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 　　 这是我二〇〇五年五月发表在万象杂志上纪念周予同先生的一篇文章，周先生生于1898年1月，卒于1981年，他一生几乎是与上一个世纪相始相终的。近年来孔子又热起来了，于是人们又想起来这位经学史专家，关注起他的一生和著作来。其实周先生的一生，代表了上个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所走过的道路，尽管历尽坎坷和曲折，但他对一切艰难都坦然处之，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应有的骨气和气质，这一点正是值得后人永远敬仰的。周先生去世以后，有许多朋友为了怀念他，写了许多纪念文章。当然各人的视角亦有所不同，周先生本人去世前对自己一生也有过一个回顾，我想把这些文章综合起来，也许还能提出一些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比如：怎么对待我们那个时代，怎么对待自己的祖国和民族的尊严，怎么对待历史上的文化传统，怎么做一个有尊严的知识分子，怎么对待自己所遭受的坎坷和曲折。周先生在许多方面为我们做出了表率，我想重新回顾周先生的一生，对我们生活在今天的知识分子，或许还能得到一些启迪。周先生是我的老师，一九五○年我进复旦历史系学习时，他是历史系的系主任，我听过他的课，受过其教诲；我参加工作以后，与他一起共事过，还曾与他一起参加过一些社会运动。在一九五二年的思想改造运动时，他是历史系教师学习小组的组长，我作为学生代表，参加他们的学习，所以曾经受过他的面聆耳提。他的形象，在我的脑海中始终印象深刻，这次我想先发表自己在万象杂志上的那篇旧作，然后有选择地发表一些他去世时人们纪念他的文章，供大家作比较和研究，我希望能看到大家读后的感受，希望能回绕上个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道路作一些思考。 　　 　　周予同先生 　　——记忆中的复旦旧人旧事之一 　　各个时代都有自己独特的语言、概念和伦理观念，而且每个时代的人们都会有不同的人生追求，并都是在否定过去的过程中演绎出不同的社会意义，然而其中有一些做人的道理，又是可以贯通的.。我青年时的大学生活离开现在已半个多世纪，那时的青年在理念与追求上与老一代发生着激烈的冲撞，那时生活在大陆的人们占主流地位的理念与追求，即与长期生活在海外的知识分子不同，也与今天青年学子们的追求有很大的距离，用审视的眼光，在今人面前展现那一时代的生活，或许会是奇异而有趣的。 　　 　　历史系主任 　　　　我是1950年通过建国后第一次统一高考招生进入复旦大学的，被历史系录取为新同学，一晃50多年过去了。几个当年的老同学相聚时，话题仍然离不开当年教导过我们的老师们。在许多老师中第一印象最深的还是周予同先生。他当时是历史系的系主任。我们都是经他同意或面试才进入历史系的。 　　我们入学那一年，周予同先生刚好50出头，矮矮的个子，穿上件宽大的长衫，胖乎乎的，大大的四方脸，头发向后梳得锃锃亮，露出白净而又饱满的额头，走起路来总是慢吞吞一摇一摆在踱着方步，一副和善的长者样子。见到学生总是笑嘻嘻地没有一点架子。有一次，他在课堂上曾半玩笑半发牢骚地对同学们说，现在他身上挂的牌子真不少，什么上海市人民政府的委员、市人民代表、市政协委员、民盟的副主任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委员会的委员、上海市文教委员会的副主任、上海文史馆的馆务委员，数到最后足足有14个之多。但是他感叹说这几年并没有实实在在地做成几件事，说来实在惭愧啊！看来他对党和政府为他在政治上的安排既是高兴的，又是不满足，希望能有职有权地办实事。那几年他在历史系系主任的任上，并不是没有事做，虽然有胡绳武老师担任系的秘书，但系里的大小事务他都揽在自己身上。他是有事业心的人，我入学时上二年级的学生加在一起只有二十多个，还是暨大、震旦等几个学校合并在一起，有的是五零年复学的，而我们五零届就招了四十个学生，实际报到的也有三十五个人，对学生的增加他是高兴的。他还积极为历史系招揽教师，谭其骧老师便是他积极写信从浙大请来的，那时陈守实想离开复旦北上去北师大任教，是周先生极力挽留下来的。当时历史系教师的阵容还是比较坚强的，中国史有谭其骧、胡厚宣、陈守实。世界史有周谷城、潘洛基、耿淡如、王造时、陈仁炳、靳文翰、毛起、朱敖等，此外还有教地理的叶粟如老师。整个历史系与解放前史地系的情况比较，那真是处于人丁兴旺欣欣向荣的状态。所以那年的年底，他主动掏腰包在学校后门口的来喜饭店请历史系全系师生一起聚餐，至今同学们还记得他欢乐地举杯预祝师生同心协力办好历史系的场景。他对在系里的师生都是非常爱护的。记得有一个高年级同学要求转系，他难为地同意了那个同学的请求，又愤愤地说这是我们办教育的失败。 　　打“老虎”运动 　　 那时学校内各项政治运动不断，他的表现也是非常积极的。一九五零年十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紧接着中央号召在全国开展抗美援朝运动。十二月一日中央军委和政务院号召大学生参加军事干校，全校上下积极动员，周先生也非常积极。他在全系的动员大会上，激动而声色俱厉地说，他当年也是热情澎湃地参加五四运动，摇旗呐喊地去“火烧赵家楼”，后来在革命运动中却动摇了，退却了，没有革命到底，你们可不要像我错过革命的机会，要抓住机会勇往直前。在他的鼓动下，全系同学几乎都报了名，系里批准了八个同学去参加军事干部学院的学习。当年六月三十日，中央颁布了土地改革法，下半年就在全国新解放区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次年四月，华东教育部要求大学文法学院师生参加土改，九月，复旦组织文法学院二三四年级的学生及教师共六百五十六人去皖北五河县与灵璧县参加土改，周予同是大队长，尽管他在城市生活优裕，到了皖北那么艰苦的地方，也能与师生一样，在农村吃到了苦，那里的农民曾经说他们每年外出逃荒要饭时，你们复旦大学学生食堂的剩菜剩饭还是很香的。他们到过德庄大食堂门口要饭。 　　 在一九五二年历时最长影响最深的还是“三反”和思想改造运动，高校的思想改造运动是从“三反运动”开始的。为了在复旦师生员工中进行这一场声势浩大的思想改造运动，华东文教委员会从华东革大抽掉了李正文、王零等一批干部到复旦来领导思想改造运动。一九五二年一月二十五日复旦成立了思想改造学习委员会，有委员三十五人，陈望道是主任委员，李正文是副主任委员，各个系的系主任都是学习委员，所以周予同也是委员之一。复旦是全市高校先行单位之一，学校的运动当时分二个方面进行，在职工中间运动的重点是“三反”。三月五日学校召开了坦白检举大会，同时组织各系的一部分学生参加职工的“三反”。那时职工队伍中有贪污行为的嫌犯被称作“老虎”，为此学校组织了六个打虎中队，对有贪污行为的嫌犯进行重点批判斗争，历史系的一部分学生被组成一个打“虎”中队，我被学校任命为打虎队长，斗争一个姓冯的嫌犯，王零还到我们中队观战，斗争会结束后他还给同学们鼓劲打气。实际上学生也是提心吊胆地参加运动，因为学生还有家庭与社会联系，有一位同学在学校参加打“虎”，而家里则来告知她父亲在运动中跳楼自杀了，赶回去办丧事，回校以后还当着同学的面摘下头上的孝花，表示与父亲划清界限。我中学一个同学的父亲在邮电局工作，是一个好人，在“三反”运动中也跳楼自杀了。同样我也担心自己家里出事，直到自己父亲被定为基本守法户，才放下压在心上的石头。 　　 打虎的斗争结束后，我又被转到历史系教师思想改造学习小组充当学生代表，历史系十多位教师都在一个学习小组，学生代表共三个人，除我以外还有郭煜中与史悠中两位同学，郭比我们高一班，是暨大并到复旦来的，他与教师往来比较多，对情况比较熟悉，他也好讲话，所以学习过程中他发言最多。周予同因为是系主任，所以是当然的学习组长，副组长是教师们自己选举的，最初大家选了胡厚宣老师担任副组长。小组讨论的内容由组长与副组长一起去向学委会汇报，学委会的学习精神也由周予同来传达。我们学习的地点是二百号，也就是在照南堂楼座下的一个教室内进行的。大家围坐一个圆圈，那时课桌椅的右边有一块木板，可以放笔记本记笔记。教师半天学习，半天休息。教师们第一次学习检查的内容，一个是自己的经历，一个是与“三反”有关的内容，第二次才检查自己的思想作风。 　　　　周谷城的检查 　　　　周谷城在我们小组参加学习，由于他是教务长，又是复旦知名的教授，所以由他第一个带头作自我检查，他在检查中说：“我从来不用公家的信封信纸，是为了怕公私不分的批评，不贪小便宜，不是为公家打算，而是为自己打算，并不是真正的爱护公物。”他还说自己“追求享乐，喜欢跳舞，几乎每个星期都要去新雅饭店喝茶，平时讲究衣着装饰”。说自己“对学问不忠实，看不起做学问的人，怕成为专家，不想老老实实做学者”。这时谭其骧瞪起双眼向周先生看看，因为这个话触动了他。周接着又说：“我编《中国通史》是用二十五史节略的，《世界通史》引书数十种，东抄西抄，不想解决问题，粗枝大叶。开课二十种以上，事先不备课，上课只列条目，不作说明，从不检查学生的作业，也不督促学生查参考书，参考书开了一大堆，我不做专家，是以通人自居，把求知作为一种享受，外表谦虚，实际上傲慢不可一世，我敢于批评梁启超，因为他已经死了，他又是名人，批评他的话我自己也可以成名，我批评过郭沫若、洪深都是这样的目的。” 　　　　周谷城这番自白确实也是言如真人，在检查交代过程中，也是傲视一切的态度。同学们批评他不谈自己的历史，因检查历史是必须的内容，实际上他认为那个场合他不屑谈，认为自己的历史光荣的很，反而在给学生上课时，却大讲其光荣史。记得在课堂上不只一次地听他说他在一九二一年北师大外文系毕业后，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院教英文，后来担任教务主任，毛泽东是小学部的主事，毛与他常有来往。书架上有介绍《资本论》的书，是他借给毛看的，还指着书架上一本英文版的《资本论》告诉毛。还说毛曾介绍他参加湖南农民运动讲习所，担任讲师，大革命高潮时，受毛之托，在武汉全国农民协会从事宣传工作，解放后他还与毛泽东通信，复旦大学校徽的字迹还是从毛给他的亲笔信中翻拍下来的。学习会后，同学们批评周谷城的检查，说他哪像自我批评的检查。还说他那《中国通史》还不是从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上抄来的，邓是谭的老师。郭煜中也在背地里挖苦周谷城，说他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六日国民党在复旦大抓捕，抓了八十多人，周谷城也被抓，紧张得发抖，拖着校长章益陪他一起去，是章益当天把他保释的。尽管大家对周谷城先生的检查意见不少，周予同还是帮他在小组内很快就通过了。 　　一团和气 　　 比较起来周予同的检查要实在一些，他在小组师生面前交代了自己的全部经历，他说自己是一九二零年在北京高等师范毕业的，在附中当了半年教员，一九二一年在厦门大学半年，那年夏天随何炳松一起进了商务印书馆，一直工作到一九三二年的一?二八事件。先在国文部当编辑，还编过《教育杂志》，以后当了主编，同时在立达学院、国民大学教书。一?二八事件以后回温州，在温州中学教书。一九三二年到安徽大学当中文系主任，当时郑振铎是文学院的的院长，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学校内迁，自己留在上海，一九四四年时进开明书店，任襄理，一九四六年进复旦。另外他在贪污浪费方面也做了检查。他说：“解放前大儿子在图书馆借书，解放后有二本未还，也没有赔。解放后住在徐汇村，有伪海军留下的木材，我做了四条椅子一张桌子，花了五元钱没有登记，有一张小铁床，是解放前向郑权中借来的，是学校的公物，解放后没有登记；将统考的试纸私用，开明书店给他的工资未缴工会会费；介绍朋友就业后，收过别人的礼物；使用过开明书店的信纸信封、电话，还曾让书店的工友为自己做事，也是公私不分，参加与开明书店有业务往来的单位请客吃饭，还要开明书店给他装订杂志。”说的虽然是细琐小事，态度却非常认真。对于自己的思想作风他检查说：“自己作风正派，人事关系表现上还好，大家一团和气，原则性不强。不崇美、不拥蒋，没有进步包袱。为人不口是心非，不打击积极分子。想做事而又怕做事，真要做事又心有余而力不足。” 　　 周予同的检查符合他的为人，没有虚饰，在历史上他做过好事，他没有张扬，在商务印书馆时，他与陈云同事，一九二七年四?一二政变时，他与知识界名流郑振铎、胡愈之等以闸北区居民的名义为宝山路惨案发表公函，对国民党的血腥屠杀表示抗议。抗战时他与邹韬奋一起签名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会运动宣言》，解放前他曾参加发起成立上海大学民主教授联谊会，对这些事他一句也没有声张。他说自己为人绝不口是心非，不仅说到而且做到，日后他还为此付出了沉痛的代价。在小组讨论中，大家说他老实而圆通，历史系思想改造学习运动，虽然也有过一些紧张的时候，但总的来说大家还是平平稳稳地过来了，没有留下太大的后遗症。 　　课堂风采 　　 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以后，蔡尚思接任为历史系主任，周予同转为教务处的副教务长，那时苏步青为教务长，副教务长还有王中。在教务处的分工，他分管教务处的辅导科，负责全校学生的助学金工作。那时学校对学生的生活还是非常关心的，一九五零年元月毛泽东曾写信给教育部长冯叙伦，“要各校注意健康第一，学习第二，营养不足，宜酌经费。”为此一九五零年七月政务院发出指令，适当增加学校人民助学金的名额，让经济困难的学生尽早复学。刘寅生同学讲到一九四九年时，他在暨南大学因经济生活困难去杭州工作了一年，五零年夏回复旦复学的。李国梁同学也是如此。那时在校的学生都是公费生不用缴学费、杂费、宿费，助学金是减免他的伙食费，分三等，一等全免还有零用钱，二等半免，三等是免三分之一，贫寒的学生在系里申请，同学中选举产生评议组，评定等级，由年级辅导员上报系里，报教务处备案。有同学写报告给周予同，把“予”字写成“矛”字，他笑嘻嘻地对那位同学说我叫周予同，不是周矛同，予没有那么一撇。那同学脸涨红到脖子，他一点也没有责怪。对他手下工作的人员非常放手，原则确定以后，你们尽管放手去照章办事，他对属下说有问题我会帮你们挑担子的。三个教务长中间，他行政工作的能力最强，他是开明书店的襄理，有条不紊地管理着整个出版社，后来开明书店并入青年出版社，他才放弃这个兼职。 　　 在做行政工作的同时，周予同还兼着系里的教学工作，他在历史系先后讲授过历史文选、史学概论、经学历史等课程。他黑板上的板书写得非常漂亮，讲课很生动，为了提起同学听课的兴趣，经常讲一些俏皮话，把古人的生活与当今的生活做一些不太恰当的类比，往往引得同学发笑。他说古代的圣人就是今天的党员，贤人就是今天的团员，你们同学中的党团员都是圣贤之辈。他说汉代的经学大师可比今天的知识分子风光啊！年俸有二千石，出门坐大轿，家里养着歌姬为他唱歌跳舞，上千学生围着他转，所以一般的学生只能在门外听他的学生间接授课，能进门听课是很不容易的，那叫登堂入室，即所谓入门弟子，那时还没有课桌椅，学生在房间里是跪着听课，先生是盘腿坐着给学生讲课，现在我是站着给你们讲课，而你们可以坐着舒舒服服地听课。他讲到古代士大夫的社会地位，说士大夫的理想是王者之师，君王与士大夫之间，不仅是君臣主奴之间的关系，有时还处于师友之间，所谓刑不上大夫，不过是在朝堂上保持士大夫人格上的尊严，历史上只有明代最为刻薄，朝堂上可以公开进行廷杖，有几十人一起在朝堂上打屁股的记载，结果并不好，士可杀不可辱，明朝亡的时候，崇祯帝落得个众叛亲离，孤零零地吊死在煤山。言谈之间，他对知识分子的人格尊严看得非常重，可以不赞同他的意见，但不能侮辱他。先后有很多同学听过他上的经学史课程。在北师大读书时，他师从钱玄同，钱先生随从章太炎的古文经学，后来又倾向于皮锡瑞得今文经学，最终又向疑古学派靠拢，称自己为疑古玄同。所以周予同讲自己比较倾向于今文经学。他并不认为研究经学在今天还能治国平天下，更不是为了提倡尊孔读经，是为了“廓清旧思想之途径，使后来者不致多走错路，枉费精神而已”（《与顾颉刚书》）。“由了解经学而否定经学，在当时也是必要的学术思想工作”（《经今古文学重印后记》）。所以他讲经学史，不是为了把儒学翻新，而是为恢复孔子的本来面目，恢复各个时期儒学的本来面目。他走的与冯友兰的新儒学不是同一条道路，所以他在课堂上讲起孔子时，有一点油腔滑调，他说孔子是春秋时宋人的后裔，出身于一个没落贵族的家庭，他是父亲叔梁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野合不是如猫狗那样在野外交配，而是指与颜氏女苟合的私生子。下课后女同学说他老不正经，男同学说他在恢复孔子的本来面目。他还讲起过自己的老师钱玄同，为了告别老师章太炎的古文学说，发表过“谢本师”，我也爱吾师，但更爱真理，认为应该从“疑古”上升到“释古”。所以他研究经学始终抱定一个宗旨，就是要还它本来的面目。早在他的青年时代，就立志要写一部经学通史，为此他注释了清末皮锡瑞的《经学历史》。 　　“八仙过海” 　　 一九五六年是他心情比较舒畅的一年，一月十日，中共中央召开了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做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提出了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认为目前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是国家工作人员，已经在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要最充分地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作用，要给他们信任、支持，要为他们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和适当的待遇，并且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一月二十日毛泽东号召全党要与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二三月间，上海市委也召开了知识分子工作的会议，制订了一份今明二年的知识分子工作纲要，五月二十六日中宣部长陆定一做了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题的报告，这样的上半年还制定了国家科学研究十二年的长远规划，与历史系直接相关的有谭其骧的中国历史地图，周予同的中国经学史都作为课题列入了规划。那一年的夏天，还给教师重新评定工资级别，历史系评了一个一级教授周谷城，月薪四百元，八个二级教授，月薪三百六十元，周予同被列为二级教授，全校各系二级教授历史系最多，号称“八仙过海”。那一年周予同还被安排去历史研究所兼副所长，那一年我代表系里去他家拜年，正巧遇上市委宣传部部长陈其五也来给他拜年。看上去他心情非常愉快，他说今年是知识分子的春天，可以好好做事了，过去他讲自己干不成一件实事，现在感到真有实事可干了。谭其骧在北京绘图，听说周予同担任历史所长，也急着要回上海，认为还是上海能干实事。然而在当时的领导体制下，周予同这个副所长只能是个挂名的虚职，并不能全权管好历史研究所的工作。在历史系许多教师中，他是真有做事能力的一个，他写过文章，著过书，做过多年编辑，编过杂志，能做古籍的注释，而且还有组织工作行政工作的能力，为人和善，真是做实事的料。一九六一年五月他受中央教育部的委托，编一本供全国综合大学历史系用的《中国历史文选》，而且还要赶在秋季开学前出版。自己动手挑选文章，动员了古代史教研组大部分教师若徐连达、赵人龙、邓廷爵、唐玉田、黄世晔、苏乾英及当时的研究生李祖德、王春瑜都参加这项工作，朱维铮作为助手穿梭于他与各位教师之间。我看过每篇稿子的题介与注释，都是他亲笔改定，从五月中旬忙到七月中旬就交稿了，前后只花了二个月的时间，十月间便出书了。这次即检验了他做学问的功力，也显示了组织工作上的能力，许多大学都用它作为课本，到一九六四年便重印了四次，几乎每年都要重印。那时他虽然已经快六十岁的人了，在他身上还蕴藏着巨大的潜力。如果有好的助手，放手让他去做，也许还能在学问上做几件于国家于人民有益的大事来，可惜的是当时谁也没有充分地认识到这一点。 　　为吴晗说话 　　 一九六二年在曲阜召开了一次关于孔子的学术讨论会，冯友兰去了，他也去了，在会议期间他同与会的人员一起去谒拜了一次孔子，行了鞠躬礼。接着政治气候发生了变化，他便成了被人们嘲笑的对象，成了尊孔的代表，这并不是他参加这次会议的本愿。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文章发表前，《文汇报》曾召集上海史学界、文艺界的一部分著名人士参加的座谈会，参加这次座谈会的有周予同、周谷城、蒋星煜、刘大杰、李俊民、束世徵、杨宽、魏建猷、张家驹、徐德麟、陈向平、陈守实、李平心、朱金城等，会议由《文汇报》总编辑陈虞孙主持，地点在市政协俱乐部，我列席了这次会议。会上把文章的清样发给大家，请大家提意见，周先生还是心直口快，不口是心非，不看文章的来头和背景，他第一个发言，公开讲吴晗是个好人，历史上还是积极进步的，他究竟有什么问题？他公然替吴晗抱不平。这次座谈会的记录是送给市里领导看的，而且发了《文汇情况》直送中央。姚文元文章发表以后，报上讨论了一个多月，政治气候的倾向性已经非常明朗了，而且吴晗被迫进行的检讨也已公开发表了，还是这么些专家学者一起来开座谈会，而且这次座谈会议记录是要公开发表的，周先生又是第一个发言，居然还公开为吴晗辩护，继续保持他那个绝不口是心非，那种令人非常可爱的态度。他说：“吴晗的文章我看了，吴晗我是熟的，他很爽直，文如其人，有错就认了，他的认错不是假，但文中有些奇怪，反右倾怎么联想到海瑞上面去的？他的政治敏感哪里去了？吴晗是好人是清官，目前有人说清官比贪官更坏的问题，这一点还可以讨论。这样说，那么在蒋匪时代，是否做坏教授比做好教授要好吗？”他说吴晗没有政治敏感，他自己在那样的时候，也太缺乏最起码的政治敏感了。他那样做，也许他并不至于没有一点政治敏感，而是更执着于不随风倒，不口是心非的为人原则，敢于不惜冒犯龙颜地直言相告，这毕竟是一种非常可爱的精神，他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海瑞精神。到六七月间他也成了批判和声讨的对象，一九六六年的七月三日与四日，在《文汇报》的第三版有二个版面的文章都是声讨周予同先生的，标题是“坚决打倒反共老手周予同”，文章内容是摘编复旦大学师生的大字报，他本来不是文化大革命所要攻击的对象，由于他坚持不口是心非，说了自己的心里话，就无辜地成了上海第一批被打倒的八个学术权威之一。以后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浪潮中，他家也被抄了，人也挨斗了。“文革”结束以后，他很快恢复了名誉，政策也落实了，但这样一来有许多年他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 　　 纵观周予同先生的一生，他一辈子是靠拢共产党的，晚年却落得这样一个结局，不是他个人的过失，实在是历史的悲哀，也是一个知识分子理想的破灭，也许梦想总是美好的，生活只能是支离破碎的。“文革”以后，他的学生朱维铮做了一件好事，整理出版了他的著作，汇编了一本《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集刊》，保存了他过去发表的大部分学术著作，并详细地在后记中介绍了他的学术生平。一九八一年七月十五日他告别了世界，享年八十三岁。周先生是我在复旦印象较深的老师之一，他许多事情不是我当时所能看的清楚的，而是要过了许多年后不断自我反省过程中反复咀嚼才能慢慢体会到它的人生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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