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基辛格的第二次“孛罗”之行 　　 基辛格的第二次北京之行，代号为“孛罗二号”，他起飞的时间是在一九七一年的十月十六日。从七月到十月之间，中国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九·一三”事件，林彪外逃在外蒙古境内坠机身亡的事，这一年中国的国庆游行被取消，中央在忙着应对林彪事件留下的后续问题。然而还是挤出时间来接待基辛格的第二次“孛罗”之行。这次基辛格从华盛顿到北京，就用不着再绕道巴基斯坦，飞越喜马拉雅山进入中国，而可以通过夏威夷和关岛直飞中国了。基辛格说这次出行乘坐的空军一号飞机，比上次舒适多了，基辛格是十月二十二日先抵上海，在上海迎接他的还是上次在巴基斯坦机场迎接的中方代表章文晋等四人，加上上海外事负责人冯国柱等二人，然后直飞北京，在北京机场上迎接他的是叶剑英与代理外交部长姬鹏飞，仍然下榻在钓鱼台国宾馆，然后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待基辛格一行，会谈以后，周总理设宴招待了基辛格一行，在宴会上，总理说了一番意味深长的祝酒词。他说： 　　 “基辛格博士和朋友们，我愿意借此机会欢迎来中国访问的尼克松总统的特使和其他美国朋友们。基辛格博士这次访问的目的是为尼克松总统访问的政治讨论和技术性安排做准备工作。 　　 中美两国关系中断二十二年之后，现在在两国关系史上就要揭开新的一章。我们应该说这要归功于毛泽东主席和尼克松总统，当然，一定要有一个人作为先导，这个先导就是基辛格博士，他勇敢地访问了中国这个所谓“神秘的国土”。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现在是基辛格博士第二次访问这个国土，它不应该再被认为是“神秘”的了，他是作为一个朋友来的，还带来了一些新朋友。 　　 拿我来说，我虽然未到过美国，但我认识不少美国朋友，美国对我来说也不是不熟悉的。很明显，我们两国的社会制度是不同的，而且我们各自的世界观——基辛格博士喜欢用“哲学”这个词——是完全不同的，但是这不妨碍我们找到共同点。中美会谈到现在已经进行十六年了，但还没有找到共同点。现在尼克松总统要亲自到北京来讨论，而基辛格博士就是他的先行人员。我们希望这些讨论将取得积极的成果。 　　 我们两国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两国虽远隔太平洋，但友谊把我们两国人民连接在一起。今年我们在接待美国乒乓球代表团之后，还接待了其他一些美国朋友，我们希望将本着一种新的精神来迎接这一新纪元。 　　 我提议，为伟大的美国人民和伟大的中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为基辛格博士和其他所有朋友们的健康干杯！” 　　 周恩来总理这一番祝酒词非常精辟地概括了中美两国关系的定位及两国之间如何处理相互关系的准则，这四十年来两国之间的交往还是大体在这个大框架之内。 　　 首先，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不同，各自的世界观、价值观或者叫作哲学是完全不同的。 　　 其次，两国关系的关键，它是在两个不同社会制度的基础上寻找我们和平相处的共同点，从敌视的关系转变为和平相处的关系，关键在寻找两国之间的共同利益。 　　 其三，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是历史上两国人民的友谊把我们连接在一起，这就确定应该是朋友的关系，不应该是敌对的关系，也不是一家人的关系。 　　 其四，从五十年代起，两国为了寻找共同点，已在华沙谈了十六年，现在两国的领导人毛泽东与尼克松要一起来打破这个僵局，为两国关系的历史揭开新的一章，故两国关系的转折要归功于毛泽东和尼克松这两位伟人，而基辛格则是促使两国领导人会谈的先导者。 　　 故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并不存在依照美国的生活方式来改变中国，也不存在依照中国的生活方式来改变美国，只能是建立在平等基础上互相尊重寻求如何增进友谊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合作互利共赢的相互关系。是在存异的基础上，寻找共同的利益，以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凡是离开这个前提的言行，那就背离了正确处理两国关系的基本原则。过去四十年的中美关系虽有波折，但基本上没有偏离这些基本原则，往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两国之间交往也应该并且只能继续遵循这些基本原则，这就是周恩来这篇不太长的祝酒词的历史价值。这一次以基辛格为代表的美方与周总理的谈判，也正是如何使这个相互关系的大框架变得更加具体而成为双方可以操作的行动方针；还有此次基辛格与周恩来的会谈也在为起草未来尼克松访华时中美双方发表联合公告提供一个可以讨论的稿本，并且确定尼克松访华的日期及行程的具体安排。 　　 基辛格这一次在中国的活动，不如第一次“孛罗”行动那样处于秘密的状态，在中国的报刊上，以很高的规格公开报道其活动，包括其与民众友好相处，借以显示中美之间不是敌人，是互为友好的好朋友，是中国人民的贵宾。这次会议的两个议题，一个是确定尼克松来访的日期和行程，及为其行程必须进行的技术上的安排，一个是为两国元首会面后，起草一份两国关系的共同声明，为两国关系今后的发展确定一个前进的方向，也就是双方在哪一些问题上还存在分歧，哪一些问题上我们能求得和解，在那里能谋取双方的共同的利益。尼克松访问的日期，美方提出了七二年的二月二十一日与三月十六日这二个日期，周恩来总理选定了二月二十一日这个日期。第二个议题周恩来与基辛格用二十五个小时就当时世界形势交换了各自的认识，再用十七个小时起草一份声明，借以表达各自的观点与共同的认识，也就是后来的上海公报。在那时的历史环境下，双方不可能达成对世界形势完全一致的认识，其实现在也不可能达成完全一致的认识，大家只能是开诚布公地让对方更准确地了解各自对形势的判断和各自处理国际间问题的目的和策略，避免“神秘”的感觉。只有相互坦诚地了解对方，才能建立信任，避免相互间的猜忌和误解，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谋求眼前双方的共同点，寻求共同的利益，它不可能是任何一方强加于另一方。当然这个过程既有争抢，也有相互退让求得某些方面的妥协，在存异的基础上求同。 　　 尼克松授权基辛格来谈判他来北京访问的公告，所以这份公告最初是基辛格起草的、人们一般都会认为元首访问的公告，应是访问结束以后，根据访问的历程起草和发表这份公告，实际情况恰恰相反，而是先起草好公告，而政府首脑的讨论就在这个框架内进行的。所以，尼克松来访前，这份公告的起草，对这次访问所能取得的成果起着重要的决定性作用。基辛格拿出的这份公报草案，是尼克松已经看过并批准了的。基辛格在回忆录中说：这份公报初稿是按照外交常规这一套格调起草的，它强调那些模糊不清的共同点，同时用一些陈词滥调来掩盖分歧。当基辛格把这份公告的草案交给周恩来总理后，总理讲了这可以作为讨论的基础。第二天上午，由姬鹏飞与基辛格二人一起谈论如何修改这份公告，而姬鹏飞在会上作了一个多小时的发言。光明正大地批评这份公告的措词是无法接受的，公告必须把双方带有根本性的分歧公开挑明，指出基辛格的初稿是伪装的观点一致，不要害怕面对现实存在的分歧。而基辛格则以强硬的态度来对姬鹏飞批评这份公告是陈词滥调的观点。这样双方把问题推给周恩来总理。会议休息后，周恩来接受了这个要求，由他来推出一份公告的草稿。晚餐总理请基辛格吃北京烤鸭。晚饭后，周恩来提出了他起草的公报草稿。基辛格读到周恩来交给他的这份公报时，大吃一惊，它的构思前所未有。 　　 这个公报的初稿前半部分以毫不妥协的词句阐述中国对一系列问题的立场。留下一页空白，由美方来阐述自己的立场。在基辛格看来，这样搞外交文件，异乎寻常，然而当基辛格进一步思考，就感到这样别出心裁的改法，也许能解决双方的难题。他在回忆录中说：“阐明分歧会使盟国的朋友放心，说明他们的利益受到了保护。如果能形成某些共同的立场，那么可以避免那老一套的解释，而这往往是那种典型的公报的祸根。而且在公报发表之后，我们不致于在具体解释上出现矛盾和甚至那一方恶意曲解的风险，每一方也不会把那些模棱两可的词句解释得对自己有利。”基辛格在休会以后表示了接受这个做法。然后文词和语气上做了一些修饰，在礼貌上先是互相尊重对方的人格和国格。基辛格接下去的努力是使中方在表达自己立场的文字上显得温和一些，美方在表达自己的立场时，也尽量在语言和措词上温和地表达自己的观点。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拟出某些双方同意的共同点。周恩来提出公报的这种表达方式，实际上就是毛泽东一贯主张的对立统一的以辩证的观点来看待和表达双方目前所处的状态，跳出了外交文件一贯的俗套。在台湾问题上美方的表述是“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所有中国人都认识只有一个中国，美国政府对这个立场不表示异议。”基辛格认为这个提法，至少可以管十年时间，实际上四十年来，还没有超越这个提法。它缓解了海峡两岸紧张的军事对峙。这个公报采取各说各的表达方式就这样被确定下来，对双方同意的部分则在文字上需要加强。为了这份公报的草案，双方会谈几乎连续会商了二十四个小时，最终就公报的主要内容达成协议。这就是后来尼克松访华时发表的“上海公报”的草案。 　　 十月二十六日上午九点，基辛格离开北京准备回国，周总理在宾馆门口为他送行时，说了一句“欢迎你很快回来共享会谈的愉快。”说明这次会谈为尼克松访华成功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正是在此前一天，十月二十五日，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经过激烈辩论，通过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那一天联合国大会付表决时，是以七十六票赞成，三十五票反对，十一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的。那时基辛格正在北京去机场回国的途中。后来周恩来告诉他，在基辛格要离开之前，他已知道联大表决的结果，之所以没有告诉基辛格，是因为怕他因此而感到难为情。毛泽东则强调是许多小国把中国抬进联合国的。（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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