两国谁也不威胁对方。毛泽东接着说：“我们也不威胁日本和南朝鲜”。毛这句话具体规定了中国在东北亚的基本政策，就是稳定目前东北亚的政局。当然，更不希望他们利用南朝鲜与日本作为基地来威胁我们。这个方针迄今未变。 　　 　　毛泽东与尼克松两个人都希望这次会谈能取得成功。基辛格的回忆录中讲到尼克松说：“如果头一次我们失败了，人们就会问，为什么我们头一次不能成功呢？唯一的原因只能是我们走错了路。如果我们第二次成功了他们又会说什么呢？”毛说：“我们相持不下又有什么用处呢？”所以相持没有用，办法是寻找共同点求得妥协，就是要千方百计，故这次会谈对双方而言，都希望取得成功。这就为这次的会谈奠定了双方的诚意，定下只许成功，不能失败的基调。可以看到会谈过程中，双方既坚持自己的原则，又尽量在寻求通过妥协来增加一致的方面。所以每一次发生争论的点上，都能看到周恩来活动的身影，灵活地处理各个难点。 　　 　　基辛格的回忆录中还讲到“毛泽东在表示他决定要扩大和我们的贸易和交流时，他说：‘中国采取了官僚主义的态度，一直坚持要在解决了大问题以后才能处理贸易和民间往来这类小问题。后来我看到还是你们的做法对，我们就打乒乓球了。’这不仅是回顾历史和做出委婉的道歉，这意味着最高级会谈中双方的贸易和交流问题将取得进展。” 　　 　　从尼克松和基辛格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到尼克松与毛泽东这一个小时会见中，把这次中美高级会谈的主体已经阐明了。而且这些基本的策略意思迄今还指导我们如何处理中美之间一些棘手的问题。基辛格在回忆录中还说：“在那些戏谑、玩笑和轻松的调皮话之间，我们必须小心留神，因为毛泽东使用一种故意显得很随便的方式来发表他的主要意见，为的是如果尼克松此行失败的话，也不丢失面子”毛泽东不仅把尼克松作为谈判的对手，还设身处地地为尼克松设想。毛泽东尽量不使自己处于谈判的第一线，是为了使谈判有足够的回旋余地。如果一旦陷入僵局，他还有说话的机会，从这次尼克松与毛泽东的会谈中，也可以看到毛泽东主席在处理复杂问题时，那种机智聪明和举重若轻的技巧。当然也要周恩来总理的悉心配合才能实现他宏大的目标。四十年过去了，至今我们还受着这次会谈的余荫。（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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