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报上集中报导的有二件事,一件是云南省89高龄的政协副主席杨维骏坐着公车为二十名失地农民开道上访,不是农民不会上访,而村民已经去过省委、省政府、省人大、省政协、市区政府80多次，上访的原因是政府在昆明西山区福海社区韩家湾村的8个自然村拆了农民的房屋，征用1700亩土地的征地款没有发放，安置房没有下落，杨维骏核实了情况，才带村民往省政协上访，这件事惊动全国的媒体，居然有人敢托人转告他别瞎管闲事，小心灭口，可见一些地方行政权力之蛮横。另一件事是带领乐清村民上访的村长钱云会，因上访多次被关押，被判刑，上访的原因是涉及到该村的安置补偿款，近三千万元，已汇入寨桥村专用帐户，没有把钱分配到村民手中，结果村长因不明原因的车祸致死，公安机关排除谋杀的可能，然而村民心目中的村长是因上访而被灭口。从这二件事可以看到有些地方的上访部门已不是下情如何上达的口子，成了压制民怨的机关。它反映了一些地方行政权力的专横，使自身成为农民与当地政府矛盾的焦点。但是，在城市化过程中，土地问题，居民的拆迁问题，所谓新农村建设和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涉及利益的再分配问题。在这些问题上，如果不能把积极维护农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那可能会弄得天怒人怨，其后果也许难以收拾。接受上访的部门，丧失其基本的职能，而不能维护农民合法利益，积极疏导民怨的话，那就很难避免群体性事件频发，社会治安自然会出现不稳的状态。故接受上访的部门，及相关权力机构如何在社会不公面前摆正自己的位置，至关重要。在中国历史上，接受上访的部门与机构，是古已有之的，其实北京天安门前的柱子，叫华表，在古代本来是让百姓贴“大字报”的，借此来让民情有一个表达的地方，所以看看古代这方面的历史情况，或许也可以得到一点启迪。 　　唐代的都城是长安，即今天的西安。唐代的都城由外郭城、皇城、宫城组成，是城中有城，这是隋唐在都城设计上的一个创举。宫城是城中城最核心的部分，也是帝王工作与居住的场所。宫城在皇城的北面，宫城的南面有三门，中间的叫承天门，东边的叫长乐门，西边的叫永安门，故承天门是宫城的正南门，门外有朝堂，是官员办公和商议公事的地方，东有肺石，西有登闻鼓，百姓可立石，击鼓，然后把鸣冤的状纸传达皇帝。故登闻鼓是百姓与君王沟通信息的一个渠道，所以把登闻鼓放在承天门之前，这个设计是为了显示古代君王接纳民意，让民众可以有一个伸诉冤屈的地方，并把它放在非常重要而又显著的位置上。在武则天时，正式在朝堂设匦，作为投放诉状的箱子，在一个房间内设四个匦，依东、西、南、北四个方向摆放，所以申天下之冤滞，达万人之情状。这个匦房由门下省管辖，以谏议大夫及补阙，拾遗以充理匦使，负责受纳诉状，另外御史中丞及待御史一人兼理匦使，散骑常待及补阙、拾遗是谏官，御史台属于监察机构，由这二个机构来接受和审理诉状，它具有在两个权力机构之间可以进行互相制衡的意思。拾遗、补阙和待御史从品秩上讲地位都不高，但位置非常重要。补阙是从七品上，拾遗为从八品上，待御史是从六品下，都是具体负责理匦的官员。尽管他们的品秩不高，然而责任重大。白居易在唐宪宗元和元年（公元八O六年）授任为左拾遗，据《旧唐书》的白居易传，他在被拜命之日，曾上疏言事曰：“左右拾遗，掌供奉讽谏，凡发令举事，有不便于时、不合于道者，小则上封，大则廷诤。其选甚重，其秩甚卑。所以然者，抑有由也。大凡人之情，位高则惜其位，身贵则爱其身；惜位则偷合而不言，爱身则苟容而不谏，此必然之理也。故拾遗之置，所以卑其秩者，使位未足惜，身未足爱也；所以重其选者，使下不忍负心，上不忍负恩也。夫位不足惜，恩不忍负，然后能有阙必规，有违必谏。朝廷得失无不察，天下利病无不言。此国朝置拾遗之本意也。”这段分析说明何以要用品秩低的小人物来办大官们所疏失的大小事情。可以说白居易这段话是点到问题之核心了。利用地位不高的小人物通过谏诤来制衡大人物，这是历朝历代常用的策略，大人物与大人物之间一般都不愿互相撕破脸面，因为各有地盘，互不侵犯，大家都骑在众百姓的头上，何必互相过不去呢？若遇问题，互相还可以有一个照应，官官相护，这历来是朝廷和官府通行的潜规则，那个人做出头橡子，那个便没有好日子过；另外官位越高，既得的利益也越多，可能牵挂的个人利害关系（丢掉乌纱帽的损失）也越大，相反官位越低，可能牵连到的个人利害关系也越少，担心或顾忌也越小（反正是个小官，丢了官也没太大的关系）。再有，在一个机构和部门之内，大家都跟着一把手，一旦一把手有问题，就会出窝案、串案，所以需要有另外一个独立的机构或部门，并只有让位卑职微的小人物，或许还能凭良心为百姓说二句公平话，这是拾遗、补阙这一类官员所以选甚重，秩甚卑的原因。换一句话说，当今负责信访部门一定要是相对独立的一个部门，它的官员，一定要选有良心，能为百姓申冤曲的人，敢于担当向在位的达官贵人及利益集团发起挑战的人来任职。他们的乌纱帽不能太高太大，太高太大太贵重就会舍不得甩了。所以在云南昆明出现由已退休的政协副主席杨维俊，以八十九岁高龄坐着公车带百姓上省政协大门跑信访，因为他已无所求，也无所顾忌，有的只是一片赤诚为民之心。浙江乐清民选的村长上访所以要被关押判刑，甚至死在不明不白的车祸上，这说明我们接受上访的信访部门的官员还不够称职，不那么尽职，或者反而成了忽悠百姓的工具了。真要做好这份吃力不讨好的本职工作，那真得如白居易在那份奏疏所言，为了百姓的苦难和冤屈，会“食不知味，寝食不遑安”“唯思粉身以答殊宠”。这个“殊宠”，用到当代的中国，也就是党和人民赋予他们的神圣职责，如果把这条门路也堵了，百姓的冤屈无处伸张，留下的也就是群体性事件频发，社会动荡不定这条路了。 　　前日武汉有一位官员出身的诗人，中了鲁迅文学奖，曾引起不少人的非议，如果仅仅因为他有官员的身份，而引起人们的种种非议，那是不应该的。其实官员们搞一点文学创作到是一件大好事，现在官员们中间，搞诗歌和小说的可大有人在呢，问题要看他的作品、人品和官品。可惜的是目前一些出书的官员，无论在人品、官品、文品上都太差劲，出书是为了帮助继续升官，然后借更高的官位敛财。所以官员写书，其书品的关键是人品，我希望搞信访的同志，如果有良心，有一点文学写作才能的话，由于他们能直接感受到社会的种种不公，真能不断努力去创作文学作品，说不定在他们中间真能出大文豪呢？白居易之《新乐府》便是元和四年（公元八O九年）他任左拾遗时所作，其中的许多作品，与他这拾遗的职位有关，这个职务会迫使有良心而不是官迷的人总会多少体察一些民情吧。正有赖于此，我们后人才能读到这位大诗人所写的那些流传千古的诗篇，白居易称自己的《新乐府》五十首是“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换一句话说，诗歌的创作是为了反映社会现实，为民生而希求达到某些改良，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其辞质而后径”，“其言直而切”，如《采诗官》一诗中，其云：“夕郎所贺皆德音，春官每奏唯祥瑞，君之堂兮千里远，君之门兮九重閟，君耳唯闻堂上言，君眼不见门前事。贪吏害民无所忌，奸臣蔽君无所畏”这些话在当时对朝庭确实是“直而切”。再说白居易的《秦中吟》十首也是在元和五年前后，根据他自己在长安所见所闻而作，在作品中他尽情地评击当时的黑暗势力，如在《伤宅》一诗中，便直指达官贵人所居之豪宅云：“主人此中坐，十载为大官，厨有臭败肉，库有贯朽钱”，还有一首《不致仕》，对那些赖在高官厚禄位置上迟迟不肯退休的老官僚的揭露，更是入木三分：“七十而致仕，礼法有明文，何乃贪荣者，斯言如不闻！可怜八九十，齿堕双眸昏，朝露贪名利，夕阳忧子孙，褂冠顾翠倭，悬车惜朱轮”。自己已经耳聋眼花，老态龙钟了，却还死恋禄位，临了还硬要给子孙捞上几把油水才勉强退下去。即便退下去了，亦还有乡绅和馀荫在，子孙照样作威作福。如果退休的官员都能如杨维俊那样为民声张正义，那就百姓有福了。读白居易的这些诗句，总会感到他离现实生活还不太远，这就是文学诗歌之能超越时代的力量。 　　在唐代官制史上，有一个奇特的现象，除白居易之外，还有好几位著名诗人，如杜甫，陈子昂，元稹等都担任过拾遗、补阙这一类职务，杜甫是在安史之乱中逃亡到肃宗暂时进驻之地凤翔时，被授命为左拾遗的，他许多具有诗史意义的诗篇，也许与他曾出任左拾遗的经历有关，因为拾遗这个经历有利于他冷静地从正反二方面观察和思考问题，而杜甫的一生始终处于战乱、灾荒和颠沛流离的过程。苦难的经历，反而使自己能比较客观正确地认识现实，无论做官也好，写诗也好，一味叩主媚上，歌功颂德总是没有太大出息的。唯有多反映一点低层人们的呼声，才能留得历史的承认。杜甫的《三吏》、《三别》便是他从洛阳回到华州时，在路上写的。他经过新安、石壕（河南陕县东）、潼关，所接触到的都是留在乡村的老头老太，征夫和怨妇的愁苦，对官员的残酷统治无处申诉的痛苦。杜甫把自己亲眼看到的，亲耳听到的，亲身经历的苦难和悲哀，通过他的笔凝聚为《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这六首诗歌，《石壕吏》讲的是抓壮丁，已没有壮丁可抓了，老头也逃了，结果是老太婆跟了去那里当壮丁，这可是杜甫亲身经历而且有极大讽刺意味的场景，诗云：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 　　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听妇前致词：三男邺城戍。 　　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 　　室中更无人，惟有乳下孙。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 　　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 　　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 　　杜甫《无家别》则通过一败兵返乡后诉说战乱使农村劳动力流失后的凄凉没落和无以为生的状态，连家业没了，何以与家乡告别。诗云： 　　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 　　　　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 　　　　存者无消息，死者为尘泥。 　　　　贱子因阵败，归来寻旧蹊。 　　　　久行见空巷，日瘦气惨凄， 　　　　但对狐与狸，竖毛怒我啼。 　　　　四邻何所有，一二老寡妻。 　　　　宿鸟恋本枝，安辞且穷栖。 　　　　方春独荷锄，日暮还灌畦。 　　　　县吏知我至，召令习鼓鞞。 　　　　虽从本州役，内顾无所携。 　　　　近行止一身，远去终转迷， 　　　　家乡既荡尽，远近理亦齐。 　　　　永痛长病母，五年委沟溪， 　　　　生我不得力，终身两酸嘶， 　　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黎。 　　农民连家也没有了，生活已被推上绝壁，留下来的只能是“拔剑东门行”，铤而走险的路了，正是生活中的苦难，造就了杜甫不朽的诗作，他晚年在蘧州时也说过“忆在潼关诗兴多”。从杜甫到白居易的诗作，我想到信访部门的官员们，如果你们真能同情生活中苦难的人们，那么信访这个窗口正可以给你们有机会如任职于唐代拾遗补阙这一类官职的官员，可以亲见，亲闻那许多由社会不公带来的苦难，如果你们真有一点文字表达能力，一定也能创作出能经受历史洗炼的伟大作品来。我不是说现在社会生活都是一片黑暗，我们的生活，确实比我年轻时好得多，然而任何一个社会，即便是“盛世”，在社会生活中，总还有生活在苦难中的人群。长安的宫城外登闻鼓与肺石，始置于初唐，贞观之治，也离不开它，武则天属于唐的盛世，是她置匦房于朝堂，在任何社会稳定的时期，总还要居安思危吧！所以社会需要信访的部门，需要如白居易和杜甫那样的诗人。当然，即使在唐朝那个年代，曾经担任拾遗，补阙这一类官职的人还有不少，但如杜甫，白居易那样真正有良心的拾遗补阙，恐怕还是少数，相反借着这类特殊职位的经营，让自己抹着良心而青云直上的人倒是不在少数。也许许多人会为了保持自己这个来之不易的职位，而只能应付差事，一切按上一级的意图办差。如果真要仗义执言，也许会如杜甫与白居易那样都曾经在这个职务上，由于敢于直言，冒犯了既得利益，变成“不称职”而丢了乌纱。 　　今天，如果保持得过且过的态度，那么信访系统的职能或许会走向反面，它不再是对中央领导反映和沟通下情的机构，而是变相压制和拦截民间伸冤的机构，转而成为一个官僚主义泛滥的衙门，这可不是一个好兆头，因为那对社会维稳是一件非常不利的事情，当然这不仅仅是信访一个部门的事。我从云南的杨维俊带领村民上访及浙江乐清上访村长钱云会被关押和判刑的结果看，我们信访部门及其官员失职的多，那里的信访部门实际上已形同虚设，成为装点门面的东西了。我真希望在我们官员中，特别是信访部门的官员中能多出一些如杜甫和白居易那样的诗人，为我们这个时代真正留下一些光辉的诗篇，我们这个时代既是非常辉煌的时代，同时又是不缺少大量苦难生活的时代啊！问题是在我们许多官员的眼中钱眼大一些，遮住了视线，还没有给工人农民的苦难留出它应有的位置。我想还是应该向前看，不是向钱看，音虽同，字义可大不相同啊！

浏览：1655

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11/1/16 10:39: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