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这是我明史讲稿第六讲司法制度中的第十小节，专讲胡惟庸一案，此案是明初洪武年间四大案之一，它起于洪武十三年（公元一三八一年），是四大案中最早的一个案子，以后才空印案与郭恒案，而胡案的扩大化那是洪武十八年（公元一三八六年）的事。这个案子影响之大，因它与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度联系在一起，以及后来株连了大批功臣宿将及其子弟，这个案子后期被牵连的人物包括韩国公李善长、延安候唐胜宗、吉安侯陆仲亨、平凉侯费聚、南雄候赵庸、荥阳侯郑遇春、宜春侯黄彬、河南侯陆聚、宣德候金朝兴、靖宁侯叶昇、申国公邓镇、济宁侯顾敬、临江侯陈镛、营阳侯杨通等。这些都是功臣宿将，这些人如何会被牵连到胡案中的详情，已不甚清晰了，可能与其子女互相抱团弄权，有求于胡惟庸有关，李善长的兄弟、宋濂的孙子都是如此卷入胡案的，这样办案可能还与集团内部成员之间的各种矛盾相关，借此以陷害对方，这在《大诰》中讲到与胡案有关的几件案子可以看到。当然也与办案人员借此立功，搞逼供信有关，这是一件历史悲剧，我讲这个案子是为了引以为训。 　　 　　 　　 　　胡惟庸，定远人，早年在和州投奔朱元璋，除宁国主簿，进知县，因李善长的推荐，擢为太常少卿。洪武三年（公元一三七一年）拜中书省参知政事，成为李善长的助手。次年李善长以疾致仕，由胡惟庸与汪广洋共主中书省事。洪武六年汪广洋左迁广东行省参政，胡惟庸独专中书省事，久之进左丞相。胡惟庸属淮西集团，与李善长相结甚深，与以刘基等出身于浙东的士子集团矛盾很深。当初，朱元璋曾问过刘基，胡惟庸可否置相位，刘基说：“譬之驾，惧其偾辕也。”意谓胡惟庸若为相，可能不受约束。为此胡惟庸中伤刘基，称“淡洋地有王气，基图为墓”，为此夺其禄。刘基留京，不敢回乡。忧愤而病。洪武八年（公元一三七六年），朱元璋遣使送刘基回乡，史称：“基在京病时，惟庸以医来，饮其药，有物积腹中如拳石。”（《明史?刘基传》）因此有人称胡惟庸毒死刘基，朱元璋为此还查过这件事。朱元璋与胡惟庸最终闹翻是两件事。一件是洪武十二年（公元一三八〇年）九月，占城使来贡，惟庸不以闻，引起朱元璋不满，胡惟庸与礼部之间又互相推诿，“帝益怒，尽囚诸臣，穷诘主者。未及，汪广洋赐死，广洋妾陈氏从死。帝询之，乃入官陈知县女也。大怒曰：‘没官妇女，止给功臣家，文臣何以得给？’乃敕法司取勘。于是惟庸及六部堂属咸当坐罪。”在这个当口，“会惟庸子驰马于市，遂死车下，惟庸杀挽车者，帝命偿其死。惟庸请以金帛给其家，不许。”（《明史?胡惟庸传》）连续发生的这三件事，胡惟庸都无法摆脱干系。胡惟庸害怕了，于是与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一起商量应对之策，这又是犯忌的事。事后，涂节害怕了，于是在次年告发胡惟庸，中书吏商暠亦告胡惟庸阴事，朱元璋下决心除胡惟庸及其党羽了，于是杀胡惟庸、陈宁及涂节三人。胡惟庸案的深层次原因是王权与相权的矛盾，胡惟庸居相位六、七年，大权独揽，这事本身就是犯忌的，加上在洪武十二年九月以后接连发生的几件事，特别是为儿子死车下而杀挽车者这件事，朱元璋要胡惟庸偿命，这使胡没有退路了，才与陈宁、涂节等心腹商量应对之策，更激怒了朱元璋，使朱元璋下决心除胡，并废除丞相制度。而且在《皇明祖训》中明确规定： 　　“我朝罢丞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以后子孙做皇帝时，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有敢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使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 　　希望在根本制度上铲除皇权与相权的矛盾，利用各衙门彼此互相制衡的关系，保证权力高度集中在君主手中。皇权与相权，是天生的一对矛盾，皇权代表着决策的职能，相权则代表执行的职能， 决策付诸实施的过程，必然要使决策与实践状况有所折中调和，所以从权力结构上讲，二者之间很难保持完全一致，产生矛盾的原因，有的是决策上不完善，或有失误，执行时不得不有所修正，有的时候，则是执行过程，有人为的干扰因素而使决策走了样，朱元璋要废除相权，取消行政过程总其成者，大权一人独揽，这是办不到的，内阁制度的产生，便是变相的相权复位，在高度集权的情况下，决策与行政之间的摩擦是很难避免的，关键是能否换位思考，互相体谅。 　　胡惟庸案所以株连多达三万余人，那是洪武十八年（公元一三八六年）以后的事，在洪武十九年冬十月《大诰》三编的目录中，才提出胡党的问题。如第七条《李茂实胡党案》，认定李茂实是胡党的事实根据是李茂实在“洪武九年见胡惟庸，于惟庸家饮酒，西厅宿歇，明日胡惟庸令李茂实领大银一百三十个，用车推赴船所，装运到本家，遂作大商，支盐二十万引。”看来李茂实是一个大商人，投靠胡惟庸，做盐商。第八条《陆仲和是胡党》，由于全文太长，故简单摘要案子的经过。陆仲和是苏州吴县的粮长，洪武十八年（公元一三八六年）苏州地区有水灾，让无籍之民首报，而粮长不进行勘查，于是以一报十，以熟作荒。中央政府派进士、监生下乡踏查，结果粮长与狡猾之民贿赂进士监生，朦胧作灾来报，以求赈灾免税。政府所以不敢赈灾，因为报十分，灾只一分。故灾民反无赈济，无可申诉。另案是苏州府吏杨复有罪，搜查其家罪证时，搜出其隐没沈庆童原告陆仲和是胡党的三次状纸，由于杨复隐匿不报，进一步发现陆仲和以一千贯买沈庆童勿语，又收买劝和的中间人陆贯一千六百贯，又查粮长陆仲和所纳税粮本应上仓一万石，实际只上仓七百石，侵吞了九千三百石。从案件情况看，起因于粮长报赈不实，通过谎报灾情以求赈济和免税。民间告讦动辄以胡党相威胁，借以勒索，通过贿赂私了，又犯上了行贿的罪行。再加上纳粮不足，陆仲和这个粮长被砍了脑袋。至于陆仲和与胡惟庸什么关系，一句也未交代，可见此案作胡党定，那是错案。第九条《指挥林贤胡党》案，林贤是明州卫指挥，明州即今宁波，其事因日本派使者归廷来入贡，由林贤护送至京师，朱元璋厚赏归廷，仍由林贤护送出境，林贤在京时与胡惟庸相识。这些都是洪武十三年以前的事情。案发是在洪武十九年，案情的内容是林贤受胡指使在海上劫归廷贡船，把朝廷赏赐分用，然后又将林贤贬就日本三年，再从日本带倭兵来犯。那时林贤已年近六旬，怎么会放着明州指挥的事不干，去干那些违法的事呢？这个案子看来是无中生有地编造出来的。这就构成了胡惟庸私通日本的罪状。从三件案子的情况看，都是下面具体的矛盾，然后声称胡党，以夸大案情，而朱元璋居然也信了。胡案也就是在这样株连蔓引地一步一步扩大起来达到三万余人，所谓胡党都是洪武二十年以后的事。《明史?胡惟庸传》称：“会善长家奴卢仲谦首善长与惟庸往来状，而陆仲亨家奴封帖木亦首仲亨及唐胜宗、费聚、赵庸三侯与惟庸共谋不轨。”陆仲亨与费聚的事，一方面这二个人确实亦有许多不法之事，如陆仲亨在陕西擅乘传，费聚在苏州日嗜酒色，他们两个人曾一起去胡惟庸家饮酒，于是便成了密谋在外收编军马。还曾与陈宁在中书省坐阅天下军马籍。陆仲亨是朱元璋同乡人，一起起兵的小兄弟，朱元璋看了案卷，居然说：“朕每怪其居贵位，有忧色。”这真叫人无所适从了。值得注意的是首告这些胡党案子的都是他们的奴仆，告陆仲亨的是其家奴封帖木，这是被俘的蒙古人。由此可见这些在战争中被俘获的蒙古人，在功臣家降为奴仆，主仆之间的矛盾甚深，才有奴仆借题发挥这等事。又以李善长弟李善义与惟庸往来，由其说善长谋反，于是有林贤下海招倭之事。这个胡惟庸党案就是如此编织起来，越到后来越若有其事，也越加荒唐。这样编织起来的案件，朱元璋居然相信了，于是“帝发怒，肃清逆党，词所连及坐诛者三万余人。乃为《昭示奸党录》，布告天下。株连蔓引，迄数年未靖云。”（《明史?胡惟庸传》）如果仔细观看坐胡党的案卷，最多是当年与胡惟庸有过往来，当年胡惟庸身为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谁不想巴结上他呀！能到他府中当时是极为荣耀之事，怎么能胡惟庸坏事了，所有与其往来的人都成奸党了？一旦大家都去罗织奸党的话，那打击面自然扩大了。它势必把人际关系变得非常冷酷，因为什么都往最坏处设防。人与人之间，还能正常往来吗？洪武十八年，胡惟庸案牵涉到李善长，原因是李善长兄弟李存义及其子李佑是胡惟庸的从女婿，有人告他们是胡党，诏免死，安置崇明，善长不谢，朱元璋不高兴了，李善长的私亲丁斌，有罪应迁边，善长数免其罪，丁斌曾给事与胡惟庸家，加上胡是李善长所推荐，这样朱元璋下决心抓李善长父子，审讯中词连李善长，酷吏逼供信，什么口供都可以拿到，于是御史交章劾李善长。当李善长也被牵连到胡案后，当时有虞部郎中王国用便上书为李善长抱不平。其云： 　　“善长与陛下同心，出万死以取天下，勋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亲戚拜官，人臣之分极矣。藉令欲自图不轨，尚未可知，而今谓其欲佐胡惟庸者，则大谬不然。人情爱其子，必甚于兄弟之子，安享万全之富贵者，必不侥幸万一之富贵。善长与惟庸，犹子之亲耳，于陛下则亲子女也。使善长佐惟庸成，不过勋臣第一而已矣，太师国公封王而已矣，尚主纳妃而已矣，宁复有加于今日？且善长岂不知天下之不可幸取？” 　　这份奏疏从常理说应该可以懂得那样株连蔓引地办大案不行。奏疏最后讲：“今善长已死，言之无益，所愿陛下作戒将来耳。” 　　朱元璋看了这份奏疏，也没有处分他。朱元璋应该懂得他对由功臣宿将们出身的新兴贵族地主富豪的处置，是有过分的地方。案件还牵涉到宋濂的长孙，亦坐胡惟庸党。至于宋濂长孙因何坐胡党，史书语焉不详，惟史称：“帝欲置濂死，皇后太子力救，乃安置茂州。”“其明年，卒于夔，年七十二。”（《明史?宋濂传》）胡惟庸案作为个案，还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因为他为了儿子死于车下而杀挽车者，是该以命偿命。但作为一个党案，群体性的案件，那样株连蔓引达三万余人，就站不住了，即使那些人有罪，也该另案处理。也许朱元璋到了晚年也有些喜怒无常，我们从历史上看，那种群体性的大案要案，没有一个能站得住的。说到底这些大案要案是一方压倒另一方的问题，如果细查案情案由，那么绝大部分是冤案，是做出来的案子，只是案卷做得高明不高明而已。即使做得高明，也难免有漏洞，经不起人们细细推敲。说什么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那都是骗人的鬼话，因为皇上早已为案子定了调，所以它做案子的过程是建立在有罪推定的基础上，不可能不出错。这些错案一般隔了一代，都能纠正，如宋濂的事，明知是错案，所以“建文帝即位，追念濂兴宗旧学，召璲子怿官翰林。”（《明史?宋濂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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