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 　　 这是前一个时期我给前来采访我的记者写的一篇介绍周予同先生为人和为学的文章。周先生一辈子在大学执教，在为人为学方面堪称楷模。现在要讲对青年学生进行素质教育，提高青年的伦理修养，那么做老师的如何为人师表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师德的败坏，不仅是个人 的品德修养问题，而且会败坏一代人的品德修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官本位的影响下，这个问题更显突出。在这个问题上，固然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为人可不能台上说一套，私底下做另一套。大学教授们的作用和影响更其重要，连教授都守不住道德的底线，我们还能指望谁呢？这不能靠嘴上的夸夸其谈，而是通过一个人日常为人处事，随时随地都能处处表现出来的行为举止。人们时时刻刻看着你如何对待老师，同事、同学和自己的亲人，如何对待国家和民族的尊严，而你每时每刻也在表现自己啊！治学同样是这样，能不能如周先生那样求真务实，能不能坚持科学的态度，能不能尊重真理。学术成果不是炒得出来的，是靠坐冷板凳下狠功夫磨练出来的，到处赶热闹，是赶不出真学问来的，学问要经得起社会实践和历史的检验。孔子的名声还是身后才起来的啊！周先生去世快三十年了，他的许多文章、他在文章中所表述的理念、他为人的态度至今仍值得人们敬仰。最可贵的是他为人一生，都能一以贯之，决不做墙头草，随风倒。更重要的，他是在我们国家民族艰难困苦中磨练出来的。一个人生前的一切，要经得起身后的检验，而且不是一时，而是长期历史的检验，一时的挨骂，一时的荣耀都不足凭信。 　　 　　周予同先生的为人和为学 　　朱永嘉 　　 　　记得二〇〇五年五月，我在《万象》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周予同——记忆中的复旦旧人旧事之一》，那是我从浅表的印象上讲周予同先生。最近又有人来找我采访，询问如周予同先生那样的大师，究竟为我们留下什么？我们作为后人能从他们身上吸取些什么？能不能对此作一个非常简明的概括？我想了一下，这就要求我从表象向更深层次进行思考了。我想作为知识分子，能够留给后人怀念的，无非是两个方面。一个是他的为人，另一个是他的学问。周予同先生在为人方面，我想可以用“耿直”两个字来概括。在任何压力下，他决不弯弯绕绕。在做学问上，他是研究经学史的专家。在为学的态度上，我想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那就是“求真务实”。最不容易也最令人钦佩的是周先生一生，不论付出多大的代价，都能把这种精神坚持到底。我就从这两个方面来介绍我的老师周予同先生。 　　 　　一、为人 　　在为人方面，可以举几个例子，一个是他在一九一六年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文部就读以后，是那时候社会活动的积极参与者。他组织过平民教育社、工学会等学生社团。所以在五四运动时，为了抵制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他与匡互生他们带了工学会的一帮同学开往赵家楼，托着匡互生从小窗里爬进曹汝霖的宅院，打开大门，让大家一拥而入，并点起了火烧赵家楼的大火，引起全国爱国主义热潮。不是如现在我的一些朋友动不动把民众爱国主义的热情斥责为民粹主义。在那时他便结识了毛泽东，听过李大钊的演讲，他是五四运动的左翼。第二件事是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大屠杀时，他和郑振铎、胡愈之、李石岑公开致书那时上海的国民党军政当局抗议，要求惩处开枪屠杀工人的军官，要求允许集会游行的自由。在革命最困难的年代，他在上海商务印书馆，是站在鲁迅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鲁迅日记中，还可见到他的身影。一九二八年夏，胡适之曾经写信给周予同，希望他去武汉任教职，他婉言谢绝了。如今还可以看到当年他给胡适的亲笔信，今录其信如下： 　　适之先生： 　　“手教谨奉悉，蒙先生这样的关心，真是说不出的感激。商务事对我本不十分合宜，但武汉教职确有是迟疑，这原因，如先生不嫌冒渎，不妨奉告。一，我深切地感到自己学问的碰壁，写出点文章或书籍，让愿看的人去看，我以为在现在还可以的。将故纸堆里的东西，像煞一介事在讲堂里宣讲，在我不仅感到痛苦，而且觉得是罪孽。这或者是不成理由的矛盾，但是在神经质的我，确无法解除这矛盾。二，上海有上海的丑恶，但同时有他的伟大处。他逼着你前进，至少不至于使你成为一个落伍者。——自然，他有时可以使你堕落。况且上海友朋谈笑之乐，——商务颇有一批守穷的朋友，——在别地不易得到，所以有点恋恋。……不成理由的理由，向先生烦渎，自己也觉得可笑。谢谢陈先生与先生的好意，暂时容我在上海再混一年，将来再有机会，再替先生们供奔走吧！ 　　匆匆，不能尽意，祝 　　暑安！ 　　后学周予同启 　　七月七日” 　　周先生这封信表示了他愿意在上海与一些要求进步的朋友留在上海，继续与黑暗势力作斗争，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在二十年代末，一些非党的进步知识分子，如周予同先生，便对胡适巴结国民党和蒋介石就抱着鄙视和疏远的态度，不知为什么，现在胡适又成了今天非常红火和被热捧的人物，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怎么又翻了一个跟斗，一些一辈子靠近革命的知识分子如鲁迅，反而要挨批评了，似乎靠近共产党，要求进步，在国难当头时，要求民主，敢于斗争的知识分子，反而被冷落没有人去关心他们，是非怎么能就这样被颠倒了呢？第三件事，在上海解放前夕，复旦大学发生国民党军警殴打学生的事件，周谷城起草了一份抗议的宣言，参加签名的有陈望道、洪深、曹亨闻、朱伯康等人，周予同不在场，周谷城代他签了名。事后告诉他，周予同说：“代我签名很好，正表示了我的意志！”他那种坚持正直为人，几十年来，在民族民主运动中，他始终一以贯之地敢于挺身而出，不以个人可能遇到的危难而动摇。解放前，他还是上海大教联的发起人之一，他始终是民族民主运动的斗士。 　　在重大事件上，他是耿直而直言不讳。在为文上，他也同样毫不留情地锋芒毕露。一九三二年末，《东方杂志》的编辑部发函向他征文，题目是《新年的梦想》，这个栏目便是《梦想的个人生活》。他在回信中说：“东北三千万人民固然在帝国主义的枪刺下活受罪，我们又在谁的枪刺下受罪呢？这难道也是我们的权利嘛？主编先生，请恕我拒绝你这个说梦话的请求。虽然我对于这个请求的苦衷是了解的，而我自己也是一位喜欢白日做梦的人。”以爱国主义的情怀，把笔端的锋芒直指国民党当局。 　　更可贵的是建国以后，他仍然秉持这种耿直而不畏艰难的精神。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文汇报》举行的座谈会上，仍然敢于第一个站出来，为吴晗讲几句公平话。他说：“吴晗的自我批评文章，我看了。吴晗我是熟的。他很爽直，文如其人，有错就认了。他的认错不是假的。但是文中有些奇怪，反右倾怎么会联想到海瑞上面去的？他的政治敏感性哪里去了？吴晗是好人，是”清官“，但他的政治敏感性大有问题。”在这之前的十一月间，也曾开过一次座谈会，姚文元文章发表前，拿清样征求过这些学者的意见，那一次他也曾替吴晗说过话，还批评了姚文元的文章。两次座谈会我都在场，如果说第一次他不了解文章的政治气候，那么第二次应该是知道一些了，但他仍然秉直而言。他因此而遭殃了，付出了沉痛的代价。（关于姚文元《评<海瑞罢官>》文章的是是非非，我在其他文章说了，恕我不言，只是避免远离本文的主题。）如他这样一辈子都不畏强暴，不顾个人安危地为人民、为朋友秉直而言的为人品格，是值得我们这些后辈好好学习和继承的。从如何为人来讲，应该要有铮铮铁骨，中华民族正由于有这样的骨气，五千年来才能自立于世界之林而不倒。 　　综观他的一生，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在五四时代就已结识毛泽东同志，听过李大钊同志演说，也访问过鲁迅先生，他们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实事求是地解决中国面临的各种问题，使我十分敬仰。”这些话都是他晚年文革时期种种委屈，在生命最后阶段说的，他没有为自己的委屈有一丝一毫怨言，这是最难能可贵的。 　　 　　二、为学 　　在为学的方面，我只讲他为学的态度。我们都知道他是经学史的专家，首先要弄清楚他为什么要去研究孔子和经学史。他是从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走过来的人，他深受吴虞高举打倒孔家店这个大旗的影响，在二十年代他又面对军阀当局提倡尊孔读经的社会氛围。一九二六年九月，他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僵尸出祟——异哉所谓学校读经问题》，这篇文章缘起当时江苏教育厅于八月八日训令省立各学校开设读经的课程。他把这种现象比作“僵尸出祟”。他讲经学历史是为了解剖这具僵尸的来龙去脉，他秉承的仍然是五四和新文化运动中所倡导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在一九二八年六月，他在完成注释皮锡瑞《经学历史》后的序言中说：“现在时行的口号，是‘打倒孔家店’、‘废弃经学’，但是我所不解的，是他们打倒和废弃的理由不够充分，不足以服顽旧者的心。我原是赞成‘打倒’和‘废弃’的，但我自以为是站在历史的研究上的。我觉得历史派的研究方法，是比较的客观、比较的公平。从历史入手，那孔子的思想和经学一些材料不适合于现代，不适合于现代的中国，自然而然地呈现在我们的眼前。我们不必高呼口号，而打倒和废弃的理由已了然于胸中。”《经学历史》这本书是他踏进这个领域的第一本书，在他上一封信拒绝胡适之先生邀请他去武汉以后，胡适之又给他写过一信，赞扬他注释皮锡瑞的《经学历史》，并讨论经学中今古文的问题。为此，周先生在九月五日，又写了一封信，其信云： 　　“适之先生： 　　九月二日手教奉悉，《经学历史注释》一书，当日完全为贫而作，寻蒙先生奖许，不胜惭愧。 　　先生对于今古文之意见，予同完全赞成。从前我曾受康有为犀利的文字的影响，不免有点偏向今文。近来对历史大感兴趣，研究结果，觉古文自有其取胜之道。 　　《经学历史》仍在计划中，一方面自觉学力尚不够，一方也因苦无相当的时间，现在著作也需要一点相当资产，这不免是苦事。 　　近来颇想从民俗学及比较宗教学方面做点基础功夫来研究三礼，未知先生以为有相当价值否？谨祝康健！ 　　周予同谨覆 　　九月五日” 　　从这封信可以知道周先生对经学历史的研究是从这本书开始的，以后他的文章也反映了他在这封信中所说的计划。他注释的这本《经学历史》是一九二八年出版的，到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三年又重印过。在一九六〇年到一九六一年间，他又奉命编著《中国历史文选》，参加注释工作的都是复旦历史系中国古代教研组的教师，那时他把重版的《经学历史》送我一本，还亲笔题写：“永嘉同志指正予同赠。”周先生在政治上，自五四以来是属于激进派，在思想学术文化上，也是一个激进派。他研究经学历史，研究孔子，是为恢复它历史本来的真面目，那么这些对象在现实生活中应有的地位也就释然而成了。他秉承的还是一个科学的态度和民主的精神，他不是倡导读经和尊孔的人。这是我们解读他学术思想的主线。 　　 　　三、论孔子 　　由于周先生是从历史的视角来探讨孔子，他既不是简单地打倒孔子，也不是一味尊孔子为圣人，他研究孔子所作的第一件事，便是区分真的孔子和假的孔子。他在一九三四年《开明中学生丛书》第一辑第一种的《孔子》一书中说：“真的孔子死了，假的孔子在依着中国的经济组织、政治状况与学术思想的变迁而换次出现。”所以他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尽可能恢复孔子本来真实的面目。他撇清孔子与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与孔子的关系。把六经与孔子结合在一起，是战国到汉代儒生们的杰作。他朴素地叙述了孔子的生平和日常生活，介绍了孔子的学说。他的结论认为：“孔子是一位中国古代人格完满发展的圣人；他是一位实际的教育家，他是一位不得意的政治思想家，他是一位专研道德问题的伦理学家。他对于中国文化给与以巨大的影响，而且这影响曾波及到东亚其他的国家。”周先生的叙述是客观的，评价是公允的。既没有把孔子捧到至高无上神话的地位，也没有把孔子打倒在地再踩上一脚。他那样如实地给那时的中学生通俗易懂地介绍孔子，应该说是有益于当世的，既是求真，也是务实地展示中国文化地工作。他对于孔子思想和儒家精神对当代所造成的社会影响，则是抱着批判的态度。他在一九二四年发表的《儒家之精神的社会政策》一文中，分析了《论语》与后儒的二个基本观念，一个是安贫乐道的思想。《论语》中孔子在这方面的言论相当多，如《论语?卫灵公》中，孔子说过：“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在《论语?学而》有：“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在《论语?里仁》有：“子曰：‘富与贵，是人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孟子与荀子也说过不少类似的话。周先生认为：“乐道安贫直接的固然是个人道德修养，其实间接的就是暂时维持社会秩序之一种绝妙的策略。所以他认为儒家的色彩是灰色的，他不主张革命，所以非常看重社会秩序的安宁。——儒家所主张的礼乐也是就人类的意志与感情两方面去维持社会秩序的方法。”孔子另一个重要的思想是安于天命的观念。《论语?宪问》有“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论语?尧曰》有：“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语?季氏》有：“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颜渊》有：“子夏曰：‘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周先生对于孔子的安贫乐道和安于天命的观念，是这样分析和批判的。他认为这种观念对“减轻人类内心之痛苦，使人生于不幸的境况当中，得着生存的情趣，的确有相当的功劳”。如果“知识阶级因乐道以自安于不幸，一般民众又因知命以自安于不幸，那么社会秩序当然没有摇动破裂之危了”。周先生认为儒家是反对革命的，所以孔子“提倡这种精神的社会政策，以维持当时社会的秩序实在是当然的结果；至于影响社会如此之久远，那真是他自己初意所不及的”。周先生的结论是：“乐道说有保存而加以修正的价值，而安命说非加以猛力的攻击与排斥不可。”周先生当时讲这些话是对的，他是为知识分子当时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呼吁，希望大家不要安于自己的不幸，要敢于斗争，但放到今天来看，似乎需要分析了，现在知识分子无论政治上还是经济上的地位都是最好的时候，当然小城市和农村的知识分子地位还不高，大学中助教讲师的待遇还不高，但教授们的待遇应该说比过去好多了。越是在那些大知识分子中，似乎牢骚越多，学术不端，学术腐败的现象的比例越高，向钱看的倾向更强，在为人上缺德的地方不少，对这些人还是应多讲一点安贫乐道的思想。实际上他们并不太贫，但对做人的基本道理却很不乐意。要提高学生的素质教育，作为教育工作者，要自己先能有为人师表的样子。有的人往往连国家与民族的尊严也置之度外了，恐怕是市场经济下，那些人的灵魂也被金钱腐蚀了；也许有一些人作为大学和研究所的高级知识分子，成天围着资本转，处处为那些资本家房产商说话，他们也许还应该被戴上一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有的人越给他很高的地位和待遇，他的尾巴翘得越高，他们唯利是图的贪欲是永远填不满的。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那个历史时期，激进的革命者，对于孔子都是抱批判的态度，所以毛泽东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会讲“十批不是好文章”，因为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大捧孔子。周予同对孔子的认识，在根本点上，与毛泽东有相通的地方。他对孔子的论述，我就说这一些。他论述的基本态度是求真和务实，亦为当时的现实服务，是为了反对二十年代那些从袁世凯起的南北军阀们提倡尊孔读经，对抗反对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社会思潮，继续捍卫科学和民主这二面大旗。这一点也正是周先生最可珍贵的地方。一九六二年七月，他在上海《学术月刊》上发表了《有关讨论孔子的几点意见》，他提出了研究孔子急需做的几件事。例如他提出“孔子传是目前一部急于需要的专著”，“一部儒教或儒家发展史也是急于需要的”。还说“希望我有生之年能看到《孔子思想在世界》或《世界文化中的孔子》一类宏伟的著作。”其实这些事现在有不少人在做，是否真如周先生所期望的那样做好了吗？那又是另一回事了。可悲的是一九六二年在曲阜举行了一次孔子讨论会，他应邀去参加了，在会上他与冯友兰先生等与会者给孔子行了鞠躬礼，这件事本身并没有错，然而在文革初，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八日，他却被北京的红卫兵小将们再一次揪到曲阜去批斗。现在我们知道这是北师大政教系即将毕业的大学生谭厚兰发起干的一件蠢事，他们在曲阜的孔庙砸碑、掘墓、焚烧孔庙的许多文物，这都是不应该的，是青年学子的无知和盲动，这个批斗会，有那么一张照片，上面有举了写上自己姓名的牌子，上有冯友兰、严北溟和周予同三个人的名字，从思想体系上讲这三个人都不一样啊。在群众运动中，年轻的红卫兵小将们由于无知而又出于激情的冲动，在斗争中简单化地不分具体情况的一锅端。这件事，事先我一无所知，即便当时知道了，也无力阻拦，直到最近，才从报端知道此事件的前因后果。所以如果真要认真研究文革的历史，那就应该宜细不宜粗，是什么人干的蠢事，就应该讲清是什么人干的，为什么会这样，它造成什么后果，只有这样，才能帮助后人吸取教训，如果还是以粗不宜细，把一切责任往少数人身上一推，甚至往毛泽东一个人身上推，这是不可能让大家真正从中获得教益的。再说，这次事件以后，冯友兰的处境后来有所改善了，周先生反而未见改善。在七十年代我有能力做到这一点，但我没有记起他，这是我引以内疚的失职啊！ 　　 　　四、论经学史 　　关于对经学史的研究，他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经学发展的过程，他主张依历史的程序，可以把经学归纳为三大派。一，西汉今文学；二，东汉古文学；三，宋学。在皮锡瑞《经学历史》的序言中，他说：“这三派的不同，简明些说，今文学以孔子为政治家，以六经为孔子政治之说，所以偏重于‘微言大义’，其特色为功利的，而其流弊为狂妄。古文学以孔子为史学家，以六经为孔子整理古代史料之书，所以偏重于‘名物训诂’，其特色为考证的，而其流弊为烦琐。宋学以孔子为哲学家，以六经为孔子载道之具，所以偏重于心性理气，其特色为玄想的，而其流弊为空疏。总之，三派固各有其缺点，也各有其优点。我们如果说，因经今文学的产生而后中国的社会哲学、政治哲学以明，以经古文学的产生而后中国的文字学、考古学以立，因宋学的产生而后中国的形而上学、伦理学以成，决不是什么武断或附会的话。”这是周先生以现代科学的分科方法来剖析六经及经学发展的历史过程，自有其独到之处。对于六经自身，他也是从历史的视角去剖析它。他说：“我们研究古史学，我们能不取材于《尚书》、《左传》、《周礼》等书吗？但一谈到这三部书，《尚书》的今古文成问题，《左传》的真伪成问题，《周礼》是否实际的政绩成问题。我们研究哲学史或思想史，我们不能不论到《易》和《春秋》，但《易》的产生时期和思想来源成问题，《春秋》的笔削命意和《公羊》、《谷梁》、《左传》的异同成问题。我们研究古代的民间文学，当然首及《诗经》，但《关雎》等篇的美刺成问题，《静女》等篇是否恋歌成问题。最后我们说到古文字学的研究，则六书的起源，壁中古文的真伪，籀、篆、隶的变迁，无一不成问题，也无一不同经学发生密切的关系。至于将来比较宗教学、民俗学等的研究，那不仅应当探究《易》、礼的原始意义或背景，就是举世斥为妖妄怪诞而同经学有关的谶纬，也是绝好的资料。”所以在周予同先生的心目中，经学历史的研究，正是现代我们人文科学发展必须迈过的坎。他阐述了经学史研究在当代人文科学发展的社会意义。他不仅这样说，而且自己也是努力这样做的，在求真、务实的基础上力图为现实服务。所以他并不反对古为今用，是为了今才去研究古代的经学历史的。他历史地考察经与史的关系，将其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史附于经，汉代经是法定的，史著附于《春秋》经中，没有独立的地位。第二个阶段自魏晋至于唐、北宋，史部开始独立，在图书分类上，出现经、史、子、集，这四部，史是仅次于经。第三阶段自南宋至清末，出现经等于史，如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提出“六经皆史，道不离弃”的观点。第四个阶段是五四运动以后，经典及其注疏变成历史研究的史料，即六经皆史料。所以史学高于经学，经学史只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从根本上讲，周先生不是经学家，是史学家，是从史学的角度去研究经学和经学历史。从史学的角度讲，他倾向于疑古派，而不是泥古派。他曾经是钱玄同的学生，与古史辨派顾颉刚他们保持着友好的关系，所以他更以释古派自期。一九五〇年我进大学以后，一年级听周先生上的《史学概论》，关于史学的这些观念，他在课堂上都曾反复阐释过。 　　 　　五、关于教育 　　关于他的教育思想，我只能简单说几句了。他读的是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国文部，他是一九一六年被学校录取的。一九二〇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他毕业论文的题目是《我的理想的教育制度》，这篇文章后来发表在《民铎》杂志第三卷第三号上，他文章中对那时的教育状况抱着抨击的态度。他在文章中说：“《新青年》记者说：‘中国富家的子弟，娇声娇气，在家里滚；贫家的子弟，蓬头垢面在街上滚。’我想在家里滚的，或则是家庭的罪，在街上滚的，决不能专归罪于家庭。他发生的原因，有私产制度很有密切关系；而现在教育制度完全建筑在私产制度上，这种现象是当然的结果。”他在这里提出的不正是最近一个时期讨论的红三代富二代与穷二代的教育问题吗？富二代身上出现的诸如“飙车”之类不顾他人生命财产安全那样种种问题，不正是富一代对其子孙娇生惯养的结果？对穷二代身上出现的问题，则必须归罪于社会没有承担它应担的责任，由于它没有好好承担起来，所以少年犯会那么多。这不能完全责怪他们的家庭。家庭的离散、留守儿童的问题，都是社会问题，不能责怪他们的父母离开家乡进城打工啊！这是城市化和农村收入太低的生活所迫啊！责任在于政府没有做好让他们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社会责任。周先生反对富有者阶层垄断教育资源，过去关于把教育资源向重点学校倾斜而发生的择校问题，当前合并村办小学，让农村小学生长途跋涉去上学，增加农民的负担，其本质还不就是促使教育资源分配上的不公平吗？是劫贫济富的一种表现，在教育的起步线上，让穷人更苦，富人占有更多的教育资源，这个问题的实质，周先生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便提出来了，而问题的尖锐程度则于今更烈。周先生主张全民普及的义务教育，和终身教育。在教育思想上，他批判科举制度下一切为了考试的学校教育制度，认为这是野蛮的扼杀人性的教育制度。这个问题，现在表现为高考一考定终身，它使整个教育过程，为考试服务；其弊端，不正是在这几年的中小学教育中暴露无遗了吗？他主张在中国普及教育和实施终身教育，使教育成为改造社会的利器。这不就是如今次教育规划的十年纲要的目标吗？周先生还不赞成杜威的生活即教育的思想，他说自己亲自听了杜威十六次有关教育问题的演讲，读了那一年杜威来华的议论，认为杜威的思想还不够彻底。他这个意思是对的，我们不能跟着美国提倡的实施生活即教育那一套，不能一切从兴趣出发，把一切教育娱乐化。对孩子应该有较严的要求，不能让兴趣这个指挥棒，使教育工作完全放任自流，问题是如何循循善诱，不是棍棒教育，决不能放弃教育的严肃性和严格要求。他认为：“人的生活一定要受教育支配，人所以为人，在于他的理性。如果个人没有受充分的教育，责备他有完满的理性，那是不可能的。所以社会没有给个人受充分教育的机会，而责备或禁止他的不道德行为，这不过反证社会组织的不完全就是了。”所以他认为杜威生活即教育的思想还不彻底，没有让社会充分担当起教育的责任。其实“社会”这两个字很重要，要做好下一代的教育，要全社会共同来努力，这里不仅有政府对教育承担的责任，有学校和家庭的责任，还有社会的责任。就以大学教育讲，不仅学校的专业设置、教学的过程都应该与社会上的企事业联系在一起，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研究机关有它的责任，青年学生成长的成果是全社会共同培养的结果。四年的大学生生活，应该有三分之一的时间与社会实践紧密结合，企事业不仅应该安排好所在地区的大学生实习，而且必须是有偿劳动，要让学生比较早地生活在社会实践中。教育如果在学校与社会隔绝中进行，那样的教育必然失败，学生踏上社会只能重新学习。另外企事业必须在学生实习时物色和培养好自己的后备力量，这既是他们的责任，也是他们今后发展的潜在力量，因为一切竞争，最根本的是人才的竞争，你没有后备队，怎能在未来的竞争中取胜呢？我们未来十年的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最缺少的也许就是这一点：不懂得如何组织和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来为我们发展教育事业贡献各种不可替代的力量。 　　周先生他跨出校门，进入商务印书馆，担任国文部编辑，并主编《教育杂志》，他的许多文章都刊载在开明书店的《中学生杂志》上，他那本叙述《孔子》的小册子，便是开明书店的《开明中学生丛书》的第一辑第一种。他写的《汉学与宋学》、《大学与礼运》都是原载于三十年代的《中学生杂志》，这本杂志影响了一代又一代青年学子。他还曾为开明书店组织和编写中学的教科书，从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五年，他便直接兼任开明书店的襄理。他从事出版工作，是为教育服务的。从他的职业生涯讲，他一辈子都是在各个大学从事教学工作，教书育人。他先后曾在安徽大学任教，兼中文系主任、文学院院长；以后在上海暨南大学任教，兼史地系主任，南洋研究馆主任，教务长。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他在复旦大学任教授，一九四九年以后历任复旦大学历史系主任和教务长。他虽然行政工作担子很重，但从未脱离第一线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他以能在课堂上与学生一起相处为乐，他是脚踏实地在课堂上培养学生的教育家。 　　 　　六、朋友与师生之间 　　在朋友与师生之间，他是一个非常好相处、事事与人为善的人。周谷城在回忆他的文章中说，他与周予同先生是同年、同姓、同学又同行，称为二周，有时又称东周西周。“予同治经学，转而兼攻中国史，我治中国史，转而兼攻世界史。中国史与世界史，可以称为东与西，笑称东西两周，并非讽刺，只证明我们俩人关系密切而已。”大革命失败后，周谷城从武汉来上海，他对周予同说：“没有饭吃。”周予同即回答说：“不要紧！不要紧！大家来想办法，先到《教育杂志》去写社论文章，并且可以预支稿费。”他随即从口袋中拿出十元给我。这是小数目，但那时对周谷城先生是很大的支持。周谷城还常笑对周予同先生说：“你著中国六经，即诗、书、易、礼、春秋等。我著世界六经，即印度的佛教经典、波斯的祆教经典、犹太教的旧约、基督教的新约、回教的可兰经，加上中国儒家的经典，恰恰也是六经。”周谷城是一个自视很高的人，他这样讲周予同，亦可见二人之间友情的深厚。五十年代初，复旦历史系教师的阵容还是比较强大的，那时中国史有谭其骧、胡厚宣、陈守实，世界史有周谷城、潘洛基、耿淡如、王造时、陈仁炳、靳文翰、毛起、朱敖等，教地理的有叶粟如老师，教民族史的有马长寿老师。这许多老师都是周先生想方设法请来的，如谭其骧先生便是他写信从浙江大学请来的，陈守实想去北京，是周予同极力挽留下来的。甚至他一度想请顾颉刚先生来复旦历史系。那时复旦历史系所以能有如此强盛的阵容，与作为系主任的周予同的努力和善于团结人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对于学生，他也是非常爱护的。高年级同学生活有困难的，他常解囊相助。过年时候师生聚餐，是他掏的腰包。学生有事找他，他随时都接待。有一次他午睡时，我去他第二宿舍的卧室找他，他立即起身相见。上课他总是最准时的，黑板上的板书总是方方正正的。讲课则总是妙趣横生，如他在课堂上解释圣贤时，就半开玩笑的说，圣人就是你们中间现在的党员，贤人便是团员，说得大家哄堂大笑。他总是笑眯眯的，一点也不摆师道尊严的架子。在我的印象中，他就是这样一个和蔼可亲，又是可敬可爱的老师。同时他还保持着非常谦逊的个性，从不张扬自己过去光荣的历史。他从未在我们面前提起过他早年便结识过毛泽东，听过李大钊的演讲。而周谷城与他不同，周谷城是四处张扬他与毛泽东的亲密关系。周予同在晚年生命快结束时，才说出这一段历史。毛给周谷城的信中，也曾提到周予同，周谷城先生在周予同去世以后，《怀念周予同》的文章中说，毛泽东给他的信中就提到周予同，“足证领导的重视。”七十年代初，我在台上，他也没有找过我一次，那时我让人主编教育学的教科书，找了华东师大的刘佛年先生，怎么没有想到找周先生来参加呢？如果提出编一本中国教育史，那倒能发挥他的长处了，也多少能改善一下他困难的处境和心情。至今想来，在文革期间，我虽然没有直接说过一句对周先生有损的话，没有贴过他一张大字报，但没有能做一点有益于他的事，总是令我感到心中内疚的。写这篇文章，也是我为了还所欠周先生的这份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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