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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惠娟纪念馆

感谢母校对我的培养和教育

朱永嘉

  十一月六日是上海市市南中学建校一百五十周年的校庆,我收到母校发来邀请函,邀请我去参加庆典,本人没有什么可以回报自己的母校,我是一九五O年毕业于清心中学,后来学校改名为市南中学,今年十月二十六日,过去我同班的清心中学同学姚蕊菁夫妇来上海参观世博会,住在我同学袁承安在浦东的家,我去浦东袁家与他们闲聊一天,大家回忆起当年中学生的生活,如今我们都成为八十岁的老翁了,袁承安给我带来了当年陈元元留下的回忆录,其中有一节是讲在清心中学时的生活经历,上海解放前后,要求革命的青年那种热情奔放的心情,跃在纸上,还记录了他们参加西南服务团,团长是曹荻秋,在南京集训后,如何长途步行跋涉抵重庆的情节,我想这也是清心中学值得纪念的一页,如今陈元元已作古,他的夫人袁鹤妹,也是袁承安的妹妹,也已作古,如今我把这份回忆录的一个片段发在博客上,作为对他们的纪念,也是献给母校的一份礼品。
   姚蕊菁还给我带来了一份当年我们班上同学组织的一个团契,当年我们在班上发起成立的一个组织,名称叫“新生联谊会”,这个名称是我提出的,想模仿毛泽东当年成立新民学会的榜样,这个新生联谊会维持了两、三年,顾问王心康是清心中学的校长,徐宗一是教务长,他是实际管理学校的负责人,也是一位非常诚朴和善的老人,朱树本、王士信、王放勋都是我们的授课老师,我的地位并不显眼,只是一个干事,那时我们还搞了一个油印的文艺刊物,名称是《新生艺月》,这份名单刊载在创刊号,这个刊物共出了六期,姚蕊菁只保留了五期,其中发表了不少同学的作品,有诗歌、散文和小说,倾向都是比较进步的,从会员表上,可以知道如陈元元、刘尧祖、袁承安、徐天一等都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第二年改选时,我成了主席委员,分工由我负责图书室的工作,那时我就收集了鲁迅、毛泽东、列宁的著作,在同学中流传,接受进步的思想,当时我们许多同学还一起去棚户区做贫民工作,办义务学校,做一点扫盲活动,模仿列宁早年组织《火星报》的事,我们还在一部分同学领导下组织地下秘密的团契,叫“火星团”,印发《火星报》,是油印的八开小报,刊登一些解放区的消息,这个报纸我记得是黄宗濮和姚蕊菁刻印的,那时姚蕊菁已转学南洋模范中学,在那里他是由戚本禹介绍参加地下党的,每当时局和斗争紧张时,都曾互相躲到同学家中,陈仲信,陈一飞曾躲到我家,陈元元也住过我家,临解放那两天晚上,为了防意外,我曾躲在荣康泰同学家,副会长陈芝芳去了美国,他家庭非常富有,当时他住在静安花园,后来还托人打听我刑释后的情况。总之我们同学之间的感情还是非常深厚的,在困难和有危险时,大家也总是互相帮助,在团体内部还是非常民主的,选举的票数也是公开的。所以我感谢母校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这么好的成长环境。现在许多参加新生联谊会的同学都失去联系了,如果他们还在世的话,看到这张名单,一定会对当初青年时代的生活抱有美好的回忆,我多么希望再有相聚的机会,借校庆的机会公布于博客上,期盼能得到同学们的回应。
  
  附件一:
  二、追求真理,满腔热血投身革命
  战地行军,八千里路奔赴西南
  我小学毕业的一九四五年,正是抗日战争胜利的那年。记得蒋介石在抗战胜利后到上海时,上海万人空巷,人们涌上马路,欢庆胜利
  ,盛况空前。那时国民党统治区人民把蒋是当作领导抗战胜利的民族英雄看待的。我也夹在人群中欢腾雀跃。
  我痛恨日本侵略军。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日寇占领周浦后,我们的“花园楼房”被霸占,成了日军的一个司令部。妈妈带着我和妹妹先是到上海伯父处居住,一九四一年妈妈带着妹妹回周浦时,就避居在“花园楼房”后面的两间平房里。留在上海读书的我,寒暑假回到妈妈身边时,耳闻目睹了“日本赤佬”的种种暴行。“花园楼房”有间房间,那时成了囚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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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讯中国“犯人”的场所,日夜都可听到同胞被折磨的哀号声。在寒冬腊月,日本兵端着刺刀强迫赤身裸体的“犯人”跳进“花园楼房”左侧已结薄冰的河滨里冷冻,谁敢上岸就用刺刀乱捅。在夏天,日本兵脱光衣裤,端个面盆
  ,拿条毛巾,大摇大摆地到河里去洗澡,吓得女人们避之不及,鬼子们则哈哈大笑,还有可恨的汉奸,西装革履,神气活现地在“花园楼房”进进出出,见了日本人点头哈腰,见了中国人横眉冷眼,最是气人! 日本兵的胡作非为
  ,沦陷区人民的屈辱、苦难,在我年少的心灵里深深地埋下了民族仇恨的种子。
  一九四五年伯父让我进了清心中学读书。在这里,我从初中一年级读到高中二年级,直到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这是我成长过程中最重要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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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心中学 (现上海市南中学) 当时就是已有八十多年历史的、基督教会办的“贵族”学校。学校在南市陆家浜路上海城郊,中边是男校,一边中女校,闹中有静,环境很好。尤其是女校,绿树成荫,繁花如锦,校舍漂亮,称得上是“花园式”学校。男校的教学条件也极佳,有三人可共用一套仪器的物理、化学、生物实验室,有钢琴练习室,有操场、花园、草坪和游泳池,有外籍教师,中籍教师不少也是颇有名气的。这样的条件,在当时的上海是不多的。学生多数是住读,大多是有钱人家的子女,我也在学校住宿。校规很严,课余可出校门,但晚上必须回校,周末放假,可发回家。一到周末,宽阔的陆家浜路挤满接学生的私家轿车、黄包车。我在清心属寒酸学生,回家电车也很少乘,经常是步行穿过“老城隍庙”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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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须,手稿原作“需”,误。
  
  
  到“老北门”伯父家里。
  清心是教会学校,每周要做一次“礼拜”。届
  时,大家列队进入 男校右侧门外的礼拜堂内,听唱诗班 (由男、女校学生选拔组成 ) 唱赞美诗,齐声背诵祈祷文,牧师布道。一日三餐前
  ,都先要站立着默诵《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九节的 祷告文,随后坐下就餐。信教的同学每晚临睡前和清晨起床后,都要跪在床边做祷告,很虔诚的。我读完了《新约全书》,觉得文字流畅
  ,故事情节生动,欣赏劝人为善的教义,但我不相信上帝的存在,不信教 。到后来,还激烈地批判基督教了,这是后话。
  读中学时我还是偏科,对数、理、化、外语兴趣不大,只求考试及格,对文、史很有兴趣,不过,我的文史知识主要不是在课堂上,而是在课余时间、在寒暑假时借书阅读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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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初中时,开始,我热衷于看《蜀山剑侠传》之类的武侠小说。后来,郁达夫、郭沫若
  ,端木蕻良、巴金等进步作家的作品逐渐吸引了我,特别是巴金的书最爱看。他的 《家》、 《
  春》、《秋》等书,使我深切感受到封建礼教枷锁的必须打破,封建大家庭的必然崩溃,自由
  、平等、博爱的未来必然到来,可说是我走上革命道路的启蒙书。路翎充满激情的小说也深深影响过我,使我更加憎恨这不合理的现实,更加憧憬那个性得以充分解放的未来。尽管对理想社会是什么样子的认识很模糊,对怎样到达理想社会更不了了,但我对于必须打烂旧世界、迎接新社会的理念是比较坚定了。
  进入高中,我的政治思想开始发生急剧变化,革命的人生观、世界观开始确立。这要从我和一些同班好友的交往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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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进清心的时候,同比我略小的同班同学姚蕊青特别要好。我俩都喜爱文学,一起写诗画画 ,情趣相投,形影不离。但初中毕业后
  ,他转学到了别的学校。后来才知道,他是中共地下党员。姚蕊青之后,特别是进入高中后
  ,我同班的朱永嘉、袁承安、徐天一、武忠
  、刘尧祖等成了好朋友。我们都憎恶专制、独
  裁、腐败的旧社会。憧憬民主、自由、平等的新社会,志同道合。朱永嘉当时是清心男中唯一的中共地下党员,也喜爱文史。他父亲是上海一家五金商店的老板,是资本家,但在永嘉身上毫无纨绔子弟的习气。他家有很多藏书,我就是在他的影响下,读完了王士菁主编的《
  鲁迅全集》和高尔基的许多名作。我那时读的书还是比较杂,就文学作品讲,国内的、国外的,唯美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的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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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主要是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这使我的思想更趋激进。
  这个时候,专制、独裁的国民党政府发动的内战正在激烈进行,官僚资本正在疯狂掠夺人民的财富,官吏腐败,特务横行,通货膨胀
  ,物价飞小涨,“豪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劳动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远在陕北、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成了我们这些对现实极端不满的青年学生心目中的圣地。朱永嘉领导我们这些同窗好友展开了反对国民党统治的地下斗争。我们掌握了学校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通过出墙报、组织讲演等方式宣传、鼓动革命。我们同信教的同学展开辩论,批判有神论,宣传无神论,指责基督教是麻痹人民斗志的精神鸦片。我们在南市的“棚户区”(劳工、穷人聚居地区) 办夜校,揭露国民党的黑暗、反动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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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鼓吹人民革命。我们还到复旦大学联欢,高唱“你是灯塔”、“山那边呀好地方”。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搞了一次全市大逮捕,我们也被列入了黑名单,是学校一 位工友给我们报了信,得以秘密转移到了朱永嘉家里,未遭毒手
  。
  一九四九年五月廿七日,上海解放了。我们欢呼“开亮了”,满怀豪情,同清心女中的中共地下党员李晨棻和团结在她周围的袁鹤玫、杨正明等一起,到学校、医院扭秧歌,唱革命歌曲,宣传解放。
  这里要讲一讲鹤玫了。鹤玫生于一九三三年十月十七日,祖籍浙江镇海,生于辽宁沈阳
  ,长于上海,那时还不到十六岁,是我同班好友袁承安的妹妹。承安父母虽属资产阶级,但对国民党的反动腐朽统治不满,很开明,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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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我们 ( 朱永嘉、徐天一、武忠等 )常在承安家聚会,这样我认识了在清心女中读书的鹤玫
  。那时认为她只是个信基督教的女孩不甚注意
  。谁知上海解放的第二天晚上,她就到一所医院教唱革命歌曲,宣传解放的意义。从医院出来又连夜到一处解放军驻地献花,听战斗故事
  、革命道理。上海解放的第三天,她同李晨菉等成立了女清心学联小组,负责宣传部工作,还迫使校方同意在校内张贴标语、布告。接着
  ,她和学联小组的同志一起,召开了学生自治大会,在校内开展“反压制、争自由”的斗争
  ,“向校方清算以往的一切精神的物质的剥削
  ,如多收饭费,学生不能干涉校政,私拆同学信件,偷看同学日记 ”( 见鹤玫一九四九年六月日记 )。 我们清心男中的同学和市学联代表也前去声援,一时间,把几十年来弥漫宗教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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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氛、清清静静的校园,闹得沸沸扬扬,把敌视共产党的校长、训育长搞得狼狈不堪。这期间
  ,鹤玫同解放军某部的女政工人员石令、吴彬成了好朋友,常在一起讨论“唯心论”和“唯物论”、“有神论”和“无神论”等问题,鹤玫的世界观开始发生根本变化。她在日记里自问“这
  位万能的神岂能说是自有的吗”?又写道“放下吧,那从旧社会里揹出来 的包袱,在这条充满阳光的大道上,它们是不配再存在了!”“人活着乃是不断的战斗,向一切妨碍我们、束缚我们的 (东西) 战斗!” 革命,真是神奇啊! 它确实能在极短的日子里根本改变一个人的人生观、世界观,使一个曾经相信基督教的文静姑娘,变成充满激情的革命者!
  一九四九年四、五月京、沪、杭解放后,共产党中央作出“三野”进军东南、“四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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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军中南、“二野”挺进西南的部署。 六月十一日又作出《中央关于准备三万八千名干部的布置》,其中包括“从沪宁吸收六千名大中学生及工人职员去西南”。上海市学联从六月中旬起在学生中进行了参军动员。开始是传来要组织随军去东南的“南下服务团”、 我们清心男、女中党的外围组织的学生骨干就决定报名参军
  ;很快又传来要组织随军到西南的“西南服务团”,我们又紧急磋商,一致决定参加西南服务团。在我们心目里,除少数几个城市外,西南是贫困、落后的蛮夷之地,热血青年就是要到艰苦的地方去;西南将是国民党政权盘据大陆的最后堡垒,革命青年就是要为彻底埋葬蒋家王朝的反动统治出力。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二日,上海西南服务团团
  部在大夏大学成立,首批招收由上海市学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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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手稿原写作“厦”,误。
  
  
  上海市总工会推荐的大、中学校学生和职工二
  千六百多名。为了表示新的革命生涯的开始,有的也为了防备家里“拖后腿”,我们几乎都改了姓名。清心男中建军的有我 ( 改名罗平 ) 袁承安( 改名向民 ) 、徐天一( 改名左令 ) 、武忠( 改名左民 ) 、刘尧祖( 改名羽青) 、汪诚业( 改名孟俊) 、肖伟( 南京集训后退团 ) 、加上由我介绍作为清心同学参加的杨贻烱( 改名罗明) 、共八人,后七人。清心女中参军的有
  李晨棻、袁鹤玫( 改名向群) 、机正明( 改名杨恒 ) 、蒋鸣玉( 改名蒋风) 、胡佳 (未同我们编在一个队部)、屠丹云 (改名蓝刚,南京集训后退团) 、共六人,后五人。六月廿九日,上海《解放日报》公布西南服务团参军名单那天,我们唱着、笑着到大夏大学报到、入伍了。
  我是瞒着妈妈,把要带的衣服尽可能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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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上 ( 衬衫就穿了三件 ) 以免暴露外走迹象,从周浦到大夏大学的。伯父母是知道的,伯父支持我参军,还送我一只怀表作纪念。我那时革命得很,临走还动员比我只大四岁的三伯母同伯父离婚。三伯母后来同伯父解除了婚约,我的动员是否起了作用,就不得而知了。
  鹤玫的父母是很开明的。当承安、 鹤玫提出要参加西南服务团时,他们说:这事要由你们自己慎重考虑决定;要参军就要抱定能吃苦
  、肯牺牲的决心。左令的妈妈是觉察左令要走
  、竭力阻挡不成才让他到大夏的,在南京的爸爸闻讯急忙赶到大夏,劝说不成,只得同意了
  。羽青的祖母听说孙儿要参军到西南,急得从无锡老家赶到大夏,一见羽青就跪倒在地哀求孙儿回家,我们急忙百般劝慰,才把老人家送走了。我们慈爱的长辈不是要阻挠儿女参加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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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而是因为那时半壁山河尚未解放,战争还在大片国土上残酷进行,上海人心目中的西南
  ,又是险山恶水,穷乡僻壤,他 (她) 们实在是放心不下呀!
  上海西南服务团的团长是一九二九年就入学的原江淮区党委书记、华东支前司令部副司令员曹荻秋。支前司令部还调了些老干部担任中队以上领导。所有大中专学生编为一支队,我们是一支队二大队八中队,中队长王希发,政治指导员高树梅。八中队有一百名学生 ( 其中女生廿多名 ) ,主要来自中正中学、清心中学,还有其他一些学校。冯曼文是中正中学的“学生头”,我实际上是清心中学的“学生头”。入团后,曹荻秋给全团作了“关于知识分子改造问题”的报告,著名哲学家冯定作了“树立革命人生观”的报告,接着开始了一系列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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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论、政策学习。
  一九四九年七月廿四日,我们从上海乘火车到了南京,住原国民政府财政部。那时西南 服务团总团已在南京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副政委宋任穷任总团部主任,张霖之( 五兵团副政委),曹荻秋、彭涛 (华东野战军三纵政委 ) 任副主任。我们一支队改为二支队
  ,其他番号未变。七月廿八日,二野领导机关在原国民政府行政院草坪召开“西南服务团第一支队 ( 南京团) 开学暨欢迎上海西南服务团
  ” 大会,刘伯承司令员作了“我们在京沪胜利后要向西南进军”的报告,开始了南京集训。
  军事化、战斗化、集体化的生活开始了。我们脱下学生装,换上草黄色军装,戴上红五星军帽,佩戴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
  ”胸章。我们大锅吃饭,地板为床,行动听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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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戴,手稿原写作“代”。 佩戴,手稿原写作“配代”。
  
  
  号。还进行了一般的军事训练,学习打背包、捆绑腿、快速起床、负重行军。文娱活动十分活跃,歌声不绝,还演了些“活报剧”、短剧
  。
  两个多月集训期间,二野邓小平政委、张际春副政委、宋任穷主任、彭涛政委等多次作大报告,学习了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国革
  命和中国共产党》、《反对自由主义》,和《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新区基本政策》等文件。参加革命了,一切都是那么新鲜,令人激动。我们热烈地讨论,常为一些新名词、新概念争得面红耳赤。我们是那样地虔诚,如饥似渴地吮吸着这些新理论、新知识的乳汁。我们真诚地开展批评、自我批评,清洗“布尔乔亚
  ”的习气,还常为一些小事“上纲上线”,“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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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可爱。就在南京集训的九月间,我由李晨棻介绍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这“新青团”以后改名为共产主义青年团,即“共青团”。
  在这些日子里,我们清心的男女同学不仅学习在一起,吃饭、玩耍也在一起,曾被批评为“耍小圈子”。一到假日,就一起逛新街口中、夫子池、秦淮河,游中山陵、爬紫金山,几乎玩遍了南京的名胜古迹,青春年少,风流倜傥
  ,豪情满怀,那是段多么美好的日子啊! 这期间,以我为主曾两次拜访了当时在南京军管会文艺处工作的著名作家路翎,请教文学创作问题。谁也没有料到,为两次拜访竟惹了一场祸
  。其中缘故,以后再说。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晨曦中,我们——西南服务团随二野刘(
  伯承 )、邓 ( 小平 )大军开始了近三个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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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八千里的“小长征”。
  我们先乘火车,经徐州、郑州到武汉。车厢是装货的闷罐车,没有窗户,十分拥挤。白天只能背靠背地相靠而坐,很难动弹。夜晚像锅贴饺子一个贴着一个睡觉,很难翻身。最不方便的上大小便,男女青年挤在一起,且不说起立、行动困难,还要临时筑人墙遮挡,每次都要引起一场骚动。尽管如此,大家的情绪极高,终日歌声不断,笑声不绝。
  到武汉后,西南服务团分成三条陆路、一条水路向西南进军。我们支队走的陆路是从武汉到岳阳,又乘木船横渡洞庭湖,经益阳到湖南常德,又走桃源,经湘西,入川东,经秀山
  、酉阳,到重庆。
  十月廿五日左右到常德后,二野前委和西南服务团总团部对即将入川的干部队伍作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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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织调整,即“常德整编”。对于预定到重庆的一些支队都编为二野三兵团第五梯队,共配备到重庆的干部二千四百七十人,梯队司令员是汤成功。南京编队时,我们二支队 ( 学生支队 ) 二大队 ( 轄五、六、七、八四个中队,共三百
  廿余人 ) 是预定接管四川省大竹地区的,此时考虑到重庆接管任务重,需要大量干部,就把二大队划归第五梯队。汤成功在红军长征时期就是团级干部,他是预定当重庆市房地产管理局局长的,见到我们八中队党团员多,大都是中学生,很活跃,就把我们这个中队编为梯队的直属三中队,又称房产中队,中队长兼政委王炎、副政委王子兴、副中队长于文雅。把我们从到大竹改为到重庆,引起了一场“风波”。我们认为,革命就是打土豪、分田地,就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怎么把我们弄到城市里去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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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公室呢?! 那我们又何必从上海这个大城市跑
  到重庆这座城市来呢?!于是发牢骚、讲怪话、闹情绪。为此,被“整”了“风”,学习《反对自由主义》,检查“无组织、无纪律”思想。
  长途徒步行军,对我们这些从大城市出来的学生兵,确是一场考验。行军之初,我们不懂衣服、鞋袜带了好几套,还带了肥皂、口琴
  、本子之类东西,加上发的薄被、油布和每人要揹的米袋,足有卅来斤。之后一再精简,到后来我只剩随身衣服、鞋袜、薄被、油布、米袋了。开始 时一天只能走四、五十里,五、六十里,脚就打泡,疼痛难行,后来日平均走七
  、八十里,最多走过一百廿里,泡早成了老茧
  ,不去管它了。全身常是湿了又干,干了又湿
  ,也分不清是雨水淋湿还是汗水浸湿的,几乎没有人不长虱子的。累是累,苦是苦,但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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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极高,一路唱“行军小调”等歌曲,互相拉“
  加油”,主动帮体弱有病战友揹背包,一到出太阳,就嘻嘻哈哈捉虱子,捏得咇咇剥剥响,比谁的“革命虫”捉得多。就在湖南省境内行军途中,十月卅日,鹤玫由李晨棻介绍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进军西南,国民党部队已不堪一击。我们西南服务团是干部队,同前方战斗部队一般隔二、三天路程。进入湘 ( 湖南 ) 西,土匪很多
  ,溃散的国民党部队又 常常汇集成“政治土匪
  ”, 穿着便衣偷袭按中队行进的干部队。掉了队、或因解手留在后面的战友,常因此而牺牲
  。一天,我们到达湘西铁山渡宿营,天已经黑了,正打算安铺休息。突然传来中队部命令,不准喧哗,不准安铺,躺着不准脱衣服,随时准备出发。我们的宿营地是汉阳兵工厂一个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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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厂的厂房,厂房内空空如也,门窗也残破不全
  ,为防万一,女同志和衣躺在中央,男同志则围躺在四周。那夜左令和一 位老区来的干部值勤,曾发现有人窥探,倏然又不见了。第二天凌晨四时,全中队紧急出发,一口气跑出廿里
  ,这时听见铁山渡方向枪声大作,原来是“政治土匪”包围了我们宿营的厂房,但等待他们的已是我军正规战斗部队,没多久就毙敌近百名,其余狼狈逃遁了。
  十二月中旬,我们翻越了四川武隆县境内的白马山。白马山上山九十里,下山九十里,海拔两千米。来到山下远远望去,但见一条公路像银色带子贴在峻峭山崖上,盘旋上升,隐进了白茫茫的云层里。山上已是冰封雪裹,就像是一座雪山。我们拄着树丫,迎着寒风,咬紧牙关,一步一滑地向上攀登。但见路边光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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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秃的树枝上挂满长长有冰条,迎风叮当作响。沿途还见国民党宋希濂部士兵的尸体,衣服已被剥光,僵卧在公路旁 。也遇见全身只有一片烂布遮羞的少妇,带着一丝不挂的孩子,哆嗦发抖,蹲在路边乞讨。这种惨状震惊了我们,纷纷把能给的衣物都给她了。到山顶,天快黑了,就地宿营。这里气温零下一、二十度,风雪袭人,天寒地冻。我们小队(清心男女同学
  组成 ) 在一间只剩屋顶和几根柱子,几乎没有墙壁的空屋里,燃烧了一截粗大的树身,躺卧减烤火。前胸烤烫了就翻过来烤冰冷的后背,后背烤烫了又烤前胸,边烤火,边说笑,边打盹,渡过了一个毕生难忘的夜晚。第二天下山
  ,路滑更难走,稍不留神就打滑摔倒,一摔倒就引起一阵友好的哄笑。就这样,摔倒了,爬起来,又摔倒,又爬起来,边摔边走。一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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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旁,手稿原写作“傍”。
  
  
  下,“乌拉”、“乌拉”的欢呼声此伏彼起,白马山终于被我们抛在了身后。
  早在翻越白马山前的十二月一日,我们就得到了重庆已在十一月卅日解放的喜讯。 翻过白马山后,我们以每天平均九十里的速度急行军,于十二月廿八日到达重庆南岸。廿九日,我们以特别宏亮的歌声和整齐的步伐,满怀壮志豪情胜利进入刚解放的重庆市区,结束了历时三个月、行程八千里的西南大进军。
  
  附件二:
  《新生艺月》的世纪之忆[2001/1/21]
  
  新生联谊会职员表
  顾问: 王心康先生、徐宗一先生、朱树本先生、王笃信先生、王放勋先生
  职员: 会长陆海清副会长陈芝芳 秘书叶世本总务主任陈元元
   学术主任季为之会计主任杨广午交谊主任潘鸿芳
   干事荣康泰姚正衍朱永嘉
   (据《新生艺月?创刊号》第6页)
  新生联谊会基本会员表
  荣康泰姚正衍陈惠黎潘鸿芳叶世本陆海清陈元元陈芝芳
  宓冠卿王宗璞刘尧祖王振华朱永嘉金福康袁承安季为之
  朱佛钵沈永良赵承年金慰慰徐天一朱永祥杨广午姚蕊青赵承(成)烈
  (《创刊号》第20页)
  从《新生》革新号34页至36页上的《大选报告》,可以看出后来新生联谊会曾经过改选。报告全登了各委员会得票的情况:
  主席委员会委员:陆海清(26票)陈芝芳(25票) 陈元元(17票)
  朱永嘉(15票)姚正衍(11票)(当选)
  执行委员会委员总务组:荣康泰(7票)(当选)
  学术组:季为之(8票)(当选)
  编辑室:陈元元(14票)(当选)
  图书室:朱永嘉(13票)(当选)
  体育组:胡泽思(9票)(当选)
  于是,产生了新的职员表:
  主席委员会委员:陆海清(交谊)陈芝芳(会计)朱永嘉(建议) 陈元元(秘书)
  姚正衍(扩展)[上中代表:赵成烈南模代表:姚蕊青]
  书记:叶世本
  执行委员会委员委员兼编辑室编辑:陈元元
  副编辑:陈惠黎朱永祥特约编辑:姚蕊青
  干事:叶世本 欧昌梁 徐天一 朱佛钵
  执行委员会委员委员兼学术组组长:季为之
  执行委员会委员委员兼总务组组长:荣康泰
  剧务主任:朱永嘉事务主任:荣康泰
  干事:陆海清金福康姚正衍武忠
  潘鸿芳陈明豪欧昌梁顾鸿达
  执行委员会委员委员兼图书室主任:朱永嘉:荣康泰
  副主任:刘尧祖
  干事:王宗璞姚蕊青
  执行委员会委员委员兼体育组组长:胡泽思
  篮球队长:袁承安
  足球队长:姚福保
  乒乓球队长:徐天一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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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选评论
访客文选评论(评论于2023/2/12 11:36:08
访客文选评论(评论于2017/8/6 23:30:17
访客文选评论(评论于2017/7/16 2:25:38
ch001558文选评论(评论于2017/5/15 12:10:50
ch001558文选评论(评论于2017/5/15 12:0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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