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 　　 下列七、八、九三目，叙述了《禁止官员下乡》和《民拿害民该吏》的问题，说明朱元璋颁布《大诰》的宗旨，是君民结合以治官，整个《大诰》二百三十六个条目，主题是打击贪官污吏的有一百五十五条，占总数的百分之六十六；让民众绑缚害民官吏是它惩治贪官污吏的一项重要手段，也有一些治民的条目，包括惩治富户及粮长违法乱纪者亦有五十二条占总数的百分之十四；打击官民合谋犯罪的，也有二十六条。所以从总体上讲《大诰》是治官的，为了普及《大诰》的社会影响，他要求各官家都有一本，有《大诰》的，犯案处理时，可以减一等，没有《大诰》的加一等，而且颁《大诰》于国子生及各儒学，让学校作为课本，科举考试时，要从中出题，他在洪武二十年（一三八九年）曾“皆颁学宫以课士，”“今天下府州县民每里置塾，塾置师，聚生徒，教诵《御制大诰》”，为了普及《大诰》朱元璋几乎用尽了一切手段，朱元璋颁布的《大诰》，在洪武最后十年，应该说是发挥了威力的，故朱在《大诰》三篇的御制序中，对《大诰》颁布后实施的效果抱积极的态度，认为是有效的，但也看到斗争是长期的，然而中国历史上有一个老规矩，那就是人在事在，人亡政息，朱元璋去世以后，《大诰》就自然地逐渐销声匿迹了，这大概也是事物难以改变的必然性在发生作用吧！ 　　 　　（七）禁止官员下乡 　　 　　在禁止官员下乡的问题上，亦多少反映朱元璋的布衣情结。其所以要禁止官员下乡，是为了防止各级官员下乡扰民。官民之间的事务必须通过信牌传唤，如果官员继续下乡扰民，则鼓励民众拿下相关的官员，押赴京城。而百姓不听信牌传唤，则被称作顽民，亦要受到惩处。这件事前前后后共有四条诏令，《大诰》续编第十五条，《遣牌唤民》，讲了官府如何传唤民众。其云： 　　“十二布政司府州县，凡有临民公务，遣牌下乡，指乡村坐地名下姓氏，遣牌呼唤，民至抚绥发落，有司不如命者，民赴京诉。若牌至民所，三呼而民不至，方遣皂隶诣所在勾拿。民至，必询不至之由，所以询者为何？恐民单夫只妻，为生理而远出，或近处急事有妨。果如是非民得罪也！若加以罪，实有司故虐吾民，设若有辞，有司之罪，臣微不赦，戒之哉！” 　　这一段诰文规定了官府传唤民众的制度，需三呼不至，才能抓捕，如有各种原因，仍然不能采取强制性措施。既要保证必要的传唤，也要保障民众的权利和客观困难。这是考虑了两方面的具体情况，实际上是对官府随意拘押民众的一种约束。对于官府任意下乡扰动乡民，朱元璋另有《大诰》续编第十七条，题目为《官吏下乡》讲的是对下乡官吏扰民的处置。其云： 　　十二布政司并府州县，往常官吏，不时亲自下乡扰吾良民，非止一端，数禁不许，每每故违不止。洪武十七年（公元一三八四年），将福建布政司右布政陈泰捉拿赴京师斩首于市，敕法司行下诸司，毋得再犯，此行诸司承受禁文。非止一纸，动经五七次，诸司明有卷宗。其无籍杀身之徒，终不循教，仍旧下乡扰吾良民。且如洪武十八年、十九年，无为州同知李汝中下乡扰民，罪己不赦。湖州官吏乌程县官吏易子仁、张产祥，不将被水灾人户赴京赈济，通同豪滑当告水灾之时，以熟作荒，以荒作熟，以多作少，以少作多。以多作少者，为其善人被灾本多，当报之际，减灾报数。以少作多者，为与富豪交结，将少作多。以荒作熟亦如之，以熟作荒亦如之。致令乌程县民傍湖者缺食，朕终不能明其数，所以赈不及之，至今谦谦无可奈何！ 　　这里朱元璋是借福建右布政司陈泰的头来祭禁止官吏下乡的禁令。陈泰的位置相当于现在副省级的地位，其所处置的官员之地位不算不高，结果下面还是再犯。禁止官吏下乡扰民的另一个原因是防止官吏与地方豪绅相勾结，那样会导致下情不能上达。乌程县的灾情，所以搞不清楚，便是因为县吏与豪绅勾结，以少报多，以熟作荒，真正受灾的百姓反而得不到赈济。上级官吏下乡，基层为了接待花费颇多，古今皆然。乾隆皇帝下江南，当时有人形容他的过境，相当于来了一次蝗灾。查一下现在我们基层政权招待费用的状况，便可以知道这是一笔庞大的开支，巨大的三公支出与此息息相关。其实问题不完全在于官员下不下乡，在于下乡干什么，以及怎么下乡。 　　 　　（八）民拿下乡官吏 　　 　　朱元璋用来对付屡禁不绝的官吏下乡扰民问题的一个杀手锏，便是《大诰》续编》第十八条，放手让《民拿下乡官吏》，君民结合一起来制官。其云： 　　“十二布政司及府州县，朕尝禁止官吏皂隶，不许下乡扰民，其禁已有年矣，有等贪婪之徒，往往不畏死罪，违旨下乡，动扰于民。今后敢有如此，许民间高年有德耆民，率精壮拿赴京来。” 　　虽然朱元璋如是说，究竟有多大效果，也很难说，因为二者之间，力量对比太悬殊，老百姓怎敢又怎能拿下下乡扰民的现管他们的老爷呢？这条命令不过显示了朱元璋的布衣情结而已。当然，这条法令还是有缺陷的，因为政令推行，下情的上达还是少不了要官员下乡去颁行和调查，问题出在官员执行过程的以权谋私，至于依靠百姓捉拿下乡不法扰民的官吏，那还需要配套的相关法令才行。朱元璋早在《大诰》初编第五十九条，便有《乡民除患》的命令。其云： 　　“今后布政司府州县在役之吏、在闲之吏，城市乡村老奸巨猾顽民，专一起灭词讼，教唆陷人，通同官吏害及州里之间者，许城市乡村贤良方正豪杰之士有能为民除患者，会议城市乡村，将老奸巨猾及在役之吏、在闲之吏，绑缚赴京，罪除民患，以安良民。敢有邀截阻挡者，枭令，拿赴京时，关津渡口，毋得阻挡。” 　　 这就不只是如今之农民赴京找信访办告状的问题，而是把害民之官吏“绑缚赴京”了，如若有人阻挡的话，那是砍脑袋的问题，“枭令”是把砍下的脑袋，放在木笼子里，挂在城门口示众。现在我们拦截上访者的情况太多太多了，弄不好上访者还要被送到精神病医院，作为精神病患者看管起来，这种事如果发生在洪武年间，那些拦截上访者也许首级难保，朱元璋为什么要如此呢？那是为了保障下情上达，为了保证他及时了解“良民”的苦难，为了动员民众一起来抑制贪渎腐败坑害百姓的风气。朱元璋在《大诰》三编第三十四条《民拿害民该吏》中进一步重申这条命令，其云： 　　“朕设府州县官，从古至今，本为牧民，囊者所任之官，皆是不才无籍之徒，一到任后，即与吏员皂隶不才耆宿及一切顽恶泼皮，夤缘作弊，害吾良民多矣。似此无籍之徒，其贪何厌，其恶何已，若不禁止，民何以堪。此诰一出，尔高年有德耆民，及年长豪杰者，助朕安尔良民。若靠有司辩民曲直，十九年来，未见其人。今后所在有司官吏，若将刑名，以是为非，以非为是，被冤枉者，告及四邻，旁入公门，将刑房该吏拿赴京来，若私下和买诸物，不还价钱，将吏房该吏拿来。若赋役不均，差贫卖富，将户房该吏拿来。若举保人材，扰害于民，将吏房该吏拿来。若勾捕逃军力士，卖放正身，拿解同姓名者，邻里众证明白，助被害之家，将兵房该吏拿来，告造作科敛，若起解轮班人匠卖放，将工房该吏拿来。若民从朕命，着实为之，不一年之间，贪官污吏，尽化为贤矣。其正官首领官及一切人等，敢有阻挡者，其家族诛。” 　　这是一条很有趣味的诰令，放手让民众从各个侧面来监督官府的各项行政措施，比前面放手让民众拿下乡扰民官吏要广泛得多，它包括吏、民、刑、户、工、兵各科的各项事务，如若近日曾经手处置余祥林、赵作海冤错案的干警，放到洪武年间，他们都属刑部之下的官吏，让朱元璋直接处置的话，他们将会得到什么结果啊！当然现在情况与那时不同，但从严治官的精神应该是可以继承的。朱元璋不仅允许民众监督官府，允许民众捉拿贪官污吏押解赴京处理，不管什么人阻挡的话，“其家族诛”，这可是最严厉的处置。在阻挡耆民赴京首告本县官吏，被处置的案例，亦有具体记载，若《大诰》续编第六十七条，《阻挡耆民赴京》条讲到： 　　“洪武十九年（公元一三八六年）三月二十九日，嘉定县民郭立二等二名，手执《大诰》赴京首告本县首领弓兵杨凤春等害民，经过淳化镇，其巡检何添观刁蹬留难，致使弓兵马德旺索要钞贯，声言差人送赴京来，如此沮坏。除将各人押赴本处，弓兵马德旺依前《大诰》刑诛，枭令示众，巡检何添观刖足枷令。今后敢有如此者罪亦如之。” 　　如朱元璋这样用严厉的刑罚自下而上的发动民众来处置贪官污吏的运动，也是历朝历代前所未有的举措。至于此后不知有何能与朱元璋相比者，也不是没有，他能放手发动群众揭露省市以下各级地方官吏的阴暗面，放手让民众来制官，把官员的威风打一个落花流水，当然也带来很多负面消极的影响，在这里一下子也难以说清楚道明白！ 　　 　　（九）朱元璋对颁《大诰》初编、续编效果的评估及其后续的影响 　　 　　对于这些诰令下达的效果，从当时看朱元璋本人还是满意的。当然，阻力重重这一点他也是清楚的，这在其《大诰》三编的御制序文中把当时斗争双方的形势说得非常清晰明白。其云： 　　“洪武十八年（公元一三八五年）冬十一月，首出《大诰》前篇，以示臣民。其诰一出，良民君子欣然遵奉，恶人以为不然，仍蹈前非者叠叠，不旋踵而发觉。发觉速者为何？为良民君子知前诰之精微，一心钦遵，有所怙恃，乃与奸恶辨所以，强凌人者，众暴人者，以计量赚人者，设诸不正邪谋之徒，专以此为良善之害者，一施即为良善之所擒，所以良善之志伸矣，含冤者渐少。” 　　这是讲前二诰在全国范围发布以后，起了激发“良民君子”敢于起来与贪官污吏作斗争的勇气，善恶双方的争辩还是非常激烈的，由于有政策的支持，“良民君子”才敢于起来同奸恶争辩。下面朱元璋继续说： 　　“然无籍奸顽尚不知善良秉《大诰》以除奸顽。设心无知，轻生而死，犹若寻常，上累朝廷用刑之惨，下灭身家，若此者犹非一二人。朕虑不忍以续篇再出，警省愚顽，使毋仍蹈。诰出良民一见，钦敬之心，如流之趋下。巨恶之徒尚以为不然，中恶之徒将欲迁善而不能。云何？以其恶已及人，盈于胸怀，着于耳目矣，终被善良所擒。朕观若是斯二诰于民间良民君子，坦然无忧，伸于诸恶之上，其奸顽之徒，屈于善良之下，虽不死者，终是囚徒。” 　　这是朱元璋描述其《大诰》初编与续编颁布这二年期间，他心目中的“良民君子”与“贪官污吏”这善恶二种势力，在其诰令的指挥下，反复决斗的过程，以善良战胜邪恶告终。当然，这个斗争未有尽期，斗争还在继续，因为总有一些至死不愿改悔的凶顽之徒，那就按诰令治他们的罪吧。他接着说明自己所以颁布《大诰》三编的理由，其云： 　　“以前二诰，良民君子钦遵有益，人各获安。迩来凶顽之人，不善之心，犹未向化，朕复出诰以三示之，奸顽敢有不钦遵者，凡有所犯，比诰所禁者，治之。呜呼！良民君子之心，言不在多，其心善矣。凶顽之徒，虽数千万言，终不警省，是其自取也。此诰三颁，良民君子家传人诵，以为福寿之宝，不亦美乎！” 　　朱元璋把这《大诰》初编、续编、三编作为良民君子与奸顽之徒斗争的武器，思考着如何把斗争持续下去。据《明史?刑法志》，在“洪武三十年（一三九一年）作《大明律》、《诰》成。御午门，谕群臣曰：‘朕访古为治，明礼以导民，定律以绳顽，刊著为令。行之即久，犯者猶众。故作《大诰》以示民，便知趋吉避凶之道。古人谓刑为祥刑，岂非欲民并生于天地间哉！然法在有司，民不周知，故命刑官取《大诰》条目，撮其要略，附载于律。”也就是把《大诰》中的案例，附载于《大明律》相关的条文，目的是“令天下知所遵守”。朱元璋知道良民君子与凶顽之徒之间的斗争还要持续下去，故把《大诰》的相关内容附载于律，目的是为了“世世守行之”。当然这只是他的主观愿望罢了，到了明成祖，朱元璋搞的那些严刑峻法被继承下来了，从“壬午之难”可以看到（事见《明史纪事本末》相关条目）它的锋芒所指则已完全改变。到了明仁宗洪熙元年正月，丙戌诏曰：“朝廷建置文武官，所以统治人民。其间有官非其人，不得君民之心者，军民动辄绑缚凌辱，有伤大体。今后凡有害军害民官吏，许被害之人，赴合于上司陈告，上司不准理者，许诉于朝。不许擅自绑缚，违者治罪。”（《明太宗实录》卷三九）那就是正式取消了《大诰》中《民拿害民该吏》这一条规定了。同时这也反证了在洪武时民众确实可以绑缚害民之官，这件事，在朱元璋之后的明王朝毕竟难以为继。朝廷和官儿自身的本性毕竟难以发生根本的改变。整个《大诰》的逐渐消失是在宣德正统以后，嘉靖六年（一五二七年）有霍韬向皇帝上疏，回顾《大诰》之法不行的历史过程，其云：“惟宣德、正统以后，逐渐废坏、循至迩年，所存无几。”（《明世宗实录》卷八三）其实一严一宽，也是文武之道。 　　当然，朱元璋的余荫还在，宣德时期明代吏治的情况，还是比较好的。我们知道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时，周总理曾经提倡大家去看昆剧《十五贯》，该剧讲的就是那时两个清官，一个叫周忱，是应天巡抚，一个叫况钟，是苏州知府，就是那时有名的清官，《明史?周忱传》称，作为江南诸府的巡抚，“忱素乐易。先是大理卿胡概为巡抚，用法严，忱一切治以简易，告讦者辄不省。或面讦忱，‘公不及胡公’忱笑曰：‘胡卿敕旨，在祛除民害，朝廷命我，但云安抚军民，委寄正不同耳。’既久任江南，与吏民相习若家人父子，每行村落，屏去驺从，与农夫饷妇相对，从容问所疾苦，为之商略处置。其驭下也，虽卑官冗吏，悉开心访纳。遇长吏更有能，如况钟及松江知府赵豫、常州知府莫愚、同知赵泰辈，则推心与咨画，务尽其长，故事无不举。”洪武四年（一三七一年）刘基曾向朱元璋提出“霜雪之后必有阳春，今国威已立，宜少济以宽大。”要宽大，也要有时间和条件。朱元璋曾对自己孙子朱允炆说过：“吾治乱世，刑不得不重，汝治平世，刑自当轻。”他把轻刑薄赋留给身后。这有他的道理，既不能以前者否定后者，也不能以后者否定前者。世事各有所宜。《明史?循吏传》的序言，其云：“明太祖惩元季吏治纵弛，民生凋敝，重绳贪吏，置之严典，”“一时守令畏法，洁已爱民，以当上指，吏治焕然丕变奂，下逮仁、宣、抚循休息，民人安乐，吏治澄清者百余年。”这话还是公道的，所谓循吏，也就指为官还能循规蹈矩，或者说是清官、好官吧，正史一般都设有《循吏传》。仁、宣，是指仁宗洪熙、宣宗宣德年间。明代循吏，大都出自这百余年间，英宗正统以后，情况开始变化，然尚托朱元璋的余荫之蔽。《循吏传》序继续说：“英、武之际，内外多故，而民心无土崩瓦解之虞者，亦由吏鲜贪残，故祸乱易弭也。”英武之际，指英宗正统及复辟后的天顺到武宗正德年间，祸乱，指英宗时的土木堡之变，及武宗正德时宁王的反叛和刘六、刘七起义，这些事变，很快都被平息。然而到了嘉隆以后，情况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从海瑞呼吁要恢复洪武年间的严刑峻法可以感觉得到；到了神宗，也就是万历末年，吏治的败坏，已江河日下，明亡的日子便不会太久远了。能不能惩治贪腐之风是一个王朝兴亡的征兆，故朱元璋惩贪固然残酷，其功不可没。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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