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京剧《三岔口》里的模黑 　　 中美关系从五十年代大家互相敌视敌对的状态，到一九七二年转变为互相友好的朋友关系，也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是各种纷繁复杂的国际关系变化促成的，是中美双方互动的结果，这个互动由于长时期以来互相隔阂，大家都只能在暗中摸索，探测对方可能的意向，还得顾忌国内舆论的惯性可能带来的麻烦，这个互相暗中摸索的过程，像是有名的京剧《三岔口》里，有一场两个人任堂辉与刘利华在黑暗中互相摸黑的表演，互相探测着对方可能的动作和意图，天亮后，发觉两人原来是可以相处的好朋友，回顾这一段历史，可以让我们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中美两国及两国人民之间的友情。 　　 促使中美关系转变的诱发因素是中苏之间在一九六九年三月，由于中苏两国边防部队在黑龙江省珍宝岛地区发生的武装冲突，在这之前，一九六八年，苏联出兵布拉格，直接使用军事手段干涉捷克斯洛伐克的内政，那么中国对次年发生的珍宝岛事件会更加警惕，所以当时毛泽东就认为他们的胃口大得很，是对着整个中国，在珍宝岛事件之后苏联建立了针对中国东北和西北的新军区，把苏联在亚洲地区110万军队中的百分之八十部署在中苏和中蒙边境，在远东部署了二千多架军用飞机，和中远程导弹。当时苏联的国防部长格列奇科扬言要“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的威胁”，美国还通过驻波兰大使，告诉中国大使，苏联准备对中国的核设施实施核袭击，正是在这个历史背景下，为了应对苏联可能的突然袭击，毛泽东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方针，全国自上而下进入了战备状态，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毛泽东提议由陈毅负责，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参加，四位老帅，一起“研究一下国际问题”，那一年的七月和九月，他们先后提出了《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对目前形势的看法》这两份研究报告。他们在报告中提出中、美、苏三大角的关系，认为中苏矛盾大于中美之间的矛盾，而美苏矛盾又大于中苏矛盾，从苏联柯西金总理访华的情况下，苏联想缓和中苏关系，打中国牌以应对美苏之间的对峙，同样美国也想打中国牌，因而中国处于战略主动地位，所以缓解中美之间对峙，对我们最有利，而在这个时候美国也有意缓和与中国的关系，陈毅元帅这时还向毛泽东建议，适时积极打开中美关系，毛泽东也一直惦记着陈老总这份历史功绩，所以陈毅去世时，毛抱病亲自去参加陈毅的追悼会，并说陈毅是一位好同志。而那时毛泽东也一直在注意美国政界的动向，毛读了尼克松所写的《六次危机》，他觉得这本书写得不错，毛泽东在接见尼克松时，还谈到他曾读过尼克松写的那本书，说：“你那本书《六次危机》写得不错。”可见此前，毛已选择尼克松作为打开中美关系僵局的对手了。 　　 从美国讲，为了摆脱越南战争的困局，不仅是越南战场上的困局，包括国内人民反战情绪高涨的困局，不得不在外交上寻找新的突破口。尼克松政府企图从寻求与中国政府对话，着手来突破这个国内外的困局。一九七零二月，尼克松在向国会提出的外交报告中，有那么两段话，他说： 　　 “中国人民是伟大的、富有生命力的人民，他们不应该继续孤立于国际大家庭之外。。。” 　　 “美国的政策不大可能很快对中国的行为产生多少影响，更不用说对它的思想观点了。但是我们采取力所能及的步骤来改善同北京的实际上的关系，这肯定对我们是有益的，同时也有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稳定。” 　　 那就是撇开中美两国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如何寻求在这同一个地球上，夹着这浩瀚的太平洋大家一起和平而友好地相处，谁也别想寻求改变谁的途径，仅仅是为了大家和睦相处，这是美国谋求有可能改善中美关系的基本立足点，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中美两国从大洋两岸各自发出了重新开始外交接触的小步舞。 　　 一九七零年六月，中央决定以毛泽东主席的名义邀请埃德加·斯诺访华，于是黄华与何理良夫妇奉命回京陪同斯诺夫妇进行访问活动，这是第一个西方记者来看文革时期的中国。但是中国对斯诺的身份与政治态度并不知底，记得后来毛接见斯诺时，曾讲过：“外交部有人反对你来，说你是美国特务，此人就是乔老爷（指乔冠华）。”那时乔冠华这样说也很自然。斯诺过去是我们的朋友，虽然他在建国后，于一九六零年与六四年两度访华，但目前的状况，在接触之前还不清楚。那时我在上海，也听到张春桥的传话，你们对斯诺别太亲热，他也可能是美国情报局的人，从这些传言，可以看到当时中共接待斯诺抱着一种疑虑的心态，斯诺夫妇是八月十四日低广州，然后抵达北京的。当时美国《华盛顿邮报》的观察家便指出斯诺的这次访华是中国人有兴趣发展与美国关系的信号；美国驻香港总领事也发电华盛顿说，这次访华有利于创建中美关系的奇迹，可见斯诺的访华，一开始便在美国政府相关部门的关注下，作为观察两国关系今后发展的一个讯号。而斯诺这次访华当然想见周恩来与毛泽东，然而中央让他先在北京和外地采访文革后的中国，了解文革当然是斯诺采访的主题之一，故让他先在北京周围，然后去沈阳和鞍山，参观访问，再到广州参加广交会，在国庆节，毛让他上天安门城楼上，站在自己身旁观看国庆游行，再到杭州、上海、南京和武汉访问。让他了解文革的经过，和文革以后中国的建设和发展。到十二月十八日毛泽东才接见斯诺，作了长篇的谈话。斯诺在上海访问时，是我全程陪同他参观访问的。之所以让我陪同斯诺，是为了便于斯诺了解《海瑞罢官》批判与上海一月革命的历史情况，因为我是这些事件的直接参与者。记得斯诺夫妇是住在锦江饭店的北楼，黄华与何理良也住那儿，斯诺在上海参观的行程，是我与黄华夫妇商量确定的，斯诺离开上海时，由徐景贤设宴饯行，我与黄华夫妇一起在座。斯诺对我们介绍上海的情况认真倾听，参观中有一项议程是游览黄浦江，我全程陪同，记得是在外滩海关前码头登船的。斯诺夫妇与黄华夫妇一起游览了黄浦江，游船是由南向北行驶，经过苏州河口，那一幢建筑原来是美国驻沪领事馆，后来成了苏联领事馆，那时还是文攻武卫指挥部的办公场所，我指着那幢淡红色的洋楼对斯诺说，你们还是回来吧，这幢房子还是还给你们做领事馆，斯诺点头称好，我还介绍了造风庆轮的事，他都仔细地倾听。 　　 斯诺访华的历程实际上都在美国政府的视线之内，一九七零年十月一日，斯诺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以后，十月初，尼克松在接见时代杂志记者时表示：“如果说我在死以前有什么事情想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去不了，我要我的孩子们去。”到了十月二十五日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来看尼克松，尼要求叶海亚·汗做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中介人，叶海亚说：“我们当然要尽力帮助的，不过你一定知道这将是何等困难，宿仇不容易成新交，事情会进行得很慢并且要有遭受挫折的精神准备。”第二天罗马尼亚总统齐奥赛斯库去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尼克松又要求齐传话给中国，希望建立新型的中美关系，在欢迎齐奥赛斯库的国宴上，尼克松的祝酒词有意地称中国大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释放出意味深长的外交信号。 　　 尼克松总统通过巴基斯坦叶海亚·汗与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所带的口信，于十一月中旬和下旬到达北京，毛泽东让周恩来总理通过巴基斯坦与罗马尼亚的渠道表明中方立场，表示欢迎美国总统派特使来北京商谈。并说明这条口信是经过毛泽东批准的。从尼克松的回忆录中，说明他们是在十二月九日收到周恩来口信的，表示欢迎尼克松的代表到北京来讨论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周总理说：过去我们通过不同的来源收到美国方面的口信，这次是第一次从一个首脑通过一个首脑给另一个首脑提出建议”。而尼克松则通过巴基斯坦大使说明会谈不应限于台湾问题，提议在巴基斯坦，双方派代表讨论今后在北京举行高级会谈的可能性。这是双方一个又一个把绣球抛向对方，籍以互通信息，双方都有摸索对方态度的过程。 　　 于是毛泽东在十二月十八日接见斯诺，与斯诺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这次谈话包括两个内容，一个是回答斯诺提出有关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一个是有关中美关系的问题。斯诺问了关于批判《海瑞罢官》那篇文章的问题，因为文化大革命是从这篇文章开始的，毛泽东同志说：“就是关于《海瑞罢官》那篇文章击中了我们的敌人的要害，那个时候在北京组织不出文章，说吴晗是个历史学家，碰不得，找了第一个人，不敢写；找了第二个人，也不敢写；又找第三个人，也是不敢写。后来在上海组织了一个班子，写作班子，以姚文元为首，文章出来了，北京不登，我那时在上海，我说：出小册子，看他们怎么办！”那个写作班子，最初便是历史组的罗思鼎小组那几个人，后来其他组也成了姚文元为首的写作班子，毛一直记得有怎么一个写作班子，有许多事，是他通过姚让我们为他做的。 　　 关于中美关系，斯诺：有一两件事想跟你探讨一下，第一是尼克松来华的问题，是否可以作这样的理解，目前他来是不现实的，但尼克松来华被认为是理想的。第二是美国人访华的，我能作为这个问题的一个例外，感到格外高兴。 　　 毛：但是你代表不了美国，你不是垄断资本家，尼克松要派代表来中国谈判，那是他自己提议的，有文件证明，说愿意在北京或华盛顿当面谈，不要让我们外交部知道，也不要通过美国国务院，神秘得很，又是提出不要公开，又说这种消息非常机密，他选举是那一年？ 　　 斯诺：一九七二年。 　　 毛：一九七二年美国要大选，我看，这年的上半年尼克松可能派人来，他自己不来，要来谈是那个时候，他对那个台湾不舍得，蒋介石还没有死，台湾关他什么事？台湾是杜鲁门、艾奇逊搞成这样的。 　　 斯诺：前几天我见到西哈努克时，西哈努克也曾对我说，尼克松是毛泽东一位好的代理人。 　　 毛：我喜欢这种人，喜欢世界上最反动的人。 　　 斯诺：尼克松在南亚越陷越深，就越发动人民起来反对他。 　　 毛：好！尼克松好！我能跟他谈得来，不会吵架。 　　 斯诺：我不认识尼克松，但如果我见到他的话，是否可以说。。。 　　 毛：你只说，是好人啊！是世界上第一好人！这个勃列日涅夫不好。 　　 美国的生活杂志刊登了毛泽东与斯诺的这次异常巧妙的谈话，讲了毛泽东干巴巴地对斯诺说：“目前，中国和美国之间的问题要同尼克松解决。因此，毛泽东高兴和他谈，不论作为旅游者，还是作为总统都行。”当时翻译唐闻生把谈话记录给了斯诺，允许公开发表，尼克松在其回忆录中讲到毛与斯诺的谈话，他们在几天后就知道了，尼克松对这次谈话的印象是他将受到欢迎，因为他是总统，中美之间的问题毕竟还得同他商谈解决，毛说，他将乐于同尼克松谈话，不论作为旅游者或者总统来都好。这样便把毛欢迎尼克松去北京访问这一点公开了。留下的事情是如何组织这一次访问。 　　 一九七一年三月下旬到四月上旬，日本名古屋举行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赛，四月四日那一天，中国球队的领队，三次获得世界冠军的庄则栋与美国的选手科恩在车上相识，第二天，科恩送了一件T恤衫给庄，庄则回赠了一块印有中国风景画的手帕，四月六日，中国人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对于是否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问题，外交部曾有报告认为时机还不成熟，周恩来圈阅后送毛泽东审阅了，毛在四月初看了这份文件也圈阅了，文件尚未送出，毛吃了安眠药准备休息睡觉了，他不肯躺下，仍旧低着头在想问题，过了一会儿他突然说话了，他要护士吴旭君去通知王海容，要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这个意见与白天退走的文件相反，主席交代过他服安眠药后讲的话不算数，那么现在这个话算不算数呢？过了一会儿毛又抬起头来说，小吴，你怎么还坐在那儿吃啊？我说的事你怎么不去办呢？于是毛又把刚才的话说了一遍，并催她赶快去办，这样吴旭君知道这个话是算数的，就去办了，那样就有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事，这件事惊动了尼克松，这是中方以小球响应他主动要求访华的积极反应，从七一年四月起，中美高层接触的进程明显加快了。 　　 尼克松最终挑选了他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基辛格召见巴基斯坦驻美大使，让他通过叶海亚·汗转送周恩来口信，说尼克松准备接受周恩来的邀请去北京访问，由基辛格秘密去北京安排访问的日程并初步交换意见。五月三十一日，收到周恩来通过叶海亚·汗送来的口信，请告基辛格先生，会晤将在中国境内进行，行程由中方安排，会谈的级别将如美方所建议的那样。当尼克松与基辛格收到这个最终确定可以在北京进行会晤的消息时，那他们真是非常兴奋的，尼克松回忆录中说：“他太激动了，交给我时，手都发抖。” 　　 信里说：“周恩来总理认真研究了尼克松总统1971年4月29日、5月17日、22日的口信，并且十分愉快地向毛泽东主席报告尼克松总统准备接受他的建议访问北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进行直接谈话，其中各方可自由提出自己关心的主要问题。 　　 周恩来总理欢迎基辛格博士来华，作为美国代表先来同中国高级官员进行初步秘密谈判，为尼克松总统访问北京作必要的安排。” 　　 尼克松读完这封信时，对基辛格说：“这是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总统所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尼克松亲自去取了酒杯，打开陈年的白兰地，二人举杯，尼克松说：“让我们为今后的世世代代干杯，他们可能会由于我们所采取的行动而有过和平生活的更好机会。”从这句话，我们便能感觉到尼克松心目中对即将到来的北京之行中美首脑会谈所产生的历史价值之定位。基辛格在他的回忆录中也引述了尼克松的这段祝酒词，他认为这段祝酒词“准确地反映了这么一种情绪和重新燃起来的这样一种希望，在摆脱令人沮丧的战争所造成的怨恨和分裂之后，我们举国上下对国家的前途又有了新的信心。”中美关系改善的前景，提高了美国摆脱越南战争困境的希望，也为重塑世界和平增进希望。 　　从六九年四月到七一年四月，双方都是在暗中探索，都是通过各种方式了解对方改善中美关系的真实意图和可能，经过两年的时间，终于使局面明朗了。中美关系的改善、中美两国元首的会晤，将对世界形势的格局发生重大影响，为世界和平增添了有力的保障。这个暗中摸索的过程，说明它来之不易，两个曾经敌对的国家，同时还存在着台湾问题这个难以逾越的坎，他们可以坐到一起来讨论相互有兴趣的问题，相互之间可以平等地，互相尊重地讨论问题了。从敌对关系转变成朋友的关系来之不易，正如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说的：“宿敌不容易成新交”，但是我们跨过了这个坎，回顾这一段历程，可以使我们更加珍惜今天中美之间友好相处的相互关系。（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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